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界面新闻 ，作者：赵孟 王思思
2026年8月26日，西藏吉隆口岸遭遇一场由尼泊尔境内冰岩崩引发的跨境泥石流灾害。高位岩体裹挟冰雪骤然垮塌，形成连锁灾害链，顺着河谷冲破国界，冲至中尼两国境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冰川崩塌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冰川崩塌的过程中，往往裹挟大量基岩、冰碛等固体，形成冰岩崩。此次灾害符合冰岩崩的特征。
此次灾害的源头发生在人迹罕至的高海拔区域，并非可以通过冰湖监测提前预判的冰湖溃决。冰岩崩隐蔽性强、触发条件复杂，即便依托卫星遥感等技术，也难以实现全域持续监测。灾害发生时甚至会直接损毁监测设备，让预警工作陷入被动。
作为中尼重要陆路通道，吉隆口岸本就身处地质脆弱地带。地震扰动岩体、气候变暖加剧冰川失稳，叠加千米级海拔高差，放大了灾害破坏力。而灾害天然的跨境属性，又带来新的难题：一边是高山冰川灾害频次加速上升，一边是监测能力、跨境制度建设的滞后。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暴露出整个喜马拉雅山地防灾减灾面临的多重现实考验。
灾前为何没有前兆
灾害发生时，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正在中国成都举行年会。ICIMOD气候与环境风险部门负责人张强弓告诉界面新闻，当天来自中国、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和不丹等国的冰冻圈及减灾领域专家齐聚一堂。灾害消息传来后，尼泊尔方面很快向在场的尼泊尔专家通报下游发生大规模泥石流，中国方面也同步收到消息。
张强弓随后前往同一栋楼的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的办公室。苏鹏程长期在日喀则地区开展灾害防治和预警研究，去年吉隆口岸发生冲桥事件后，其团队在日喀则部分高风险冰湖建立了在线观测系统，并布设了可以实时观察湖面情况的摄像头。此时，苏鹏程和学生正在进行研判，团队调用中国境内相关冰湖的实时监测画面，确认这些冰湖均没有出现异常，由此首先排除了冰湖溃决的可能。
随后，一段由尼泊尔一侧当地居民拍摄的短视频成为判断灾害类型的重要依据。张强弓介绍，视频显示对岸发生了大量碎屑物质崩落，其中夹杂明显的白色冰体。结合现场情况，专家判断此次事件属于冰岩崩，即岩体夹杂冰雪物质发生崩塌。冰岩崩进入河道后堵塞河流，形成堰塞体，并进一步带来下游洪水风险。
在确认灾害类型和大致位置后，现场的中国专家又迅速与尼泊尔专家对接，由尼泊尔方面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尼泊尔国家减灾和风险管理局（NDRRMA）、水文气象局等部门。
张强弓说，从灾害发生到尼泊尔官方获得相关信息，大约只用了几个小时。但他强调，这种效率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恰好有中国和尼泊尔的科研人员、政府部门专家以及长期开展当地灾害研究的技术人员同时聚集在一个会场，才形成了从灾害发生、技术研判到跨境传递的快速链条。
专家们研判的冰岩崩路径。受访者图
但现实中对冰岩崩的监测、预警和防治，却极为困难。
张强弓说，冰岩崩与常见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常见地质灾害存在明显区别。对于一些靠近居民点的地质灾害，人们至少可以通过调查识别潜在风险点，基层也有地质灾害监测人员。但冰岩崩往往发生在极其偏远的高海拔地区，人员很难抵达。“我们到了堰塞湖那个点，你看得见，但根本爬不上去。”张强弓回忆某次现场调查工作时说，当地有些风险点，从最近的村庄出发骑马就需要两天，之后还要继续徒步向上。
云南大学助理研究员王文玲长期专注跨境水资源的全球治理研究，曾到喜马拉雅山进行过调研考察。她告诉界面新闻，冰岩崩是非常难以预警的一类灾害，2018年西藏林芝色东普沟发生冰岩崩后，研究人员通过回溯大量影像资料才发现，诱发崩塌的过程可能早在此前一年就已经开始——地震使悬冰川发生松动，随后又经历降雪、融化等过程，最终在某个时刻触发崩塌。这意味着风险形成和最终失稳之间可能存在较长时间间隔，而真正触发崩塌的因素又可能非常微小。
“不要说整个喜马拉雅，就算只是针对可能对重要交通设施有影响的冰川，全部做定期监测，难度都非常高。”王文玲说。虽然如今已经拥有人工智能和大规模计算资源，但要让计算系统对如此广阔的高山区域进行高频率、持续性的扫描，仍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专家唐川长期关注喜马拉雅地区地质灾害，曾到过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考察。他告诉界面新闻，在铁路勘察过程中，科研和工程人员曾对沿线潜在的冰湖、高山湖泊等风险点进行调查评估。例如在林芝至拉萨铁路沿线，需要对可能存在的冰湖和高山湖泊进行识别和风险评估。但这类工作覆盖范围大、海拔高，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技术手段，即使投入较大，也很难做到对所有潜在风险点进行持续、实时监测。
目前，对高山冰川灾害的监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InSAR（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以及高分辨率卫星影像等技术，通过长期监测寻找地表形变等异常信号。但唐川表示，喜马拉雅地区范围广阔，风险点分散，大量冰湖和冰岩体位于四五千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人员无法像在低海拔区域一样进行常规调查。因此，即便中国拥有规模较大的地质调查队伍，并已经对大量沟谷开展调查识别，也很难做到对所有潜在风险进行全面覆盖。
遥感技术也并非没有局限。王文玲说，很多潜在崩塌区域坡度非常大，遥感影像本身可能存在误差。对于面积巨大、地形复杂的喜马拉雅山区而言，仅依靠现有技术很难实现对所有潜在风险点的持续、高精度监测。
千米高差的灾害链
吉隆县隶属于西藏日喀则市，地处喜马拉雅腹地，全县国土面积902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仅约1.8万人。北高南低的地质格局塑造出截然不同的地貌：北部是湖盆草原，中部为湖盆河谷，南部则是切割深邃的高山峡谷，此次受灾的吉隆口岸，就坐落于南部峡谷地带。
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路程不过二十余公里，海拔落差却达到2000米。巨大高差赋予山洪泥石流极强的运动势能，裸露的土石边坡广布，一旦遭遇扰动，就极易触发地质灾害。西藏自治区地质灾害和地质环境专家潘祖望曾实地走访这一片区域，他用一句话概括当地防灾困境：“不好防，也难治。”
疑似发生冰岩崩的位置，与河流海拔高差很大。受访者图
多位学者向界面新闻指出，2015年尼泊尔8.1级大地震扰动了整条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岩体结构；近年定日地区发生的强震，进一步加剧高山岩体的不稳定性。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冰川融化、冰湖溃决、冰岩崩发生的频率将显著增加。
韩培锋等人于2020年4月在《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上发表的论文指出，吉隆县境内登记地质灾害隐患点共计183处，灾害类型集中为滑坡、崩塌、泥石流，空间分布极不均衡，81.41%的灾害集中在吉隆镇、宗嘎镇与贡当乡。其中中小型灾害占绝对主体，中型灾害占比65.55%，小型灾害占29.5%。作为中尼重要陆路通道，国道G216贯穿吉隆，仅公路沿线统计到的地质灾害点就有79处，风险紧紧贴住这条贸易生命线。
回溯整条致灾链条，灾难的起点远在国境线另一侧。尼泊尔蓝塘里壤峰北坡发生高位冰岩崩，冰岩体从数千米海拔高位失稳，崩落物质进入沟道后高速运动，冰水混合，不断裹挟沿途土石，不断放大灾害规模，形成贯通上下游的灾害链。不受国界约束的洪流顺着吉隆藏布河谷，跨境往返冲击两国国土。
这也让冰岩崩和大众熟知的冰湖溃决形成明确区分。2025年吉隆口岸冲桥事件，诱因来自中国境内冰湖水体快速汇聚排空；而本次灾害，源头是岩体和冰块的整体垮塌。前者可以通过湖面监测提前捕捉异常，后者，却常常无声发生在人迹难至的极高山上。印度2021年查莫利冰岩崩灾害，与本次属于同一灾害类型，也曾造成惨重损失。
张强弓长期在加德满都工作，对尼泊尔方面的情形比较熟悉。他引述尼泊尔方面的消息介绍，此次灾害发生前，下游部分村庄可能已经提前数小时知道上游发生了泥石流，但信息没有能够迅速传递到其他村庄。尼泊尔水文气象局也曾发送超过60万条预警短信，但灾害发生速度太快，部分监测基础设施本身就被洪水摧毁。
据尼泊尔方面的说法，相关区域10个水文气象监测点中有6个被冲毁，距离中国最近的一个监测点甚至直接被洪水冲走，未能及时完成信息传输。
“这说明预警系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灾害可能快到足以摧毁监测设施本身。”张强弓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监测设备记录到了异常数据，如果信息还没有来得及被识别、传递并转化为具体的避险行动，监测本身也很难发挥预警作用。
冰岩崩并非近年来才出现的新型灾害。唐川指出，国内过去也发生过类似事件，只是此前一些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相对有限，没有引起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但随着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以及近年来喜马拉雅地区冰湖溃决、冰岩崩等冰川灾害频繁发生，相关研究投入也明显增加。唐川认为，国内对冰岩体灾害的系统关注和研究大约在近十年明显加强，这与喜马拉雅地区灾害事件增多以及相关科学研究的发展有关。
他指出，冰岩崩的形成是地质条件、地质环境和气候环境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相关区域地质条件脆弱，可能形成较大的滑动面，冰岩体发生崩塌后，还可能裹挟大量冰碛物和冰川物质，并进一步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堰塞体溃决后形成洪峰，最终演变成连续的灾害链。因此，对这类风险的研究需要从形成机制入手，进一步判断其发生概率，并寻找更加有效的识别和应对方式。
唐川认为，现在国内对冰湖溃决、冰岩崩这些复杂的灾害体研究，应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方面是启动和孕灾机理的研究，第二方面是开展高速运动及演进过程的动力学研究，最后就是要研究冰湖溃决及堰塞体溃决的级联放大效应及其防控技术。
地广人稀进一步放大防灾压力。潘祖望在采访中谈及基层现实困境，一个县域面积超过内地地级市，常住人口仅有一万多人，道路养护、隐患巡护成本居高不下。高原气候恶劣，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对外部专业人才吸引力不足。也因此，基层干部的能力和素质良莠不齐，人才较为短缺。仅依靠本土基层力量，很难彻底摸清高海拔区域隐患真实情况。
潘祖望强调，灾害防治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他表示，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源头“是从气候变化开始的”，其根本原因是人类向自然索取过多，导致生态破坏，因此最关键的是要提高人类的危机意识。“从人类在地球生存的角度来说，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所以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行动起来，呼吁生态保护，减少碳排放量。”
跨境协作仍有许多路要走
喜马拉雅的山地灾害，天然带着跨境属性。但治理被国境线、制度、现实能力隔开。
2000年前后，唐川考察尼泊尔边境至加德满都一带的河谷，对当地泥石流、山洪等灾害有过较为直接的观察。在他看来，尼泊尔一侧处于构造破碎带和强地震带，泥石流、山洪等灾害高密度发育，极端气候频繁发生，相关灾害风险总体较高。
唐川说，中尼两国科研机构和专家之间已经存在较多合作，但如果需要在尼泊尔境内直接布设监测设备，则需要政府间合作协议。边境敏感地区的无人机飞行同样受到限制。对于发生在境外、但可能影响中国一侧的高山灾害，他说：“灾害发生在对方境内，我们确实无能为力。”
中尼两国防灾减灾能力存在客观差距。唐川评价，中国拥有完整地质调查、防灾减灾队伍，卫星遥感、在线监测技术体系完备，基层群测群防体系延伸至乡村；尼泊尔不少高校科研人员个人专业水平出色，但短板集中在政府组织执行能力、基层预警体系、大规模系统性风险调查评估层面。设备布设密度、物资储备、应急响应能力整体偏弱。
尼泊尔内政部联合秘书、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NDRRMA）协调人普拉迪普·库马尔·柯伊拉腊（Pradip Kumar Koirala）告诉界面新闻，尼泊尔在灾害防治方面的投入和设备都欠缺，村级虽然有一些安全责任人，但他们的能力和资金非常有限，主要靠人眼去观察，没有办法配备专业的监测设备。
“我们没有像中国那样的专业救援体系和设备，现在主要是军队在做救援，但军队、警察各有各的职责。”他说。
张强弓补充，中方在去年吉隆口岸冲桥事件之后，已经完成境内危险冰湖在线观测系统搭建，而尼泊尔一侧同类监测设备的数量和覆盖密度严重不足。但即便中方技术条件相对更强，面对源头处在邻国领土的灾害，依旧束手束脚。
发生冰岩崩的位置在尼泊尔境内，但波及中国，跨境协作防治机制有待建立。受访者图
“灾害发生在对方境内，我们确实无能为力。”唐川直言。想要在尼泊尔境内布设监测设备，需要两国政府间正式合作协议；边境敏感区域连无人机飞行同样受到管制。科研层面可以开展联合交流，但科研合作无法替代官方制度安排。
目前中尼已经迈出推进合作的脚步。今年5月，中国水利部、西藏水利厅等单位代表团访问尼泊尔，与尼内政部、国家减灾委会面，着手推动跨境灾害信息共享机制建设；8月，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团队赴尼泊尔开展科研交流，输出中方冰湖监测的实践经验。但是，这些交流还处在起步阶段，缺少外交层面背书，尚未形成稳定运行、权责清晰的常态化机制。
现实治理中却仍有漫长的路要走。高层有对话通道，基层缺少互通渠道。县级政府没有外事处置权限，跨境信息传递需要层层上报审批，乡村一级完全不存在直接信息互通通道。
“跨境治理不单是技术问题，还涉及制度安排。”张强弓强调。能否在境外布设观测站点？两国监测系统如何对接？哪些数据可以在什么层级实现共享？这些问题，单凭科研机构无法解决，需要国家层面的协议与协调。
气候变化正在进一步增加这一地区的不确定性。近年来，喜马拉雅地区相关灾害的发生频率和规模都在上升，王文玲也用“加速度的加速度在增加”形容这种变化趋势。与此同时，对高山冰川和冰湖变化的认知、监测和风险评估能力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