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作者：秦朔，原文标题：《今天该怎样印钱？我在瑞金、遵义学了一课 || 大视野》
每当经济增长承压，呼吁货币宽松、财政积极的声音就会增加。
对于“直升机撒钱”“债务货币化”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借鉴，其隐含的政策建议是——财政多发债，央行多印钱。
目前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央行可以“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其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及外汇”，保持流动性充裕，但不能直接印钱，变成财政的提款机。
我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读过EMBA和DBA，第一课是从“金融是在不同时空的价值交换”这一定义学起的。
金融到底是什么？货币到底是什么？
最近，和新浪财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一个摄制组在瑞金、遵义寻访90多年前的红色金融往事，对这些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
“扁担银行”
1932年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叶坪一处两层民房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下称“国家银行”）挂牌成立。最初只有5名工作人员，毛泽民任首任行长，曹菊如任会计科科长，启动资金20万银元，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
两年多后，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开始长征。国家银行总行工作人员中有14人被编入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还配备了100多名运输工和1个警卫连。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打包了100多担物资，有银元、黄金、珠宝、纸币，贰角的银辅币和壹分、五分的铜币，以及制造硬币、印刷纸币的石印机、铸币机、油墨、纸张等。
这支用扁担肩挑手抬的队伍，就是“扁担银行”。
因战事严酷，“扁担银行”逐步减除辎重，轻装前行。1935年10月19日，军委直属纵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国家银行14名工作人员还剩8人，6人在途中牺牲。11月初，中央红军到达瓦窑堡。经清点，国家银行总资产有黄金2担、银元12担、珠宝几十种，均完好无损。除正常开支外，整个长征途中，国家银行资产没有损失一块黄金银元。
1935年11月下旬，国家银行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兼任分行行长。1936年7月又改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10月再改称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自此，国家银行的名称正式结束使用。
“扁担银行”的故事，是世界金融史上的一段传奇，也是关于币值、信用、金融为民的生动写照。
币值何以稳定？
人类的货币，经历了自然实物货币、金属铸币、金属本位制纸币、纯粹信用货币等阶段。今天都已是信用货币，与具体财富品种或实物相脱离。
和纯粹信用货币不同，1932年国家银行发行的苏维埃国币（“苏币”），是以银元为本位的可兑换货币。
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颁布，明确各级财政机关各种账簿、单据的记账单位应一律折合成银元计算。
1932年6月，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国家银行纸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1：1，设立兑换处、代兑处，对持票要求兑换者，尽量兑换银元，不允许拒绝兑换。
1932年7月7日，国家银行正式发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逐步回收各种杂币，开始建设统一稳定的中央苏区货币体系。
1932年8月，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二十三次常委会通过了毛泽民主持制定的“国家银行暂行章程”，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名义正式颁布。“苏维埃公民及一切居民，都要用苏维埃国币。”
《章程》规定，国家银行由中央政府授予发行各种纸币的特权，并执行严格的准备金制度，发行纸币需有现金、物资或证券作保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保证准备”。即每发100元的国家银行钞票，要有30元银元的本位币支撑（30%的现金准备）。
1932年，国家银行共印发了65万元纸币，而准备金高达39万元银元储备，准备金比例为60%，远高于法定基准。
1933年初，由于中央苏区盐、棉布等产品严重依赖外部，进口大于出口，贸易逆差严重，银元大量流失，部分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的商品供应跟不上，一些县城的私人商店摆出了“只收现洋”的牌子。反动势力借机诋毁国家银行的货币信用，导致一度出现挤兑现象。
面对危机，毛泽民坚持凡要求兑换现洋的，银行保证兑换，而且必须一元纸币换一块现洋，不得抬高现洋比价。没过多久，红军在战场上缴获了大量物资，银元、食盐、棉布等陆续运回，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的供应得到恢复，挂出了“只收纸币，不收现洋”的牌子，为“苏币”增信，群众用“苏币”也能买到廉价的日用品。
这场挤兑风波让国家银行发现，金银并非货币的唯一信用保障，重要物资同样可以成为货币发行的信用支撑。
1935年1月，红军进入遵义，停留了12天，并在这里发行了从中央苏区带出的“苏币”，叫“红军票”。时任红五军团政委的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回忆道：“红军在遵义时，所以商店照常营业者，系因红军之纸票按日均兑现。红军没收黔省主席王家烈氏所经营之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氏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之白金龙香烟值五万元，准备旧历年节以慰薛岳军队者，均被红军截获没收。红军除以此盐及香烟一部分在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出售。每红军钞洋一元可买盐七斤，可买白龙香烟四罐，价值远贱于平昔。故红军以盐及香烟两项收入之现洋兑付纸钞也。”
陈云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重要物资对货币信用的支撑作用。“红军票”之所以在遵义被接受和欢迎，是因为它以红军没收的黔地军阀王家烈所办盐号的井盐为依托，由“盐及香烟两项收入之现洋”作为兑付基础，含金量很高。
食盐是当时遵义最缺的物资，一斤猪肉要两角钱，一斤盐要一块银元。一元“红军票”兑换一元银元，但可买食盐七斤，比银元买盐的价值高六倍，相当于极大地“让利于民”。
因此商户很愿意接受“红军票”，而把药品、布匹等商品卖给红军。群众也踊跃卖出自己的物品兑换“红军票”，再用“红军票”去买盐。“红军票”快速赢得了民心，在市场上顺利流通。
信用何以建立？
红军在遵义只停留了12天，又要开始新的战略转移。
刚入遵义时，是深夜，红军战士宁可怀抱枪支，在寒风中，背靠背，露宿街边檐下，也不惊扰群众。在遵义期间，他们按照总政治部要求，不自由行动，不动（群众）一丝一粟，公平购买粮食，价钱交付十足。
红军入城后，急需补充给养，而不少商铺此前遭到国民党军队抢劫，纷纷挂出“暂停营业”的牌子。为使红军及时买到所需物品，毛泽民登门拜访当地知名人士、“协记”绸缎铺的老板刘伯庄，保证红军按市价支付钱币。“协记”绸缎铺率先开门营业，在刘伯庄的动员之下，其他商店也纷纷开门，有的积极筹集布料，供红军赶制服装。
红军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亲自来到遵义“太平洋药房”，向老板谌明道宣传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道理。谌明道自愿将药品和医疗器械交给红军，为感谢他的帮助，红军总卫生部仍按市价支付了报酬。
贵州省博物馆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是“红军连长陈树容购猪兑换条”，反映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遵义凉水乡时，借宿在村民赵金和家，杀了一头肥猪，付给他苏维埃币15元和兑换条一张作为费用的故事。这张“红军买猪条”的全文是：“收到红军部连买赵姓肥猪一只，国票壹拾伍元正，每张即付银币一元。我军走后转来再用。此致，连长陈树容。”
17年后，1952年，赵金和的儿子赵玉林持乡政府介绍信及苏维埃币，在遵义桃溪寺办事处兑取了人民币（旧币）35000元，正合15元银币之数。
红军离开遵义前的一两天，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在狮子桥、丁字口、万寿桥等人流密集处设置了六个“苏币”兑换处，通知人民群众可用“红军票”换购布匹、粮食、食盐等生活物资，或者以1：1.2的比例兑换现洋，以1：2的比例兑换白区货币。他们通宵达旦地让群众兑换或选购，因为担心他们离开遵义后，临时发行的“红军票”就会无用，给群众造成经济损失。
据曹菊如回忆，“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既可买到市场上很缺的食盐，又可兑成现洋，所以大家争要‘红军票’，商店齐开门，军需品得到补充。街上有很好的菜馆，群众沿街摆地摊，醪糟鸡蛋之类的小吃，随处都有。……要离开遵义的头一天晚上，银行工作人员用现洋兑回纸币，兑到将近天亮才结束。虽然大家熬了一个通宵，没有休息，还是心情振奋地离开了遵义。”
国家银行通过多种渠道及时组织“红军票”回笼，确保持有纸币的群众能兑换回现洋、白区货币或等值物资，这与旧军阀所到之处强行推行“军用票”、一旦离开即成废纸的掠夺形成了鲜明对比。“红军票”的发行和回收，在群众中赢得了“红军好，不坑人”的评价，也为红军在黔北地区打下了深厚群众基础。
毛泽东的纸币发行原则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下称“决议”），对货币发行作出限制性要求：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市场所需。
毛泽东主持了报告的起草，并将国家银行纸币发行原则简洁表述为：纸币发行应以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为根据，财政需要只能放在次要地位。
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
首先，纸币的发行，要以苏区的商品流通规模、生产交易规模为根据，市场交易扩大了，才增加纸币发行。决议中说，“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端的审慎。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
国家银行成立之初，中央苏区金融市场上流通的各种货币多达150种，比价混乱，币值不稳。“苏币”能被群众接受，是相信它能兑换银元，买到物资，价值稳定。如果不能，“苏币”就不会有信用。
而财政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直接命令国家银行多印纸币，拿来填补财政赤字，发军饷，充作政府经费。当时苏区面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军费开支巨大，财政经常入不敷出，很容易有一种冲动，就是直接印钞票，解决打仗和政府开支的问题。个别时候也出现过货币财政性发行、导致通货膨胀的现象。
其次，将“财政需要放在次要地位”，不等于完全不考虑财政，尤其是战时财政之需，要尽量保障。
毛泽东也认识到，“在长期国内战争的条件之下，增发纸币常常是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的一个办法”，但他更为重视的是苏维埃货币的信用。
显然，在国家银行成立和开始运转之后，中央就清醒意识到，虽然国家银行直接隶属于财政人民委员部（注：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为主席，人民委员会下设9部1局，邓子恢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首任部长），但不能把财政需要放在第一位，让财政过度支配银行，将印钞当作弥补缺口的主要手段，动不动就想着开印钞机。如果为了打仗花钱滥印纸币，直接损害了工农群众的生活，整个根据地的根基就会动摇。
最后，在不能滥发货币的情况下，怎么解决财政压力呢？
毛泽东说，“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也就是要靠发展经济。他还指出，苏维埃政府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把革命战争的负担放到剥削阶级的身上，尽量在苏维埃经济的发展中增加各种税收的收入，同时为了免去苏维埃纸币跌价的危险，苏维埃政府必须更注意于对外对内贸易的发展，等等。
毛泽东提出，必须更进一步的提高苏区的生产力，必须更进一步来发扬与提高苏区工农群众的劳动热忱，“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与今天的中央银行不同，当时的苏维埃国家银行既要执行货币政策，又要承担商业银行的功能，还直接参与了很多经济建设。
以毛泽民为例，他是国家银行行长。但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他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款筹粮。他亲自兼任国家银行业务处处长，想方设法搞生产，如淘金、熬盐、炼铁、造纸、打造农机具。他还兼任过中华苏维埃第一个公营钨矿场——铁山垅钨矿场的第一任总经理。
我在《中国红色金融史》一书中看到了这样两个细节。
一个是，1932年3月下旬，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大胜后，“没收征集委员会”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得105万元银元。这批“巨资”充实了国家银行的发行基金，存放在瑞金秘密金库，为解决长征时部队匆促行军的经费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
另一个是，1932年初铁山垅钨矿开工，毛泽民扩大和奖励生产，充分调动矿工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至长征前共生产钨砂4193吨，出口总值达400多万元之巨，换回了大量布匹、食盐、西药、武器弹药等紧缺物资。为打破经济封锁，他亲自带领贸易队伍，通过秘密交通线，与白区商人建立起贸易关系，让白区商人可以在红白之间的“特区”做生意。
毛泽东还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钢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而对工农群众的利益，毛泽东高度重视。他说，“苏维埃政权下生产的发展，是同全体民众生活的改善不能分离的”，“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一口气提了一串问题：
“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
然后他说，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
结语
现代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早已走向信用货币，因为任何实物或黄金资产都有供给刚性，跟不上财富增长。信用货币的“信用”本质上是主权国家的整体信用，是国家将货币投放与管理的特权赋予货币投放机构。
今天，货币币值的稳定，取决于货币投放总量与社会可交易财富价值总额的对应关系。货币投放主要是信贷投放。
如果借款人能按照约定条件还本付息，说明前期投放的货币并没有超过借款人财富的可变现价值，就不存在货币超发。如果借款人不能偿还借款本息，形成损失，说明前期投放的货币超出了借款人财富的可变现价值，就存在货币超发。贷款人就应及时足额提取坏账准备金，通过减少自身盈利/分红的方式，将超发货币尽可能冲销，以此保证货币总量与可交易财富价值总额能够相对应。
从全球看，目前主要经济体普遍存在宏观负债率增加、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的问题，因此或多或少都希望央行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最好直接向财政透支，永久持有债务，不用还本付息。现代货币理论（MMT）的核心主张就是，拥有主权法定货币的国家，本币债务不存在违约风险，政府可以印钞来完成财政支出，承担充分就业、大规模福利支出等任务，不用过度担心政府债务规模。
比照这样的理论方向，中国目前的做法是克制与谨慎的。国债必须还本付息，接受人大预算约束，不能不还本付息。央行只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调节市场的短、中、长期流动性。货币发行要以经济流通需要为依据，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优先弥补财政赤字。
在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全口径地方债难以化解的背景下，很多学者都建议扩大对财政赤字的包容度，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同。就我的了解，对地方政府的平台类负债，很多商业银行都在不断展期。
国外一些经济体发生过的“债务大爆炸”离我们还有多远？中央银行如何保持币值稳定？各级政府应该如何增益而不是削弱政府信用？在瑞金、遵义的寻访，让我看到了早期红色金融家们在货币、财政、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思考与实践。如果不是长征90周年的契机，很多往事我也一无所知。
对于货币宽松的恰当程度和财政积极的合理边界，我并无一个确定性结论，只是希望，所有和金融、财政相关的从业者，都能从红色金融的往事中，增加一些和币值、信用、金融为民相关的思考、定力与责任感。
“扁担银行”走过的路，那份坚守信义、事事为民的红色金融初心，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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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064原创首发文章｜作者秦朔
参考资料：王永利，巨额货币新增量从何而来，微信公众号“王永利”；中国红色金融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