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鲍韶山
近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叶伟平（Greg Ip）的评论文章，主张人民币应当升值，并称若中国不愿主动为之，美国则应通过加征关税施压，直至中方采取行动。文章认为，中国制造业出口顺差是全球失衡的根源，而这一顺差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之上。该文发表之际，大西洋彼岸已持续数月掀起一场将中国出口描绘为“全球干扰源”的运动，其间援引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多家智库及主流金融媒体的观点。
与此同时，另有声音指称，中国的产业与出口模式正在阻碍全球南方的发展机遇。上述两套论调被统称为“中国冲击2.0”和“中国挤压”的双重概念。
这些说法的真实性，既可以从现有数据中加以验证，也有必要对其所依托的概念框架及由此衍生的政策立场进行反思。
人民币升值能抑制出口？事实可能相反
关于“人民币低估”的首个论断，可通过考察过去12个月的出口总额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来审视。以美元计，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月度货物出口额（未经季节调整）显示：2025年7月约为3217.6亿美元，至2026年7月增至约3978.5亿美元，同比增幅达23.9%。
同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5.6%。2025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月均汇率为1美元兑7.1741元；2026年7月，月均汇率升至1美元兑6.7757元，绝对变动为每美元减少0.3984元，即人民币升值约5.55%。
由此可见，在2025年7月至2026年7月的12个月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美元计价）增长约23.9%，同时人民币升值约5.5%。传统观点——即一国货币升值将使其商品对外国买家更贵，从而抑制出口数量或金额——在此已难以立足。实际数据表明，尽管人民币升值，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仍实现近24%的增长。由此可以推断，出口数量及定价能力，尤其在高科技及相关产品领域，足以对冲所谓的汇率效应。
传统观念虽流传甚广，但从宏观层面看，“人民币升值会抑制中国出口增长”的说法，初步便值得怀疑。本文后半部分将进一步解释为何这一传统框架具有误导性，以及人民币升值为何反而可能增强出口竞争力。当前，我们继续通过实证数据，考察出口商品的结构变化。
实证数据显示，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贡献甚微，甚至有所下降。以2026年1至7月数据为例：机电产品占出口总额的绝大部分（年初至今约占总值的63%–65%），1至7月同比增长26.0%；仅7月当月，机电产品出口额即达约2592亿美元。同期，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40.7%，7月当月约为1192.5亿美元（约占出口总额的30%）。
其中，工业机器人、3D打印机等高科技项目，约占7月整体出口增量的60%。下表汇总了多个关键产品类别的出口动态，这些类别均实现了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速。
2026年1—7月，集成电路（+99.5%）、汽车（+54.9%）等高技术产品领涨出口，机电与高科技品类贡献主要增量。笔者自制
除上述核心品类外，其他表现高于平均水平或保持稳健的类别还包括音像设备（+13%）、医疗器械（+13.9%）和成品油（+14.8%）。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明显偏低或出现下滑。例如，服装及衣着附件仅增长0.9%，家具增长3.7%，纺织纱线及织物增长3.9%；鞋靴出口下降6.9%，玩具下降9.7%，陶瓷制品降幅更达28.3%。
品类分化格局十分清晰。约24%的总体出口增量，集中于高复杂度、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品类别——尤其是半导体、计算机设备、电动汽车、汽车及船舶等，这些产品与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及绿色交通需求紧密相关。这一结构特征，与中国出口竞争优势日益向中间品和先进制成品转移、而非依赖简单终端消费品的整体图景相吻合。
所谓“中国挤压”：实质是中国在助力全球南方渐进式工业化
关于“中国挤压”的第二个论断，可从出口贸易的空间与构成维度加以审视。截至2026年7月的全年出口增长在地区间并不均衡：增长最为强劲的集中在东盟、非洲以及欧亚和南亚部分地区，而对欧盟尤其是美国的出口增长则相对温和。
下表依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国别/地区统计数据（百万美元）整理，列示2026年7月当月数据，并附已公布的月度同比增速及1–7月累计增速。由于主表中未逐一列出各汇总项的精确月度同比数据，部分数值为近似值，谨供参考。
2026年7月，中国出口增量主要流向东盟（+38%）、非洲（+25%）等新兴市场，对美（+2.6%）增速明显偏缓。笔者自制
进一步观察地区分布，2026年1至7月的数据呈现出鲜明特征。中国对香港出口增长48.2%，凸显其作为大型转口贸易枢纽的持续作用；对韩国出口约181亿美元，同比增长33.3%；对日本出口增长8.1%，达142亿美元，尽管稀土元素出口有所减少。从区域整体看，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框架内（涵盖东盟、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中国出口总体增长23.4%。
若以2026年7月单月增速（+23.9%）及1–7月累计增速（+18.5%）为基准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全球南方及新兴市场的表现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其中，东盟是增长最为强劲的大型区域集团：7月月度增速约达38%，1–7月累计增长25.1%。非洲同期增长25%，俄罗斯（作为欧亚地区核心）增长29.5%，印度增长20.6%，均显著高于累计均值。此外，与全球南方高度重叠的“一带一路”沿线目的地市场，1–7月合计增长19%。
与之相对，增长低于平均水平或表现偏弱的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即所谓“全球北方”。中国对欧盟1–7月出口增长16.7%，对日本增长8.1%，对拉美增长13%（需注意拉美各国间差异较大），而对美国同期仅增长2.6%。太平洋发达经济体方面，澳大利亚增长21%，新西兰增速较低，整体接近均值，但这些国家不属于全球南方范畴。
由此可见，出口增长虽覆盖广泛，但增量明显向新兴市场和区域市场倾斜——东盟、非洲、欧亚部分地区及南亚构成了增长高地，而西方发达市场（欧盟与北美）累计增速相对平缓。这一空间多元化格局，与前述产品结构升级互为呼应：高科技产品、电动汽车及机械设备等品类，在传统高收入市场之外，正从新兴市场获得更强劲的增量需求。
首先，中国对全球南方的高科技产品和机械设备出口大幅增长，强烈表明中国出口正在为这些经济体的渐进式工业化提供实质支撑。同时，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终端消费品的出口出现绝对或相对下降——服装、鞋靴及相关时尚品类在2025年至2026年间价值增长持平甚至负增长，部分品类出现绝对萎缩；纱线、面料及上游纺织品虽保持一定韧性，但劳动密集型的终端组装环节已明显失去份额。
这恰是经典的“雁行模式”或“产品周期”格局的体现：随着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结构升级，叠加地缘政治因素驱动的采购多元化，服装、鞋靴等劳动密集型终端组装环节正逐步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如越南、孟加拉国、非洲部分地区及南亚。中国在中间纺织品领域仍保持较强优势，但纯劳动密集型的后段加工环节正被“腾出”，客观上为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创造了产业空间。
中国对南方国家市场的高科技产品和机械装备出口大幅增长。图为江苏一盾构机生产厂家，工人在调试设备。人民网
进一步看，上述两个动向叠加后，更多指向的是互补性，而非系统性的挤出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挤压”假说的现实基础。中国当前同时在做两件事：其一，向其他地区供应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设备、零部件和交通工具，赋能其生产能力建设；其二，主动降低自身在最低技能终端组装环节的占比。从多部门投入产出的角度看，这组出口结构构成了有效的赋能路径——进口经济体获得中间品和资本品，有效降低了其自身组装、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扩张的成本，提高了工业化项目的可行性与可持续性。
诚然，在特定产品线或具体国家层面，局部竞争压力仍然存在，中国在许多中间环节仍占据主导地位。但从总体层面来看，近期中国出口激增的构成与目的地特征，所呈现的更像是一幅助力全球南方渐进式工业化的图景，而非阻碍其发展步伐的“挤压”画面。
在事实面前，两种叙事均难以站稳脚跟
前文基于实证数据，逐一检验了关于中国出口的两类流行论断。结果表明，“中国冲击”与“中国挤压”这两种叙事，均难以在事实层面站稳脚跟。
“中国冲击”论为何经不起推敲？该论调的核心逻辑是：美元的结构性高估与人民币的人为低估，抬高了美国制成品的相对价格，削弱其竞争力，从而迫使工业产能向海外转移。在这一框架中，汇率被认为是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的主要推手——由此顺理成章地导出政策主张：必须通过人民币大幅升值来“矫正”贸易失衡。
然而，历史时序与此叙事明显不符。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美国制造业就业和绝对产出曾长期持续扩张；制造业就业占比的相对下降，远在持续经常账户赤字出现之前便已启动。即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走低，其绝对数额仍在增长——这反映的是生产率提升以及其他服务业部门扩张更快，而非制造业本身的“崩溃”。换言之，所谓“美元高估导致产业外流”的时间线，与事实根本对不上。
一个更具解释力的框架，应当将动因锚定在美国资本积累的内在演变上。随着时间推移，工业生产环节的利润率承受持续下行压力。面对这一趋势，资本的自然反应是逐步退出产业再生产循环，转而涌入金融增值领域——因为金融领域回报更快、且无需对生产性资产做长期承诺。由此导致的，是美国国内制造业深度渐进式的“空心化”，尤其是中间品生产和日常工业能力。这一过程，本质上是美国资本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目标所作出的系统性决策，而非外部汇率压力强加的结果。
中国出口的快速扩张，恰恰嵌入上述逻辑之中，而非与之对立。一个长期被低估的事实是：中国销往全球的商品中，有相当大比例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为美国资本所有或实际控制。数据表明，直到2015年前后，中国货物出口的主力仍是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出口占比约在2015—2016年间才超越外企（参见下图，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有企业对出口的贡献则始终较为有限。
换言之，表面上被视为“中国”带来的竞争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同一批美国资本在撤出国内产业链后，在海外重新布局的产物。因此，生产活动的地理迁移，更应被理解为美国资本自身积累策略演变的自然结果，而非所谓“中国出口攻势”或美元储备货币地位所催生的外生冲击。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跳出简单的汇率归因，更全面地理解全球制造业格局变迁的深层动力。
表格中的POEs、FIEs、SOEs分别指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简而言之，主流汇率论赋予了汇率机制过重的因果权重，却对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关注不足。一旦将视角转向利润率动态以及资本在产业循环与金融循环之间的配置选择，便会发现，美国产业空心化的主要推手，归根结底是美国资本自身的行为逻辑。
当前主流的汇率与贸易模型，以马歇尔-勒纳条件和弹性分析方法为基石，其隐含的世界图景是一种“单一商品经济”——各国在其中交换同质商品，彼此间保持着大致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按照这一简化设定，一国货币升值会抬高其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需求随之下降，贸易平衡趋于恶化（前提是相关弹性之和大于1）。由此，模型推导出一个看似明确的方向性结论：升值必然压缩出口，同时改善贸易伙伴的竞争地位。
然而，这套框架的误导性恰恰源于其核心假设与真实世界相去甚远。现实中的经济体系，是由复杂投入产出网络紧密联结的多部门生产系统。商品绝非同质，它们在生产层级中占据着截然不同的位置——初级资源、中间零部件、资本设备、最终消费品各有归属。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更非对称：某一国家（或地区）可能供应另一国所需中间品和资本品的绝大部分，而反向流动则微弱得多；某一经济体可能严重依赖以第三国货币计价的初级资源进口，而另一经济体则无需承受此类成本压力。
一旦将这些结构性特征纳入视野，简单的“价格竞争力”叙事便难以自圆其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一方面可能降低中国以美元计价的资源进口成本，另一方面却可能推高那些依赖中国中间品的其他经济体的生产成本。因此，汇率变动对相对竞争力的净效应，根本无法单凭汇率走向加以判定，而是取决于中间品关联的密度与方向、各生产体系的资源密集度，以及成本传导机制的差异。在此背景下，“升值必然抑制出口”的传统预测，自然失去了普遍效力。
多部门分析框架以生产网络和分配关系为出发点，摒弃了单一商品、对称竞争的简化假设。贸易结果受到多重因素共同塑造：通过投入产出结构传导的成本变动、扣除中间品成本后可用于工资和利润的剩余份额，以及不同经济体吸收或转嫁成本冲击的能力。在现实观察到的非对称条件下，中国在高科技中间品、机械装备和资本设备方面的出口，完全可能在货币升值过程中持续增长乃至加速——因为升值本身，相对于其贸易伙伴而言，实际上可能压缩了中国的相对成本结构。同样的结构性逻辑，也有助于解释为何这类出口更多是支持而非挤出其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它们所供应的，正是其他经济体发展所需的生产资料。
总之，主流模型的方向性论断，建立在一系列恰恰抹杀了决定实际贸易结果之关键不对称性的假设之上。以这些不对称性为出发点的多部门分析，能够对汇率变动与贸易量可以沿着与传统理论预期相反方向运动这一现象，提供更为自洽、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支撑。归根结底，讨论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出口的关系，不能脱离全球生产分工的深层结构；脱离了投入产出关联、资本流动逻辑和利润率动态的汇率分析，终究只是纸上谈兵。
作为赋能型国家，中国正在助力全球南方打破困局
综合全文分析，“中国冲击2.0”与“中国挤压”这双重指控，在事实与逻辑面前均难以立足。
从数据上看，即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逾5%，中国出口仍以美元计价实现近24%的增长。这一增量高度集中于半导体、计算设备、车辆、船舶及其他资本品领域，且在地域上不成比例地流向东盟、非洲、欧亚及南亚等新兴市场；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停滞不前甚至绝对下降。这样的格局，非但谈不上挤占全球南方的工业化空间，反而与中国提供生产资料、赋能他国生产能力建设，同时主动释放最低技能组装环节、为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创造产业承接机会的图景高度吻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在扮演一个“赋能型国家”的角色，助力全球南方打破长期发展受抑的困局。
支撑上述指控的概念框架同样脆弱。主流模型假设了一个单一商品、对称相互依存的简化世界，据此推断货币升值必然抬高出口价格、压缩出口规模。然而，真实的生产体系是多部门、高度非对称的——中间品关联主要由中国向外延伸，而以美元计价的资源进口则反向流动。在此结构性条件下，人民币升值既可能压低中国的单位成本，也可能推高依赖中国中间品的其他经济体的成本。因此，传统的方向性预测失去了普遍效力，旨在“纠正”失衡的汇率干预，反而可能加剧其声称要缓解的成本压力。
更值得追问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产业空心化的深层根源。数据显示，在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确立后的数十年间，美国制造业绝对产出仍在持续扩张；其相对地位的下降早在持续贸易逆差出现之前即已启动，并在资本应对工业利润率持续下行压力、逐步退出产业再生产而转向金融增值循环后加速。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中国出口商品中有相当大比例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其中许多为美国资本所有或实际控制。所谓外部竞争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同一批资本放弃国内产业深度后在海外布局的体现。
归咎于中国，无法重建那些被主动拆解的工业能力；施压人民币升值，也不可能扭转一个将金融回报置于生产性投资之上的体制逻辑。真正需要审视的，并非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中国是否过于强大，而是发达经济体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积累体制——那个数十年间更青睐流动性金融债权、而非长寿命工业设施与赋能性基础设施的制度安排。除非直面这一结构性命题，否则将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终究无助于根本改善，反而可能使矛盾进一步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