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作者：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导语
AI治理这事儿，全球层面吵了好几年，开会、发公报，但真正长出牙齿的规则，越来越不在全球谈判桌上产生。中美各自主导一套叙事，美国的“民主国家联盟”至今连谁算民主都没吵明白。反倒是东盟、太平洋岛国论坛这些区域集团，正借着贸易协定的约束力，把AI规则写进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款里——人少、立场相近、行动快，这恰恰是全球共识做不到的。文章从地缘博弈、区域机制和贸易杠杆三个切口，观察AI治理正在发生的转向，以及这对国内而言意味着什么。
原文标题：The quiet regionalisation of AI governance
原文来源：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解读者”栏目（The Interpreter）
编译解读：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超级大国竞争令全球AI规则陷入停滞，但东盟等区域集团正以足够快的速度推进，让规则真正落地。全球AI治理看似在讨论同一套规则，实际上正在分成两层：上层是中美各自主导的两套叙事，下层则是东盟、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区域集团悄悄把规则写进协定。本文的判断是，真正能让AI治理落地的，越来越可能不是全球共识，而是区域集团。
一、两大阵营与一个边界模糊的民主联盟
各国监管AI的步调差异极大。澳大利亚近期成立的AI办公室就是一个例子，但各国各自为战会导致跨境规则难以相互衔接。
AI监管日益成为一种地缘政治信号，而不只是技术问题。全球AI治理格局被切分成两大阵营：美国走以安全为导向的“可信盟友网络”路线；中国则通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等框架，推动国家主导的多边主义。
Anthropic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近期发表的一篇长文，让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变得更加复杂。他在文中恰当指出，AI的发展和变化速度，与现有政策应对风险的能力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他进而呼吁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全球联盟，以共同价值观引领AI发展，包括将关键供应链只锁定在盟友内部。这与美方主导的“硅基和平”（Pax Silica）倡议一脉相承。
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民主国家联盟”的边界恰恰是它最大的软肋：今天的“民主国家”该如何界定？边界划在哪里？土耳其、印度等国究竟算内还是算外？
达里奥·阿莫代伊：Anthropic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世界经济论坛/Flickr）
把治理联盟限定在“民主国家”，等于把技术问题重新政治化。问题在于，如何定义民主国家本身就是争议的源头；联盟还没成形，准入资格就先成了战场。
二、少而一致，反而更快
区域集团正成为AI治理更现实的路径。东盟（ASEAN）、太平洋岛国论坛等机构已经在AI规则与监管方面形成势头，因此比从零搭起的全球联盟行动更快。
全球多边机制并非没有产出，只是产出的多是公报而非法律。包括AI安全峰会在内的全球多边进程，产出了有价值但不具约束力的公报；而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则在数年内成为全球首部全面且具有约束力的AI法律。这表明，成员更少、立场更一致的团体，在立法和执行上都比寻求全球共识更快。
治理速度不取决于参与方有多少，而取决于参与方立场是否一致。全球共识追求“人人签字”，区域集团只要“关键几家达成一致”就能把规则变成可执行的法律，这正是它现实的地方。
三、贸易是让规则长出牙齿的利器
区域集团优势最明显的领域是贸易。在贸易伙伴关系至关重要的印太地区，将AI治理与贸易协定挂钩，能为区域伙伴提供强烈的合规激励。监管之所以具有约束力，是因为它被设定为市场准入的条件，而非停留在自愿对齐层面。
例如，新加坡-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定（DEA）建立在两国既有自贸框架上，已经把AI列为正式合作领域，并配套具有约束力的数据流动条款。把同样的约束性结构从“自愿合作”延伸至AI治理，为区域集团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模板，可以推广至更广泛的框架，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AI风险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因地区而异。全球框架往往过于宽泛，难以切实应对具体风险。区域治理则能对准本地最突出的问题精准发力。例如，东南亚正面临选举诚信危机，AI生成的深度伪造内容正在影响选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均因Grok被用于生成深度伪造内容而对其实施封禁。东盟正把这一势头转化为更有约束力的成果——《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定》（DEFA），这是一份条约级协议，将纳入AI治理条款。
把治理写进贸易协定，等于把“想不遵守也行”的选项关掉。对中小经济体来说，这是用贸易杠杆换治理话语权成本最低的路径，不必自己先有一套独立完整的立法。
四、第三条路的局限与价值
区域集团并不是权力政治的例外：那些困扰全球组织的权力政治，同样会波及区域集团。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可能对标准制定拥有过大的影响力。但区域层面可预见的功能失调，比全球层面更可控，哪怕有缺陷的区域治理模式，也比寻求多边共识的行动更快。
这种行动速度也伴随着碎片化风险。不同集团标准不一，可能会给跨境运营的AI开发者带来合规障碍。因此，跨区域协调必不可少。这可以采取共享技术基准的形式，在经合组织（OECD）人工智能原则等现有原则基础上构建；也可以采用互操作标准的形式——这类标准在国防与安全领域已有成熟先例，随着AI日益成为国家安全议题，这一先例值得借鉴。
区域集团不会消解中美之间AI治理的二元竞争，但它提供了一条更现实的第三路径：各国无需完全倒向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就能参与塑造AI治理标准，并在这个定义未来数年的议题上拥有主体性。阿莫代伊把AI的地缘影响比作核武器，但二者有一个关键区别：核武器的全球军控治理架构，很大程度上是二战后搭建的，而AI治理的窗口仍然敞开，区域集团或许是抓住这一窗口最快的方式。
第三条路不承诺解决中美竞争，它只承诺一件事：给你一个不必选边也能“上桌”的方式。对夹在两大阵营之间的国家，这比“等全球共识”或“二选一”都更可用。
对国内而言，这份观察的参照意义体现在三个方向上。
一是位置：区域集团提供的不选边参与规则塑造路径，对中国既是机会也是约束，不必全面对齐美国即可参与标准制定，但也需面对排他框架的门槛。
二是机制：把AI治理条款嵌入自贸协定、用贸易准入换治理约束力的做法，与国内在数字贸易谈判中纳入数据流动与AI合作条款的实践方向一致，可相互印证。
三是碎片化应对：跨区域共享技术基准与互操作标准，正是国内在参与区域治理时可主动推动的抓手，借防务安全领域的既有先例降低协调成本，避免被不同集团的标准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