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恒河公园，作者：大明湖底容嬷嬷，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这句话本身其实没有多误人子弟。放在几十年前，它甚至是一种相当朴素的功利观：别学太多没用的，掌握一点真正能解决问题的知识，至少以后能养活自己。比起那些“只要努力就会成功”的话，它还算诚实。数学会不会，机器能不能修，桥会不会塌，总有一点可以当场验货的东西。
只是几十年以后再看，把它拆开就有点好笑了。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
都不怕。
三句话，现在我都不太信。
先说“学好数理化”。
数理化当然没有问题。真正有问题的是人总喜欢把技术理解成一种安全资产：只要我掌握真正有用的知识，就不会轻易被抛弃。关系会变，老板会变，制度会变，但我会的东西在脑子里，总归属于我。
“凭本事吃饭”因此听起来特别干净。收入不来自位置，不来自关系，不来自谁给面子，而是因为我真的会做事。
所以贡献主义是一种弱者的伦理。
一个人如果没有产权，没有组织，没有别人必须经过的位置，没有什么可以控制的资源，最后能拿出来的往往就是自己的时间和技能。于是只能希望“我确实有用”这件事本身足够坚硬。
我真的做了东西。我真的解决了问题。
总该值点钱吧。
问题是，技术革命从来没有答应保护技术人员。
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最稳定的一条线恰恰是把人的手艺从人身上拿走。老师傅的手感变成标准，熟练工的动作变成机器，经验变成流程，判断变成软件。过去必须跟着人学几年才会的事情，后来写进说明书；过去只有几个工程师知道的东西，后来做成软件；过去程序员要自己敲半天的代码，后来有库、有框架、有API，现在可以直接告诉AI自己要什么。AI其实是这个路径的极致，也许是终点。
因为一个技能越有用，越值得被自动化。
因为一个人的技术越重要，组织越有动力减少对他的依赖。
所以“不可替代”从个人角度看像护城河，从组织角度看经常只是一个待修复的单点故障。张工是全公司唯一会维护某个系统的人，对张工来说是身价，对公司来说则意味着风险。总有一天要补文档、培养第二个人、重构系统，最好最后谁来都能接。
技术进步不是在针对张工。它只是一直在做这件事。
真正舒服的状态未必是“没有我不行”。反而可能是：有没有我都行，但这里必须有人。
这就到了“走遍天下”。
这四个字表面上是在说技术的普适性，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象：真正属于我的价值，最好全部装在我自己身上。换公司不掉价，换城市不掉价，最好换国家也不掉价。关系、平台、职位、别人对我的信任，都不够纯粹。真正的本事应该像脑子里的公式，走到哪里还是那个价格。
贡献主义因此也是一种孤独的伦理。
它特别喜欢一个孤零零的自然人：一个人学习，一个人努力，一个人证明自己有用，然后一个人去市场上出售自己。最好不求人，不靠关系，不看别人脸色。仿佛只要技术够硬，就可以绕过社会，直接和世界结算。
所谓“一人公司”，多少也是这种想象的现代版本。最好自己就是生产资料，自己获客，自己定价，自己交付，自己收钱，不需要老板，不需要同事，不需要组织。按这个标准看，楼凤甚至很接近“一人公司”的极端形态：服务几乎完全依附于本人，固定资产要求不高，也可以自己联系客户、安排时间、决定是否交易。
可这个例子恰好说明，一人公司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一人”。楼凤之所以有可能脱离妓院、皮条客或者其他强控制关系单独存在，靠的并不只是本人。背后还有治安、手机、互联网、低成本通讯、交通、支付，以及相对隐蔽地获客和安排交易的可能。治安差一点，信息成本高一点，暴力风险再高一点，这个行业就很容易重新长回人身依附、保护关系甚至强迫。
看起来越像“只靠自己”，背后往往越站着一整套庞大的社会基础设施。只是依赖被藏得足够深，看起来像独立。
所以我越来越不理解“不靠关系”为什么会被当成一种天然美德。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值钱，往往就是因为谁认识他，谁信任他，谁愿意接他的电话，他熟悉哪套制度，知道哪句话该找谁说。一个律师换了法域，一个销售丢掉客户，一个官员离开体系，一个高管离开经营十几年的行业，价格都会变化。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房子离开地块也不存在，没有人因此说房子不算财产。偏偏轮到人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做一种真空测试：把关系拿掉，把平台拿掉，把职位拿掉，把别人对你的信任也拿掉，最后剩多少，剩下来的才叫“真正的能力”。
这种测验本身就很孤独。
裙带和拿摩温倒是两个很好的反例。
裙带关系的溢价来自掌握裁量权的人把组织资源私人化。招聘、采购、推荐、信息、审批，本来是组织的权力，代理人拿来经营自己的关系网络，于是关系本身产生收益。
拿摩温则不一样。“拿摩温”是旧上海对 number one 的音译，原本指工头。现在借来形容一种组织角色也很合适：人本身未必稀缺，甚至高度可弃置，但组织愿意在某个阶段给他很高待遇，因为需要他执行、站队、承担冲突、替老板干那些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
裙带是下面的人把组织权力拿来经营自己的网络。拿摩温则是组织主动制造一个高价位置，购买一段时间的忠诚和执行。
两种溢价都和“这个人技术到底有多高”关系不大。一个人有没有独门本事，和一个位置值不值钱，本来就是两回事。
医生可以换，律师可以换，处长可以换。一个人退休、辞职、被调走，系统照样运行。但医生这个位置未必能取消，律师这个职业未必能绕过，那个处的章还是要有人盖。
个人可替代，不等于岗位可取消。岗位可取消，也不等于整个职业共同体可以绕过。
真正成熟的职业共同体甚至不需要每个成员都特别厉害。成员越标准化，组织越稳定。今天张三走，明天李四来。重要的是，不管来的是谁，别人还得从这群人里找一个。
没有我没关系。但必须有一个我们的人。
所谓价值，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嵌在结构里的。并不是先有一个完整的“我值多少钱”，再进入社会；而是我在哪里，和谁连接，谁需要经过我，共同决定了价格。
到了这里，“都不怕”就更好笑了。
前面折腾了这么久，其实最后卖的就是这三个字。
为什么要学一门硬技术？以后不怕没饭吃。
为什么最好走到哪里都能活？以后不怕离开谁。
为什么不求人、不靠关系、不看别人脸色？因为我要证明自己有自由选择权。
贡献主义最后于是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伦理。
它让人相信，只要自己足够有用，就会足够安全；只要价值真正属于自己，就不必受制于任何人；只要随时能走，就可以不怕。
但怕不怕和别人有没有办法，本来就是两回事。
别人真能开除我，我不怕，他还是能开除我。别人拿我根本没办法，我怕得半死，也不会替他增加一张牌。
“不看别人脸色”也一样。脸色当然要看。别人高兴、不高兴、犹豫、准备翻脸，都是信息。为了证明自己独立，故意不看，和为了证明自己勇敢闭着眼睛过马路差不多。
看完以后怎么办，再说。
该软就软，该硬就硬。该道歉就道歉，该装傻就装傻。行为本来就是策略，不必每一次都顺便证明一下自己是什么人。
很多所谓“骨气”，无非是明明有一个更便宜的动作，因为“我不能让别人觉得我怕了”，于是自己主动给成本加码。
最后维护下来的通常只是一个句子：
我是一个有骨气的人。账单自己付。
再往下想，很多人格要求都开始像租。
为了证明“我是我们的人”，交认同租。
为了证明“我谁也不靠”，交独立租。
为了证明“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应该怎样”，交应然租。
认同、独立、规范当然都可能有用，只是没必要自动取得征税权。关系有用就用，位置有用就坐，别人愿意帮忙就接受。真到了不划算的时候，再换。
AI把这一切推到了一个很有恶趣味的位置。
很多人本能地认为，AI应该先清理那些尸位素餐的人，把真正有技术、能干活、能创造价值的人留下。
现实完全可能反过来。
AI最容易接管的，恰恰是那些工作内容明确的人。写程序，制图，建模，分析，翻译，文书——因为这些岗位真的有清晰的产出，所以特别容易告诉机器该做什么，也特别容易检查它做得对不对。
那些职责暧昧、主要负责协调、批准、签字、解释、维护关系的人，反而没那么容易一起消失。
技术革命最后完全可能出现一种很难看的场景：真正会干活的人先被技术干掉。留下来的人继续开会。
这当然未必是所有组织的命运，但光是这种可能性本身，就已经足够嘲笑“技术越硬越安全”。
我没学好数理化，我也没走遍天下。怕不怕，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怕没有用，不怕也没有意义。
现在再看“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还是不觉得它当年有多坏。它只是把一种很朴素的愿望说得太完整了：先掌握有用的东西，再靠自己生活，最后获得自由和安全。只是几十年以后，前面那条因果链越来越不像真的。
数理化还是可以学，天下有机会还是可以走。至于怕不怕，随便。
感谢AI，让我们这些不学无术的流氓最终接管世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恒河公园，作者：大明湖底容嬷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