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相隔万里的拉丁美洲，坐拥顶尖资源禀赋、海量人口与广袤土地，是全球南方极具发展潜力的区域，却长期深陷发展困境、难以突破中等收入瓶颈，成为全球地缘经济中极具悖论性的特殊存在。由于拉美地理遥远、与中国国情悬殊，我们对拉美政经体系、发展困境与地缘格局的理解始终隔靴搔痒，拉美研究也成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体系的相对短板。
为打破书本知识的桎梏，深耕比较政治经济学十余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李巍教授，赴巴西、智利参与长达20天调研，足迹遍布六大核心城市，深入走访当地政府、高校、企业、使领馆，并与出海中资企业深度座谈，结合政治经济学比较视角与实地调研的经验，复盘了拉美百年发展困局的深层逻辑。
本文着重解释了一组核心悖论：坐拥优质资源的拉美为什么没能完成东亚式工业化；没有大规模对外战争，却持续面临贫富分化、治安失序；中国与拉美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却难以转化为对等的在地影响力，而美国凭借精英网络、军政渗透和意识形态惯性维持着强大支配力。作者结合淡水河谷、巴航工业、比亚迪、华为、中广核等案例，分析了拉美产业结构缺陷、碎片化治理困境，以及中资企业出海拉美遇到的政策、法律与本土竞争挑战。
这场调研同时引发对区域国别学的反思：中国企业已经先行出海，但学术力量常常滞后于外交和市场实践。文章以行走式调研的一手感受，为理解拉美、推进中拉合作和学科人才建设提供了深刻的田野洞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平衡学会，作者：李巍，原标题《探索拉美：一个非专业人士的行走笔记》，题图来自：李巍
调研就是行走的阅读，我们需要不定期地通过身临其境来检验“流水线上”的文献所给我们供给的认知框架。我在学院给本科生讲授《比较经济制度》（从今年起已更名为《国家兴衰的政治经济学》）已达十四年，课程旨在讲授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制度演进，以及这些制度如何塑造了国家的发展成败。虽然我的专长是美国政治经济，但是这些年通过行走调研和文献阅读，我也逐渐能在课堂上更加自如地讲授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俄罗斯和阿联酋等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进而形成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框架。
但拉美一直是我的知识盲点。每当我给学生讲起巴西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讲起智利“芝加哥子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我都自觉隔靴搔痒。对于我自己都没有完全理解的对象，给学生的讲授就成为一种负累。我只能靠一些非常表层的二手文献来应付每年一度的30分钟的拉美政经制度的讲授，这是我的整个课程体系的“低洼地带”。
▲ 圣保罗一隅。图片来源：作者提供（下同）
2026年8月，经过长时间筹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巴西—智利调研团”终于成行，此行的八位成员全都是首次踏足南美，没有一位拉美专业研究者。在研究院的学科建设中，我们一直秉持这样一个理念，区域国别研究不能仅关注单一区域和国别，必须对更加广阔的世界保持足够的热情，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比较研究。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穿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学术茧房，进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某个特定的地区。我们认为，综合性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必须要构建一个丰富多元的学术生态系统，不能偏科。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区域国别研究要和比较政治经济学进行尽可能充分的对话。就我个人而言，多年来的欧洲、亚太和欧亚旅行经验，都能帮助我在比较中更好地理解美国政经制度演进的历史逻辑与地缘逻辑，理解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理解美国霸权的起落。
巴西作为拉美最大的国家，无论在地理面积、资源禀赋、人口规模还是外交影响方面，都是理解拉美的关键窗口。我们原计划在巴西之外访问秘鲁，尤其是访问刚刚由中方修建完工的钱凯港，以评估其对中国海运战略的影响——美国在2025年起挑起巴拿马运河港口风波后，中美海运之争已经成为大国地缘政治舞台之上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但经过讨论之后，我们最终将秘鲁改为智利。作为政治经济学者，智利在上世纪70年代皮诺切特时期进行的那场著名的“新自由主义实验”令我们好奇：政治专断与经济自由究竟是如何产生“化学反应”，从而缔造了今天的智利？后来的事实表明，选择智利是完全正确的。要了解拉美，巴西和智利是两个绕不过去的国家。
此次调研时间长达20天，我们拜访了当地的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商会、使领馆等，足迹遍及里约热内卢、圣地亚哥、巴西利亚、圣保罗、坎皮纳斯和桑托斯大小六个城市。
未能实现的工业化
犹记二十多年前，当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拉美化”和“拉美病”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话题。当时的中国刚刚入世，国门大开、外资蜂拥而入，国内充满着在产业链上被低端“锁定”、走向拉美式的依附性发展的担忧，我记得我还写过类似主题的论文。这是我对拉美的最初印象。
但那个时候，我对于什么是“拉美病”不甚了了，就更谈不上对中国与拉美的深入比较。在此次调研中，我最关心的问题始终如一：拉美为什么没能通过工业化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尽管“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颇有争议，但是绝大部分拉美国家没有跨过人均GDP一万美元的门槛，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达到三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治理方面，拉美是除非洲外，唯一一个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大陆。这是一个还没有被我们充分解释的地缘经济现象。
来到巴西，我才深切感受到了什么叫“拉美病”：无法实现的工业化、贫富悬殊严重加剧社会动荡、左右两翼竞争激烈，整个地区难以实施长期连贯的经济战略，产业政策、科技战略和货币政策无不如此。
巴西是“世界粮仓”，也被认为是“坐在矿山上的国家”。巴西拥有世界上极其优良的资源禀赋，却没有将其转化为工业能力，放眼整个拉美，也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类似东亚地区的工业化，这真是一种“资源诅咒”。如果“现卖”一下，根据我提出的产业政治学分析框架，产业发展的关键取决于国家内外能力和地缘政治结构两大变量。相较于欧洲与东亚，拉美地区长期的和平——200年来一直没有持续高强度的外部安全压力和大国间军事竞争——使得拉美缺乏进行工业化的强大政治意愿和社会共识。而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军事工业又是带动工业化“列车”前行的重要动力——无论是当年的德国、日本，后来的苏联，还是现在的中国，巨大的安全压力所带来的工业化的强大紧迫感，都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引擎”。而在拉美地区，没有一个军事强国。所以，工业化往往来自于残酷的安全竞争压力所形成的举国忧患意识和强大社会凝聚力。
在里约热内卢，我们拜访了巴西最重要的超级企业——淡水河谷。淡水河谷是全球最知名的矿产企业之一，尤其在铁矿领域，与必和必拓、力拓一同长期垄断世界主要铁矿石贸易，同时也是重要的镍、铜、钴等基础金属供应商。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钢铁生产国，从淡水河谷进口大量铁矿石，淡水河谷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铁矿出口流向中国。根据世界钢铁协会数据，2025年巴西粗钢产量3330万吨，位居世界第9位，却仅占全球总产量的1.8%。而中国的钢铁产量超过世界一半的份额，印度的钢铁产业也在快速崛起，占比约9%，去年增速更是高达10.4%。困惑随之而生：巴西既拥有世界顶级的铁矿石资源，同时又有经营模式非常现代的淡水河谷，却为什么没有形成与之相匹配的世界级钢铁工业体系？
钢铁工业是工业化最基础的产业，没有钢铁工业就不会有工业化。无论是当年的英国、后来的美国和德国、日本，还是20世纪下半叶的韩国，工业化的起点都是钢铁。而日本和韩国在国内均基本没有发展钢铁工业的矿产禀赋。所以，所谓的比较优势对于国家着力要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从来都不起决定性作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定印度正在大踏步走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而巴西为什么没能实现从铁矿石采掘业到钢铁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这显然不是作为私有企业的淡水河谷能够回答的问题。
巴西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在一个以农业和矿产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却孕育出了世界顶级的飞机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简称巴航）。我和我的博士生许悦曾专门研究过巴航的成长历程，我们共同认定巴航实质上是一个漂浮在非工业国肌体上的异质存在，是美国工业体系在拉美的一个“飞地”，缺乏完整工业体系的巴西完全没有能力支撑巴航工业的自主发展和技术升级，所以巴航只能一直蜷伏在支线飞机领域，从不敢在干线飞机领域挑战空客和波音。目前，巴航同时面临美国的霸凌和来自中国（主要是中国商飞C909）的竞争，处境艰难。2018年，波音曾发出并购邀约，后因737Max事件及财务问题受挫撤出。尽管并购未成，但这一事件将巴西工业体系的巨大脆弱性暴露无疑——作为巴西最优质制造企业的巴航，随时可能成为美国口中的一块“鱼肉”。
智利则呈现出另一组有趣的矛盾。智利在皮诺切特时期进行了著名的新自由主义实验，政治上的高度独裁、经济上极端自由主义，二者产生的“化学反应”共同缔造了今天的智利。一方面，智利拥有高度国有化的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这是智利的支柱型企业；另一方面，智利却将电网私有化甚至交由外国投资者，中国企业深度也参与了智利的电网建设和经营。如何解释这种“高度国有化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私有化”混合模式的形成，目前同样尚无答案。
除了钢铁，铁路建设同样是工业化的基础。中国有句谚语：“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它是我们最需要用学术语言对外讲出的“中国故事”。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修路”一定需要“强政府”，也就是强大的国家能力。
19世纪欧洲和美国掀起的铁路建设浪潮，构成这100年工业文明最为精彩的篇章。尽管已经拥有人均过万的GDP，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属于中上水平，但直到今天，巴西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居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客运铁路网。
巴西现有的铁路网（3万公里）不要说和中国（16万公里）、美国（22万公里）相比，甚至远远落后于印度（7万公里）。长期以来，巴西铁路主要是服务于矿产和粮食货运，而且宽轨、窄轨和标轨三套轨距标准同时并存于一个国家。巴西的客运主要依靠公路交通和空中交通，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日常需要，而后者主要服务于有钱人。我们都认为，从圣保罗到里约的300公里路程，如果有一条高速铁路网将两城连接，将极大促进巴西南部经济走廊的发展，如果进一步连接巴西利亚—圣保罗—里约，形成一个“黄金三角”，将对国家经济起飞产生特殊作用。但我们在巴西的访谈对象几乎一致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巴西的土地私有制、庞大的投资金额、分散的决策体系是阻碍这条铁路建设的重要拦路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地专家告诉我们，巴航工业是铁路网修建的主要障碍，它已经成为巴西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不允许任何力量侵蚀巴西航空产业的利益。
圣保罗是巴西第一大城市，是巴西的金融中心、产业中心、科技中心和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都市区人口高达2000万，贡献全国GDP的10%以上。然而，该城市交通极其拥堵，轨道交通的规模与世界主要城市相比，完全是云泥之别。基建作为国家公共物品，是国家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巴西落后的交通基建，彰显了这个国家孱弱的国家能力，而这阻碍了巴西的工业化。
▲ 俯瞰圣保罗。
远征拉美的中资企业
以2015年为分水岭，中国作为一个对外投资大国已然成型。“一带一路”建设的纵深推进，带动了一大批中国各类企业探索国际市场；而美国对华贸易战的不断加码，同样促使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经营之路。从最初的产品出海，到现在的产能出海，到未来的生态出海，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汪洋大海中破浪前行。
从企业国际经营来看，当前中国企业出海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大型央企，以国家电网、中交建、“三桶油”、中粮、中远海运等为代表，通常依托强大的基础性力量，在能源、基础设施等战略性领域开展海外布局。第二类是先进民营企业，以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为代表，主要依靠企业自身的技术、产品和市场竞争力拓展海外市场。第三类是互联网平台企业，以字节跳动、阿里、腾讯、滴滴等为代表，主要依托数字平台、技术和全球化商业模式实现快速扩张。
中资企业出海拉美，是我们这次调研的重头戏。在圣保罗和圣地亚哥，我们都在中国银行的帮助和协调下，召开了中资企业出海的座谈会，同时我们还专门调研了一些中资企业，其中就包括华为。尽管过去这些年，华为备受美国各种明暗打压，不仅被完全排除出美国市场，在欧洲市场也大规模收缩，但华为仍然是中资企业出海的典型样板。
我们专门拜访了华为在巴西利亚的驻地。华为自1998年就拓展巴西市场，是在巴西耕耘最早的中资企业。长期的在地经营，使得华为对于如何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如何在当地构建人脉网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交流中，我们真切认识到华为才是对区域国别有着最深入研究的企业。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当地外交官员的认同。华为的出海代表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全球拓展，其所遭遇的各种困境也是中国崛起的缩影。华为的国际化是“一仗一仗”打下来的，在严酷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华为展现出堪比政府的“外交能力”，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史上是一个标杆性的存在。
相比华为，中国汽车产业总体出海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比亚迪近年来在国际化进程中屡遭各种风波（巴西的劳工事件和匈牙利的咨询顾问事件），表明这家中国的明星企业仍需积累出海经验。中国汽车产业已经全面拉开了扩展世界市场的序幕，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的汽车在欧洲、中东和南美三大海外市场的份额分别同比提升3.3%、1.9%和7.9%，增至8%、20.6%和18.5%。尽管中国的汽车出口这两年开始高歌猛进，但是对于随之而来的保护主义、无形壁垒和各种政治风险，中国车企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2026年7月1日，巴西的新能源汽车整车进口关税税率恢复至35%，与燃油车税率持平，这标志着巴西针对新能源汽车整车进口执行逾十年的关税优惠完全退出。在这种压力之下，中国汽车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产能出海的跃迁。
拥有百年历史的汽车产业被誉为“工业之母”，它是大国工业实力的核心体现。在巴西利亚，比亚迪汽车高频出现。调研团原计划拜访比亚迪在巴西的工厂，后因路程原因未能成行，而是在智利同比亚迪当地团队进行了交流，不过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比亚迪正在对拉美进行全面拓展。目前巴西没有自己的民族汽车品牌，整个拉美也缺乏本土汽车品牌，这是拉美工业化不足和经济“依附性”的重要体现。我们相信，只要给予中国时间，未来必将看到中国汽车在整个拉美地区的全面扩张。但很显然，作为全球化拓展的新手，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汽车工业面临着来自欧美传统企业工业巨头的激烈竞争。德国大众在巴西已深耕多年，在巴西有巨大的生产基地。2023年底，我在德国狼堡访问大众汽车总部，和我同行的一个团组就来自巴西。除了与老牌巨头的竞争，中国车企更重要的挑战是如何适应当地的法律和文化。去年的比亚迪劳工事件，就是中国汽车业走向全球所交的巨额学费。在巴西和智利的大街小巷，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欧美汽车，偶然会有比亚迪的电动汽车从我们身边掠过，都会让我们倍感兴奋。中国汽车工业与欧美日传统汽车巨头在拉美市场的遭遇战，已经全面拉开。
我们还调研了位于圣保罗以南的桑托斯港，乘船参观了所有的码头和泊位，马士基（Maersk）和地中海（MSC）这两大船运公司的巨型集装箱船星罗棋布。桑托斯港是整个拉美地区的第一大港，最初是巴西的咖啡贸易集散地，如今绝大部分的农产品都是从这里运往全世界，而工业品则从这里进入圣保罗。圣保罗距离桑托斯有60公里，我们全程开车2小时，沿途要翻山越岭，没有一条隧道，景色固然迷人，但再次让我们感到巴西交通基建的落后。
▲ 桑托斯港的集装箱船。
中国银行则是中国金融和货币出海的代表。作为国际化色彩最强的中国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在服务中资企业出海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智利圣地亚哥和巴西圣保罗，中国银行作为中资企业联合会的会长单位，为我们组织了两场内容极其丰富的调研座谈会。南方电网、上汽集团、中粮集团、中兴集团、中远海运、三峡集团、中国有色等企业的代表，分别分享了各自在拉美经营的经验与困惑，我们得以从不同行业拼接出中国企业出海拉美的整体图景。
此外，此行也直接激发了我对电力行业的兴趣。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未来世界能源竞争，将主要围绕电力展开。我们在圣地亚哥单独拜访了国家电网控股的智利通用电力公司（CGE），在圣保罗则专程拜访了中国广核集团。中广核是一家位于总部位于深圳的电力央企，虽然在中国是以核电为主，但近几年在风电和光伏等清洁能源领域大规模扩张，并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在巴西，中广核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做得有声有色。也正是在与中广核的交流中，我们才了解到，原来巴西才是世界上清洁能源做得最好的国家：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家，清洁能源发电比重居然是全球最高。据《巴西能源平衡报告》，2025年，巴西能源总供给中可再生能源占比接近50%，而电力结构中可再生能源高达86.6%。不仅如此，巴西清洁能源产业继续在快速发展的轨道上前行。2025年，巴西光伏装机同比增长33.7%；风电装机增长17.5%。
巴西的能源发展方向与中国的产业优势，也让我们看到了两国深化合作的广阔空间。在清洁能源领域，中国完全可以和巴西联手，并团结部分欧洲国家，把清洁能源革命推向纵深，彻底拉开与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产业和技术差距。中广核虽是央企，但他们在巴西的高管团队非常年轻而有朝气。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家企业依靠自身的技术实力，在全球市场一路攻城略地的市场开拓精神。
无处不在的美国存在与控制
此次拉美行还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经贸关系与地缘影响力之间的悖论。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巴西不仅向中国出口大量铁矿石，还出口大量农产品，自2013年起中国长期稳居巴西农产品最大出口国地位，中国市场的采购额约占巴西农产品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巴西还对中国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2025年中巴贸易额达到1710亿美元，其中巴西对华出口高达1000亿美元，对华贸易顺差291亿美元。在整个拉美，越来越多的国家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且均享受贸易顺差，智利同样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成为经济上对它们最重要的国家。
但悖论在于：中国与拉美的经济联系还远远没有转化为与之相匹配的实际影响力；而美国与拉美地区的经贸联系已远远不如中国，却仍在整个拉美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身处巴西和智利，我们能够切身感受到这个地区上下对美国的崇拜，这种文化惯性恐怕在多年内都难以改变。
美国与拉美之间的依附性结构通过此次调研变得栩栩如生。此前，曾有一种说法认为，“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穷了”。但历史的吊诡在于，整个拉美作为美国的“后院”，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已持续两百年，但却没有孕育出一个经济上发达繁荣、社会上富足安宁的国家，即便是治理相对良好的智利也不例外。拉美与美国形成了一种依附性结构，这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依附理论”的起源，这种依附关系将拉美长期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美国的存在对所有拉美国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约束，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结构使得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步履十分艰难。
美国对拉美的控制体现在方方面面，其在拉美拥有另一种常被忽视的权力：社会权力。调研期间，一个令我们印象深刻的现象是，拉美各国政治经济各领域精英的孩子、票子、房子都在美国。美国可以轻易动用签证等手段对当地精英实施威慑和打压。这种社会层面的联系，并不能简单地用贸易规模解释，却可能构成美国长期支配拉美政治社会的重要基础。
此外，军政关系同样是理解拉美政治的一把关键钥匙。军队是拉美独特的政治力量，该地区经常发生军事政变。美国对拉美的渗透在强力部门尤为严重。经济上被锁定、社会上被钳制、强力部门被渗透，使得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算不上完全的主权独立国家。只有来到这里，你才能真正理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理论范式中的“依附理论”，而所谓主权独立平等，只是停留在联合国宪章纸面上的原则。
此次调研让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全面加强中巴战略合作。巴西与中国没有地缘政治矛盾，中国应全面提升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支持巴西在拉美地区和全球外交舞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甚至应探讨中巴在军事领域的合作——独立和自主的巴西对于制衡美国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然而，我们接触到的巴西当地人士，包括政治精英，普遍认为巴西缺乏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雄心。对于成为一个军事大国的前景，他们更是非常漠然。没有强大的军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战略自主，只能生存在美国的巨大阴影之下。绝大多数时候，美国并没有给拉美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对于这个“后院”反而特别吝啬。巴西在外交关系上的“佛系”心态，是中国这个历经百年屈辱、主张自立自强的国家首先需要理解的。调研期间正值巴西大选关键时刻，卢拉领导的左翼政府能否连任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卢拉执政以来，巴西逐渐走向战略自主并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与美国的外交矛盾日益激烈。如何鼓励和支持巴西在拉美地区乃至全球外交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中国应进一步思考的核心问题。
智利的发展史也暴露了美国的意识形态的虚伪性。美国颠覆了社会主义的阿连德政府，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米尔顿·弗里德曼——转而又去拥抱一个新的独裁者皮诺切特。美国看重皮诺切特对新自由主义的支持，以此对冲二战后拉美兴起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但一旦赢得了冷战，美国很快又抛弃了皮诺切特，并在国际舆论场上把他描绘成“刽子手”。
事实上，威权领袖成功领导市场化改革的例子不胜枚举，朴正熙、李光耀都是如此。现在回望皮诺切特领导智利的近二十年，其正负遗产远不是那些意识形态论者可以简单定论的。至少，如同韩国一样，为了激进表达反对独裁的态度，智利新宪法规定了总统任期4年且不能连任。民主确实民主了，但在智利缺乏一个东亚式的官僚体系，这导致智利在后皮诺切特时代一直难以制定连贯一致的国家战略，长期主义对于智利是一个“奢侈品”。人均GDP17000美元的智利，最终没能成为拉美的新加坡和阿联酋。
拉美的国内治理
如同基建设施一样，社会治安也是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公共物品，同样也是国家能力的重要展现。西方社会的衰败，首先是从公共治安的决堤开始的。美国对外坚决护持国家安全，但对内却没有能力维持良好的公共安全，这是美国内外国家能力的经典悖论。
社会治安和公共犯罪是困扰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艰巨难题，也是阻止中国普通游客大规模进入拉美的重要障碍。即便是在智利这样治理相对良好的国家，我们也仍然被频繁提醒要关注个人安全问题；而在圣保罗，“抢手机”的警示阴影一直笼罩着我们的所有行程。相比之下，“东亚四小龙”、中国和阿联酋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应对经济和社会复杂化所带来的犯罪问题，改善并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进而创造政府治理的奇迹。这也是拉美地区另一个悖论：一方面，拉美地区常年没有大规模战争，是世界和平的“绿洲”；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存在严重的隐形暴力冲突，有组织犯罪尤其突出。这一“和平与暴力的悖论”如何解释，我不得而知。
拉美的黑帮闻名世界，好莱坞不少充斥暴力美学的电影都以巴西黑帮为背景，《速度与激情5》所描绘的街头追逐与暗处的暴力世界，就是巴西海滨风光之下的另外一面。如何建立安全的社会秩序，是巴西公共治理面临的重大考验。大量犯罪行为的滋生，很大程度上源于贫富差距。站在里约热内卢山顶眺望全城，我们欣赏到海洋与大陆的完美交融，这真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但我们在山顶看到的成片的贫民窟，却又构成这个城市最令人窒息的“伤疤”。理解拉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财富分配的如此不均；而理解财富的分配机制，也是政治经济学所最应该回答的核心问题。
▲ 站在里约热内卢山顶眺望全城。
巴西的社会治理困境，完全不能归咎于法治不足。相反，巴西是一个“律师之国”。据受访者介绍，律师是当地最受欢迎的职业，大学生都以学法律为荣，而理工科人才极其欠缺。据了解，巴西每年培养的理工科人才仅31万人，但法律人才严重过剩。“法律人”的过剩天然会加剧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巴西有非常严苛的劳工法律，工会组织非常发达。据说，职员离职之后，第一件事情通常是起诉自己的前东家，这使企业在处理雇佣、解聘与劳资纠纷时，往往需要投入高昂成本。用一个直观的比喻来说，如果说“理工人”主要是“做蛋糕”，那么“法律人”主要负责“分蛋糕”，当一个社会过多的人在“分蛋糕”时，那么就一定会出现曼瑟·奥尔森所说的“增长停滞”。过量的“法律人”就像巴西经济体上的“寄生虫”，他们不是在维持社会公平与正义，而是在抽取着这个国家的财富，加剧着社会治理的难度。
社会治理如此，经济治理也同样堪忧。尽管巴西是拉美最大经济体，但巴西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每个州、每个城市的税率与规则都不一样。巴西异常复杂的税制让很多投资者都望而生畏。不仅如此，受所谓“美式民主”的影响，巴西建立了一个高度分权的政治体系，这是理解巴西国内治理难题的重要钥匙。巴西呈现鲜明的“小政府、大社会；小行政、大国会”的格局，同时实行三级联邦制度，联邦管不了州，州管不了市。社会力量过于强大，行政体系过于分散，在这种极度碎片化的政治体系下，巴西难以孕育稳定而坚强的政治领导来奉行长期主义的经济政策，也同样难以集中资源推进任何重大国家战略，包括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清剿“黑帮”。
总之，对外部力量的深度依附，内部多元力量的相互掣肘，极大地削弱了巴西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此外，巴西社会结构松散、家庭观念薄弱。一个对家庭缺乏责任感的社会，也很难凝聚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大国，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盘散沙”。唯一能让巴西人团结的就是足球。所以，在金砖国家中，不要说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比较，即便是与印度相比，巴西都显得力量孱弱。
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认定巴西“自古以来”就秉持“弱政府”的制度传统，显然也是一种误读。我是到了巴西之后，才开始认真审视巴西在19世纪长达80年的帝国历史。为什么西班牙殖民地最终走向碎片化，在拉美地区分裂为20多个大小不一的国家；而葡萄牙在该地区的殖民地却大体保持了疆域统一，80年的帝国史对于当代巴西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国家整合的作用？对此，作为拉美“门外汉”的我，尚没有答案。
在巴西利亚，我们参观了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巴西议会。比起建筑本身，我更加痴迷于巴西迁都的战略逻辑。1960年，巴西领导人力排众议，将首都从沿海发达的里约热内卢迁至内陆荒凉的巴西利亚。里约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巴西乃至整个拉美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拿破仑战争时期，葡萄牙王室曾举家迁至里约，使其一度成为葡萄牙的临时首都。离开这样一座承载深厚历史、且交通便利的滨海城市，转而在内陆建设新都，需要何等的政治决心！
▲ 巴西议会大厦。
纵观世界历史，对于任何一个大国而言，迁都都绝非易事，它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与非凡的政治领导，绝难成功。近几十年来，成功实现迁都的只有哈萨克斯坦，那完全仰仗后苏联时代纳扎尔巴耶夫所积累的巨大权威。近年来，韩国、印尼、马来西亚都曾酝酿和计划不同程度的迁都，但都拖泥带水，只有巴西的迁都是彻底而决绝的。
迁都是巴西政治经济史上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它是巴西政府重塑国家地缘空间结构的一次重大努力，既有政治安全考虑，也有经济发展平衡的考虑。尽管巴西利亚作为首都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但我们在这里仍感受到这是一座“新城”，其独特的城市规划与现代主义建筑，也使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宏伟的计划值得中国学者深入研究，尤其是巴西政府的“强”“弱”之谜。能够下定决心迁都，说明拉美地区并非不能孕育强政府。但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于，为何巴西历史上有时能形成“超强政府”；但另一时又是碎片化的“弱政府”，以至于巴西要进行任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都困难重重，包括全国性铁路网的建设，这种制度结构急剧变迁的逻辑究竟何在？
我们从巴西利亚飞往圣保罗，全程只要一小时出头。那天天气很好，沿途所见，沃野千里，没有村庄没有城市，全是超级农场。我和同事们在飞机上对已经进行了2/3的调研进行复盘整理，我们共同提炼出一些关键概念，来概括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感受：超前民主、过度法制；超前环保、过度人权。民主、法制、环保、人权，这些都是好东西，但却是奢侈品，价格昂贵。对于巴西而言，这个价格就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在圣保罗的艺术博物馆参观之后，我们尤其确认了一点，这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就已经深受美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国家。这个博物馆展出的环保、性别、种族等议题，已经像“病毒”一样在巴西蔓延。这个地大物博、坐拥一切上天垂顾的国家，要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全面跃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尾声：区域国别学路在何方？
20天的调研给我提出的问题，远比能解答的问题更多，拉美有太多未解之谜值得深入研究，它就像一本浩瀚无垠的大书。中拉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贸联系仍受到距离和交通的制约。中国和拉美少有飞机直航，几乎所有航线都要中途经停或者转机。我们在想，如果在南太平洋岛国建立一个连接东亚和拉美的大型空海中转基地，将极大促进中拉人员与经贸往来，以中国的基建能力，虽然技术上不成问题，但这必定会涉及非常复杂的外交博弈和地缘竞争。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美国走向贸易保护、人流封闭的时候，只要中国持续保持经济开放，继续推进免签政策，继续放宽人员跨境往来，中国在拉美和全球影响力的上升，就只是时间问题。
在新学年的《国家兴衰的政治经济学》课堂上，30分钟的拉美讲授，我会更加自信。中国的拉美研究确实还存在严重不足。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几大板块中，拉美研究的水平、质量和规模，可能都属于最弱的那个板块，这源于它长期都是“人家的地盘”，我们无需过多妄自菲薄。中国要经略拉美，首先要解决人才队伍问题。以华为、国家电网、中国银行为代表的先行者，事实上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通晓世界的人才。如何实现高校与出海企业的对接与合作，共同打造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队伍，是未来学科发展与建设的一个方向。
如果说西方征服世界的顺序是从传教士到商业力量再到军队，那么现在中国走向世界，首先是企业走出去。我们的军事力量甚至外交力量，都没有跟上企业出海的步伐，学术力量就更加跟不上。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服务好国家外交战略和企业出海这两大使命，而不要又办成一个知识内循环的“黑板学科”，恐怕是留给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者的一个严肃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平衡学会，作者：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经济、经济外交与全球治理。曾先后在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康奈尔大学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著有《产业政治：超级企业与大国竞争》（2026年）、《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2017年）、《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2015年）、《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201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