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孙占卿
导语：2026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的“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峰会上，向马斯克、黄仁勋、苏姿丰、谢尔盖・布林（谷歌联合创始人）、迈克尔・戴尔（戴尔科技）、萨蒂亚・纳德拉（微软CEO）等六位科技企业创始人及管理者颁授国家科学奖章或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这也是特朗普本届任期内首次颁发这两项国家级科技奖章。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202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美国企业部门承担了全国77%的研发活动，并提供了75%的研发资金；但在基础研究领域，高等教育机构仍承担着48%的研究工作。随着部分前沿科研越来越依赖高昂的设备投入、算力资源和复杂的工程协作，科学发现、技术突破与科研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将国家最高科学荣誉集中授予科技企业人士，反映出怎样的科技创新理念？科技企业家的组织能力与科学家的原创性贡献，又应当如何评价？
IPP特约研究员孙占卿指出，特朗普将国家科学奖章集中颁给科技巨头，折射出美国科技创新模式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随着前沿科研日益依赖资本、算力和复杂的工程协作，科技企业家不再只是技术成果的商业化推动者，也在更深层次上参与科学研究的组织与方向选择。企业家与科学家的结合，正在成为推动重大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然而，“组织科学的权力”并不等于“创造知识的能力”，资源配置优势也不能直接转化为科学权威。作者强调，真正的科学“黄金时代”，不仅需要发挥科技企业的组织优势，更要避免科研资源与话语权过度集中，维护科研体系的开放性与多样性，为不同研究主体和探索路径保留发展空间。
本文作者
孙占卿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所副所长、IPP特约研究员
一、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向科技企业领袖集中
美国当地时间2026年10月8日，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白宫主办的“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峰会上，向六位科技企业相关人士颁授两项国家科技荣誉。其中，马斯克、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和AMD首席执行官苏姿丰获得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戴尔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获得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获得国家科学奖章的四人，全部来自大型科技企业的创始人、董事或经营领导层。这种获奖者高度集中的情况，为观察当代科学创新中企业的组织权力与知识创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值得讨论的案例。
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科技行业领军人物颁授国家科学奖章。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戴尔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AMD首席执行官苏姿丰、SpaceX首席执行官及特朗普前顾问埃隆·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图源：AFP
尽管企业领导者获得美国国家科技荣誉早有先例，但此次国家科学奖章的四位获奖者全部来自大型科技企业领导层，多家外媒直指其为“史无前例的安排”。一直以来，科学发现、工程突破和商业成功就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但如今，却越来越多地与同一批人物联系在一起。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创新的领导权究竟由谁掌握？谁提出值得追求的问题，谁来决定资源投向、组织知识转化，又由谁向社会解释何谓“进步”？
一枚奖章的归属无法回答所有问题，却显示出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正在形成——科技企业家在资源配置、技术路线和国家科技叙事中的地位正在上升。
二、两枚奖章的分工与白宫的选择
在分析这份获奖名单前，首先需要理解两枚奖章的差异。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由美国国会于1959年设立。该奖章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管理，主要表彰个人在科学与工程知识领域长期积累的卓越贡献。它不止奖励某篇论文或某项发现，也考虑获奖者对学科发展、教育、创新和国家的长期贡献。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向冯·卡门颁授了首枚国家科学奖章。
1963年2月18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白宫向航空航天科学家西奥多·冯·卡门颁授首枚国家科学奖章。图源：Wikimedia Commons
美国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的前身则是依据1980年《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设立的“国家技术奖章”，于1985年首次颁授，2007年依据《美国竞争法》更名为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由美国专利商标局负责管理。该奖章主要评价技术创新对国家竞争力、生活水平、社会福祉和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贡献，获奖对象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队和企业。
从制度逻辑看，两项奖章承担着互补的功能：科学奖章更关注“谁拓展了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技术与创新奖章则更聚焦“谁把技术变成了可使用、可普及、可形成国家竞争力的成果”。这并非将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截然分开，而是承认知识贡献和技术实现各有值得辨认的价值。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左）与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右）。图片来源：NSF、USPTO。
这一次，迈克尔·戴尔和萨蒂亚·纳德拉获得美国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乍看似乎有些突兀。但回顾美国国家科技荣誉的颁授历史，企业家并非这一体系的“局外人”——1980年，卡特向时任英特尔董事长罗伯特·诺伊斯颁授1979年度国家科学奖章，表彰其在半导体器件，尤其是集成电路方面的贡献。
在国家技术奖章的获奖者中，同样不乏企业家。1985年首届国家技术奖章颁授时，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因个人计算机的开发与推广获奖；1992年度获奖者比尔·盖茨的授奖理由，则是他的技术能力、商业管理能力及其对个人计算机产业的贡献。
1985年2月19日，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向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颁授国家技术奖章。图源：里根总统图书馆
授奖既回顾过去，也是在向未来发出信号：哪些成就值得追求，哪些人物值得效仿，哪些能力应该成为国家竞争的支柱。那么，此次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的四个名额均授予了科技企业领导者，这种明显的“集中表彰”意在强调什么？企业领导、工程组织与知识创造的贡献，在评价中应如何区分？
从公开政策看，白宫正在强化科学、工程与产业之间的联系。2026年7月发布的《科学：新的黄金时代》主张改革科研组织和资助方式，扩大私人部门的作用，利用AI推动科学发现（专家联合解读｜美国科研体系大转向，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体现了政府对科研体系的政策判断，但并不意味着其提出的所有改革都已获得科学界认可。
而在此前，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PCAST）的顾问任命也与此次授奖名单相互印证。2026年3月25日，白宫公布了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首批成员。本次六名获奖者中的四人——布林、黄仁勋、苏姿丰和戴尔——当时就已进入这一科技政策咨询平台。
3月25日，白宫公布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首批13名成员名单，其中包括此次获得国家科技荣誉的谢尔盖·布林、黄仁勋、苏姿丰和迈克尔·戴尔，此外还有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甲骨文联合创始人拉里·埃里森、知名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等科技界人士。图源：美国白宫官网。
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特朗普不仅希望这些企业领导者提供投资和技术，还希望他们成为美国科技复兴道路的代表人物。顾问身份使他们得以参与国家科技发展方向的讨论，国家荣誉则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向公众阐释这一方向的权威性。产业资源的组织者正在被确认为国家创新的代表人物。
当然，其中的政治因素也不能忽略。福克斯此前在报道马斯克拟获奖的消息时，就将此事与他重新接近特朗普联系起来。当然，两人的关系修复并不证明其中存在必然的利益交换，更不能抹杀对马斯克科技贡献的评价。
三、当代科技创新是企业家和科学家结合的结果
颁奖活动并非只是一个“象征性安排”。就在峰会当天，特朗普政府还宣布了涉及超过60亿美元的科学研究投资及合作计划，其中包括英伟达、AMD、OpenAI、谷歌等企业承诺提供的价值24亿美元的计算工具与算力额度。这显示，大型科技企业正以技术开发者的身份参与国家科技竞争，同时也在成为国家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组织改革的重要合作方。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正建设Lux超级计算机。该系统由美国能源部与AMD合作推进，旨在为“创世纪计划”提供人工智能及高性能计算支持。图源：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此外，此次授奖可以视为美国政府对未来前沿科技创新模式的一次表态。它既涉及在政府眼中谁来代表科学，也涉及政府如何构想未来科学研究的组织方式。随着科技系统越来越复杂，没有人能够掌握全部细节。推动科学进步的，不只是作出发现的人，也包括创造研究条件、组织跨学科协作、把知识转化为持续探索能力的人。
“企业家”和“科学家”的身份并非互斥，企业家的身份不能抹杀他们的科学经历。苏姿丰曾长期在IBM从事工程与业务领导工作，负责过半导体研发及技术战略；马斯克也不是只会提供资金的普通投资人，美国国家工程院对其贡献的说明就涉及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可持续交通与能源系统的设计、工程、制造和运行突破。对于这些获奖者而言，他们承担企业经营职责，并不会使其此前的知识与工程贡献消失。
企业领袖将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员组织起来，形成一个能够持续解决问题的系统，在推动复杂的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组织工作包括识别瓶颈、选择架构、安排试验、协调制造和供应体系，也包括在结果尚不确定时维持团队与投入。这类行动未必涉及直接开展试验或撰写论文，却可能是科学发现得以产生和积累的重要条件。
企业领导者、企业研究人员与大学科学家出现在同一个科学评价框架中，反映了企业家和科学家在当代科技创新过程中的结合。
斯坦福大学《2026年AI指数报告》指出，2025年，超过90%的重要前沿模型由产业界产出。在前沿模型研发领域，企业已不只是大学研究成果的商业化承接者，也是知识与技术生产的重要场所。在这样的研究条件下，资本配置开始更直接地影响知识生产。一个研究构想能否获得足够的算力、数据和工程支持，不仅影响其何时实现，也可能影响其能否得到验证。因此，决定基础设施如何建设的人也有机会更深入地参与研究议程。
2003—2025年全球重要AI模型产出主体的变化。2025年，产业界独立开发的重要AI模型占比达到91.18%，高校独立开发的模型占比仅为1.96%。图源：斯坦福大学《2026年AI指数报告》。
同时，科学研究与工程推进不再总是按照前后相接的线性流程展开，科研组织方式本身也已成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新模型可能带来新的计算要求，工程限制可能迫使研究者改变方法，应用中的失败又可能暴露原有假设的问题。DeepMind在介绍AlphaFold研究时，就明确强调了结构生物学、物理学和机器学习等领域人员的跨学科组织与协作，以及对既有研究和数据积累的依赖。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企业家的作用可能不再局限于“最后一公里”。在一些领域，组织方式本身已成为科学发现过程的一部分。并不是先有完整答案，再找人推广，而是只有将资源、试验和反馈组织起来，才有机会逐步找到答案。
企业承担科学研究职能，并不是到了AI时代才出现的现象。贝尔实验室以来的科技史已经证明，企业同样可以成为基础知识的重要生产场所。AI时代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在于，部分大型科技企业进一步掌握了能够影响科学探索方向的关键研究工具、算力基础设施和技术平台。这些企业的影响力也由内部研发扩展到更广泛的知识生产过程。
科技企业可以同时提供研究工具、运行平台与成果实现渠道。它们不仅参与具体的科研项目，还可能影响一整类项目的研究方法和开展成本。对部分领先企业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卖出了多少产品，而是能否提出新的问题、开辟新的方向，推进新的试验和探索。
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领导者的影响力正从产品领域向科学研究领域延伸。白宫科研改革报告对AI基础设施与新型科研组织的强调，正是这种变化在政策层面的反映。
四、AI，将重组科学家与企业家的关系
然而，承认科技企业家的工程领导作用，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将其旗下企业的所有成果都归功于企业家个人？科技企业家是否已经取代主要从事知识探索的科学家，成为最重要的推动者和领导者？
对此，还需要作进一步区分。
第一，科学家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大学工作，其作为知识创造者的身份都不会因此改变。企业与大学是不同的组织载体，企业家与科学家则是不同的社会角色。科学家从大学进入企业实验室，改变的是雇佣关系和研究条件，并不意味着其作为知识创造者的身份就此消失。更不能仅凭企业研究产出的增加，就认定企业最高领导人比研究人员更重要。
第二，科研中的不同领导权也需要加以区分，并非所有领导权都对科研有直接贡献。提出新问题、判断证据、修正理论，属于知识上的领导；决定投资、配置设施、选择路线，属于组织上的领导；向政府和公众解释科技未来，则属于社会代表权。三者可能结合，也可能分别由不同的人承担。此次获奖名单更鲜明地反映了后两种权力的上升。科技企业家能够组织更大的研究系统，并因此取得更强的公共代表地位，但管理权并不意味着拥有对科学真假的最终裁决权，资源控制力也不能自动转化为所有领域的知识权威。
第三，不能用一种衡量成功的标准取代其他所有评价标准，商业成功同样不能代替科学评价。市场愿意为什么付费，与一项判断是否真实、一个问题是否重要，虽然相互关联，却不能混为一谈。一项技术可以具有强大的商业价值，却仍然存在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一项发现也可能暂时没有市场，却改变此后几十年的探索方向。
企业战略与科研目标之间，仍然存在不能被奖章消除的张力。模型、数据、实验方法和人才培养涉及不同的时间尺度，不能将整个创新过程的成就都归功于资源配置者。企业的工程整合可能发生在最后几年，背后的知识积累却可能延续数十年。
最近，人工智能企业对数学研究的介入，使知识生产与知识吸收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突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数学与人工智能咨询小组特别指出，公开研究结果并不意味着人类已经理解这些结果并将其纳入数学知识体系。这引出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当成果生成速度急剧提高时，科学共同体能否同步完成独立验证、理论理解与后续探索？如果科研资源和问题选择越来越集中于少数模型开发机构，数学家自主提出问题、开辟新方向的能力又该如何得到保障？谁有权做出判断？
未来并非只能在“科学家被赋能”与“科学权力被集中”之间二选一。这两种情况完全可能同时发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使用更强的工具，但决定这些工具关键规则的组织却越来越少；个人完成任务的能力增强，改变研究议程的自主性却未必同步扩大。AI也带来另一种可能。随着研究工具更容易获得，不承担企业经营职责的科学家可以用较小的团队组织原本需要更多人员完成的探索。研究者的综合能力因此得到增强，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必须先成为企业家。
五、值得警惕的“奖章”
特朗普颁出的奖章，折射出科技企业家正在获得更大的“组织科学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权力已经能够取代科学家“创造知识的能力”。两者可以结合，却不能混为一谈。特朗普政府的科学表彰可能带来一种值得防范的循环——资源优势带来更多可见的成果，这些成果又换来更高的荣誉，而荣誉反过来强化了政策影响力和获取资源的能力。最终，人们可能将这一循环形成的优势，归因于某一类人天然更有创造力。
要避免这种循环，不能只是要求把奖章重新颁给大学教授，更重要的是激发科研体系多样化发展的活力。我们既不能想当然地认定大学必然保障自由探索、企业必然排斥长期研究，也不能预先认定企业天然高效、学术机构注定僵化。我们需要保留的并非某一种机构的身份特权，而是整个科研体系提出不同问题、容纳不同路线、纠正自身错误的能力。
判断这种新的结合方式是否意味着进步，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研究工具是否让更多机构获得实际参与机会，科研人员能否公开质疑和检验结果，长期公共数据与人才培养是否继续得到支持，团队成员的贡献能否被独立识别——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指标。
科学的黄金时代，不能只看站在领奖台上的人物有多光鲜。更重要的是，获奖者所拥有的力量，让多少人获得了探索未知的能力，又为多少尚未被选中的问题保留了被提出和回答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