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IPP编译，原文标题：《美国财政部新顾问上任，意与中国争夺“黄金货币”先机｜IPP编译》
导语：10月9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任命经济学家朱迪·谢尔顿（Judy Shelton）担任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的顾问，负责就货币政策提供建议，侧重评估中国的金融状况。谢尔顿是美国“健全货币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曾任美国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执行董事，长期主张以黄金等价值标准约束货币政策，批评美联储过度干预金融市场。2019年7月，特朗普曾提名她出任美联储理事，但其金本位主张及对美联储独立性的看法引发激烈争议，最终未获参议院确认。如今，这位与美国主流货币政策理念存在明显分歧的经济学家进入财政部，其长期倡导的货币改革主张能否影响美国政策，值得关注。
今年3月19日，谢尔顿接受专访时，曾系统阐述了她对美元国际地位、美联储改革及中美货币竞争的看法。她主张美国率先探索恢复美元与黄金之间的联系，并提出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等具体构想。她尤其强调，美国不能让中国率先建立本国货币与黄金之间的新联系。这些主张虽不代表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但可为理解谢尔顿的政策取向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IPP评论”特对访谈进行编译。
3月19日，美国经济学家朱迪·谢尔顿（Judy Shelton）接受奥地利投资公司Incrementum AG管理合伙人罗纳德-彼得·施特费勒（Ronald-Peter Stöferle）专访。内容于2026年6月16日发布在《我们信赖黄金》报告官网。
美国应抢在中国之前，重新建立美元与黄金的联系
施特费勒：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曾谈到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您此前也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发行黄金挂钩国债将是美国展示实力的重要举措，尤其是在《独立宣言》250周年之际。当前，全球正面临能源危机、安全危机以及央行独立性危机等多重挑战，您关于重构货币体系的设想也因此更加值得关注。
贝森特曾表示，他希望通过政策手段在伊朗制造美元短缺。与此同时，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及石油贸易转向人民币计价，全球“去美元化”趋势正在加剧，支持美元化与推动去美元化的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您是否认为，伊朗危机可能成为迫使全球经济秩序重组的“黑天鹅事件”，从而触发贝森特所说的又一个“布雷顿森林时刻”？
谢尔顿：我们已经看到，美元作为全球主导储备货币的地位，为美国提供了一种非常强大的软实力。凭借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几乎能够通过政策安排给其他国家制造经济和金融困难。对于那些生产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的国家而言，情况尤其如此。SWIFT系统以及其他全球银行网络，都赋予美国相当强大的影响力。
与我在货币问题上观点最接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曾反复强调，伟大的国家通常拥有伟大的货币。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与其货币的国际主导地位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货币地位与国家实力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什么新现象。
2022年俄罗斯进入乌克兰之后，西方冻结俄罗斯资产，引发了重大争议。这甚至被视为金融领域动用“核武器”的行为。当时，我对此感到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亲身经历叶利钦执政初期俄罗斯卢布和金融体系的崩溃，也目睹过俄罗斯经济陷入深重危机的过程。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在感到自身金融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会寻求建立替代性的货币安排，例如金砖国家所讨论的合作机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可能包括南非在内的这些国家，不时讨论建立某种可以替代美元的货币机制。在这些国家中，中国可能是对这一问题思考最为深入的国家。
事实上，今年早些时候，贝森特部长邀请我前往美国财政部，讨论其中一些问题。我们在他位于财政部的办公室交谈了一个小时。他对美元化问题很感兴趣，我们确实也讨论了黄金。
后来，我给他发送了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国前财政大臣夸西·克沃滕（Kwasi Kwarteng）。克沃滕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这篇文章提出，中国可能成为第一个重新将本国货币与黄金挂钩的国家。如果中国率先采取这一行动，将是一项重大的战略突破。
我之所以把这篇文章发送给贝森特，是因为我对此有着非常坚定的看法：率先采取这一行动的国家不应该是中国，而应该是美国。美国显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黄金储备。我一直认为，如果美国能够重新建立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某种联系，将是展现美国实力的重要举措。
我的朋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雅克·德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ère）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仅是一个缺乏完整规则的“非体系”（non-system），他甚至将其称为“反体系”（anti-system）。他还曾向我指出，从全球央行持有的储备资产价值来看，黄金已经超过欧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资产。
施特费勒：确实如此。我们一直认为，在真正的“去美元化”发生之前，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去欧元化”。现在，黄金已经取代欧元的位置。
您此前提出，可以在今年7月发行一种“50年期黄金支持国债”，这是我听过的最有意思的政策构想之一。考虑到您与贝森特部长曾会面，以及他本人对黄金的了解，这一想法尤其值得关注。根据贝森特披露的投资信息，黄金是他个人最大的投资头寸。他显然非常了解黄金、美国货币体系及其存在的问题。那么，发行50年期黄金支持国债的设想究竟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这将对美元以及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谢尔顿：特朗普总统曾表示，他或许需要亲自前往诺克斯堡（Fort Knox，美国最重要的黄金储存地之一），确认美国的黄金储备确实存放在那里。我在与贝森特的交谈中再次提到了这些观点，并表示，如果总统真的去诺克斯堡核查黄金储备，我认为这会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公共关系行动。因为有相当多的美国公民向我提出疑问，表示他们不相信那些黄金仍然在那里。在我看来，这反映出他们对美国政府缺乏信任。我确实认为，核实这些黄金是否存在任何产权负担、抵押或其他权利限制，是十分重要的。
从整体上看，对于美国这样规模的国家而言，我们持有的实物黄金按市场价格计算，价值可能达到1.2万亿美元。这当然是一笔巨大的资产，但是，美国未偿债务的规模大约是这一数值的35倍。因此，我们必须把黄金储备放在整个国家财政状况中加以衡量。
美国黄金储备市值占政府债务的比例变化。20世纪40年代初，这一比例曾达到约51%，而到2025年已降至约3%。图源：Azuria Capital
贝森特非常熟悉金本位制度的终结，也了解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金本位时代。他同样非常熟悉1944年至1971年运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这些历史经验有着充分认识。我非常希望，美国能够推出黄金挂钩国债。我认为，这项政策可以很快付诸实施。我们可以参考美国当年推出通胀保值国债的经验。美国财政部通胀保值证券（Treasury Inflation-Protected Securities，TIPS）的推出，最初也只是财政部长推动的一项政策倡议。那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于1999年推动的安排。
其基本逻辑非常简单。市场上存在一类投资者，他们愿意购买美国国债，也就是把资金借给美国政府，但同时担心在债券存续期间，通货膨胀会侵蚀其资金的实际购买力。因此，他们希望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变化，对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获得相应补偿。我提出的黄金挂钩国债，本质上遵循类似思路。投资者愿意向美国财政部提供贷款，但又不希望在债券整个存续期内损失购买力。不同之处在于，部分投资者认为，黄金价格比消费者价格指数更能可靠地反映商品与服务总体价格水平的长期变化。这些投资者认为，相较于美元，黄金更有能力保持自身价值，特别是在美元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功能受到通货膨胀侵蚀的情况下，黄金可能提供更好的购买力保护。我希望为这些投资者提供另一种选择。
黄金挂钩国债只是美国财政部众多融资工具中的一种，不会成为发行规模最大的国债品种。美国财政部目前已经发行浮动利率国债，其规模相对较小。我提出的黄金挂钩国债，发行规模还可以更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成为美国国债市场规模最小的品种。只要我们愿意将部分黄金储备用
于支持相关债券的发行，就完全可以设计出这样一种工具。
在我看来，以黄金储备支持长期国债发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好处。如果美国政府将实物黄金正式质押，用于担保长期黄金支持国债，就相当于通过法律安排，为这些黄金储备的使用划定明确边界。这些黄金将成为特定债券的担保资产，实际上被专门封存起来。这样一来，未来一届或再下一届政府，即使财政支出失去节制，也无法突然决定出售黄金储备，以获取一笔短期收入。
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前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曾经采取过出售黄金储备的做法。当时，他或许认为那是一项明智的决策。但是，在一个国家尚未改善其长期财政前景的情况下，出售黄金储备，在我看来无异于浪费财富。因此，我希望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安排，限制未来政府任意出售黄金储备的能力。
美联储改革：如何利用黄金储备重估及缩减资产负债表？
施特费勒：这恰好引出了我的下一个问题。美联储主席的凯文·沃什（Kevin Warsh）曾非常明确地表示，希望缩小美联储在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您刚才提到了美国黄金储备的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如果美联储推动美国黄金储备按照市场价格重新估值，那么美国财政部实际上将获得约1.2万亿美元的账面收益。假如美联储同时通过出售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对由此产生的流动性进行冲销，那么，美国是否有可能在不召开类似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正式国际会议的情况下，以一种间接方式重新建立以黄金为锚的货币体系？
谢尔顿：我并没有设想过完全按照这样的程序推进改革。在我看来，美联储在其中究竟应当发挥什么作用，目前还不够清晰。
美国历史上曾经作出过一项安排，要求美联储将其持有的黄金移交给财政部，并以此换取黄金凭证。美联储至今仍在自身资产负债表中持有这些黄金凭证，而且同样按照每盎司42.22美元的法定价格进行估值。因此，美联储账面上的黄金凭证价值大约为110亿美元，尽管实物黄金实际上由财政部持有。
但美联储自己的官方网站又明确指出，这些黄金凭证并不赋予美联储任何相应的黄金索取权。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些黄金凭证并不赋予美联储重新购买或者取回黄金的权利，为什么美联储还要在资产负债表中为它们确认任何价值？更不用说，这些凭证的账面价值与相关黄金的市场价值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我认为，这种安排有必要得到澄清和理顺。
至于凯文·沃什，我欣赏他的一点，可以追溯到他去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期间发表的讲话。他当时表示，赋予政府机构越来越大的权力，以解决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不符合他的理念。他特别强调，金融机构要赢得信任，首先必须值得信任；而要真正值得信任，就必须具备履行职责的能力。我认为，这番话实际上是针对美联储说的。
沃什和我都认为，美联储需要缩小自身的存在范围，减少其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影响，并降低其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程度。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就是停止向银行准备金支付利息。如果取消这一机制，银行就不能再仅仅通过将大量现金存放在美联储，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息收入。我认为，现行机制并不是一种健康的金融安排，我希望取消它。
2008年以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变化。疫情期间，美联储通过大规模购买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扩大资产负债表，资产总额于2022年达到近9万亿美元。图源：摩根大通资产管理；数据来源：美联储
这样做，很可能促使商业银行将更多资金投资于美国国债。在我看来，这将带来一个重要结果：随着银行增加对美国国债的购买，国债价格会上升，而收益率和市场利率则会下降。当然，美联储可能会对此感到担忧。但恰恰在这个时候，我认为美联储应该开始主动出售其持有的资产，而不是仅仅依靠资产自然到期来缩减资产负债表。
美联储希望减少其持有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问题在于，这些证券中的大部分，要等到10年甚至20年之后才会到期。而且，美联储过去甚至没有完成自己设定的每月资产自然到期缩减目标。当前，美联储并没有主动出售这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而只是等待其逐步到期，这个过程极其缓慢。我的主张是，美联储应当主动出售这些证券。
目前，美联储累计持有的相关损失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根据美联储的会计规则，只要它不出售相关资产，就不必立即确认这些损失。这也是为什么美联储更愿意等待资产自然到期，而不是主动出售。但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通常情况下，如果美联储必须确认其投资组合的损失，这部分损失就会减少美联储原本应当上缴美国财政部的利润。
然而，美联储目前从自身投资组合获得的收入，已经不足以支付它需要承担的准备金利息支出。因此，我认为，我们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局面：未来几年，美联储可能都无法向美国财政部上缴利润。既然如此，就应该果断处理这一问题。与此同时，通过主动出售资产，美联储可以逐步缩减目前规模约为6.7万亿美元的资产组合。这将有利于美国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特别是，如果我们同时终止向银行支付准备金利息的做法，效果会更加明显。现在，银行在美联储存放了接近3万亿美元的现金，而美联储还要为这些资金支付利息。我认为，这种做法应当改变。
美国经济面临滞胀压力，货币政策是否应该转向供给侧？
施特费勒：接下来，我想谈谈美联储目前面临的滞胀压力。我们看到，能源价格正在大幅上涨，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的增长也明显强于预期。另一方面，美国劳动力市场又在走弱。您会选择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
谢尔顿：通常所说的滞胀，意味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与明显放缓的经济增长同时出现，并且往往伴随着失业率上升。但美国目前的就业状况实际上并不算糟糕，劳动力市场是否真的已经陷入疲弱状态，仍然存在争议。
至于与伊朗的战争，从美联储的角度来看，其影响可能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美联储的政策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影响。能源价格上涨可能推高通货膨胀，但与此同时，经济活动减弱以及失业率上升，又可能形成一定的反向力量。这两种因素可能相互抵消。
就我个人而言，我主张现阶段保持政策稳定，不宜作出过度反应。我认为，美国目前的货币政策仍然过于紧缩。相比于美联储确定的所谓中性利率，我更希望看到一种更加接近市场自主决定的资本成本。也就是说，应当让实体经济中的市场参与者，根据自身对经济景气程度、投资机会和增长前景的判断，决定借款资金应当承担怎样的成本。
目前没有必要采取过度激进的货币政策行动。在我看来，美国经济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具备了加速增长的条件，而且这些条件至今仍然存在。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供给侧政策措施，包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显著降低能源成本，以及实施更加精明的贸易政策。这些供给侧政策支柱，都在朝着有利于美国经济的方向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减税也将增强经济需求。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释放私营部门的活力，同时确保企业能够以合理的成本获得资本，那么就能够创造最有利的经济环境。在我看来，对抗通货膨胀的最佳方式，是扩大供给，而不是压制经济增长。当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企业家能够获得必要的融资时，经济中的商品与服务产出就可以增加。这才是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的正确方向。
因此，我认为，美联储目前所采用的政策模型存在根本问题。按照这一模型，要遏制通货膨胀，就必须限制经济增长、抑制总需求。但我不赞同这种思路。
我认为，凯文·沃什在货币政策上，将更加接近这种供给侧思维方式。如果由我来推动美联储改革，我会逐步取消准备金利息支付机制，同时恢复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时期所采用的公开市场操作方式。正如我刚才所说，这意味着美联储应当有计划地出售资产组合中尽可能多的资产，当然，出售规模必须控制在市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逐步推动市场利率下降，使其更加接近我所理解的市场决定的利率水平。
特朗普既希望美元走弱，又要维护美元霸权，两者是否矛盾？
施特费勒：接下来谈谈美元。特朗普总统曾经相当公开地表示，他希望美元适度走弱，以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在最近一轮流动性紧张之前，我们确实看到美元明显走弱。不过，随着美元流动性趋紧，美元指数又重新上升了。这非常值得关注。特朗普对美元汇率的讨论，比以往美国政府更加直接。一方面，他希望美元走弱；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希望捍卫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那么，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政策目标，是否有可能同时实现？
谢尔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我曾经担任美国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执行董事，并与美国财政部密切合作。当时，负责货币事务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是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他后来出任世界银行行长。在七国集团（G7）的相关讨论中，我和马尔帕斯都倾向于避免使用“强势美元”或者“弱势美元”的表述。我们更希望采用的概念是“可靠的美元”（a dependable US dollar）。当时，我们还与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密切合作，试图推动这一表述得到更广泛的采用。
所谓可靠的美元，意味着美元应当具有稳定、一致和可以信赖的价值。这实际上更加接近美国建国先贤最初确立货币制度时的理念。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管理货币的权力，其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使美元能够成为可靠的价值衡量标准。
但今天的美元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其实很难准确描述。我甚至不愿意把它称为浮动汇率制度，因为它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最初提出浮动汇率概念时所设想的体系，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现行体系下，各国中央银行获得了过于强大的权力。每当发生紧急情况，美联储就会迅速与七国集团盟友，以及世界其他主要中央银行建立货币互换安排。这实际上完全违背了真正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基本逻辑。如果汇率制度确实是完全自由浮动的，那么政府甚至没有必要持有外汇储备。因为汇率本应由跨境商品交易中产生的供给和需求决定。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远远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货币市场。
我欣赏特朗普总统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实际上并没有简单地主张美元越弱越好。他真正认识到的是，长期以来，汇率操纵一直是国际贸易中一个严重的问题。例如，中国过去曾有意通过汇率政策影响人民币兑美元的价格。再往前看，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产业迅速崛起，美国汽车工人因此面临激烈竞争。当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华盛顿的政治人物都支持反对汇率操纵。美国汽车工人经常表达这样一种观点：我们能够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汽车制造商竞争，但我们无法与日本央行或者中国的货币政策竞争。特朗普很早就公开反对汇率操纵。这一立场与我的想法高度一致，因为我支持自由贸易。但自由贸易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假设你的贸易伙伴能够在一年之内，通过汇率变化，使其本国货币相对于你的货币贬值20%，甚至30%，正如近年来墨西哥曾经出现的情况一样，那么，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会严重扭曲国际贸易竞争。
保罗·沃尔克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各国可能花费数年时间谈判一项贸易协定，把关税降低到5%；但是，短短10分钟的外汇市场交易，就可能完全抵消这项协定试图实现的效果。
因此，我非常赞赏特朗普能够意识到这一问题。当他谈到美元应当“走弱”时，他有时也会马上修正自己的措辞，承认大家通常更喜欢使用“强势”这个词。但他真正想表达的是，如果美元价格被不合理地推高，就会对美国制造商造成不利影响，同时违背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同样十分重视美元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当他强调美元应当保持强势时，他所指的“强势”，实际上又具有另一层含义。这就是我此前提到的，一种由强大国家实力支撑的货币地位。
美国拥有全球最深厚、流动性最充裕的国债市场，其主权信用也具有广泛吸引力。因此，美元能够在世界各地占据主导地位。这有点像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所发挥的作用，也有点像世界各地的广播电台都在播放美国音乐。这种全球性的影响力，赋予美国非常重要的软实力。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对于美国实现其政策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025年第一季度至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货币构成。图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正确认识到了国际主导货币的价值。这种认识甚至影响了他对金砖国家的态度。他曾提到，在巴西主办金砖国家会议、一些国家讨论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时，特朗普对此作出了非常直接的回应。他的意思是：如果你们不愿意在国际交易中使用美元，那么美国就会对你们征收关税。显然，他把这种“去美元化”趋势视为对美元国际地位的真正威胁。
因此，他实际上同时认识到了美元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乍看之下，人们可能会觉得，这两种目标很难协调。有人可能会问，你究竟希望美元保持怎样的价值水平？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许多人一方面声称支持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愿讨论人为操纵汇率如何不公平地改变国际贸易条件。特朗普至少认识到了汇率扭曲与贸易公平之间的密切联系。
如果美国率先发行黄金挂钩国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如何变化？
施特费勒：依靠本币贬值获得经济竞争优势，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短视的做法。强势货币反而能够像一种持续的“训练机制”，迫使本国产业不断提高竞争力。例如，瑞士的法定货币制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制度之一。尽管瑞士法郎长期保持强势，但瑞士依然维持着极具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奥地利也有类似的历史经验。20世纪70年代末，奥地利面临一个关键的货币政策选择：究竟应该让奥地利先令与意大利里拉挂钩，还是与德国马克挂钩？最终选择德国马克，被证明是对奥地利工业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决定之一。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黄金问题。从所谓“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到重新转向汉密尔顿式经济体系，长期以来由国家主导的全球法定货币体系，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假设美国率先发行黄金支持国债，随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那么，到2030年，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呈现怎样的结构？比如，美国如果发行黄金支持国债，市场反响极其热烈，其他国家也开始复制这一做法。您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谢尔顿：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想状态可能是世界拥有一种共同货币。你甚至可以把它称为“地球货币”（Earth money）。当我与学生讨论这些想法时，他们通常会觉得很有吸引力。有些人会想到比特币。他们非常喜欢建立一种全球共同货币的理念，并且认为这是一种充满未来感的设想。
但实际上，另一些人可能会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未来主义的构想，而是对过去货币制度的回归。因为在古典国际金本位制度时期，我们实际上就曾经拥有过这样一种共同货币体系。
各国虽然根据自身的主权需要，以不同名称发行本国货币，但它们都使用同一种全球性资产来衡量货币价值，那就是黄金。黄金不仅能够作为跨国交易的共同价值尺度，而且能够在不同时间之间保持价值的可比性。当时，各国通常不会频繁改变本国货币的黄金平价。货币价值直接由一定重量的实物黄金来定义，这实际上形成了一套具有共同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
2000—2025年全球主要货币及大宗商品相对于黄金的价值变化。图中以黄金盎司数衡量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要货币的相对价值。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图源：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来源：彭博、ICE Benchmark Administration
我非常喜欢阅读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关于美国货币单位建立过程的历史笔记。您刚才提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但实际上，美国建立共同货币的早期构想，与杰斐逊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原来的13个殖民地成为独立的州，并逐步联合组成美利坚合众国。杰斐逊认为，这些州既然正在结合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就应该拥有一种共同货币。他相信，共同货币能够促进全国范围内的自愿交易，并增强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力量。
但杰斐逊的追求，并不仅仅是建立一种便利商业交易的支付工具。他更希望，货币制度能够真正服务于普通民众。这与美国建国时期的一项基本政治理念完全一致：普通民众有能力实行自治。我们不需要国王，也不必接受少数精英的统治。
我们可以通过选举，在普通公民中选出具有治理能力的人。他们在公共职位上服务一段时间，然后重新回归自己的正常生活。美国建国的整个政治实验，实际上不仅要赋予个人政治自由，也要赋予他们经济自由。
正因为如此，杰斐逊认为，美元必须建立在极其严格和明确的标准之上。他的逻辑是，如果我们决定以美元作为国家的记账单位，那么首先必须精确定义，究竟什么是一美元。为此，他主张按照最高标准，精确测量黄金和白银的纯度与重量，以此定义美国的货币单位。他的目标，是让美元成为一种具有最高可信度和完整性的货币价值标准。
杰斐逊说服了华盛顿总统，认为美国的货币单位应当以成为普遍适用的价值标准为目标。因为，如果美国能够建立一种足够优秀、足够可靠的货币，它就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追求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货币，从美国建国之初就已经存在。这几乎可以说是美国制度传统的一部分。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国会的货币管理权作出了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条款中，宪法还规定了制定度量衡标准的权力。这并不是巧合。因为货币记账单位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稳定不变的价值衡量标准，就像重量和长度的标准一样。
这正是我希望美国能够重新回归的货币理念。在我看来，这种理念远比维护中央银行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更值得捍卫。我更希望看到，货币真正服务于使用它的公民，服务于那些通过生产性劳动创造经济价值的人。
未来的货币制度，还需要今天这样的中央银行吗？
施特费勒：如果未来建立起一种以健全货币（sound money）为基础的制度，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一个像今天这样运作的美联储或中央银行？
黄金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始终在那里，但它周围的世界，却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变化。因此，我还有一个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假设我们把目光投向20年之后，届时，我们是否会生活在一个以健全货币为基础的世界，您所设想的货币革命已经成为现实？还是说，我们将进入一种更加糟糕的货币制度？
谢尔顿：从某种角度看，过去这些年黄金价格的上涨确实令人惊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变化也许又是不可避免的。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经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家之一。在我们之间的许多私人谈话中，以及他的公开讲话中，他都反复表达过一个观点：黄金是真正的全球货币，也是唯一一种能够在世界各地获得普遍接受、而几乎不需要质疑其价值的货币。美元同样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这当然对美国有利。但在格林斯潘看来，黄金才是最终意义上的全球货币。
我们不妨看看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央行也持有黄金储备。为什么？如果按照汉密尔顿式的思路，欧洲央行是否有可能代表欧元区成员国发行黄金挂钩债券？现在，欧元区已经包括保加利亚——我记得保加利亚应该是最近刚刚加入的。
但对欧洲而言，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在美国，50个州都能够受益于联邦财政部发行的国债。这些债务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服务于所有州的需要。当然，各州之间存在差异，有些州向联邦财政贡献的收入较多，有些州从联邦预算中获得的支持更多。但是，美国至少建立了一套能够在联邦层面统筹财政资源的制度。
我认为，欧洲并没有真正形成类似的制度安排。因此，欧洲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尽管如此，欧洲央行确实持有大量黄金储备。当有人询问欧洲央行为什么持有这些黄金时，其回答基本上是，黄金是一种传统的金融保障工具。这很值得思考。
此前，在我接受美联储理事提名审查期间，由于我公开支持黄金在货币信用体系中的作用，曾经遭到一些批评。当时，格林斯潘一直关注相关争论。他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黄金真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金属，那么为什么美国以及世界上如此多的主要国家，还要持有这么多黄金？这个问题实际上从来没有得到真正令人信服的回答。我希望未来其他国家能够效仿美国，采取类似的货币安排。这样一来，各国之间就可能逐步形成某种共同的贸易或货币合作体系。
2010年以来全球央行黄金净购买量与国际金价变化。2022—2024年，各国央行连续三年净购买黄金超过1000吨，反映出黄金在国际储备配置中的重要地位。图源：欧洲中央银行；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黄金协会
如果美国发行一种黄金支持国债，那么，这种债券或许可以进一步成为稳定币的储备资产。例如，我们可以设计一种按照一比一比例获得资产支持的稳定币，而其背后的抵押资产，就是黄金支持的美国国债凭证。
目前，大多数稳定币都采用一比一的储备支持安排，其储备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或者其他容易在市场上变现的证券。因此，如果能够将黄金支持国债引入稳定币储备体系，将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创新。我们还可以设计其他形式的稳定币，例如，稳定币的储备资产可以由不同比例的黄金和美国国债组成。
同样，其他国家也可以采取完全相同的做法。如果不同国家开始发行具有黄金支持机制的主权债券，并将其纳入稳定币及其他金融工具的储备体系，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已经迈出了建立新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一步。
从未来20年或30年的角度来看，这可能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安排。在这一体系中，各国货币将通过同一个共同价值基础建立联系，而这个基础就是黄金。
具体来说，各国可以在主权债务工具中设置某种黄金挂钩机制，或者黄金兑换条款。这样一来，不同国家发行的债务工具虽然仍然以各自本国货币计价，但其最终价值都与黄金建立了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一种更加具体的情形。假设世界各国在同一天发行黄金支持国债，这些债券的期限完全相同，例如都是25年。那么，在25年之后，当所有这些债券到期时，我们实际上可以非常明确地知道，不同国家货币之间应当具有怎样的兑换关系。
为什么？因为虽然这些债券分别以各国本币计价，但最终都可以兑换为事先规定数量的黄金。也就是说，黄金兑换条款将为不同国家的货币提供一个共同的价值参照。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将由这些具有同等黄金兑换义务的债券所体现的价值关系决定。如果所有债券都能够在同一天兑换成黄金，那么市场参与者就会根据这种最终兑换价值，对各国货币及其债券进行定价。最终，这可能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关系。
当然，我并不是说，未来一定会完全按照这种方式发展。但我希望国际货币体系能够朝着这个方向演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可以借助市场力量，来判断各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履行自己的货币承诺。在这种制度下，一国货币能否持续获得市场需求，将始终取决于市场是否相信，该国政府能够兑现其黄金兑换义务。这将建立一种非常重要的市场约束机制。从长远来看，这实际上可能演变为古典金本位制度的第二次出现。
而且，今天的技术条件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我们拥有数字化金融平台，可以发行与黄金挂钩的稳定币，也可以开发其他以黄金为价值基础的数字支付和结算机制。
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州也已经开始推动黄金和白银重新进入货币交易体系。例如，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已经开展相关实践，使人们能够通过数字平台，利用其持有的黄金和白银进行日常交易。
我认为，这些发展都令人鼓舞。它们说明，黄金与现代数字金融技术并不必然相互排斥。相反，二者完全可能结合起来，为未来的货币体系提供新的制度基础。
我希望，这些变化最终能够引发一场关于货币本质的思想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是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一个人通过劳动赚取的货币，实际上是属于他的私人财产。
谈到这里，我想最后再回到美国的一位建国先贤——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麦迪逊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如果政府可以任意降低货币价值，那么，货币贬值对公民财产权造成的损害，在性质上与直接夺走公民的土地没有区别。因此，这种行为违背了宪法应当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基本原则。
这正是我希望美国公民重新树立的认识。我也希望美国能够重新确认并捍卫建国时期确立的那些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