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作者：王仁定
2026年3月，著名金融学家吴晓求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道：中国经济今天已经从短缺走向过剩，供给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应对过剩经济的管理问题，要深刻理解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的本质差异。
这句话点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短缺和过剩不只是供给量的差别，它们对应着两套完全不同的经济逻辑。
过去吃不饱饭，但整个社会气氛是向上的。今天什么都不缺，但全民普遍焦虑，包括企业家，连那些被树立为标杆的二代接班人也接连塌房。
这不是偶然，这是经济体制底层逻辑切换之后的必然结果。
短缺与过剩：不是量的差别，是逻辑的差别
短缺经济，指的是供给约束——生产不足、供不应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短缺是常态。
过剩经济，指的是需求约束——产能超过市场需求，供过于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过剩是常态。
吴晓求对此有一个精炼的概括：在短缺经济模式下，核心任务是扩大生产、保障供给；进入过剩经济之后，核心任务转向了如何管理过剩、如何创造有效需求。
中国经济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逐步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到1997年下半年，中国市场上近32%的主要消费品出现供给过剩；到1999年，这一比例超过了75%。此后，生产相对过剩或总需求不足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
真正让过剩经济成为“常态”的标志性分水岭，是2012年。
中国经济增速在2012年跌破8%，2015年跌破7%，进入以产能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速下行期。从那时起，需求侧扩张持续减速，需求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约束条件。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四轮产能过剩：
1.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品过剩阶段；
2.2003～2007年的部分工业品过剩阶段；
3.2011～2015年的产能过剩全面加剧阶段；
4.2016～2020年的重点行业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阶段。
但2016年之后的“阶段性成果”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了。它更像是治理方式从“市场自发出清”转向“行政去产能”之后的暂时平衡。一旦治理力度放松，过剩就会重新浮出水面。
2024～2026年光伏、新能源汽车、储能等行业的新一轮产能过剩，就是明证。
中国式产能过剩有一个显著特征：产能过剩问题反复出现。它不是一次性爆发的危机，而是一种反复发作的结构性慢性病。这跟短缺年代“只要生产就能卖出去”的逻辑完全不同。
短缺年代：吃不饱，但有奔头
很多企业家对短缺年代是有记忆的。
那个年代大家都穷，社会整体却有一种“向上走”的劲头。你今年吃不上肉，明年可能就吃上了；你今年住平房，明年可能就住上楼房了。
这种“明天会更好”的预期，支撑着整个社会的奋斗精神。
只要敢闯肯干，就有机会。你不需要判断市场，因为市场就在那里等着你。缺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都能卖。供给本身就是稀缺资源。
万店连锁的黄金时代，本质上就是短缺年代最后的余晖。正新鸡排2017年率先撞开中国餐饮“万店”大门，以“10元鸡排+低门槛加盟”横扫下沉市场。华莱士2022年门店突破2万家。绝味鸭脖巅峰时全国近1.6万家店。
那个年代的底层逻辑是：开一家就多赚一家。市场在增长，你在增长，别人也在增长。行业处于增量共赢的状态，不需要抢。
过剩年代：什么都有，但什么都不好卖
现在回到当下。
根据极海品牌监测数据，从2025年12月到2026年6月，国内餐饮行业闭店数量达到205.52万家，而新开店数只有160多万家。全国餐饮商户从840万家降到800万家以下，减少了40万家，整体更替率接近45%。
正新鸡排实际营运门店较2019年峰值净减少约3000家，综合第三方数据监测在营门店已跌破一万大关，约为9500家。华莱士2025年上半年营收首次出现半年度负增长，总负债攀升至21.08亿元，2026年2月正式从新三板摘牌退市。
不只是餐饮。2025年包含水泥、玻璃在内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全年产能利用率仅61.6%，位列制造业31个大类末位。光伏各环节产能利用率普遍在40%到55%之间，各环节产能远超全球需求。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从2018年的79.8%降至2025年的73.2%，2026年一季度进一步降至约70.3%，远低于75%的制造业健康红线。
这些数据说明一个事实：几乎所有领域都已经产能饱和。你做咖啡，前面有星巴克、瑞幸、Manner；你做餐饮，前面有海底捞、老乡鸡。
你做什么都有人比你早、比你大、比你便宜。
为什么过剩比短缺更具挑战
这才是今天文章的核心。我要说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选择的性质变了
短缺年代，刚改革开放那会儿，也没人告诉你该做什么。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摆地摊的、开小厂的、跑运输的。但是试错成本低，市场空间大。你做错了，换个方向再来，还有机会。
过剩年代，你面对的是一个“什么都有”的市场。你去逛商场，一楼化妆品、二楼女装、三楼餐饮、四楼影院，全国的商场都差不多。你打开电商平台，同一个品类几百个品牌，价格从低到高铺满屏幕。消费者走进去觉得无聊，因为他们找不到“非来不可”的理由。
这个时候如果问企业家：你该做什么？没人能给你答案。
选项之间的差异变得极其关键。你做咖啡还是做茶饮，做社区店还是商场店，做高端还是做平价，选错一个，可能就是生死之别。而市场的反馈又极其残酷——你没有第二次机会，因为竞争对手已经把位置占满了。
换句话说，努力的价值在下降，判断的价值在上升。
第二个原因：竞争的性质变了
短缺年代的竞争是增量竞争。市场在增长，所有人的蛋糕都在变大。你开在镇上，我开在隔壁镇，互不干扰。
过剩年代的竞争是存量厮杀。你在一条街上开三家绝味，自己跟自己抢生意。从增量共赢转入存量博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更值得关注的是，过剩年代的竞争往往不是“谁更好”的竞争，而是“谁更便宜”的竞争。企业普遍陷入增收不增利、增产不增收的困境。优质产能因利润微薄难以扩张，低效产能靠低价苟活。
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是“优胜劣汰”，但过剩经济下的“内卷式”竞争，变成了“劣币驱逐良币”——你花心思做好产品，成本高，卖得贵，消费者不买账；他偷工减料，成本低，卖得便宜，消费者反而买了。最后大家都去偷工减料，整个行业的品质就下来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指出，中国常态性出现产能过剩的最根本原因是宏观层面的经济失衡，即投资多、消费少，地方政府的资源向这些行业集中，最终在短期内形成产能暴涨。
第三个原因：供给和需求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错位
这是最根本，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第四消费时代》里描述了日本泡沫破裂后的变化——消费者返璞归真，回归简单，回归简朴。从“断舍离”到极简主义，从奢侈品消费降温到优衣库、无印良品崛起，日本进入了一个“低欲望的个性消费时代”。
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更直接地指出：在房地产持续低迷的多年，日本年轻人普遍陷入“无欲无求”的状态——不愿意背负风险，晚婚化、少子化，丧失物欲和成功欲，消费意愿低迷。
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名义工资涨幅仅1.9%，而实际工资水平按年下降1.4%，工资增长远不及物价上涨幅度，导致民众可支配收入缩水。个人消费按季仅微增0.1%，难以对经济形成有效支撑。消费低迷与人口老龄化形成恶性循环：老龄化加剧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进一步挤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抑制消费需求。
中国现在的年轻人，虽然没有日本那么极端，但趋势已经出来了。社交平台上，“消费降级”成为流行词，“租房、不买车、不请客”的生活态度在蔓延。年轻人不是不买，而是更挑；不是不追求，而是更愿意为兴趣和体验买单，不再为“面子”买单。
这就是过剩年代最深刻的变化：当物质极大丰富之后，人们追求的不再是“更多”，而是“更好”；不再是“拥有”，而是“体验”。
而我们的供给体系，还是按照短缺年代的逻辑在运转——拼命生产更多的东西，拼命压低价格，拼命扩张规模。供给和需求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错位。
政策与市场端的观察
过剩经济已经进入政策核心议程。
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作为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整治“内卷式”竞争的表述从去年的“综合整治”调整为“深入整治”。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综合运用产能调控、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从源头上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让市场竞争真正回归品质、服务与创新。
从“综合整治”到“深入整治”，这两个词的变化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过剩经济已经从一种经济现象上升为一种需要系统性治理的制度问题。
企业家信心方面：普华永道2026年发布的第29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显示，中国CEO宏观信心领跑全球，67%看好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增速持续回升，高于61%的全球平均水平。虽然中国企业家面临一定的营收压力，但65%对未来三年企业增收“非常/极其有信心”。将中国内地列为前三大投资目的地的全球CEO比例从2025年的9%升至11%。
这说明中国企业家的中长期信心并没有丢。但信心的背后，是巨大的结构性压力。
二代接班方面：全国工商联调研数据显示，全国约300万家民营企业将面临代际传承问题。据麦肯锡调研，中国民企中只有30%～40%的二代有明确接班意愿，显著低于欧美国家60%以上的水平。
二代接班面临的困境，不只是意愿问题。咨询顾问成守正观察到，“企二代”在接班过程中，最容易让“企一代”担忧的是管理理念与原有管理班底的理念产生冲突。“企一代”通常与原有管理班底共同经历了多年打拼，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甚至在企业内形成了“一言堂”的现象。“年轻的企二代在接手后，面对的都是如长辈般的管理层，新战略想法在设定和执行落地时，可能会遭到质疑”。
从近年来的公开案例看，葵花药业“药二代”关一在任期未满时提前离任，公司2025年出现上市以来首次亏损。李书福之子李星星创办的具身智能公司，创办5个月后解散。森鹰窗业二代接班后连续两年亏损，创上市以来最大亏损纪录。
这些案例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人能力，它们反映的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上一代企业家在短缺年代建立的商业模式和管理体系，与过剩年代的竞争环境之间存在深层错位。
过剩经济的本质：从“生产约束”到“需求约束”
回到吴晓求的判断。他说，中国经济今天已经从短缺走向过剩，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应对过剩经济的管理问题。过去我们对消费领域重视不够。
这句话指向了一个核心转变：经济体制的核心约束条件变了。
短缺年代，约束条件是“能不能生产出来”。过剩年代，约束条件是“能不能卖出去”。
这个转变的深层含义在于：短缺年代积累起来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企业组织方式、商业模式，甚至社会心理，都是围绕“生产约束”建立的。当约束条件切换到“需求约束”之后，这些东西不仅不再有效，反而可能成为负担。
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深刻复杂。它不是简单的市场失灵，而是与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金融体系的信贷配置方式等制度性因素密切关联。这也意味着，过剩经济的治理，不会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调整，而是一个长期的制度转型过程。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该做什么”的建议，而是那些正在发生的变化本身——哪些企业在收缩，哪些行业在出清，哪些模式在失效，哪些新的均衡正在形成。
这些变化，比任何判断都更有说服力。
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思考
过剩经济不是短期的周期波动，而是一次深层的制度转型。它不只挑战企业，也挑战政府的治理能力、社会的价值观念、个人的生活方式。以下从三个层面分别谈一些思考，不求标准答案，只求打开思路。
国家层面：生产价值如何更合理分配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制度安排，核心目标是“把东西生产出来”。招商引资、土地财政、基建投资、出口导向，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建立的。这套体系在短缺年代极其有效，但在过剩年代，它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甚至开始产生负作用——产能越扩越多，需求却跟不上。
核心命题：如何在保持制造优势的同时，让14亿人的消费能力逐步匹配上强大的供给能力？
这不是简单的“发钱促消费”能解决的。它涉及几个深层问题：
第一，收入分配结构。吴晓求指出，中国制造全球占比31.6%，消费全球占比仅18%左右。这个差距的背后，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偏低。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流向投资和政府部门，而非居民部门，消费能力就始终跟不上供给扩张。提高居民收入占比，需要涉及税收结构、社保体系、城乡差距等一系列制度调整。
第二，社会保障的确定性。中国人不是没有钱，而是不敢花钱。预防性储蓄偏高的根源，是对未来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的不确定感。如果社保网不够牢固，居民就会把收入存起来而不是花出去。吴晓求也强调，社保网的完善对释放消费潜力至关重要。这不是短期刺激政策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长期的制度信任建设。
第三，地方政府的激励转向。过去地方政府比拼的是“谁招的商多、谁上的项目大”。在过剩年代，这种激励导向会加剧产能过剩。如何让地方政府从“生产竞赛”转向“消费环境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社会保障完善”，是一个根本性的制度设计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方向是对的，但落地需要时间。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消费不足”，那么国家层面最应该做的，是继续用投资拉动短期增长，还是忍受短期阵痛，把资源转向居民收入提升和社会保障？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它决定了过剩经济治理的最终走向。
社会层面：重建“非生产性”的价值认同
短缺年代，社会的主流价值是“生产性”的——谁办厂、谁创业、谁搞出产品，谁就是英雄。这套价值观支撑了中国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但它也在过剩年代制造了新的问题：当生产不再稀缺，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却没有跟上。
核心命题：当“多做”不再必然带来“多得”，社会如何重新定义“成功”和“好生活”？
第一，重新看待“成功”。过去，成功的标准很单一：赚更多钱、管更多人、做大做强。过剩年代，这个标准会让大多数人陷入挫败——因为存量博弈中，赢家永远是少数。社会需要更多元的成功叙事：一个把社区小店经营好的人，一个把传统手艺传承下去的人，一个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的人，都值得“成功”二字。
第二，重建社区和中间组织。过剩时代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原子化”——每个人都在独自面对竞争，缺少缓冲和支撑。短缺年代，单位、邻里、家族提供了大量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今天这些连接在弱化。重建社区活动、兴趣小组、互助网络，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让人们在竞争之外，找到归属感和意义感。
第三，教育观念的转向。短缺年代，教育的核心功能是“筛选”——考高分、上好学校、找好工作。过剩年代，学历本身也在过剩，筛选功能在贬值。社会需要从“筛选思维”转向“成长思维”：教育的目的不只是让人在竞争中胜出，更是帮助人找到自己擅长和热爱的事，学会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持续学习和适应。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努力就能成功”的承诺越来越难兑现，社会如何避免滑向“努力无用”的虚无主义？答案可能不在于否定努力，而在于重新定义“什么值得努力”。
个人层面：从“追赶逻辑”转向“生存逻辑”
短缺年代，个人生活的核心逻辑是“追赶”——追赶更好的工作、更大的房子、更高的收入。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向上比较”的心理惯性。过剩年代，这种追赶逻辑遇到了天花板：机会在减少，竞争在加剧，追赶的代价在上升。
核心命题：当“向上比较”越来越痛苦，个人如何找到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第一，从“最大化”转向“最优化”。短缺年代，理性的策略是“尽可能多”——多学一个技能、多赚一份钱、多买一套房。过剩年代，理性的策略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组合”——收入、时间、健康、关系、兴趣，不是每一项都要最大化，而是整体上可持续。这不意味着放弃追求，而是承认“什么都要”不现实。
第二，从“被动内卷”转向“主动选择”。内卷的本质是“在同一条赛道上无休止地投入，但收益不增”。过剩时代，最稀缺的不是努力，而是判断力——判断哪些赛道值得投入，哪些竞争不值得参与。这需要个人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而不是完全被外部标准驱动。
第三，接受“非线性的生活轨迹”。短缺年代，生活轨迹是线性的：上学、工作、升职、退休。过剩年代，这条线会被打断——可能失业、可能转行、可能有一段“空窗期”。把“非线性”视为正常，而不是失败，会让人在面对波动时更从容。
第四，守住底线，但不放弃希望。过剩时代，普通人最务实的策略是：降低负债、保住现金流、维护身心健康、保持学习能力、建立真实的社会连接。这些“底线策略”不保证让人赢，但能让人在波动中不被击垮。同时，也要看到：过剩时代也有它的好处——物质更丰富、选择更多元、生活成本在某些方面更低。不是所有东西都在变差。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更好”越来越难实现，“够好”是否也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生活状态？过剩时代，也许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更多，而是不再被“必须拥有更多”的焦虑所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