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野有枯荣 ，作者：青野Tsingyeh
曾经有位著名的银行业首席对我说：银行本质上都是无人驾驶概念股。换句话说，谁来掌舵都一样。再外推一点，这显然应该是你对一家成熟的官僚制企业的基准预期。作为外部人，你不用关心谁坐在老板位上，它叠床架屋的股权和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让它变得可预期。本质上，这些企业展现出来的行动结果，并不来自个人意志，而是组织层面的“集体意识”；其利润来源则是社会性的“租金”。至于用什么方式收租，这里多一点还是那里少一点，并不影响大局——对于“掌舵者”而言，权力的精髓不是大刀阔斧地做什么，而是尽可能地克制、不要弄出太多意外。这种信念也自然表现在股价上，你可以说某家银行存在alpha，但从银行整个板块来说，基本面并不是驱动其一路上行的因素。
但对科技公司而言，逻辑迥然不同。科技企业并不依赖社会性的“租金”，它们始终面临着快速的淘汰和生死存亡。所有如今的科技巨头，都必然经历过许多个濒临破产的关头，依赖其领导者做了许多事前看来相当冒险、事后看来相当正确的决策，才被我们所熟知。强人和领导力的价值，在科技公司是相当关键的。
那么，失去了黄仁勋的英伟达（让我们先假设他“高风亮节”地离去），会怎么样？
我们经常会假设历史。比如，如果德意志帝国没有失去俾斯麦，会发生什么？很难预测，或许那种模糊而复杂的外交均势能够延续下去，或许我们有机会规避世界大战这种残酷的展开（毕竟一战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外交的恶果）。俾斯麦对于德国和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有两重：他固然是一个见解深刻的战略家，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德意志帝国成熟官僚组织中的关键人，能够顺利地平衡国家机器里各个部门的利害关系、调动他们形成合力，以实现他的战略目标——这是一项杰出的能力，更是一个罕见的角色。而俾斯麦的黯然退场意味着，德国在一半意义上失去了一个敏锐的战略头脑，另一半意义上失去了一个稳健的操作系统。所以亲自接管的威廉二世，不仅陷入了四处为敌的困境中，也被军队过度膨胀的影响力带偏，最后将帝国和世界送进灾难性的20世纪。
一家公司的故事可能不如政治舞台上那样壮阔，但我们在考虑影响时，也要关注到黄仁勋也是扮演着类似的双重角色，战略目光和动员能力都不可或缺——而和这样的管理者相对的，就是“大公司病”的官僚制。自从工业革命和现代国家诞生以来，无论技术和想象如何发展，但人类的组织技艺就停滞在官僚制上，或许不是因为这样子效率更高，而因为这样子适用性更广、意外更少，于是人们就将想象力收敛至此。而它也成为了“后强人时代”的命运出口：权力并不会被交给某个“二号强人”，而更大可能是交给了官僚制的网络。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里提出了一个可以讲借用的政治概念：群众运动的激情所创造的革命政权终究会冷却，而最终继承群众运动成果的，仍将是一个官僚机构。革命可以砍掉首脑，改弦更张，但改变不了一个机体内的神经网络。在后强人的交接的过程中，革命领袖需要把自己“卡里斯玛”的合法性灌注到制度中，让大家对强人个人的信仰变成对制度的信仰——进而使得政权的合法性得以存续。当然，公司不是社会契约，不需要谈论政治意义上合法性。强人的遗产更多会变成一种“公司文化”，散落在明里暗里的各处，而公司确实也可以在后强人的一段时间内保持惯性。但，这种惯性终会被时间终结。
随着英伟达公司规模的扩大，内部的官僚架构自然早已出现，只是在强人的领导下，这些官僚架构更多只能扮演执行的角色，并且会经常成为强人的打击对象。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它们各自的领地意识和自我意识会觉醒、逐渐充盈整个公司架构，这使得公司内部开始充满“弹性”，神经会通过大脑来思考。在官僚们接管之后，“对股东（的焦虑）负责”和“保住管理层的独特利益”会成为最优先的事情。这倒未必会通向灾难性的结果（甚至很多时候避免了灾难性的结果），但必然会带来审美、胆识和想象力的匮乏。由是观之，人浮于事可能只是公司官僚制里最小的成本了。
市场眼下对英伟达的担忧来自两个层面：公司的成长速率和空间、以及英伟达在后黄仁勋时代是否还能继续慷慨地扮演“AI央行”、凭借创新和供应链组织能力成为硬件行业增长的底座。这两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问题：只要AI的浪潮不倒流，资本仍在涌入，那么“央行”的生态位纵然你不占，也自然有人来占；而只要蛋糕仍在做大，英伟达便能继续享有beta和其既有生态的红利，不必担心市场克服不了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毕竟，没有比官僚机构接手更能在顺风的时候提供确定性的了。
更大的问题是，长期内公司是否还能敏锐而坚定地找到新方向？这个问题的评估取决于对机会成本的理解。然而，受制于历史视野，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我们“真正”失去了什么。假设这件事情发生在30年前，我们或许至今也没有GPU、没有CUDA，甚至可能不认识英伟达这家公司（它可能已经成为英特尔的一部分）。同时，世界上也可能没有大模型这种东西——对显卡的另类应用可能只存在于小众的实验室里。毕竟，世界上伟大的创造在触发上多半纯属意外，但前置条件早已具备。真正的机会成本都藏在暗处，或许我们也不能称其为“失去的历史”，只是一种“替代性的世界”而已。
我们再一次深刻地感到：人、企业和国家都在历史中，入口随机，出口固定。若能体面地走一遭，便是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