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男人生来就让人喜欢。读《王石说:影响我人生的进与退》

2009年1月7日，我在北京中金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编者注）演讲。

现场有人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王总，绝大多数人的人生都是为了工作，尤其像您，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在这个市场千变万化、竞争瞬息万变的时代，公司做得再大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决策者要随时随地待命做出应对。那么，是什么让您放得下心去登山呢？更何况，登山那么危险。您有没有想过万一出意外怎么办？”

我想了想，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回答了他：“因为我不喜欢做生意，不喜欢当生意人；我赚钱，是为了让我的生活更美好。”

是的，我喜欢做冒险的事情，不能因为我的地位高了、钱赚多了，反而成为我的束缚。当我觉得在事业上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偶然发现原来登山挺具挑战性的，于是，便开始登山。我登山的目的是什么呢？没有特殊的目的，就是喜欢挑战。假如硬要说有什么目的的话，是我可以借由登山远离我的公司——如果我不远离它，就会折腾它，折腾我的员工。折腾员工是不对的。公司的任何决定，或对或错都是相对而言的，我的决定未必是对，别人的决定未必是错。所以我要出走，远离公司，远离员工。

可是，当我宣布我要去登山的时候，出于安全方面的担忧，公司管理层有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你不应该去登山，你去登山是对我们股东不负责任，因为你可能会摔死。你回不来了，我们的股价就会跌。”我说：“第一，我不能为了你而损失我自己，我首先是我自己，而不是‘董事长’，这是‘个人主义’角度的考虑；第二，从道德上讲，我登山前已经告诉过你，我不是偷偷摸摸去登山的，那就没问题了。”然而，不容否认，我的行为对股价确实是有影响的。1999年登珠峰(珠穆朗玛峰——编者注)之前，只要我一“进山”，股价就微跌；只要我一“出山”，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换言之，市场对我的登山行为是不认可的。直到2003年出现一个例外——那年闹“非典”(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又称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简称SARS——编者注)。我们登珠峰期间，全国很多地方都不上班、不上学了，人们没事做就在家里看电视，看登珠峰的现场直播，队员中有万科的董事长王石。当时有个笑话：目前有两种死法，一种是感染“非典”而死，是“等死”；还有一种是去登珠峰而死，是“找死”——万科的董事长就是在“找死”。但是在“非典”期间，大家认为登珠峰很勇敢，能鼓舞士气，我登珠峰的行为对万科投资者产生了正面影响。所以在那时，整个市场都不好，万科的股票却在升，一直到我下山，还在升。

诚然，登山可能会遭遇很多危险，甚至可能会丧命。比如我登珠峰快到山顶的时候，正准备一鼓作气冲上去，突然发现我的氧气瓶快没氧气了，连下山补给都不够用。怎么办？我仍然坚持要先登顶再下山——给自己留了后路相当于是劝自己不要全力以赴！真到了下山的时候，我只好捡先前登山者丢弃的废旧氧气瓶，像接力棒一样，一个挨着一个换，勉强撑到山下，才算捡回一条性命。有人说，既然这么危险，难道不害怕吗？下山之后就有记者问我：“万一你捡不到氧气瓶呢？”我觉得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没必要回答，实际上我就是捡到了，于是跟他开玩笑说：“好在登顶的队员不全是上海人，因为上海人很仔细，是不会遗留氧气瓶在半路上的。”

既然登山这么危险，为什么我还要坚持去登山呢？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人总是要死的，你不去登山就可以避免一死吗？根据数字统计，死亡人数最多的是交通事故。那么，我们是不是因为怕被车撞死，就不去上班、上学了呢？我们不是照样去吗？

有人会说概率不一样，毕竟出车祸而死比登山而死的概率小。况且，有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去乘车，乘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登山是可以避免的。我想强调：我喜欢登山。实际上我怕不怕死呢？人生来就是怕死的，生来就是希望永存的，但是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登山虽然有危险，关键看你喜欢不喜欢，只要你喜欢，其他都是次要的。正因为我有登山的经历，谈判时我往那儿一坐就有优越感——我在山上一待就能待一个月，你能吗？无论从意志上还是体力上你都磨不过我。

2003年5月登顶珠峰的经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很多人都好奇登顶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是，在快要登顶的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方面告诉自己一定要上去，要加快脚步；一方面就是上不去，每迈一步就得喘七八口气，不想走，觉得时间像凝固了一样，你看着顶峰就在那儿，而且是很缓的坡，上面的队友都在那儿，可是你就是上不去。

上去之后呢，我环顾四周，发现能见度极低。你看珠峰的照片，都是雾，你在雾里面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什么“一览众山小”啊、“只缘身在最高层”啊，都是瞎扯。这时候你有两件事一定要做。第一是取证，不是照一张相，而是要拍360度的照片，证明你上去了。因为你照一张很容易造假，360度环拍作不了假。第二是展旗，把国旗“哗”地展开，拍个照，拍完赶紧走人。

下来之后，记者问我：“你珠峰都上去了，有什么感想？”我说：“我现在没有感想，但以后一定会有的。”你想，那时候在山顶，缺氧，下山之后人还是糊里糊涂的，能有什么感想？没有。一年之后感想才出来，真的。

感想有两点。

第一，我们七个队员，上去没上去的都有伤，只有我没有伤。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为什么呢？显然是和我登山以外的经历，和我的年龄是有关系的。登珠峰要面对什么呢？要面对荣誉。人都有虚荣心，这一点我看得很通透。我都登上珠峰了，我希望不希望自己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五套、十套、十二套呢？我希望不希望公司的员工看到董事长在珠峰登顶了呢？当然希望了！但当这种荣誉和生命安危相冲突的时候，就要另外考虑了。但人往往不会意识到，面对镜头人一定会摆出“英勇姿态”。我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我跟中央电视台的人讲：“不允许你们拍我，因为我知道我有虚荣心，你们一拍我，我就要撑起来，这样会把自己撑垮的。”其实这和登山经验是没有关系的，反而和人生经验有关，没有这个经历的小年轻常常控制不了。

第二，人要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我是喜欢照相的，还专门出了一本登山的影集。可是在登山途中，我专门躺在帐篷里休息，队员都纳闷为什么老王不出来拍照。为什么？要保持自己的体力。我最大的目标是登顶，其他多余动作都不做。所以我保存了大量的体力。下来之后第二天，我就跟总指挥请假，说我要去飞滑翔伞。我不是显摆自己，而是想说明我懂得“储备”。

我准备60岁的时候再登一次珠峰。为什么？因为当时我52岁登顶珠峰，是中国年纪最大的，可是这个成绩我很不以为然。我们中国人不能只和中国人比。在我登顶之前，有一个叫三浦雄一郎的日本人登上去了，他当时是71岁，他30多岁的儿子陪他一块儿登到顶峰。登顶之后他们打电话给三浦雄一郎99岁的父亲，告诉他：“你的儿子、孙子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了。”他父亲虽然99岁，但还是个滑雪教练，打电话的时候正在上班呢！你看，人家71岁都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我这个52岁又算什么呢？我们的参照物要放宽一些，中国强不强大，不能总是自己和自己比，要和美国、德国、日本比。

顺便一提，过了几年，这位三浦雄一郎突然宣布说他要打破自己的纪录。因为，不久之前又有两个日本人登顶珠峰，其中一个也是71岁，但是那个人的出生月份比他大，也就是说破了他的纪录。他说他要比，于是就和中国登山协会联系了，准备2008年庆祝北京奥运会，联合中国登山协会一块儿登顶。而医生诊断他的心脏已经不适合登珠峰了。怎么办呢？他动手术搭桥，动了两次手术，一意孤行要登珠峰。结果2008年的时候，西藏发生突发事件，中国登山协会取消了这次联合登顶的活动。三浦雄一郎还不死心，从尼泊尔上去，终于登顶成功。但是，让他郁闷的是，就在他登顶前一个星期，有一个尼泊尔老头儿成功登顶，那个尼泊尔老头儿78岁。

2008年1月，登云南大理苍山，让人感觉很舒服。

刚开始爬到2800米的时候，身体有些反应，人晃晃悠悠的，但是很快便适应了。尤其是上到3200米之后，我发现了冷杉，这让我很兴奋。阳光撒下来，逆光，山底都是黑的，那种反差特别美，很适合拍照。

我去登台湾玉山的时候，上到2800米，也看到这种冷杉，长得更茂盛，更大，但是它们在逆光中呈现出来的美感是一样的。昆明登山协会的老总，在登山过程中一路放着音乐，老歌新歌都有，有20世纪80年代的歌曲，还有一些轻音乐，队员们兴高采烈，感到太美了，简直是一种享受，一路走一路拍照。

到高山上，你能背的东西就自己背，不要麻烦别人，我喜欢这样。我的主要行囊是专业相机，加起来有10千克重；还有一个电脑，差不多得4千克；再加上其他的换洗衣服、食品、水……大概有6千克的样子。

这种负重的练习，是经常要做的。我必须定期做有氧运动，如果不做，身体就会出问题，心脏血液循环跟不上，突然去登山的话，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多久做一次呢？至少20天要做一次，最好每半个月就负重走8个小时到12个小时，这样才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状况，适合登山。然后，每隔两个月，就要去登一座5000米到6000米的山；每三四个月，就要去登一座7000米以上的山；每年则至少要登一座8000米以上的山。贵在坚持，要不断保持这种状态。

在登山的时候，登山杖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借助登山杖减缓双腿的压力。你用登山杖，等于就在双脚之外增加了两个支点。如果你不用登山杖，年轻的时候或许没有问题，但是到了一定年纪，因为新陈代谢比较慢，很容易肌肉抽筋，走不动，所以登山杖是非常重要的配备。

实际上，从苍山山脚走到山顶，我身上穿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所以，在上到山顶的时候，就需要更换一件干净的排汗衣。这是登雪山中保护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到了营地就换一件贴身的、干燥的排汗衣。

还有一件东西非常重要。我们登山的人随身都会配备一个水壶。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用它来喝水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水壶是半夜才用的，是尿壶。我们知道，在野外晚上非常冷，所以这个尿壶就显得很关键。有了它，就不必去外面撒尿了。

还有，我们会戴一个头灯，两节七号电池可以用五六十个小时。

手表不要戴得太紧，因为身体负压就会膨胀，如果表链很紧就会勒着。但是也不要太松，太松就不像手表了，像手镯。

登山的过程中，电脑要随身携带。

墨镜要放在硬的眼镜盒里，因为人随时会缺氧晕倒，弄不好一屁股就坐上去了，软的眼镜盒容易被坐碎。

保护脖子是非常重要的。晚上有点冷，戴上围脖，脖子一护，风再刮也不怕。

山上风大，擦鼻涕是免不了的。一般来讲手套就当手绢用了，这并不雅观，但是这个时候就不要不好意思了，手套设计的时候就有擦鼻涕的功能。

登山时人的因素很重要，一定要有一位好的“高山协作”。高山协作起的作用，一是向导，二是给你做后勤保障。所谓后勤保障，就是前期给你装营地、做饭。高山向导还有助手，搭建向前路线中的路线绳，以保证你的安全。

登上苍山山顶的时间是傍晚5点6分，6点开饭。怎么样，这时候你有热咖啡喝吗？营地的风很大，离开帐篷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关门”，否则，就要被风吹走了。

2008年4月，我在青岛参加帆船和赛艇的比赛活动，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前戏。

有记者问我，帆船和赛艇对我的挑战是什么？我说，没有特别的，和登山一样，就是满足我的挑战欲。相比陆地，世界上更广阔的是海洋，生命也是从海洋出来的，所以我对海洋本身就有一种向往。我记得在少年时代读《海底两万里》和《鲁滨孙漂流记》，一个是在海底，一个在海岛上，都充满了浪漫的冒险。尤其在登上珠峰之后，我对于航海的憧憬更加强烈，所以就开始进行帆船训练。按照我的想法，是要进行环球航海的，当然在这之前主要是在近海训练，参加像环海南岛一类的帆船比赛。

我在船上，以我的资历，是做不了船长的，一般只能做个见习水手。帆船需要6~8个人配合，在舵手和船长的指挥下，扮演各自的角色。现在的帆船也可以用电脑操作，在航线不是很复杂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到由舵手来操控。

参加完青岛的比赛之后，5月份，我又去日本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国际赛艇邀请赛。我参加的是50～55岁组别，实际上当时我已经57岁了，可是他们没有55岁以上的组了。我参加的赛艇是双人四桨，我们有两个队，另一个是40～45的四人八桨。或许你们不相信，我划了八年的赛艇了。

话说2006年，我们在南昌开会，开完会上海公司的老总、副总就急匆匆跟我说要走，我硬把他们扣下来陪我，没想到他们一划就上瘾了。结果我们在华东地区组织了六个队，去年进行了第一次比赛。所以，今年他们在网上一看到东京有个国际邀请比赛，就报名了。

所有运动当中，我觉得最有诗意、最有美感的就是赛艇。

一般人都以为赛艇专业性很强，其实不是。动作不难，主要是讲究配合。如果把这个和游艇结合起来，那就很好玩了。一定要自己玩，不能找外援。划赛艇可以健身，首先的挑战是赛艇非常窄，人要有平衡感。我带两位老总到南昌玩赛艇的时候，他们都没见过赛艇，第一眼看到时异口同声说：“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劝大家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去观摩一下。玩赛艇的人非常少，这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划赛艇可以健美我们的体魄，展示我们的身体，所以我现在很有优越感啊！作为一个成功的男人，那是减脂肪的最好方法。

我们企业家把这项运动和环保生态再结合起来，比如说搞个邀请赛，再发个号召，再捐点钱搞个活动，把健身和社会公益活动结合起来，这个很滋润。比如说，我在2001年前，三年时间，每年都要登雪山、穿沙漠、跨热带雨林，就一个主题，关心全球变暖。我希望我们的青岛海鸥队是企业家和媒体组成的队伍，再和生活、自己的爱好、全球关心的气候变化问题结合起来，你就会觉得它有一种神圣感，你在做的过程中就有愉悦感。

奥运会帆船赛在青岛举办不是偶然的。中国那么多沿海城市，为什么选择青岛？帆船赛在青岛普及开来，我觉得对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有很大意义，它不仅仅是项体育运动，还可以让大家有更多机会接触海洋、认识海洋。我们国家曾经是海上强国，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有世界上最强的舰队，但可惜戛然而止。

运动对我来说，首先是爱好。工作之后，尤其是在深圳创业后，即使时间很紧迫我也一直在坚持，我想这是与生俱来的。再者，小时候对探险很感兴趣，我的工作跟探险没关系，所以在自己可支配的时间我会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像登山、飞伞、滑雪、航海……当然，开始运动之后发现它能非常好地调节现在紧张的城市生活。

进入探险运动有时候也需要契机。我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那一年我的腰椎之间发现一个血管瘤，左腿很痛，医生诊断说我可能下肢瘫痪。我对命运不屈服，我说我要去看看珠峰。于是有了契机，1997年我去了西藏，回来就进行很多训练。航海是2003年登上珠峰之后，因为认识到人应该去感受大海，所以就学驾帆船，航海转一圈。我觉得奥运帆船比赛在青岛举行，是带动全民水上运动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2008年10月，我在北京301医院参加一个论坛。以前我也参加过不少类似的论坛和讲座，难免会被问及登山的问题。一般都是“什么感受”、“什么经历”、“有没有危险”之类的问题。但是那一次，主持人突然问我：“登珠峰一次需要多少钱？”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就详细解释了一遍。我说：“就登珠峰而言，有‘国际价格’和‘国内价格’两种。国际价格基本上是3万~6.5万美金，以你参加不同的探险公司而定。为什么不同的探险公司会有不同的价格呢？这就跟医院救死扶伤的治愈率一样，医院治好越多的疑难杂症，那当然就有越多人来这家医院看病，医生的出诊费可能就越高。探险公司也是一样的，比如有大量的探险队成功登顶，登顶率高，它的收费就相对高，一般就是这个价。

“但是登山界有个默认的惯例，就是如果你第一次没登上去，第二次你还参加这个队伍的话，他们会给你打折。登珠峰没成功的最高纪录，是13次没上去。我的一个好友，是第三个完成七大洲最高峰登顶的人，也是第一个以业余爱好者身份完成七大洲最高峰登顶的人，香港攀山总会前主席钟建民先生，他登珠峰登了七次，最后一次才登顶的。当然，这说的是登珠峰。如果去登喀喇昆仑山脉的乔戈里峰（世界第二高峰，海拔8611米，位于中国与克什米尔地区的交界处——编者注）会更贵一些，因为登乔戈里峰比登珠峰难度还大。

“国内标准一般收费不超过25万元人民币，就是低于国际标准的下限价格。也有收20万的，也有收15万的，甚至更低的。登雪山是一种比较奢侈的运动，普遍没有10万下不来的。但我登希夏邦马峰(海拔8012米，世界第14高峰，位于西藏自治区聂拉木县，珠穆朗玛峰西北侧——编者注)，只花了8万元人民币。所以不好说，你要登5000米、6000米的山，大概只要花几千块钱就够了；但一般登8000米以上的山会比较贵的。”

那个主持人很幽默，说：“所以说，如果我和您一样，想要在50岁的时候去登山，看来从现在开始就要好好存钱了。”

我笑了笑说：“登山是这样，有几种登山方法，不一定非得正儿八经的。我这几年登山就是比较轻松的，基本来讲是所谓的‘杂伴队’。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队伍里有谁，见了面才知道。

“比如说，今年西藏登山学校组织一帮人登希夏邦马峰，我报名参加。报完名之后，我都不知道同行的还有谁。到了拉萨之后，我才知道队伍里有谁。这个当然要自己花钱，但是因为是‘杂伴队’，所以不是很贵。再者，之前都是我来组队的，我组的队主要成员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很多不具备经济能力，于是，我就要拉赞助。因为我有知名度，哪个企业想提升知名度就来赞助我的登山活动。如果找到合适的赞助商，那么登山活动就可以一分钱不花了。”

我很喜欢台湾。

现在去台湾旅游手续比以前方便了不少，但我还是希望能更方便一些，最好办一次手续一年就能有多次往返。如果一年有多次往返，那我一年至少去四次台湾，每个季度都要去，领略不同季节的风光。

2007年11月，王石游览日月潭。

台湾当地的寺庙我很喜欢。它是佛、儒、道风格杂糅到一块儿的，非常有特色。往往主殿里供奉一尊观音像，佛像是从普陀山请来的。但寺庙里不仅有观音，还有其他的神。比如“粮食之神”、“五谷之神”，再有土地公、包公，甚至是“斗战胜佛”孙悟空。在一间寺庙里，基本上把中国所有的神都放在一块儿了，这种感觉实在给人一种全新的体验。

然而，台湾对我们来说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旅游地，她对于大陆的意义还有很多。

我不会讲日语，但我在大陆是个日本通，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日本文化，每年都要去三四次，有时候一个月就要去一次，和日本公司也有长期合作，大家合作得非常非常愉快。日本对台湾有50年的殖民影响。台湾岛的自然景观和日本有些相似，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台湾呢？就因为这一点。

日本是地震频发国，台湾岛的地震也很多。所以，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台湾来了救援支援队，比如佛教团体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慈济我去过。那天有个男孩子，他是慈济的工作人员，跟我介绍慈济的会标说：“我原来不是佛教徒，接触到慈济以后才对佛教稍微了解一点。佛教是无神论，佛陀不是神，他是受启发的一个人，开悟的一个人。他是人的导师，他相信每个人都能成为佛，每个人都有佛性。只要把我们这些在外面受到的污染洗干净以后，每个人最终都可以成佛。所有的佛法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人，好人最后就是一个佛了。凡人都可以成佛。所以，慈济就是在学佛，做应该做的事。这里面充满了我们慈济的元素，你看它这个窗户，有点像鱼的尾巴，其实是我们中文字里的‘人’。慈济推广的佛教理念是以人为本，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

我很欣赏这一理念。汶川的震后重建工作，我们也从台湾吸取了不少经验。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几家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编者注)在雅安联合援建两家小学，这两家小学的建筑设计师全都来自台湾。汶川地震之后，我们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台湾会员告诉我们，他们在台湾大地震之后，发明了一种能非常迅速地探测建筑物破损情况的仪器，这种仪器可以协助万科来进行检测。台湾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经验的，我们也希望能借助台湾的技术力量，促进我们在软件方面的建设。在我们的灾后重建当中，台湾企业家、设计师、媒体，都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关心和肯定。

台湾和大陆的紧密联系，不止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环境亦然。比如台湾的酸雨问题，这个绝对跟大陆有很大的关系。又比如现在台湾制造的电子产品很大一部分都在大陆生产，这也是有污染的。再者就是沙尘暴，我们常常在讲，假如大陆的环境不好，台湾的也绝对不可能好。两岸要在环保方面展开合作。台湾同胞告诉我，对于大陆，他们不希望干旱，不希望淹水，不希望疾病大肆传染。2004年北京发生特大沙尘暴的时候，台湾都感受到了。

世界是平的，何况大陆与台湾？

在登希夏邦马峰的时候，我萌生出一个写作的念头。

为什么会在登希夏邦马峰的时候萌生这个念头呢？我想主要是因为登希夏邦马峰让我感觉出奇的顺利，这是原来完全没想到的。顺利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希夏邦马峰是唯一一座全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以上高峰，但先前中国的业余登山队是从来没有上去过的，我们的队伍是中国第一个登顶的业余队，登顶的难度可想而知。正因为登顶困难，所以连专业队上去的也不多。人们对主峰的情况了解得也不是很多，人们的恐惧便来自这里，能不能上去都不清楚。出乎意料的结果是我们登顶非常顺利，我2007年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的难度比这要大。整个过程中，人的状态很好，气候也很配合，时机拿捏得也很好，下来后大家皆大欢喜，11个队员有9个登顶了。

我个人的状态可以说好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状态是指两方面，一是精神状态，一是身体状态。实际上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气管炎，年轻的时候患有慢性鼻炎，还有痔疮犯得很厉害。登珠峰的时候痔疮好了，登卓奥友峰的时候咳嗽减轻，2008年登希夏邦马峰那一年，不但痔疮没有发作，没有咳嗽，鼻炎也没有发作，身体状态这么好真的没有想到。一般来讲，登这种山峰都是对身体有损害的，没病都有病了；我可好，原来的病都好转了，那种状态让我自己都很意外。

我当兵的时候一米七六，这么多年过去，缩了，现在是一米七五；登山前，我的体重是75千克，按照我的身高和年龄，这已经偏重了，但是我下山之后是70千克。所以，你怕登山有危险，这是好事，你为了要克服登8000米的难度，你必须要时时刻刻处在一种良好的状态中，你要一直运动，而且吃饭的时候要控制食量，吃到一定程度就不吃了。因此，登山反而成了你节制自己的动因。不仅如此，我现在没有大肚腩。我是很开心的，60岁的人了，没有啤酒肚，这个状态和登山是有关系的。于是，我下山后想到：自己登山都10年了，这种状态是有一个过程的。

我并非一开始便懂得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经验是慢慢积累出来的。比如我登卓奥友峰的时候就很冒进，觉得自己连珠峰都上去了，这个简直就是小儿科。于是，别人进山10天之后我才去，去追赶他们，而且不吸氧。后来登到8000米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不得不吸氧。登顶下来之后，人透支得太厉害了，差不多用了一个月才缓过来。我因此知道以我的年龄，我的行为是非常冒进的，弄不好大脑就会受到很大的损伤。登希夏邦马峰之所以会有这么好的状态，也跟我正确地认识自己有关，之前我作了精心的准备。所以下山后一想，我登山都10年了，但是你看以前出的书，专门写登山的没有，基本都是博客文章的结集。这回真的有冲动，登山10年，借登希夏邦马峰之机把这10年的感受写一下。

还有一个缘由，是2002年北京大学“山鹰社”五名社员在登希夏邦马峰时遇难。这是很大的新闻，一下子北大五名优秀学生都被雪崩埋进去了。我们进山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帐篷里坐着，突然听说有客人要见一见我。在海拔6300米的位置竟然说有客人要见我，我很吃惊，忙问是谁。原来是刘炎林，就是2002年登希夏邦马峰的登山队队长，出事的时候他正好是在前进营地，逃过一劫。我听说他来了，马上邀请他进来见面。他说他要给五位遇难者建一座碑，以示纪念。于是，我就和他一起去选址，祭奠一下。人生真是无巧不成书，他选的那个建碑地点，正好就是我们的扎营点。

那天我们很晚才回来，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时，碑已经修好。这个碑实际上是石堆，尖顶，比较稳定，藏族风格，还有五块不锈钢的金属盘压在上面，金属盘上打着遇难者的头像。刘炎林此时已经离开，我凝视着这个纪念碑，往事不禁浮现到眼前……

因为我本身登山的缘故，加上北大“山鹰社”在登山圈很有地位，再加上当年五名队员遇难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所以，2002年“山鹰社”队员登希夏邦马峰遇难的新闻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我在德国，看到网上有很多负面评价，说这么优秀的大学生，真可惜。不理解是主流。我记得当时我在德国发了个帖子叫《北大“山鹰社”精神永存》，我是从积极的角度看的，你要参与有风险的活动就要玩得起，我觉得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形成内敛、不敢冒险的传统。所以，敢于冒险的北大“山鹰社”所体现的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缺乏的，意义非常大。我是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事情的，这是我心中的一个情结，否则你说刘炎林建那个纪念碑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在希夏邦马峰的每一天早上，我都要去那个碑前看看。

第三天去的时候，我和每一次去一样凝视他们的遗像，结果发现看了半天，很难看清楚。那天的阳光太强烈了，我突然发现，我看到的不是他们的头像，看到的是我自己的脸，因为那个打磨得非常光滑的不锈钢，就像一面镜子，我的脸倒映在上面。此情此景，引发我很多反思。

他们这样死掉值得不值得？我们现在讲“80后”，五个遇难队员，除了一个是1979年的，其他都是“80后”。我看着“镜”中倒映的自己，问自己：“他们值得不值得？你值得不值得？你如果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样死了，你后悔不后悔？”这些问题跃上我的心头，我突然发现，原来登山的真正意义便在于此。值得不值得，在我心中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和我们一起登山的11个队员中，有一位大科学家是搞人类基因学的，名叫汪建。而且，他带着他的博士生一起登山。他喜欢登山，把登山跟科学实验结合起来。一般的科考都是针对气候、高山、地质，但他是针对人在高海拔地区缺氧情况下的适应性，以此作为一个博士论文的课题。一路上，我们都成了他的“大白鼠”，从拉萨一直到前进营地到登顶回来，我们被抽三次血。他将从DNA的角度，对人类高山适应性的变化做一个研究。

实际上，这几年我对生命的认识，和认识汪建有关。他是搞人类基因学的，从分子生物学的层面来研究人。和他认识是在2003年，登珠峰之前。我们在京郊训练的时候他也来了，他们是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他们出名是因为参加了人类基因组的研究。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承担了整个研究的1%，他们承担了1%中的60%，而且是民间先主动参与的。民间介入之后，中科院才介入。汪建比我小四岁，基本和我属于同龄人，都生于20世纪50年代。这个年纪的人，最后能在科学研究上有所成就的很少，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把学习耽误了。我们是同龄人，比较容易沟通。     他们真正出名是在“非典”期间，那时候我在珠峰。现在回过头来看，“非典”期间全国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珠峰，因为海拔太高病毒上不去。所以，在上面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跟“非典”病毒扯不上关系。但由于那时候情况特殊，我们鼓舞了士气，成了“战胜”“非典”的一面旗帜。中央电视台4月开始转播，4月是闹“非典”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于5月20日登顶珠峰，无形中，我们成了“战胜”“非典”的“英雄”。

但实际上，真正立功的是汪建。他们在“非典”期间坚持做基因测试，但他们得不到病原体。他那时候甚至策划要去“盗尸”、采样，来破解这个新出来的病毒。当然，最后他没有成行，他通过渠道取到了病原体，然后用了不到36个小时就破解了病毒。但是很可惜的是，在两三天之前，加拿大科学家就公布他们已经破解了“非典”的基因序列。

汪建的登山水平其实不是很高，但身体非常好，兴趣非常广，很有激情。2004年我们一起登了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2006年他自己登卓奥友峰，也是为了做实验，那次的实验对象不是人，是大白鼠。那年他是作为“测序科学家”去的，没有让他登顶，他觉得很遗憾。所以，2008年他又和我们一块儿去了一次，登顶了。传奇的科学家加上传奇的实验加上传奇的登山，简直是绝配。

我曾经在高海拔的地方看到乌鸦、鸽子、雪鸡……人到了那里，偶尔还可以看到狗，觉得生命就这些东西。但有汪建这位科学家一起去，我观察到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岩石上看到地衣，我以前完全不会去注意的，汪建告诉我，那是高原的生命。经他一说，我突然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地衣啊、苔藓啊，被高海拔的山峰衬托起来——原来，这10年来这些生命一直存在，只是被我忽略了。然后，我还发现冰冻的湖里面有绿色的水藻。我对生命的观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的队伍中有不少有趣的人物。登顶的九个人里有兄弟俩，昆明来的，一个叫金飞豹，一个叫金飞彪。他们2007年一起登顶珠峰，我们也是10年的朋友了。金飞豹2008年徒步穿越了格陵兰冰盖，我是想走的，但是被他先走了。

另有一个和我一块儿登珠峰的人叫张梁，他是深圳的。第一次他没上去，隔了一年才上去的。他很有意思，2008年年初去北极参加一个700公里的极限步行运动，每天要走二三十公里，远远超过了我10年登山运动的纪录。

还有一个女队员叫王静，是北京户外运动品牌“探路者”的创始人之一。我登卓奥友峰的时候认识她，登希夏邦马峰又在一块儿。这两次对她的认识完全是180度的转变。原来印象中她比较活泼，还没登过7000米的就开始登8200米，绝对太冒进了。每次适应行走，她都要比我们晚到两小时，而且精疲力竭，绝对没想到她能登顶。

最后一天，我开她玩笑说：“你是不是吃了药？”她不但上去了，还走在了前面，让人想不通。在我的印象中，她好像是“探路者”某个地区的营销经理。她说希望有时间请我和她老板吃个饭，一块儿登山了，我就顺口答应了。但是，我怎么都没想到这个小姑娘是他们公司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老总的太太！所以我对她的印象有了转变，你看她好像很张扬，但其实她是很低调的，她说话嘻嘻哈哈的，但是她并没有让你知道她是谁。我一下就对这个小姑娘的印象改观了。听她讲话没有地方口音，我判断她是北京的。后来才弄清楚，原来她也不是北京人，是四川人，她先生是甘肃人。两个完全没有背景的草根，到北京来闯荡，这两个人的故事一定很精彩。

在希夏邦马峰上观察冰川、雪山是个不错的体验。1964年，中国最大的一次高山冰川科考就在希夏邦马峰进行的。通过《中国国家地理》，这些历史照片陆续公布，你可以拿这些照片和现在的实际情况作一下比较，会非常明显地发现冰川在消融，地球在暖化。

讲到自然风景，我又想起在台湾登山的经历。我记得，第一次我们是凌晨两点多登顶，登顶之后我们就下山了，既没看到日出也没看到日落。第二次又是凌晨上去的，看了日出。那次日出真是非常非常美。第三次是去看日落，色彩非常非常好，感觉很好。和大陆相比，台湾的风景有一个“综合”的特点。像华山，它是那种雄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像黄山，是那种奇特的岩壁；像泰山的松树，它们都是各有千秋，一处一种景致。但是台湾的松树呢，同一个地方千姿百态、各种各样。加上天上的云，配上植物，相映成趣。在实际的登山过程当中，好天气、台湾人的修养，都会令你感到亲近。

成功的事业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我登山10年，花时间总结了一下，觉得这10年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个性张扬”，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不仅上了珠峰，还上了七大洲的最高峰，满足了我的各种虚荣心，这是1999年到2005年。

2005年之后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如何把“个性张扬”和关心环保、关心公益活动结合起来，这源于一位北大的生物学教授——潘文石。有一次我去北极探险，他去机场送我，我很意外，因为这位老先生从来不参加这种社会活动。他给了我一封信还有一面旗帜。信我是在飞机上看的，很短，大意是非常肯定我的探险精神，而且觉得这和他做的环保事业是一致的。这封信让我面红耳赤，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伟大，我登山就是为了“个性张扬”。我读出了这位老教授的话外音：“你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个吸引媒体关注的公众人物，为什么不借用你的身份和影响力做点公益活动？”于是乎，从北极回来之后，我就不单纯是“个性张扬”了。北极之后准备去南极，我就开始想能不能把这次行程和公益活动结合起来。

第三个阶段是切实地把登山和做公益事业结合起来。在登西藏希夏邦马峰的时候，我们队里还去了两位人类基因学家。因为我们想知道人类在极端的环境下，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分析，会发生什么变化，这对以后人类身体健康是非常有意义的。于是我就做“大白鼠”，从拉萨开始一直到登顶、下山回来，中间做了几次抽血化验。

要说登山10年我有什么感受，主要是两点：

第一，我觉得登山让我学会珍惜。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个物质过剩的时代，但是在高山上一切都短缺，甚至连空气都短缺，你敢不珍惜吗？登山的乐趣是，离开都市的你会以全新的眼光去看待现代文明。平常，我住在宾馆里，放在屋里的果盘，我一般动都不会动。进山后，一个普通的苹果也变得异常珍贵。从山上下来，我在宾馆洗澡时，热水痛快地从花洒中流下来，想想自己在山上好几天不能洗澡，我会感叹：“现代文明真好！”坐在马桶上，使用着漂亮而现代的洁具，我觉得太美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人都能挺过来，回到都市，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2005年4月，王石徒步穿越北极。

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呢？在山上待久了，会对一切都很珍惜，物质尚且如此，更不要说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了。

第二，登山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浓缩人生”。其实，每次一进山我就后悔了，上到海拔四五千米，风刮着，头疼，恶心，我就骂自己，问自己怎么犯贱又来了？可爬着爬着，还没登顶，我又开始想下一次该登哪座山了……人生何其短，进了山你会感觉度日如年，无论如何你都得熬。当真正登顶的时候，我问我自己是怎么上来的，答案是不知不觉中就上来了。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比如，我的小学、中学、大学，在我印象当中，我在班上不是最聪明的，并且不善于表达，不是体育健将，也不是尖子……但为什么最后好像在这些同学中，我显得出类拔萃呢？就是我坚持做一件事情——不放弃。这和登山多么相似！人的寿命也就七八十年吧？要体会到这一点往往不是在山里住一个礼拜就能做到的，或许需要20年、30年，当他体会到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人生苦短”了，人没有后悔的机会。登山，正如人生一样，虽时常不能预知结果，但只要坚持，终会成功。登山是人生的浓缩，而我仍需要继续攀登另一座高峰，就是自己心中的那座高峰。

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国家的经济越来越繁荣了，我们对自己的“钱途”看得很清楚，对生活的“前途”却越来越雾里看花。可选择的路多了，反而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然而，有一点我们能确信，那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应该带来的是美好的环境和谐的社会，而不是经济上去了，环境变坏了、人际关系变坏了。

很多人往往把事业的成功作为目标，可我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手段。实际上，一份成功的事业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很多人都曾问过我：“登顶的时候什么感觉？”八年后的今天，我可以很坦然地回首来谈我当时的感觉了。那感觉就是：“哎哟！我还能不能活着回去啊？”真的，我当时心里只想着：“我要活着回去！而且，我一定再也不登山了！”

其实登顶的感觉并不好。我们知道珠峰海拔是8848米，我即将登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按照当初的约定，如果两点还没登顶，就要撤回去。因为一般来讲，下午天气就会发生变化，再不下撤，到时候可能想撤都撤不了。距离下撤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我还没有登顶。登山的总指挥在7000米的位置，用对讲机问我：“王先生，你到了什么位置？”我的登山向导叫尼玛，他回答说：“王先生还有一个小时就能登顶了。”

我抬头看了看，眼见顶峰就在前面。心想：“这个距离，20分钟就上去了，不用一个小时啊！”我便开始挪步，走啊走，一看表，啊，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基本没挪动几步，怎么就两点钟了！再不登顶就要下撤了！这个时候，总指挥又问：“王先生，登顶了吗？”尼玛说：“王先生还需要30分钟。”这时我完全信服了，我心想：“30分钟，我能不能上去还不知道呢！”因为那时候每走一步，我都要大口大口喘气。结果30分钟过去了，顶峰还“遥不可及”。看着就在眼前，但就是登不上去，时间好像凝固了。我告诉自己：“必须上去，必须上去。”但奇怪，就是上不去！

于是，又过了半个小时，已经是两点半了。这时候对讲机里又传来声音：“王先生，登顶了吗？”尼玛说：“还有20分钟。”这时候，总指挥有点紧张了，说：“你到底还需要多长时间？这时候已经很危险了，一定要下撤。”这个时候，我的向导突然喊起来：“王先生，你的氧气用完了！”我一看，果然是没有氧气了。我之前并不知道，因为氧气瓶是背在后面的。总指挥一听说这样的情况，下令：“赶快下撤！”我的向导看着我。显然，我们都知道登顶在即，向导当然想带着我登顶。但总指挥已经下了下撤的命令，向导就问我的意见。我想了想，指了指顶峰，用身体语言告诉他：“我们登顶再说。”结果，我们总算是艰难登顶了。

幸好当时我的反应是要登顶，没有放弃。为什么我当时会那样反应呢？因为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上去”。我觉得，目标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候我的目标非常明确：　我一定要登顶。所以在没有氧气时，我想反正是没有氧气了，登顶危险，下撤也危险，那干脆就登顶再说吧！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就上去了。

从顶峰安全地撤下来后，记者很激动地问我：“王石先生，你觉得登珠峰难还是做企业难？”我看着那个记者的眼神，就知道他心里早有预期的答案了。因为登珠峰在他看来简直是太难了，而我完成了。所以，他的预期回答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登珠峰难。可是，我的回答是：“做企业难。”记者听完眼睛一下就瞪大了，说：“你是不是高山缺氧，脑子迷糊，回答错了？”我跟他说：“我是两年前开始登雪山的，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只用了两年时间；我这次登珠峰，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和做企业相比，简直不足挂齿。做企业我已经做了20年，我还在攀登。如果用登珠峰来比喻做企业的话，我现在充其量只在6500米的前进营地上。”

所以，我想说的是：成功不在于一时，而在于你能不能长久坚持；不在于个别的轰动事件，而在于你是不是默默地为了达到目标而努力。像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颁奖大会，会上我很受感动，尤其是大会最后，当主持人说“请连续9年获奖者站起来”的时候，我“嗖”的一声站了起来。我不是那个连续9年获奖者，我是想看谁是连续9年获奖者。但是我马上意识到站错了，我一站起来，大家都看着我。登山是有形的，你看着很难，但比起我们的生命来讲算不得什么。我们的职业生涯会更难，你如果能坚持下去，是非常不容易的。

2008年9月，我在新加坡世界华人保险大会上谈了一点我对登山的看法。

登顶珠峰下来之后，马上我又登了7大洲的最高峰，然后又徒步穿越了南极和北极，这在圈内叫“7+2”。我是世界上第121个完成登顶7大洲最高峰的人，完成“7+2”我则是第9个。当然了，完成之后我很得意，跟人介绍我的成绩，说我是世界第9。“7+2”完成之后我并没有停步，继续攀登。2007年我登了世界第6高峰，叫卓奥友峰，8204米。

关于卓奥友峰，我想讲一个故事。

在完成了“7+2”之后，我获得了各界的肯定，自我感觉良好。我们知道世界上8000米以上的山峰一共有14座，8000米以上被视为“人类的生命禁区”，登8000米以上的山峰一定要吸氧。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上的登山高手，开始挑战更困难的路线，选择无氧攀登，挑战生命极限。因此，我似乎也觉得应该进行挑战。所以，在登卓奥友峰的时候，我就决定无氧攀登。我记得很清楚，大本营在7600米的位置。到大本营之后住了一晚上，大家都开始吸氧，第二天再带氧登顶。那天晚上我没有吸氧，因为我要创纪录。第二天一开始感觉非常好，带着氧气罐也没有吸。可是，登到7900米的时候，有一个攀登动作，大家很顺利就上去了；而我由于没有吸氧，上去以后头昏眼花，肺好像要爆炸一样。

在上面喘息了三分钟之后，我勉强跟着队伍往前走，到8000米的时候，又遇到一个小雪壁，我就趴下了。我才知道假如再继续无氧攀登，我的命就要留在这里了。这时候我果断放弃无氧攀登，吸氧，登顶，撤下来都很顺利。回来之后大家都很正常，但是我觉得我不大正常了。为什么呢？我发现我兴奋不起来，大家都很兴奋我却兴奋不起来。表面上大家看不出问题，只有我感觉到有问题。由于我逞强无氧攀登，导致脑部受到非常大的损伤。于是，我就很紧张了。一个月之后，我才渐渐恢复过来，这是一个教训。

显然，我犯了自以为是、冒进的错误。我第一次登珠峰的时候，因为谨慎，完成得很出色，但正是这种出色给我造成了错觉，我以为我了不起了，我以为我可以怎么样了，但事实证明你不怎么样。你高估了自己，这种高估很可能会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价。卓奥友峰是14座8000米以上高山中比较好登的一座，但是暴风雪来的时候它也是很可怕的。一般来讲，每年可以上去四五十人，但是2007年只上去了两个队：一队是新加坡女队，一队是中国企业家队。这两个队上去之后就是连续的暴风雪，其他队伍不得不撤离。所以，2007年是登卓奥友峰人数最少的一年。

我的探险活动没有中止，但是期间发生过一个变化。变化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在登珠峰的时候还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彰显，在此之后我的登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就是把登山和环保、公益事业结合起来。现在我的体会是，突然觉得高尚了不少，之前从来没感到高尚。所以，现在虽然还是在探险，但是和过去不一样。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一个万科馆，万科馆并不表现万科开发的产品，而更多地表现全球变暖对中国的下一步影响，呼吁社会公众关心全球变暖，从个人、从节能、从环保做起。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有全世界第二大的热带雨林（另一种说法为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区为以中非的刚果盆地为中心的非洲热带雨林——编者注），这里的木材大量地被砍伐，很多是非法砍伐，这种非法砍伐的木材有2/3都到了中国，用于中国的家具市场、建筑工地。所以，无论如何，全球变暖都与建筑行业有关，万科是有责任的。在这方面，不仅仅是我个人呼吁大家关心全球变暖，还要企业本身以身作则。

万科不仅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企业，也要走在绿色环保的前面。登完七大洲之后我写了一本书，名叫《第八峰》。很多人很好奇，说一共七座最高峰，你怎么冒出“第八峰”来？“第八峰”在哪？我说：“‘第八峰’是无形的山峰，在每个人自己的心中。每个人都在登自己心目中的珠穆朗玛峰。”

2006年6月，我参观了年画之乡桃花坞。

中国的四大年画之乡是：河南的朱仙镇、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以及四川的绵竹。(另一说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和四川绵竹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后加上河北武强和广东佛山有“六大年画”之说，而河南朱仙镇是未列入“名家”的著名木版年画之乡——编者注)杨柳青和朱仙镇我在很早之前都已经去过了，绵竹是万科援建的地方，所以也去过。最后一个桃花坞，是2009年6月3日才去的。这样，四大年画之乡就齐了。

现在年画都要失传了，年画从业者走到最后都是搞壁画去了。我去朱仙镇的时候，真是惨不忍睹，乡民强烈想改变现状。有人会问：“朱仙镇不是非常有名吗？”没错，是有名，但那是历史上，现在衰落了，就只有几个小手工作坊在维持，搞点旅游商品出售。四大年画之乡，也就只有杨柳青现在商业化还行。朱仙镇也好，杨柳青也罢，历史上都是和运河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运河成了商业汇点。朱仙镇历史上曾经是非常兴旺的，现在完全衰败了；杨柳青虽然漕运衰败了，但还有海运，还可以维持对外关系。绵竹兴旺是在宋明的时候。绵竹的交通不好，在我印象中，好像是由于那里的竹子特别适合做印刷的材料，从而引来商机。要振兴绵竹的版画行业，我想是不是能引进日本浮世绘的木板制作方法。浮世绘是受中国版画的影响才诞生的，但是已经发扬光大。浮世绘的版，可以套几十个版，中国传统年画根本没有达到这种精致的工艺。

很有趣的是，深圳有个版画村，现在是个创作基地，还没有商业化，搞了两次“国际版画展”。那原来是个客家村庄，不是围楼，外面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造的方法很特别。有点像香港沙田的房子，却又不同。沙田的房子是围河而建的，这个不围河。后来老百姓都盖了新房子，老房子要么废掉了，要么就租给民工了。后来街道把房子都租下来，搞版画村。现在在恢复旧建筑，这点我很感动。但问题是，恢复得太彻底了，有些地方很明显看起来太新，让人感觉全部都是假的。我觉得这个方向是不对的，你修可以，但是你要让人家知道哪些地方是修的，要不人家闹不清你保护的到底是什么。你说你是原装的，但明明是修出来的，对不对？

另外，搞创作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是说旧的艺术就没有商业价值，其实在国际上也是有生命力的。当然，这种印刷现在不值钱了，但是真正的画家画的画，还是很贵的。然而，无论是纸版也好、铜版也好，只要有个版就能印无数次，油画不能这样无限次印的。版画有优势，消费者消费得起，应该是有市场的。比如我们可以现在绵竹创立了一个工作室，请日本专家在那里做指导。中国现在还是太浮躁。你看那个工作室，真正创作的是老外。中国比较有名的版画家只挂名，不做事，然后收钱。

外国人因为肯花苦工夫，所以能搞出很多创新来。有一次我去阿联酋，在阿布扎比旁边，政府投资了230亿美金建一个小卫星城叫马斯达尔（Masdar），卫星城可以居住5万人，它是个“零碳”城市，有大片大片的太阳能板，70%的能耗都是靠太阳能，剩下的30%靠垃圾发电。这个工程要做到2016年才能竣工。简单来说，这个是不可复制的，大片的太阳能板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那么多地；第二，这个环保是以不环保为代价的——制造太阳能板本身是不环保的。但是，这件事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我们做事情就是要往极端里做，往极致里做，往彻底里做。

阿拉伯民族不仅仅有钱，这个民族还真是有想象力。我想起小时候读的《一千零一夜》，他们现在就是在建造《一千零一夜》里的场景。刚才说他们花了230亿美金。另外还有一个230亿的项目：文化岛。这个启发我的是什么呢？我想在沙漠里面搞一个城，怎么搞呢？一到那儿我明白了——机场经济。城市完全是重新再造，把很现代化的物流，和建造城市结合起来。

2009年3月20日，我在遵道学校给同学们讲课。

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孩子们作交流，因为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会想起自己的青少年时期。面对一双双十五六岁的眼睛，我回想起自己的一些经历。我15岁的时候是1966年，那一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学校开始停课。我比较喜欢旅游，所以借着停课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去转了一圈。想想那时候也挺幸福的，停课了去“串联”，我们红卫兵坐火车不用钱，到了各个地方吃饭、居住都不用钱。但是这个时间不是很长，差不多有四个月吧，后来就停止了。全国停止了大串联，但我还是去做自己的“串联”。因为坐火车要钱了，坐不起，我就爬货车。那时候的火车不像现在，还是用烧煤的蒸汽机，速度比较慢。我们爬露天的货车，过了个山洞出来之后，大家看着对方哈哈大笑——煤烟把大家熏得黑乎乎的！

到了1968年当兵，我正好分在汽车团。当年来讲，当兵时能开上汽车是相当令人羡慕的。但是我不喜欢开车，所以还挺不情愿的。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好好做了，当了半年兵就成为班长了。但是我当时特别想离开部队，当了五年兵（1968年到1973年），就从部队复员，去了趟北京天安门。回来之后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做司机——因为有驾照，另外一个是去抡大锤。

两个选择之间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当时的生活不像现在这么富裕，吃饭都要凭粮票，每个月领多少粮食，看你的体力活多少。我当兵的时候是每个月45斤粮食，比较辛苦；复员之后，当抡大锤工人是49斤粮食，比当兵还要辛苦；如果去开汽车，才二十几斤粮食。所以，当时我是选择了去抡大锤的，因为如前所述，我不喜欢开汽车。开车对我来说，是一门我不喜欢的技术，我不愿意把它变成我的职业，宁可去抡大锤。我觉得人要有理想，眼前做什么不重要。

我们往往非常在乎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做什么，实际上，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你只要有理想，去做什么都能做好。我当兵的时候开汽车，要把汽车开好；复员之后无论是当工人，还是当司机，其实都不喜欢，但这是人生的一段经历，值得去做。

我们在生活中往往是很“实用主义”的：这个对我有没有好处，能不能赚到钱……人生呢，一定不能仅仅盯着挣钱，挣钱是为了你的生活，为了养家糊口，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认识水平上。30年前，我从部队复员当工人，又上大学，我们是工农兵学员。我并不喜欢上那个学校，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参加考试，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当时是工农兵学员，你在工厂里工作，只有一个名额，大家都想来争取。而且只有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只有一个专业，你能去上就不错了。当然，我不喜欢，但也只能努力去学。出来之后，我做工程技术。做工程技术也不喜欢，于是就自学英文，考到省里的外经委（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有机会当了翻译。中国有句老话叫“择邻而住，择友而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选择好的邻居在一块儿相处，选择好的朋友一块儿交际。

我有一个交往了二三十年的朋友，叫刘元生。在广州期间有一次听音乐会，刘先生拉小提琴协奏曲，我就坐在第一排。听完之后我非常激动，像个粉丝一样跑到后台找他，聊我的感受。因为听音乐认识了他，到深圳后就和他联系，他后来成为万科的投资人。他现在也不做生意了，专门做慈善活动。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事业成功的话，不会是偶然的。

我们从小到大，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我们的生活不一定只是考试、考试、考试，平时交际的朋友会对你有益，甚至你可以交际一些年龄差距大一点的朋友，这可能会对你更有好处。比如刘元生先生，他年龄比我大七八岁。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是喜欢交际年龄比我大一些的人，他们的经历比我多，他们会让我更早知道这个社会，认识这个社会。

我到深圳之前，无论是军旅生活，还是上大学，都喜欢听音乐、看书。我的一生中，实际上真正拥有的财富是什么呢？是学习能力。

大学毕业之后，我做专业对口的工作只做了三年。现在人喜欢说“干一行爱一行”，我是相反的，在33岁之前，我一直在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当兵开汽车不喜欢，复员之后当工人也不喜欢，上大学学的专业不喜欢，大学毕业之后做的工作还是不喜欢。后来我自学英语，考到外经委，还是不喜欢……

可是不喜欢归不喜欢，有两点我是考虑清楚的：一是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既然去做了，就一定要认真做。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一种积累，必须要相信这种积累对将来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什么好处呢？即使不是很清楚，也不要轻易放弃现在做的事情。二是你要有强烈的求知欲。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停课，我那时候才上初中二年级。我到了部队之后，马上就让我姐姐找她高中的课本全给我寄到部队去。我是白天开车，晚上拿手电筒在被窝里学习，自学了数学、物理、化学。

化学有实验课，我看课本看不懂。怎么“上实验课”呢？我星期天到城里化学用品店买试剂，买一些瓶瓶罐罐。回来之后呢，因为我们是汽车连，有修理班，在修理班的工具房里自己做实验。整个高中的课程我都是自学的，所以从部队复员之后只当了一年工人，就考上了大学。

上大学期间我是非常积极的。当时我在大学自学了两门课程，其中一门就是英文。当时学校也有英文课，但是教得很浅，我不满足，就自学。自学三年，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读英文原著小说了，像狄更斯的英文原版小说。再一个就是我当时自学了政治经济学。

当时我有一些疑惑，非常想试试，看是不是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社会现象。所以，也非常认真地学了三年，很有心得。大学毕业之后英文用不上，政治经济学更用不上。我当了三年的技术工，在铁路上进行维修工作。

刚才我说了，我通过自学英文考上了广东省外经委。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英语将来会成为我谋生的手段，但就是有求知欲。三年之后我到了深圳，到深圳时是33岁。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老师告诉我们：一定要学什么爱什么，做什么爱什么。我觉得可能是会有些差异，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都有自己的理想，将来做什么都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条，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你一定要把你在学校把基础学好。因为你将来还不知道做什么，这些基础对你将来是有用的。就像我在大学的时候自学的英语，不知道三年之后到广东会成为“敲门砖”。

到了深圳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和别人不大一样。所谓“不一样”，就是无形当中，我在大学自学的政治经济学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经济学，经济学的原理就是讲经济规律：价格、价值、交换……产品本身一定是有个成本的，交换一定会有成本；物品少的时候价格就上升，物品多了价格就下跌；价格下跌最后造成成本保不住。

在深圳开始真正要做生意的时候又发现，经过三年的训练，我和别人想的也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1983年）下海经商的人，大家都差不多，基本上都来自机关、学校，或者直接从部队转业下来。大家都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都对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不是很熟悉。而恰好我受过一个最基本的训练，这时候就发挥作用了。

所以，在学校的时候你学的东西是不是非常喜欢，根据我的经历来讲不是很重要；但是你一定要认真去学，不要放弃。

2007年4月在西藏参观盲童学校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盲童学校那里的居民经营着一种农场，工人都是盲人。这种农场，在财政上还无法做到自给自足。它的主要作用，只是给这些盲童、盲人提供一个培训、生活的场所。如何才能把他们的产品商品化，我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比如说他们织的毛毯。因为毕竟是盲人来织毛毯，效率还比较低，生产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产量就不是很大。我只能尽我所能，利用我的影响力，在北京与媒体合作搞慈善拍卖活动，把他们编织的毛毯拍卖出去。再比如他们的奶酪厂。盲人们自己养殖奶牛。我又把两位盲童送到河南去学习奶酪制造。我很喜欢吃奶酪，尝了尝他们的产品，感觉制造的水平相当不错。但有两个问题：　一是现在产量还比较少；二是他们做奶酪是按照欧洲人喜欢的口味去做的，当地人不是很接受，所以在西藏的市场非常小。当然我也看到，盲人们还在大棚种植蔬菜，这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本高和劳动效率低，如果大棚种植的蔬菜要市场化，现在看来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目前的状况下，盲人们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义举，需要慈善人士来资助。

在做慈善的过程当中，资金当然是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比如盲校缺少音乐老师，这里的普通老师每月工资600块钱，但音乐老师就得2000一个月。那么，我们就每个月出2000块钱请一个音乐老师就行了。去年我捐了15万，是这个学校成立以来收到的最大的一笔捐款。我问那里的工作人员：“学校一年的行政支出是多少？”他说是30万。我说：“从明年起我开始承担，一步一步来，不能因为钱的问题而耽误教学。”其实在做公益的过程中，给钱不是最重要的，还要做其他的事情。做公益对我们企业家来说是新的课题，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集体行为。慢慢地，企业家们就会知道不是比大家谁出的钱多，关键在于要付出感情、时间、精力，这才是对被援助者最大的关爱。另外，由企业家来做公益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企业家讲究效率，讲究连续性，讲究合法化，讲究制度化……所以，企业家参与公益这个事儿，不仅是给钱，还增强了公益组织的规范，成为了一股动员力量。

之前提到的大棚，我发现这个大棚有两排是种花的。盲人们告诉我，他们曾经想把这些花拿到市场上去卖，但和专业花农种植的品种相比，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价格上，显然都没有竞争力。但他们还在种，因为可以给盲童一个了解大自然的机会。盲童们虽然眼睛看不到，但可以去触摸，去感觉。因此，当我站在这个大棚的鲜花面前非常感动。

什么是感动？虽然我资助了学校，但我觉得我完全是个“受益者”。这话怎么说呢？我来盲校探望完这些孩子之后的感受，和我当初来看他们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受启发，很受教育。我觉得他们非常坚强、坦然、乐观。我记得一个故事：　有一个盲童入校之后，对老师说他非常想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因为他认为出租车司机既可以开车又可以挣钱，非常棒。但是最后，他知道自己当不了出租车司机。他没有气馁，说：“我知道我当不了出租车司机，但我可以努力当出租车司机的老师，教人开车。”盲童们一方面接受社会对他们的帮助，一方面也想着回馈社会。这让我想到，作为一个健全人，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

有人曾经问过我，帮助这些盲童高兴不高兴。我说：“看到别人的不幸，有什么可高兴的。”有人又问：“不高兴为什么还要去做？”我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只做高兴的事情，那也太过浮躁了；人总要做一些不一定高兴，但是值得去做的事情。”这也就是我常常强调的，所谓做慈善其实就是：让无力者有力，让悲哀者前行；让有力者有爱，让幸福者沉思！

2008年12月，我和冯仑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坐环保列车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世界气候大会。

早晨8点钟上火车，连续坐了13个小时，一路同行的除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官员，还有从事环保研究的专家，一些可替代能源的环保公司的代表，当然，更多的是新闻记者，包括我们的新华社和国内的一些特派记者。车上安排有三节新闻发布会的车厢，每半个小时进行各种主题的演讲、交流、采访、记者招待会……其中有一个会场专门安排于下午5点钟举行一场讲演，有我和冯仑参加。我专门介绍了中国的住宅产业化，冯仑介绍了万通的情况。我们和联合国副秘书长斯泰纳先生同一个车厢，直接交流，这一过程始终处在一个很新颖的气氛中，到了哥本哈根也明显感到这几天非常充实。

我在讲演当中，很感慨地说了我的“三个身份”，其中特别强调说：“我是我父母的儿子。”他们听完都笑了。他们很好奇为什么有一个中国企业家来谈环保问题，好像这个问题和中国企业家关系不是很大，而且这个人还特别强调自己是父母的儿子呢？我说，气候变暖是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我说我是我父母的儿子，就是说我也是全人类中的一员，全人类关心的问题我当然也关心。中国人关心，中国的企业关心，中国的政府也关心。

在中国有个环保组织叫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英文简称SEE，是2004成立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主要目标是防治沙漠化。2008年的7月，我带着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团队和一个中国企业家团队到肯尼亚内罗毕的人居署（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环境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交流。商谈之后决定初步建立一个合作的框架。11月初在北京，联合国副秘书长斯泰纳先生就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签订了合作协议。我们意外发现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通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防治沙漠化的非政府组织。当然，我们知道在国内从事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多，但是专门针对防治沙漠化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目前是国际上最大的，自然会引起联合国环境署的关注。实际上，世界上除了海洋，沙漠的面积占了30%，中国的沙漠面积占了国土的27%，沙漠化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

我作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一员，也作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前会长来到哥本哈根，在此前一个月前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刚刚和联合国环境署签订了关注生物多样性、防止沙漠化的合作协议。我到这儿来，主要是表明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态度，告诉全世界，中国企业家群体在关注生物多样性、关注气候变暖、防治沙漠化等问题上，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他们过去怎么做，现在怎么做，将来怎么做。当然，在这样一个国际交流平台，更多来讲是吸收国际上对待环保的经验。

最让我感到有意思的是，我在这个场合不得不说，也不得不听到很多真相。全球气候变暖，变得这么糟糕，我们必须要面对事实，更多地进行交流。我们具体怎么做，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新的可替代能源，我们如何采取新的解决方案……环保已经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觉得我们代表的企业家群体所想所做的，和这个阶段是非常合拍的。这不是说我们感觉到气候变暖了，而是说在面对气候变暖的现实面前，我们已经没有后悔的时间，我们要采取行动。再者，在这次大会之前中美非常明确地承诺要执行碳减排。在这种氛围中，我们很受鼓舞。两个大国都有这样的姿态，显然这次大会对下一步全球变暖的改善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正面效果。

这一次有很多记者来采访，包括电视的和平面的，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们非常好奇中国企业家怎么会对全球变暖问题如此关心。这种问题，实际是对中国企业家不了解。原来一直觉得我自己是“双重身份”，一个是万科董事长，一个是企业家群体代表。而现在，更明确地感觉到我的“第一身份”——我是我父母的儿子，我是全人类的一员，面对全球变暖我们全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身份定位使我对丹麦朋友一下子没有了陌生感。

我在讲演中谈到登乞力马扎罗山的故事，作为一名登山爱好者，我亲眼目睹了全球变暖。讲演之后，我收到三本《乞力马扎罗的雪》的英文版小说，他们开玩笑说：“你这次一定会收到丹麦文版的。”

前几年中国流行一本书叫《狼图腾》，我也看了，有一些感想。《狼图腾》讲到最后总结说：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民族性格决定民族命运，中华民族今天的命运就是民族性格决定的。我觉得，从民族性的角度来讲，《狼图腾》讲的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作者鼓吹中国人应该有“狼性”，按这么说，我们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不是我们的狼性又回来了呢？从基因来讲，恐龙够有“狼性”的吧，不是照样灭绝了吗？从未来看，老鼠一定比人活得长，人类灭亡了，老鼠也不会灭亡。

他说中国人缺少“狼性”，但没有讲羊是为什么退化了。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一定是选择当羊的。当然我要当健康的、跑得快的、狼追不上的羊。所以，我们没必要做狼，我们做羊。狼的存在，可以促使羊的进化，如果没有了狼，羊也会随之退化。按照《狼图腾》的逻辑，弱势群体、残疾人士都应被淘汰，很容易得出这种非常极端的例子。所以我坦率来讲，《狼图腾》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突然崛起，和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关的。

《狼图腾》是2006年最畅销的书，但我觉得这还真不如牛根生。你去参观蒙牛，大厅里有一个前言，说：大草原里生机勃勃，有狼有羊，因为有狼，羊就活蹦乱跳。羊如果跑不过狼，就得被吃掉；同样，狼如果追不上跑得快的羊，那就得饿死。就是这样生机勃勃，不一定要有“狼性”才能生存。我记得五六年前去香港，碰到当时时代华纳的首席执行官。我就问他，草原上有狼和兔子，你愿意当什么？他的回答给我印象很深。他说，我愿意当兔子，我很矫健，很敏感，狼追不上。当然我也有很悲惨的一天，当我变老的时候，老兔子跑不动了。这是一种动态的乐观，不能回避事实，你有充满生机的一面，也有老化腐朽的一天。

因为我们确实被侵略，被人家欺负，所以一直在呼唤“狼性”，这是理想。但是除了理想，我们更要有理性，不能盲目呼唤“狼性”。“狼性”和“羊性”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好比说拉登，拉登不“狼性”吗？可是我们要不要像他一样呢？再以日本为例，为什么他们要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的生存空间有限，“羊”不够，所以“狼性”就出来了。但是我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现在，日本的领土也没有增加，对日本来讲似乎不需要“狼性”了，因为他们找到了另外的方式去“拓展”自己的国家，他们的产品和人才向全世界输出。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经济异军突起。西方经济革命200年了，产生3亿富人，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消费。中国再这样发展下去，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如果全部变成富人，资源够吗？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复杂，跟“狼性”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是“世界工厂”，我们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但是我们觉得没必要负责，理由很简单，我们生产的产品，都是发达国家需要的，都是他们消费的。但问题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你要更多的国际地位，不可能一直保持这样的观点。前不久在巴厘岛会议上，出现了两个非常新的情况，一个是美国答应有限地承担责任，美国现在是没法回避的；二是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明确地承诺要减少碳排放量。换句话说，不管你现在是什么逻辑，你现在是第二大的碳排放国。

2010年的世博会，就是万科面对全球变暖的现实，展现中国企业对此的一个回应。碳排放量取决于两点，一个是减少碳排放的数量，一个是增加可以固碳的绿色植物数量。我们现在的大城市，周围庄稼没了，森林没了，全是房子，这就有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农村有更多的土地却在荒废。从这个角度来讲，电梯厂的生意一定非常好，因为把平行的交通变成垂直的了。在1995年的时候，万科一年的电梯订购量是120台，到现在一年是1500台，而且以30%的速度往上递增。这是无意识的，如果有意识的话，就要告诉政府，城市需要控制了，再不控制，更多的土地要荒废掉。

在我们中国人的史书里，驱除外敌是我们民族自尊心很重要的信心来源。大家只要一说起卫青、霍去病，马上就想起《史记》里的记载，说他们把匈奴打得大败而逃。但是读《史记》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一点很疑惑，那就是：汉朝和匈奴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将近30年，虽然卫青、霍去病立了大功，但是最后一仗其实是李广利打的，李广利率军投降，然后汉匈之争结束了。［汉匈战争在历史上持续达三百年之久，现多以西汉初年匈奴的一系列战争作为汉匈百年战争，以汉皇帝本始三年（公元前171年）汉援乌孙击匈之战的胜利为结束。《史记•匈汉列传》中记载的汉匈最后一战为李广利率16万大军战匈奴不敌投降——编者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总是强调汉朝打击匈奴，但有没有想过，这场战争居然是以汉朝军队全军覆没作为句号的。可奇怪的是，对我们来说，这30年的战争好像就留下了卫青、霍去病的形象，整个战争的来龙去脉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其中几场战役我们是胜利的，而忽略了整个战争最终的结果我们是失败的。

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呢？来到阿拉善以后我才知道。面对茫茫荒漠，我想，在冷兵器时代，这场战争的主力是骑兵，谁的马快，谁骑兵多，谁就打得赢。因为在那种茫茫戈壁，你就是看见敌人，你追不上他你也没戏。也就是说谁的机动性好，谁能够适应草原生存，谁就占有主动性。你很难想象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冲到草原上去打仗，还能追得上游牧民族的。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汉族从小不习惯于在马背上飞驰，更不习惯跑到茫茫荒漠上去打仗，我觉得最正常的情况是人家一看见你的军队，把老人和孩子都送到北边去，把羊群都赶到北边去；然后就包围你的后勤，完了就开始打劫。就这么折腾，所以肯定咱们这边是亏大了。

但是作为朝廷，他要把这场战争失败的不利消息全部隐藏住，因为战争失败对政权有影响，所以史书上留下来的文字，就卫青、霍去病的一两个故事。蒙古人的王朝那时还是个部落，还是帐篷，你一来他就走了。根据上海历史学家郭建雄的研究，汉武帝时期中国的人口总量在5000万左右，对匈奴的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大概有1200万。不是说战场上死掉1200万人，而是为了支撑对匈奴的战争，农耕社会要提供部队的后勤补给，动员了1200万人投入战争。当时的中原叫做“叛乱时期”，老百姓为了逃兵役，居住到山上变成土匪。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故事？因为中国古代企业家在历史上的命运，就是在那个时候确定下来的。

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的时代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土地私有制，第二是自由经济。加之比较注重法制，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国经济非常繁荣。《史记》上讲大商贾，富可敌国，多么气派。司马迁在《史记》里面作了12个商人的传记，有炼铁的、炼盐的等，佣工可以多达两三千号人。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什么要打这场匈奴战争呢？因为当时整个国家虽然非常富庶，但是文景之治时期的政府是一个“小政府”，没有钱，有时候30年不收税。所以，实际上汉朝初年财富都聚积在民间。然后汉武帝干了一件事——抄家，长安的商户被抄了12万户。这些财富拿来干什么呢？一是自己修宫殿，汉武帝有1200个老婆，这是他的第一消费；他的第二消费是奖赏军士，打胜仗的军士，像卫青、霍去病，只要一次报捷，就是几万两黄金，这钱从哪儿来呢，就是从商户家里抄来的。就这样，汉武帝留下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传统，就是集权的帝王通过对外开战，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对外战争钱从哪儿来呢？又得从民间来。

痛苦始终是痛苦，舒适始终是舒适。但是舒适得太久了，舒适也就不存在了。因此，“短缺”构成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你到喜马拉雅山去，那里什么都是短缺的，连空气都短缺。我们住帐篷，甚至要男女挤在一个帐篷当中，完全不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人在短缺的前提下，首先是讲求生存。

在短缺环境下的救援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登山时出现危险，同时有老人和小孩被困，我们想都不想就会先救小孩，因为这是根据“平等原则”来的。老人年龄大，生存的时间比小孩长，所以应该把机会留给年龄小的人。再者，身体好的和身体弱的，先救谁？先救身体好的，这是根据“效率原则”。因为如果先抢救身体弱的，他身体弱，在极端环境下可能挺不过去，而身体好的人没被抢救，也会死掉。是故，根据“效率原则”就是要先救身体好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假设性问题，使男士们很为难：“如果母亲和媳妇同时掉到河里，只能救一个，你救谁？”当然，要是媳妇不在场，就比较好回答：“救母亲，因为母亲只有一个，媳妇可以再娶。”但如果媳妇在的时候，他显然不敢这样回答。但按照登山原则，这个问题很简单，你让我回答，答案就是：“救媳妇。”按中国的传统应该是救母亲的，因为“百善孝为先”；但是按照登山原则，要救媳妇，就因为前面说的那两个原则。所以，在登山的时候我就说，如果在遇难的情况下需要牺牲，第一个应该被抛弃的就是我老王。

你处在短缺的环境中，才会懂得珍惜。比如说，你在登山的环境下生活，一个月、两个月不能洗澡，你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洗个热水澡。但你在城市，天天都洗澡，你绝对不会觉得洗澡有什么亲切感。但只要你一个礼拜不洗澡，在那个环境下，你一定会觉得：“哎哟，热水淋浴太美妙了。”这个美妙怎么来的呢？就是短缺。

再比如，我出差都住宾馆商务间，那里面一定有鲜花、水果。你习以为常了，根本不会去关心花和水果新鲜不新鲜，甚至连尝都不会尝一尝。但你如果是在喜马拉雅山营地，你的同伴这个时候掏出个苹果给你，你会觉得这个苹果的分量真是太重了。所以，短缺之下你才会发现，自己平时原来忽略了很多好东西，你才会珍惜人们之间的缘分，你会不计较原来你睚眦必报的东西。实际上，登山给我带来的这些感悟，才是最使我受益匪浅的。

当然，登山也会带来损害。

按照传统医学来讲，登山会带来两大损害：第一，容易老年痴呆；第二，容易性功能衰退。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了给医学作贡献，登希夏邦马峰的时候我们做了“大白鼠”。我们在拉萨抽了一次血；两个月后，到了营地又抽了一次血；从山上下来之后又抽了一次；过了一个礼拜再抽一次。这个实验，是为了测试人体从正常海拔到高海拔，在极端的气候下，再回到正常海拔，这样的情况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按照传统医学的记录来说，人从正常海拔到高海拔，这时候会出现头痛、呕吐、失眠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脑水肿。这是因为你的身体要调动全身的机能，来适应极端环境，加速你的新陈代谢，也就是说，这样反而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但是，我的感觉是，登6000米以上的高山，就像吸鸦片似的，浑身通畅，会上瘾。下山最多两个月，你觉得又要进山了。我的腰椎、脊椎都有问题，但只要是一进山，浑身通畅，什么病都没有。下来之后呢，感到极其舒服，但是这样舒服的状态顶多持续两个月。所以我说，登山运动实际上成了我的一种生活状态。登8000米以上的高峰，有危险，环境恶劣，所以你要适应它。平常的时候，我把家里的地下室自己改装成了一个小的攀岩馆，每天早上起来我要在这上面当20分钟的“蜘蛛”，挂在“岩壁”上。但是这样不过瘾，两个月之内，一定要去登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为的是保持状态。

2009年1月7日，中信出版社举办新春答谢会，颁了一个奖给我，叫“2008年度畅销书奖”，获奖的是我的《让灵魂跟上脚步》。与我同时获奖的，还有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冯仑的《野蛮生长》以及马未都的《马未都说马未都》。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我说——

首先，非常感谢；其次，我不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来参加这个答谢会，感觉是不错的。刚才黑幼龙（“卡耐基系列图书”主编，答谢会当天作了主题为“鲜为人知的成功秘诀”的主题演讲，提出：人的第一需求是生命，第二需求是荣誉——编者注）先生在演讲当中说，人的第二需求是“荣誉”。我今天获这个奖，就是荣誉方面的肯定。作为我自己来说，当接到通知说今年我也是“畅销书作者”之一的时候，我是很意外的。但和北京开卷图书研究所的蒋锡亮总裁交换意见后，我就明白为什么我也是十大畅销之一了——因为书名取得好。

《让灵魂跟上脚步》，我相信在座的99%都没看过这本书。但是提起我的另一本书《道路与梦想》，大家可能更熟悉一点。实际上，《道路与梦想》也是受到美国一本很好的书的启发，叫《光荣与梦想》。我不能取同样的名字吧？所以叫《道路与梦想》。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在下面听演讲的时候，王斌社长问大家：“过去一年，你读多少本书？”他报数字，让我们举手。他说100本，我也会举手。为什么呢？按照我平时的读书习惯，一年是不超过20本的；但因为过去一年我要写书，才发现写书要读好多书，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因此，我要非常感谢中信出版社。

《让灵魂跟上脚步》这本书我原来是不准备出版的，中信出版社原来的目标也不是我，因为他们也知道我写作的能力。《道路与梦想》写的是万科的20年，是用心血写出来的，无论写得好不好，大家出于对万科的好奇、对我本人的好奇，都会去看。要写思想性比较强的书，出版社第一考虑找冯仑，不会找我。写“玄奘之路”，他们可以约葛剑雄、王邦伟，他们都属于北大的大才子。可是最后他们都没时间，他们的时间比较宝贵。找来找去，发现只有我“游手好闲”，而且我在网上已经发表了不少日志，可以作为基础。于是他们说：“你来吧。”

然后我就写了。

可以说，这本书看的人不多，但是我的体会特别深。你的感受是一回事，你的说话是一回事，你把感受和说话用文字表达出来，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先决条件是：你必须要阅读大量的书籍。

另外，真得感谢互联网。你可以从网上下载材料，这样效率就非常高。我同意一种说法：信息不等于知识。假设今天中信出版社想出一本书，于是把网上博客点击率排第一的人的文章结集出版，说这是一本“博客书”。你信不信，这本书的销量一定很差。这就是“信息不等于知识”。写书是在梳理自己，自己给自己学习的机会。既然要写，你就要更多地去阅读，更多地去思考，在这方面我也非常感谢吴晓波。

大家都知道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系列，非常畅销。其实，我认识吴晓波是在《激荡三十年》之前的一本书，叫《大败局》，是写企业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写企业，十有八九都是“歌功颂德”，企业好的时候大家都来写怎么那么好，一旦败了就像破鞋子被丢掉，都不理了。但是，吴晓波能来反思中国企业家，从教训中来看经验。我是通过这本书认识吴晓波的。荣誉也好、感受也罢，我们写书实际上是证明自己。写自己是谁，让别人知道你是谁，你是老几。如果没有网络，我知道我是谁；有了网络，我知道我是老几。我们看到吴晓波在书里写：我们从哪里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无法知道我们往哪里去。作为一个读者，我期待吴晓波最好写一本“百年激荡史”。

张朝阳真是个“大男孩”！2009年1月8日，他在北京组织了一次搜狐高峰论坛，给大家定的演讲题目竟然是“重返纯真年代”！

当时我得到演讲题目“重返纯真年代”时一愣：“啊！我们已经老了……”但是看了内容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却是反问：“难道我们60年代的人就不纯真了吗？”我觉得自己第一次“不纯真”的时候，是到了深圳，那年我已经33岁了。

我为什么要去深圳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改善物质生活水平。我当时在广州工作，切身感受到港澳同胞和内地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建立深圳特区，是当时改革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对我来说，更多的意味着个人的解放、个性的张扬。按现在来讲，是有野心；按当时来讲，是理想和实现共产主义“不一致”。所以，我一直感到很大的压力。

特区建立之后我就去了，从扛麻袋开始到创业。我记得创业四年之后，1988年国家开始股份化改造。当时是“从无到有”，增加1300万的资产，国家划分是四六分，我们可以分40%，差不多500万。分下来之后，我个人的举动是放弃。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我不敢要那钱。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从来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你突然有那么多钱，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这是我24年前到深圳寻求个性解放、寻求自我实现过程中对财富的态度。

当然，24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问：你放弃那些钱后悔不后悔呢？我的回答是：不后悔。因为即便放弃了，我还是有自信心，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我在这个社会当中可以生活得很美好。我不愿意受财富的拖累。即使当时我要了这笔钱，现在我也会加倍地捐出去。这个就是24年前和24年后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我比24年前更纯真、更简单。

我们看到，我们的整个环境，地球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是一个户外爱好者，喜欢探险、登山，我曾徒步穿越罗布泊，现在想起来是非常触目惊心的。罗布泊原来是一个水鸟之乡，但是现在已是一片荒漠。当然我这几年登山，冰川退化的感觉更明显。一些环保组织给我提供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在珠峰地区的冰川照片，我在登山过程中，在同样的地点拍摄同样的照片，发现几十年前是冰川的地方，现在已经是裸露的岩石。

2008年7月，在绿色和平组织的安排下，我去了趟亚马孙河流域，穿越亚马孙森林。我看到了比较好的森林，但更多的是被破坏的森林。我们发现，森林受到破坏的原因，一是木材砍伐，一是把原始森林改成耕地种粮食。为什么大量砍伐木材？其中大量的木材是到了中国，到了中国的建筑工地上，在中国每个家庭里的家具上。万科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按照2007年的统计，我们销售了48000套房子，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2008年，虽然经历了调整，房地产也出现了拐点，但还是卖了52000套。显然，从大的趋势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是：我们还在大量地消耗木材。如果我们继续按照这样的消费方式往下走，肯定是不行。

我们到农村去，回忆一下童年，我们曾感受到的自然环境，显然现在都不在了。往事不堪回首，变化非常大。作为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要怎么走？这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中国人很自豪地说我们中国“站起来了”。但是，现在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作为一个企业，应该要追溯一下中国现代以来的工商业、民族企业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哪些东西做得好、哪些东西做得不好。如果不分析这些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中国这么多人，我们解放生产力、张扬个性，如果不解决一些道德层面的问题，不找到我们的底线在什么地方，再往下发展，会非常麻烦。

我去过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博物馆，也去过柏林的大屠杀博物馆。两个博物馆有区别：在柏林的大屠杀博物馆中，你进去之后，会感觉博物馆把大屠杀的残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但是在耶路撒冷，我觉得非常理性的，理性地分析为什么犹太人在这么短的20年内，被屠杀了几十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人类已经有了高度的工业文明。只不过对犹太人来说，工业文明没有带来幸福，带来的是屠杀。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德国人非常“科学”地把犹太人屠杀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科学带来的是否一定是文明、进步？不是的。

我们可以回首看一看前几年发生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这就是没有善用工业文明最好的例子。这件事表明，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市场发展还十分不成熟。因为三聚氰胺不是某一家公司或某几家公司在用，而是整个行业。甚至不仅仅是奶业，鸡蛋啊、鱼啊、瘦肉精啊、激素啊……这么多食品安全问题，才是最可怕的。

市场经济有它自身运行的规律，我们国家现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和世界融为一体了，民族经济发展中不免会产生很多问题。我对其他行业不了解，不便作过多的评论，只说说房地产行业。其实现在对很多房地产商来说，也不好过，可能面临着破产，也可能遭遇金融危机。但是，显然这些问题都不能坐等其他人来拯救你，尤其牵扯到质量问题，更多应该反思的是本行业怎么样“自救”。中国人是讲义气的，朋友间出手相助，但是商业上有商业的逻辑。我个人是没有能力来拯救的。从逻辑上讲，即便我有这种能力，出手相救也是不合适的。因此，所有企业都必须“自救”。在三聚氰胺这件事上，第一，牛根生说他不知道，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这是一个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但是整个行业，还有其他的——比如思想——也存在问题。你说你不知道，谁信呢？第二，他要拯救企业就是拯救他自己的控股权，说为了保住“民族品牌”，企业宁可卖给中国人也不卖给美国人。其实，不是说企业在有中国户口的人手上，就算保护了民族品牌的。

无论市场好或不好，中国的大格局没有改变，亚洲竞争力的大格局也没有改变。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本身是不能改变的。金融危机来了，中国的大势没变。问题是，我们要走向哪里去？就我个人而言，25年前到了深圳，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觉得受委屈、受压抑，我看到香港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我想改变生活方式，想使大家有这个能力。所以，过去的二三十年我就这样走过来了。但是再往下走，我们何去何从？为什么2008年，我个人和万科遇到了那么大的压力呢？我觉得问题在于，我们没有确定一个“天花板”。万科有确定底线：不行贿、不做暴利，这些我们做到了，我们洁身自好，我们怎么发展都非常有信心。但是，你个人在社会上出名了，企业在社会上的位置比原来重要了，你到底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怎么引导？我们根本没有找到参照。我想说，在未来的30年当中，我们怎么要求自己？显然，像《经济观察报》这样的财经媒体，应该在这方面对我们企业加以“企业公民”责任的引导，在这种观念、思想、信仰方面，再给我们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