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陀螺电影（ID：toroscope），作者：墨西弟，编辑：常温狗，原文标题：《<驾驶我的车>后，日本电影会在国际崛起吗？》，题图来自：《驾驶我的车》剧照
北京时间2022年3月28日上午，第94届奥斯卡获奖名单公布，滨口龙介凭借《驾驶我的车》获得最佳国际影片。对于日本电影来说，这是自2008年泷田洋二郎《入殓师》后时隔13年再次获得该殊荣，而若再向上回溯，则是1975年，黑泽明的《德尔苏·乌扎拉》——那也是日本电影首次获得该奖项。
日本电影在国际影展上的稳固高光表现持续数十年，无论是入围国际影展亦或夺得最高奖项之桂冠，都有足够的线索可以看出其大致的发展脉络。
一、首先，以金棕榈为例
2021年戛纳电影节，滨口龙介带新作《驾驶我的车》第二次入围主竞赛单元，最终斩获最佳剧本奖，而上次日本电影夺得金棕榈，还是2018 年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此前是枝裕和多达五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但在金棕榈上均遗憾落败。
这距离日本电影首次入围戛纳已经过去了近70年。
自 1952 年日本电影首次入围戛纳竞赛单元（吉村公三郎的《源氏物语》、中村登的《波》、佐伯幸三的《暴风中的母亲》）后，前后共有近60部日本电影入围戛纳，如此庞大的入围片目使日本电影在戛纳的位置难以被轻易撼动，而这种稳固是由何铸就的呢？
让我们回到戛纳电影节首次出现日本电影的1952年，黑泽明的《罗生门》在上一年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中夺得金狮奖，无数评委目光被其吸引，欧洲电影界如发现新大陆般开始将目光投射于遥远东方，而这在此前一度是被欧洲评奖体系忽略的重要版图。
/ 《罗生门》剧组照
上述三部日本电影入围了这一年的戛纳竞赛单元，其中《源氏物语》收获最佳摄影奖，而这三部均由日本当局选送的电影呈现出鲜明的日本民族特征，且由于效果颇佳，日本选送至欧洲电影节的电影几乎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的古装片。
/ 《源氏物语》剧照
直至 1957 年的五年之中，几乎每年都有两部以上的日本电影入围竞赛单元，而这些片目中以衣笠贞之助导演的《地狱门》最能体现评委们的审美偏向——于1954 年第七届戛纳电影节入围主竞赛单元并拿到电影节大奖（现金棕榈奖），这些与欧洲电影美学风格有着几乎完全不同审美面向的日本电影受到了欧洲评奖体系的青睐。
/ 《地狱门》剧照
而这种投其所好的选送方式也导致了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影坛出现的富有时代意义的“日本新浪潮”（“松竹新浪潮”）。青年导演们不曾出现于国际评奖体系，似乎戛纳成为展现日本国家形象的国际舞台，这种浓厚民族色彩印象的形成是戛纳的选片方式和日本当局发现行之有效的文化策略并持续实施的合力塑造。
二、回看：日本电影如何进入国际视野
1920 年代，衣笠贞之助凭借两部和空出世作品《疯狂的一页》（1926）和《十字路》（1928）成为日本电影最早的大师之一（新感觉派电影的创始人），《疯狂的一页》被认为是日本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先锋电影，演员们身着奇装异服，置身于舞台装置般的精神医院中，繁复而新颖的视听呈现出医院中病人们难以描述的内心世界，此片编剧为川端康成，是日本电影史上新感觉派电影里程碑式的名作。
/ 《疯狂的一页》剧照
时隔两年，衣笠贞之助又于1928年拍摄了影片《十字路》。衣笠贞之助此后带着他的作品巡游于欧洲各国，并有机会在影院中放映，得到了欧洲电影人极高的评价。
衣笠贞之助的作品何以进入国际视野？
回到影片拍摄的1920 年代，彼时正是欧洲各国先锋电影流派不断涌现的爆炸时期，衣笠贞之助似乎找到了巧妙的方式将当时正值发展的德国表现主义电影、法国纯电影、超现实主义、前苏联的蒙太奇学派等流派的不同特点粘合于自己的这两部影片之中。
/ 《十字路》剧照
然而，不久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日本电影抛出世界视野，也因此瞬间停滞。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战后出版的著作《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这样概括二战时期日本电影的特征：作为日本战争电影的一种“传统”，反战是极重要的思想，影片中表现的日军行军的艰难，思想的苦闷，被中国百姓的敌视和胜负的未知等都起到了很好的反战宣传。
而实际上，这种呈现反战倾向的战争片都在战时被日本军方禁止，如日本战前记录电影的代表人物龟井文夫在1939受陆军省委托制作电影《战斗中的士兵》，影片完成后被陆军省审查认定为“与其说是《战斗的士兵》，不如说分明是《疲惫的士兵》!”
/ 纪录片《战斗中的士兵》
后被禁止上映，他本人也以涉嫌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捕入狱，他的作品大胆结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但甚至无缘日本观众，更遑论在战争时期和刚结束的短暂时间中，日本电影如何被世界看到。
战后日本电影的监管由联合国盟军司令部的下属机构民间情报教育局执行，诸多新颁发的限令使日本古装题材的武士电影被完全禁止。
这一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民主主义启蒙电影，一代大师黑泽明也正是在此时重新执起导筒，拍摄出符合时代追求的民主主义电影《我的青春无悔》（1946）。
/ 《我的青春无悔》剧照
1951 年《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的签订宣告联合国盟军司令部对日本的电影长达数年的监管落幕，上述诸多对电影拍摄题材的种种限制也自然解除，日本观众喜爱的，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武士题材古装影片受到格外关注。
随着1951 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被黑泽明的《罗生门》收入囊中，沟口健二、衣笠贞之助等日本导演也陆续在欧洲各大电影节上获得关注和奖项，日本电影重新在世界影坛占据一席之地。
三、转变的出现
由于日本电影产业自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持续低潮，上述成型的美学风格开始面临瓦解，不得不逐步转型，1978年大岛渚导演的《爱之亡灵》在第3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角逐金棕榈并最终拿到最佳导演奖。
/ 《爱之亡灵》剧照
1980 年，黑泽明的《影武者》获第33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戛纳对日本电影的审美标准开始出现重大转变，《影武者》类延续传统历史的古装武侠片仍然出现在竞赛单元。
而今村昌平、大岛渚、寺山修司等新生代电影作者也逐渐崭露头角，他们与有资深经历的老导演们的风格差异巨大，作品有着深刻的现代主义烙印，前卫的美学风格大量出现，这种转变和大制片厂由于经营困境难以生产曾获世界瞩目的大场面历史题材史诗片有关，也使“新浪潮”的这一批导演转向开始海外拍摄制作的尝试。
/ 《影武者》剧照
自1977 年吉尔斯·雅各布（Gilles Jacob）在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提名下当选戛纳电影节的总代表后，此后的25年时间里，他始终致力于让戛纳向全世界的电影工作者开放，将由各国选送电影参展改为了个人报名参赛，出身新闻评论界的雅各布深知媒体的力量，在选片、宣传等策略上作了一系列改变，以对艺术的注重和对新人的鼓励，把创作者对电影的激情燃烧起来，将戛纳电影节逐渐变为享誉全球的电影界盛会，授予处女作的金摄影机奖和关注国际新人导演作品的一种关注单元也给很多新人提供了合适的舞台。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以小津安二郎为代表的日本家庭情节剧电影受到关注，其他导演如小栗康平提名第43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的作品《死之棘》（1990）也是这一浪潮的典型代表作之一。
而随着第50届戛纳电影节将金棕榈奖授予今村昌平的《鳗鱼》（1997），这一浪潮也走向顶峰，此后日本电影在国际影展也多以此形象出现。
/ 《鳗鱼》剧照
四、从艺术院线到主流观众
无论影片在海外影展获得怎样的褒奖，能在本土和其他国家收获不错的票房才是资方和制作团队最希望看到的，也是衡量一部影片价值的标准之一。
而即便如黑泽清、河濑直美等知名导演可以借助日本五大电影公司之一的松竹株式会社发行，票房也依然不如人意。
在这一点上，是枝裕和算是非常成功的导演。随着是枝裕和凭借《小偷家族》在第71届戛纳电影节代表日本电影时隔二十余年再次摘得金棕榈（上一次日本电影摘得金棕榈还是《鳗鱼》）后，全球总票房为近六千八百万美元，其中内地票房接近一亿人民币，这个成绩对于艺术电影是已经实属优异。
/ 《小偷家族》中国内地票房接近一亿人民币
发行商之一是被誉为“戛纳直通车”的日落黄沙，出品方之一是熟悉日本电影市场的富士电视台，而富士电视台在是枝裕和的《如父如子》后便将其作品由艺术影院向主流院线市场开拓，富士电视台把是枝裕和作品中的商业元素最大化，如选定福山雅治为《如父如子》的男主角，是枝裕和也由此从艺术院线被推向大众喜好，经过了《海街日记》（2015）、《第三度嫌疑人》（2017）连续合作日本五大电影公司之首的东宝株式会社发行之后，是枝裕和的影响力已经弥漫至主流院线的普通观众群中。
/ 东宝株式会社
而《驾驶我的车》则融合了由芬兰、法国、新加坡等多国公司联合发行，这种模式无疑更有益于将作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和观众。
近年韩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寄生虫》的大获成功让人们再次将注意力聚焦在亚洲，而在《小偷家族》摘得金棕榈，滨口龙介横扫柏林、戛纳、奥斯卡之后，日本电影是否会有新的国际成就呢？
参考资料：
徐昊辰 .《21世纪10年代日本电影市场和产业观察》
张愉；陈卓轩 .《戛纳上的日本电影：从《地狱门》到《小偷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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