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郑金英（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编辑：Susu，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图为2008年12月27日，美国纽约，圣诞消费季）
近期阅读书目如下：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美）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和法律》；
（美）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印度）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
（美）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戈登·图洛克《同意的计算》；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放任”与“统制”，构成市场和政府关系完整谱系的两极。在这一思想谱系的一极，秉持“自由放任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市场机制是调节经济运行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小政府就是好政府，只要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干预。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处理那些市场无法做好，但对社会而言又不可或缺的事情。
在思想谱系的另一极，赞同政府干预的学者则认为，市场机制在公平和效率两方面都存在严重弊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危机频发。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应当取代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以维护社会公正，保障全民的根本利益。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贯穿经济学发展始终的话题，不同经济学派和学者关于这一谱系的两级如何摆动持有不同的看法，历史钟摆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在这个谱系上来回运动，人类也沿着这一谱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
一、自由放任主义
西方自有经济学以来，就一直强调市场作用，政府只作为提供必要公共物品的“守夜人”。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完美的，只要给市场足够时间，就一定能实现供需平衡，达到市场出清和均衡。任何针对市场的调控，最后的结果都是适得其反。
自由放任主义从其起源来看，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中世纪时期国家关于工商业不合理管制的反动，是这些在欧洲各国重商主义保护下成长起来的、已经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的工商业主希望自由竞争、进一步拓展市场获取利润的要求。
18世纪末，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都对自由放任主义做过经典的论证和解说，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他抨击重商主义时代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无端干预，呼吁通过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作用保持经济的高效率。
斯密极力论述了无论根据重商主义还是其他原则，对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实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认为：“为阻止进口或减少进口而设立的关税，则显然是既破坏贸易自由也有损于关税收入的。”他极力倡导自由贸易，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像个人与个人之间那样实行分工，认为国家不应对商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加以任何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充分发展和繁荣。
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大多数西方国家强调所谓“自由企业制度”，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则日趋减少。
二、凯恩斯主义
“大萧条”是一个分水岭。一战后，英国经济在经历1920～1922年的经济萧条后一直未能完全恢复元气。同时，以1929年10月美国纽约股市崩盘为导火索的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已拉开帷幕。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两个国家——英国和美国，都面临着深刻的经济灾难：失业率高涨、生产严重过剩、数量庞大的企业倒闭或破产、产出大幅下降等。
此时世界经济一度到了全线崩溃的边缘，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状况的分析已经失效，无法提出强有力的解决方案。很多人甚至开始怀疑，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凯恩斯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武器提供了应对危机的全新分析视角和革命性的解决策略，同时也向世人宣布他的结论：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经济危机和失业不可能消除，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才能发展经济。
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完美论，凯恩斯主义承认市场不是完美的，自由市场存在失灵的风险，一旦市场失灵，就需要理性的力量来恢复秩序，这个理性力量就是政府。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监管和行政等微观干预手段，调节经济运行，指导和管理市场交易，克服市场失灵，甚至还应该劫富济贫，在实现资源更有效配置的同时，保证社会公平。
针对大萧条时期大量失业问题，凯恩斯认为经典学派就业理论的假设前提存在漏洞，即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进而达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而在通常情况下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并不能达到充分就业，有效需求是由消费和投资决定的，所以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需要政府出台政策进行调节，即运用看得见的手调节经济，依靠国家的干预，特别是加大财政税收的干预。
凯恩斯主义的实践利弊并存。从大萧条时期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实践来看，凯恩斯主义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深远，推动经济发展效应明显并解决了经济危机，但是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问题。
三、新自由主义
凯恩斯主义大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遭遇“滞胀”，政府的作用由此受到质疑，市场的作用又得到重新重视，许多国家纷纷转向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放松和解除管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
于是，推行新自由主义和削弱政府的经济作用成为新的时尚，政府逐渐退却并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市场的领地不断扩大。
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的责任就是来弥补市场的失灵，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针对“市场失灵”，布坎南提出了“政府失灵”理论。布坎南否认了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市场失灵”的看法，并认为“市场失灵”的许多情况都可以并且正在由市场的力量加以矫正。
他指出政府不但不会纠正“市场失灵”，还会参与寻租活动并导致严重的社会浪费。因为政府权力的介入将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会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也探究了交易成本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的问题。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进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简单来说，交易成本，产权的初始界定对于经济运行的效率就会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产权制度，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
政府通过制定正确的微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消除市场失灵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从而提高交易过程中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承担或有效地履行这一责任，那么在存在市场失灵的同时，还会出现“政府失灵”，也会导致资源配置无效。
新自由主义发展进程中，经济分析开始扩展到非经济领域的人类行为，比如贝克尔对于婚姻、对于家庭、对于人类行为的经济动机分析，经济分析取得了对非经济领域的支配性地位，同时他坚持用“经济人”的假设解释经济行为，认为人们偏好的实现需要资源，资源的分配通过市场进行，市场能够有效地调整参与者的行为。
贝克尔坚信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分配资源，市场机制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强调抛弃凯恩斯主义，减少国家干预。
四、新凯恩斯主义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高失业率和生产停滞重新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要经济问题，“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新凯恩斯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主张政府对市场适度干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导致美国、欧洲失业率上升10%，并且蔓延全球，对贫困阶层的人民和国家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美国消费者减少消费，缩紧钱袋，美国进口缩减，中国的制造业下滑，超过1000万中国的打工者失业。
美国国内，房产被收回，大量的空闲房产若出售，价格将会变得极其低廉，银行并不打算减价出售，闲置在街边，长期得不到保养。人民无家可居，因为无法支付高额的房贷、车贷，于是露宿街头、公园，没有工作。
斯蒂格利茨认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事实上意味着“自由市场的坠落”。不当的货币政策及金融机构和银行的失职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些原因都反映出了政府和美国市场之间的失衡。
这次危机中，人们非理性地相信“市场是理性的”的观点，非理性地相信市场不存在泡沫并且是有效的和可以自我修复的，而斯蒂格利茨始终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必须重新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教条，不能认为自发的市场经济会优于政府监管。
面对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式微，斯蒂格利茨认为走出危机的选择之一，就是市场自身失去了修复的能力，政府必须出手干预才能让经济恢复常态。他认为市场经济是成功经济体的核心，但市场的正常运转需要政府扮演一定角色，这个角色是市场失灵后的消防员或预防市场失灵的监管者。
经济需要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不同角色，政府可以通过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对经济作出重要贡献。政府不应该直接或介入经济活动，而是把着眼点放通过解决市场流动性危机，以及确保基本民生进而维护社会稳定等救济措施上，目的还是通过时间消化危机和市场失灵，最终还主动权于市场，让市场恢复自我运行的能力，与市场共同促进经济长效发展。
每一次危机，都会引发对自由市场愤怒的声讨，以及政府干预主义的回归。自由市场中，商品的生产、交易与分配，都是权利的体现。然而当交换权利受到侵害，饥荒可能就会发生。那应该如何度过危机？
阿马蒂亚·森认为，饥荒并不是因为粮食短缺而爆发，问题更多是由分配不均引起的。只有建立起平等、富有政治责任感的社会氛围，饥荒才能得到避免；同时要消灭非物质性匮乏，因为贫困与不自由、居无定所与安全感的确总是同时出现。国家应该出台能让人民充分实现个人目标和捍卫基本自由的政策，避免饥荒的扩大化。
由此可见，国家的角色不仅限于市场失灵后的消防员或防止市场失灵的监管员，更是努力寻求公平正义与人民福祉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者。
五、小结
钟摆总会在两极之间来回摆动，而经济生活中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也一直在两极之间来回运动。不管怎样，人类总还是有能力找到一种既能纠正市场经济的弊端和弥补制度的缺陷，同时保留自由市场经济长处的方案：
既不限制自由市场的发展，也不会导致政府干预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此为人类社会需长期面对的两难问题，人们要想获得答案，只有不断探索，锲而不舍地探求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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