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刘超（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编辑：Susu，原文标题：《刘超丨县城买房，十年只住十五天，直到成为“穷人的全职太太”》，头图来自：IC photo
面对大批涌入县城的青年男女，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并未有相应的就业岗位相匹配。年轻的媳妇把自己定义为“穷人的全职太太”，“全职太太”并不是由于家庭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体面的县城生活，而是由于当地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
县城住房空置率高
老罗今年64岁，儿子37岁，在浙江温州打工。2012年，大儿子结婚的时候，老罗在县城买了套房子，那个时候房价便宜，大概在2000元/平方米，总共花了20万。老罗也希望儿子儿媳都能在本地企业上班，在县城居住，实现“进城梦”。
然而，事与愿违，房子买好了之后，除了最初几年，儿子儿媳过年回来，住了几天，后来从来没有去过。本来，孙子到了上小学的阶段，应该到县城读书，但是儿子儿媳在县城没有务工的机会，陪读的成本又很高，家里人一合计，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老罗粗略一算，不由感慨地说道，“买房了十年，总共只住了十五天啊，也没有机会出租。”
老罗遇到的情况是个案吗？
当然不是，在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农业县城调查，农民进城买房的积极性很高，按照购买房屋计算，农民进城的比例已经达到70%，且绝大部分是在当地的县城买了房子，用农民的话说，“我们村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在县城有房子，只有那些懒汉才没有房子。” 显然，农民进城买房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
农民进城买房之后，空置率如此之高，看起来不理性不划算。当地的农民说，“我们上楼顶去吹风，看见偌大一个小区，数了一下，目光所及之处，亮灯的总共才十几家，可以说一片漆黑。”
为了解决鬼城的问题，地方政府开始了教育新城模式，将学校集中于县城，推动农民家庭上移到县城，形成“一家三制”的家庭模式，即年老父母在农村务农，年轻的儿媳妇在县城陪读，儿子在外地打工，由此才能支撑起县城的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农民进城的逻辑
农民进城购买房子并不是单单为了解决居住上的问题，而更多是为了完成婚姻，为孩子获得高质量的教育福利，这两种逻辑在时间上刚好是承接的。
第一，婚姻城镇化，为了结婚而进城买房。2000年前后，全国出现了打工潮，父母一代人去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当他们五十多岁体力不支时，就要回到农村，这个时候他为子代积累了较多的资源，完成结婚的人生任务。2010年以后，结婚成本就一路攀升，县城一套房是结婚的标配，没有房子，结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也意味着，乡村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结婚必须在县城有一套商品房，在农村建房子已经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了，否则，孩子就要打光棍。一些农民说，“社会发展的太快，三年一变，前几年，在农村建房还能相亲，这几年完全不行，必须在城里面买房了。”
第二，教育城镇化，为了接受县城优质教育资源而买房。由于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县城的教育资源更加集中，教育质量更加优质，年轻一代会选择让自己的孩子进城读书。地方政府也在有意迎合这种逻辑。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农民进城买房，举全县之力建设教育新城，在房地产周边配套公共教育资源，新建一大批中小学，并将乡村优秀老师抽调到了县城，用“学区房”的名义诱惑农民买房。进城读书的必要条件是需要一套房产，地方政府规定：“适龄儿童父母在城区有房产的，以房产证地址作为确定就读学校的依据。”
老罗所在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是传统农业大县，缺少工业基础，本地就业机会少，也是劳务输出大县，110万人口，近40万人在外地务工，浙江温州聚集了10万人，青壮年基本上都在外面。村民在外打拼多年，有了积蓄纷纷回县城购房。购了房却留不住人，因为在县城找不到合适工作，还得往沿海跑。
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中西部农业县由于工业基础薄弱，难以吸引足够的劳动力，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高度匹配的模式，于是建立了以公共服务为主要拉力的“服务集中型城镇化”模式。县级政府通过县城偏向的公共政策，集聚教育资源，推动农村学生大规模进城，公共服务向县城单极集中。农民进城的主要目的是享受县城的公共服务。进城陪读外在表现为由撤点并校政策所导致的因农村受教育机会被剥夺的被动行为。可以认为，教育吸引型城镇化不是出于流动人口本意的城镇化，而是一种“被自愿”的城镇化。
像老罗一家这样，父母一代在农村居住，从事农业生产，年轻人生完小孩之后两小夫妻继续去外地打工，老年人抚育孩子，孙子在乡村低成本地获得乡村义务教育这种家庭模式过几年可能就完全消失了。
穷人的全职太太
如今，各地都将县城作为建设重点，并以一把手名义，要求各地县级政府积极行动，进行大规模县级城市建设。不少县城建设动辄几十个亿，大搞“造城运动”，中西部县城过度建设已经成为普遍问题，并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汲取乡村义务教育资源，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而学校又无法在短期内招收大量的优秀老师，于是将大量的优秀师资调往县城。农村教师的流失带来了生源的减少。优秀师资一走，教学质量更差，学生也会被动进城，由此陷入了死循环，乡村教学秩序无法维持。
当地一位小学校长说：“县城搞大开发，建设了好几所小学，我们学校一位优秀的英语老师被抽调走了，好几年，连英语老师都没有了。”农民家庭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成本便大大提高了。这显然损害了农民的正常利益，破坏了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结构，不利于乡村社会的稳定。
第二，农民家庭支出提高。在教育焦虑的背景下，进城读书当然是获得更加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村庄里面的富裕阶层首先会选择进城陪读，随之，普通家庭也会选择进城陪读。以往还是爷爷奶奶陪读，年轻的夫妻外出务工获得高额收入。但如今，年轻的妇女回家陪读成为普遍现象。这也意味着，家庭失去了一个主要劳动力的收入，而家庭的开支却增大了。
面对大批涌入县城的青年男女，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并未有相应的就业岗位相匹配。年轻的媳妇把自己定义为“穷人的全职太太”，“全职太太”并不是由于家庭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体面的县城生活，而是由于当地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
第三，教育新城模式透支了政府财力，易引发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建设教育新城，大力推进以教育新城为主导的县域城镇化模式，即大力兴办各类学校，吸引学生入城读书，再以房地产与入学指标相挂钩，实现县域城镇化。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银行贷款”、城投公司，融资平台等方式获得了超前发展的机会，但是城投债的大规模、无监管式放开，可能导致地方金融风险积累进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危机宏观经济稳定。
以人为核心的县域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道路选择应当尊重农民主体实践和城镇化发展规律，走工业化和城市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渐进式城镇化道路”。缺乏工业基础，仅仅靠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农民进城买房的城市化，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地方政府超前且过度投入，留下就是债务。
农民虽然在县城买房了，却住不下来，县城因此有很多楼盘无人居住，新区成鬼城。换句话说，农民在县城买房只是农民进城的一个阶段，即使农民在县城买房了，他们也离不开农村这个基地，以及他们还要再经历一个从县城到大中城市的再城市化过程。
第一，明确中西部县级城市的功能定位，打造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模式。县城不是农民城镇化的结点，而是中间阶段，农民的目标是迈向更加广阔的大城市。中西部县城的经济发展空间狭小，属于人口流出地区，很难成为城市化的终结点。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建设与农民家庭需要的县城。
在中国城市化的整体格局中，人口与经济要素向大城市与东部城市带地区聚集，中西部县城主要扮演着区域公共服务中心的角色，提升城乡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是县级城市建设的根本目标。因此，需要建立与农民家庭相匹配的县——乡——村三级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联动模式。
第二，防止切断农民退路的城镇化路径。一些地方政府大力举债推动新县城建设，超越了县乡居民的基本需求，最终得不偿失，也是浪费公共资源的行为，因此应当避免激进的县域城镇化模式，防止出台切断农民退路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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