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生堂成立于1872年，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生产销售化妆品的企业之一。公司名取自中国《易经》中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意为大地山川载物，孕育新生命，创造新价值。
作者按照时间流变，举凡家族经营、科学管理、连锁制度、进军海外，扩大外延、进入中国的脉络步步推进，既展示了自己五色缤纷的多轨人生，又演绎了资生堂百年基业的发展历，同时折射出日本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多彩风貌。
读后记：资生堂价值观
文/简江 （天下网商特邀作者）
日本企业家的书总平实得令人感动，不讲大话、口号，不摆导师姿态，只讲看法、方法和事实。福原义春这本书实在太朴素了，连封面都朴素到寒碜。书看起来有点厚，自己犯懒，自从一年多前@老大太抛了001 推荐买回家，到上周才拿起看，一入手，就禁不住一口气读完。
资生堂成立于1872年，由福原义春的祖父创建。福原先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继承祖业，坐享其成。资生堂在30年代上市，虽然福原先生的伯父和父亲都担任过资生堂的要职，但他们都不愿家族势力介入公司经营。福原大学毕业后，由公开招聘渠道进入公司，和所有应聘者一样，经过老板面试，被问的是“会骑脚踏车吗？会打算盘吗？”。进入资生堂后，他与普通员工无异，从简单繁琐的工作做起，由最基础的营销，甚至送货，经历了一个基层职员需要的种种考验，历经25年，直至四十六岁成为董事，又过10年才登上总经理的位子。
福原生长在二战的艰苦年代，从小营养不良导致身体虚弱。但从小酷爱读书，并且被抚琴熏陶喜欢艺术和养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年轻时候读的书，培养的情趣，都在他之后长达40多年的经营生涯中逐渐发挥作用。他说：“知道自己成为经营者的时候才发现，历史典籍中早已蕴藏着经营学的精髓，只是当时没去挖掘而已。”
福原从小就很有独立思想，在“二战”期间，对军国主义甚为反感，并且憎恶那些两面三刀随风摇摆的机会主义者。但福原亦不是热血冲动的“愤怒青年”，他善于于聆听，勤于思考，对异国市场和文化怀有好奇和敬畏，尊重不同的价值观。他的性格平和真诚，敢于承担。一面有“君子如水”的温润自然，一面又有“水滴石穿”的坚定韧性。
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福原都在资生堂任职，亲历了日本社会由战后的满目疮痍发展成世界强国。在50年代，他就提出应该破除公司内部的官僚决策体系，把消费者意见放在企业经营最重要的位置上。“业界的常识和法则也有靠不住的时候”。福原很早就意识到市场变化非常快，而企业只有不断顺应市场的变化，调整产品、服务、宣传和管理方式，才能获得竞争优势。“这一时代的特征是：刚刚还是很有效的方法，时代稍一变化就不管用了”。
在七十年代初，福原觉得“应该顺应潮流，进行有别于传统方式的市场调查，不依据家庭人口的年收入作为市场调查依据，这时候，美国恰好出现了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市场调查，正合我心意”。于是福原就聘请了美国调查公司“掌握了按照价值观对生活方式进行分类分析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不考虑年龄和收入，而只是对人生价值观进行分析，根据调查对象的不同价值取向对其进行分类”。这种方法，即便放到今天的中国市场，依旧是罕见和新鲜的。
福原先生非常重视文化和企业、品牌的融合。在资生堂进军法国市场的过程中，福原适时地将日本传统文化元素纳入法国流行文化的体系，由法国时尚大师担纲，制作出符合法国人口味的品牌定义与宣传模式，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他说：“文化性的创造支持着经济。而且，过去的创造也和投资积累一样，共同构成了为进行新创造而搭就的平台。”福原反思：“在明治时期（1868-1912）的现代化过程中，全盘否定了传统的东西，毫不吝啬的予以抛弃，这样以来，不仅不能积蓄孕育新的文化，致使我们今天把传统资产吃光耗尽。”
1987年，资生堂原总经理意外病故，福原从副总经理的位子上临时被推选为总经理，时年已经五十六岁了。上任之初，福原也有些忐忑，但他告诫自己：“总经理的位置不是国王，我是要按手艺人的办法去当总经理。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豁然开朗”。所以上任伊始，福原就不惧外界误解，不惜牺牲公司短期业绩，推进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划，“断而敢行，神鬼避之”。
改革时期，他在公司内说：“我们决定从已经住惯了的大陆出海航行，寻求另外的岛屿。没有航海图，只能仰天凭借日月星辰辨别航向，这日月星辰就是我们的顾客”。打破“不加思考遵循前例的做法”，“变”字，是这一时期的改革主题。
在此期间，福原在公司内部推行了“着装自由化”和“统一敬称”计划，员工可以自由选择服装，鼓励对公司上级直呼其名。他说：“每个员工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比什么都重要。”，这在等级森严和个性严重被压抑的日本企业中难能可贵。
在组织机构改革方面，“我感到不能像过去那样运作公司了……那种纵向传递信息的方式是沟通不畅的根本原因。因而改为设置集体领导的横向组织部门……”。从养殖兰花的经验，他总结出：“只要营造出便于员工成长，有效率的公司环境就好，用不着事无巨细什么都管，总是胡乱批评指责，不利于人的成长”。福原推崇走动管理“脚步声是最好的养料”。
1993年，资生堂受到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以违反《禁止垄断法》为名予以警告。资生堂公司内部认为该调查结论有失公证，建议公司管理层不予接受并且予以申诉。而福原力排众议，很快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处罚。他说：“警告内容中有资生堂的过错，只要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一定改正。即使上诉，也要花几年时间，即使胜诉了，也无法避免外界对企业的坏印象”。经过沟通与解释，没有引起太多的无谓混乱，很快平息了事态。
福原总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日本企业经营价值观发生巨变的时代”。贯穿福原经营生涯的的也是一个“变”字──不断关注变化，顺应变化。1995年，已年过不惑的福原第一次看到互联网的演示，就指示公司内部成立专门部门建设网站，一直运营至今。
这本书由福原在2006-2007年间在媒体登载的120篇自传短文编纂而成。既无鸿篇大论，亦无豪言壮语。利用一切碎片时间读完，深深为福原先生敏感、严谨、低调、包容、坚韧的企业家人格所感动。
中国消费产业当今所面临的变化和困惑，和日本九十年代初遇到的危机和机遇何其相似。推荐朋友们有兴趣也可以读一下这本书，在这个变化的时代对自己、对未来有所启发。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一九八○年年底。搭乘的日航班机是当时最新型的麦道DCIO中远程客机，有三个喷气式引擎。
那时候的北京机场，周围很安静，感觉有些荒凉。办理入境通关手续的机场工作人员身穿制服，表情肃穆。走出机场大厅，看到聚集在门口的人群，仿佛自己回到了儿时的故土。这里的人们，不但肤色与我相同，而且笑容亲切如挚友一般，心中不禁泛起阵阵暖意。我土生土长在东京，没有在北京生活过。可是，眼前的北京有一种宛如回到故乡的感觉。
机场离市区很远，途中的景色似曾相识。那时的北京机场，通往市区的道路两旁栽满了柳树，成荫的行道树颇有几分田园风光。如今，这里已成了机场高速公路。
现在的北京是现代化大都市。可在那时，除了古旧的院落，就是灰不溜秋、毫无特色的塔楼。北京这个城市，第一次看到就有一种久违的感觉。
关于我初次访问中国的情况，在本书“迈向中国的一步”的一节中有介绍。
我与中国及中国文化之间有着很深厚的渊源。
一八七二年，我的祖父取意《易经·坤卦》中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为自己经营的药局取名为“资生堂”。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江户时期（相当于中国清朝时期）传人日本，并且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中国的“四书五经”成了日本人伦理道德的基础，我的家族和资生堂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我的学生时代横跨二战前后，一直到初中二年级，接受的都是二战前的旧制教育。当时的旧制教育设有汉文课，主修《论语》。我不清楚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论语》的含义，但感觉至少领会了其中的一些精神。
大学毕业后踏上社会，《史记》的新译本出版，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史记》中记载了博大精深的历史观和治国平天下的法则，堪称人间瑰宝。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官们甘冒生命危险将历史真相传诸后世，古代中国能够如此成熟地思考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为之惊叹。各朝各代的兴衰史也许是个大命题，不过，《史记》阐述的道理却是任何时期、任何组织都适用的。“建国难，治国更难”就是其中一例。我觉得《史记》是部百读不厌而需要反复研读的好书。
很快，我又拜读了老子和庄子的著作，加上幼时所读的孔子《论语》，世界观和人生观进一步形成。年轻的我就像一块海绵，汲取任何思想和观点。这些拿来主义的东西，在从事中层管理工作的时候确实起了一些作用。可是，直到后来自己成为经营者的时候才发现，历史典籍中早已蕴藏着经营学的精髓，只是当时没有去挖掘而已。
至于欧美的文化和科学知识，都是我在大学时代才接触的，平时也阅读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尽管如此，我觉得作为日本人，最应该研究的应该是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思想。
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就感觉回到了故里，和北京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我的中国记忆也有其他片断。当时，资生堂要开拓中国市场，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可是，资生堂并不清楚应该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到底具体能做些什么。抱着这些疑问，资生堂和北京市相关部门不断沟通，逐步拓展业务。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但是通过资生堂公司员工和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相关负责人的共同努力，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我的哲学式判断扎根于历史观。北京市的态度虽然有些急于求成，但眼界宽阔且能洞察事物本质，最终结果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当然，这也多亏了公司员工们认真负责的态度。
最终，资生堂取得了北京方面的完全信任，第一轻工业局和北京丽源公司通过引进资生堂化妆品实现了一次创举。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具体协商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反复多次，但是消费者、相关企业和部门实现了双赢。所有这些，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经历了技术合作阶段之后，一九九一年，资生堂和北京丽源公司合资组建的“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终于挂牌了。
该公司位于北京市唯一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工业园区内，是园区的第一家签约企业。一九九三年，在一片白杨树和农田中，“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的化妆品工厂拔地而起并投入了生产。资生堂为了组建这家合资公司，前后整整花了十一年的时间。
合资公司很快引进了专供中国市场的高级化妆品品牌AUPRES（欧珀莱）。随着时代的进步，以法语命名的AUPRES品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几天，公司又引进了高级品牌SUPREME AUPRES（思魅欧珀莱）。
关于AUPRES，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九九九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华，日本工商协会负责组织日本经济界人士来华考察，同时负责接待工作。我作为成员之一参加了朱镕基总理主持的招待晚宴，邻座是一位共青团的女书记。她对我说，“日本资生堂的产品在中国很有名，用的人很多。不过，最近有个AUPRES的牌子很热销。”我小心翼翼地告诉她，“这个也是资生堂的牌子。”她听了很吃惊。AUPRES是专供中国市场的品牌，资生堂对产品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无论是百货店的AUPRES专柜还是产品本身都明确标明了SHISEIDO（资生堂）品牌。AUPRES代表了资生堂的另外一种形象，提高了资生堂品牌体系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直到AUPRES品牌问世十四年后，从二○○八年四月开始，AUPRES产品本身和产品专柜都不再使用SHISEIDO字样，AUPRES完全从资生堂品牌中独立了出来，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消费者的品牌。
截至二○○九年，资生堂在中国成立了多家生产、销售、开发和控股企业。北京地区除了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以外，还有资生堂（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地区则有资生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卓多姿中信化妆品有限公司。除此之外，还有资生堂大昌行化妆品有限公司、资生堂大昌行化妆品（广东）有限公司。
资生堂中国企业一共有一万一千名员工。其中，生产部门有大约四百名，全国各地的营业部门大约有八百名，美容辅导师大约九千人，研究人员二十名，还有一些间接聘用的员工。
资生堂不仅引进了日本的生产技术和品质管理体系，还把日本全国规模的商业网络运作模式和美容指导技术带到了中国。资生堂在中国不仅仅从事传统的化妆品生产和销售，更多是在促进中国流行产业和美容文化的发展，刺激了消费和销售市场的完善。
二○○八年年初，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先生发来邀请函，希望我和我太太作为北京市荣誉市民以贵宾身份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二○○八年八月八日，我有幸参加了在国家体育场举行的盛大奥运开幕式。看着眼前发展的中国，回想起过去自己经受的苦难和艰辛，感慨万千。奥运会开幕式的礼仪小姐、女性志愿者动人妆容的背后，其实也有资生堂专业化妆师们的辛勤劳动。
第二天，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招待宴会上，我有幸和郭市长交谈了几句。在谈话中，郭市长对我说，“北京市的荣誉就是您这位荣誉市民的荣誉”，让我受宠若惊。我只是通过在北京的工作，为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生活文化的改善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没想到郭市长还这么褒奖。对此，我向郭市长表示由衷的感谢。
现在，《我的多轨人生》中文版得以出版，诸位中国读者终于能够了解我的人生道路和人生感悟，本人感到十分高兴。借此机会，我还要向在工作中结识的诸位中国朋友以及中日两国的企业员工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后记
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本书作者福原义春在《东京新闻》《中日新闻》和《北陆中日新闻》的专栏中连载了一百二十期介绍个人创业历程的短文，后由日本著名的岩波书店结集出版。
作者以自传体形式，展示了其作为资生堂第三代传人在七十多年里走过的道路，同时也演绎了这个迄今已有一百三十余年历史的化妆品企业的成长故事。
资生堂，一个在中国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女性消费者中耳熟能详的化妆品品牌。她的名字源于中国古代典籍《易经》，寓有承载山川万物、滋育天赐生命的宏富内涵，也意味着资生堂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与文化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毋庸讳言，赚钱是办公司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从资生堂百年历史的回望与检视中，人们看到了超越金钱之上的文化的价值。作者更从经营的角度，于二十世纪末提出了“文化资本”这一理念，认为文化观的确立与创造有助于经营。作为人的组织的企业，内部必有文化蓄积。以往的创造，为一种投资积累，奠定了再次创造的根基，因此对于企业来说，文化也具有资本的作用。企业不能一味追求金钱，文化资产的蓄积当更为重要。读者由此不难理解一个有志于做一流文化水准的企业的创新精神、科学模式以及商业技巧、经营理念。读者从作者讲述的那个牧羊人布非耶日复一日地白天放羊，晚上挑选一百粒橡树种子，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荒山上种树的故事，以及总经理每个年末给员工送一张贺卡、写一封信等细枝末节，看到了作者精心打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的良苦用心和卓有成效的努力。公司始终着意守护一种文化，遵循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美丽、健康与和平。企业文化有赖企业全体成员同心同德秉持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凝聚而成。资生堂能存续百年而品牌价值日新，是文化的力量彰显了鲜明的企业标识，竖起了企业的津梁。
其次，读者从资生堂的用人机制还能引发对家族企业及其人文精神的思考。福原先生的祖父辈是资生堂的创始人，开创了非凡的业绩。但福原先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子承父业。作者当年没有自恃因创业者后裔，近水楼台，坐享其成，而是从小耳濡目染，倾听和眼观长辈们的言谈举止，把创业之志植入了心田。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正赶上资生堂第一次招聘大学毕业生，他和所有应聘者一样，经过老板面试，被问的是会骑脚踏车吗？会打算盘吗？并告知进了公司要跑街、蹬车送货等。进入资生堂后，他与普通员工无异，从简单繁琐的工作做起，由最基础的营销，甚至一个人推两辆自行车送货。经历了一个基层职员所必须承受的各种考验，历经二十五载员工生涯，先后在法国、德国和中国从零开始，开拓海外市场，积累销售业绩，直至四十六岁时当上董事，又过了十年，才登上总经理位子。任职十年后再升任会长，四年后又主动让出会长之职，挂名为名誉会长。读者从作者的这份简历中可见一斑，他没有丝毫托庇于家族之荫，走的是个人的创业之路，这可视为资生堂特有的企业人文精神，而这也正是一个企业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充满生命力的兴盛的标志。
作者作为一位从小爱读中国的《论语》《孟子》《史记》等古代典籍、爱从史海钩沉中憬悟先人经验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有着养兰、摄影等多种兴趣爱好的雅士。他喜爱读书，把“资生堂”经营成了人们谐称的“书生堂”，以让员工们体验更丰赡的人生况味；他学习英语，多年后适逢其时，受命去美国开发市场；他以流溢着精细的爱心的种养兰花的经验作用于对企业的经营，从而打造了企业的极致管理；他倾情于文化赞助。早在一九八三年就开设了“现代诗花椿赏”，以奖励优秀的现代诗词创作；对于影视事业、演艺展览等各种文化活动也同样心仪，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著书立说，先后出版有著作、各类谈话集计七十余部。除了活动于经济领域，他还身兼文化艺术的多种公职，获得多项国际荣誉。有着“美妆巨人”之称的福原义春先生，用自己左右逢源、四通八达的多轨人生昭示：创业之路是可以多条线齐头并进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只要用心付出，就将会有所收成。他以其亲历的一切诠释了经营与文化如何两条腿走路的精彩人生。
作者一直对中国怀着美好的情愫。从孩提时沉湎中国文化，到后来登临中国的古长城……读者将从这本书中看到作者走过的一段人生之路，从而走进作者的感情世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作者就成为最早进入北京经济开发区的外资企业领军人物。作者一直关注中国化妆品行业的发展，希望通过自身在化妆品行业积累的经验、资源等力量，使资生堂在中国发展壮大，同时推动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地前行。读者从书中作者讲述的对那位因为自身扮美而惊喜流泪的女士的关切中，能感受到资生堂着眼于用户利益的诚意和真心。
福原义春认为：“日中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是两国共同繁荣的关键”，并持之以恒地身体力行。正因此，作者于二○○二年被北京市政府授予“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并作为嘉宾应邀出席了二○○八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人与生俱来的使命是什么？幸福美丽究为何物？作为一个万物之灵的人，或是沉浮商海的一叶小舟的企业，怎样才能在大千世界舒放自如地生存游弋？相信广大读者都能从本书中找寻到解读的钥匙。我在日本东京工作时，曾数次到过汇聚着历史悠久的日本百年老店和世界各国名牌商店的银座，见到位于这条最繁华的街衢上堪称地标性建筑物的红楼，那是资生堂公司总部的驻地。
今天通过编辑这部书稿，对那座有着古典美与时尚感结合的楼房的历史和今天，有了更真切的了解。从它别具一格、引人瞩目的外观里，能看到它的一砖一瓦是如何砌就的。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我也多愿广大读者都能走近这座具象化的“红楼”，去感受作者冷静睿智的思维、真挚宽厚的情怀，去倾听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汲取丰沛的企业文化的滋养。感谢远在日本的中国画家王荻地女士和须藤正行先生为本书封面设计和内文插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部的姜平先生承担了本书第一至第三章的翻译，《人民中国》的张哲先生承担了本书第四至第七章的翻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第一亚洲中心的孙建和先生承担了本书的审校，段志佳工作室也为本书的装帧付出了辛劳，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忱。
庄志霞
二○○九年五月于北京
书摘：多疑的一代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这些特征恰恰能够印证日本后来的命运。
一边是前途未卜、时局动荡的现实生活，一边是对于美好事物和人生的憧憬。当年的人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夹层当中，包括我在内，人生轨迹从一开始就是多轨的。
人们还没来得及担心社会局势，就被国家全体主义重重地压得喘不过气来。这种令人窒息的感觉，就连我这个孩子也能深深体会到。
即便如此，当时的人们还是挺懂得自得其乐的。《东京狂想曲》《旅途夜风》《雨中蓝调》《谁能不思乡》《喝上一杯咖啡》《湖畔之宿》等抒情类歌曲直到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仍然不断涌现并广为传唱。我并不认为当时的人们在一味逃避现实，毕竟很多歌曲抒发了人们真实的感受。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德国和奥地利的合拍电影《未完成的交响曲》（Leise flehenmeine Lieder）在日本公映，并风靡一时。当时的音乐评论家野村胡堂发表评论文章，对影片中的场景进行了描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描写的场景应该是荞麦面店送外卖的少年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吹着口哨哼唱舒伯特的第八交响曲《未完成》。这就是昭和年代初期的真实写照。
没过多久，鼓吹战争大义的社论、军国歌曲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就连我当时看的小学生报纸——《东日小学生新闻》上也全都是这些内容。
终于熬到了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已经是初中生的我开始多愁善感起来。看着世事变幻莫测，内心不禁阵阵忧郁。那种感觉，至今都无法忘却。
昭和堪称“变幻莫测”的年代。不知何时，“鬼畜美英”成了美国和英国的代名词。原本还是日本同盟国的英国，一夜之间就成了敌国。没过多久，美国居然接管了日本。日本的粮食生产无法自给自足，美国一下子从“鬼畜”成了能给日本供粮的“上帝”。人们刚刚觉得“提倡消费是一种美德”，可一转眼，因为资源短缺，提倡消费成了挖社会墙角的浪费行为。那些曾经精于市场运作的优秀企业一眨眼成了教唆浪费的黑典型。曾几何时，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经营者，擅长利用闲置资金投资金融资产成了必备条件。可就在大家纷纷效仿的时候，这些“合格”的经营者发现，按说应该开始赢利的企业，账面上居然出现了不少不良资产。
我得益于当年的这些阅历，才真正领悟了什么叫“世事变迁，，和“此一时彼一时”。今天能上报纸头条的大新闻，二十年之后可能连新闻都算不上。在昭和初期出生的那一代，因为经历了太多变故都成了“多疑的一代”。
书摘：我的祖父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和祖母早已过世，无缘和他们见面。尽管如此，两位老人对我的成长仍然有很大的影响。
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的某一天，我正和家人在逗子海边的一处餐厅吃饭。隔壁餐桌突然传来一位老者大声说话的声音，“过去这一带可是福原家的别墅。福原先生可是位顶天立地的大人物！”
扭头一看，是第三十四代武田流镰仓派的“流镝马”掌门人——金子有邻老先生正在向他的孙儿们讲述我祖父的故事。也许是因为太专注了，金子先生没认出我来。要知道，明治可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我祖父算不上什么大企业家，可连金子先生这么有身份的人都这么抬举他。看来，祖父确实有过人之处。
我家祖上是现在千叶县馆山市附近的乡士，世代行医。祖父年轻时只身闯江户（现东京地区），进入德川幕府的医学所后专心研习荷兰药学，后出任明治新政府的海军医院医药局局长。后来，萨摩藩的势力逐渐渗透到海军内部，祖父开始萌生退意，并于一八七二年辞去军职开始经营自己的药房。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银座街区的木结构房屋因一场大火全毁。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新建房屋全由木结构改成了砖瓦结构。重建的银座街区同年完工，“银座砖瓦街”也由此得名。祖父就在新建的“银座砖瓦街”的把角处开了日本第一家西式药局——新桥资生堂。随着合作伙伴的不断加入，资生堂药局在日本全国开了多家分号。一八七二年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在日本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祖父取意《易经·坤卦》中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为药局起名为“资生堂”，其理想就是经营质优价廉的好药。
据说祖父辞去海军职务时，上司和同事们都一再挽留他。后来由于资金紧缺，祖父曾经在大年三十那天向上门逼债的债主们低头恳求，“烦请看在我福原的面子上再宽限一年”。到了明治中期，资生堂除了出售药剂，还卖些牙膏、化妆品，经营状况还算不错。那时候，药局的日常经营都是祖母在打理，祖父则全身心扑在了推广医药分离的事业上。
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年）是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年，祖父和以前的军中好友合伙推出了“生命保险”（人寿保险），并于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十六年）出任“帝国生命保险株式会社”第三任总经理。
一九○○年（明治三十三年），当时的欧美地区早已普及了人寿保险，祖父为了拓展业务、开阔视野，决定远赴欧美进行考察。恰逢第五届巴黎世博会召开，在这届被誉为“拉开了二十世纪序幕”的博览会上，祖父亲眼见识了“光和能源”的力量。那些代表了当时欧洲最高科技水平的展品，让祖父深深体会到科技进步的重要性。这也是资生堂在后来的经营过程中不断积极进取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