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洋女儿自述:父亲寻子14年,我不是故事的局外人
2022-09-16 09:00

孙海洋女儿自述:父亲寻子14年,我不是故事的局外人

本文摘编自《回家:14年又57天》,原章节标题:《后记》,孙海洋口述,孙悦著,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无论是在以写作为梦想的学生时代,还是在今天。


写这本书的初始,我对自己充满了怀疑。我怕自己没有能力讲好这个故事,怕自己会消减它本身的意义,或者挖掘不出它应有的内在力量。我怕我“浪费”了它,又怕我“利用”了它。因为在写第一个字之前,我就知道它会有数量可观的读者,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但愿自己的工作能给它带来足够的价值,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文学意义上的价值。


但是对于这个厚重的故事来说,我缺乏社会经验,缺乏写作训练,缺乏法律知识,缺乏成熟的道德思考,缺乏针砭时弊所需的社会洞察力。这让我很痛苦,也成为了我快速进步的动力。我要额外感谢我的编辑老师程利盼,她向我提出了不少有效的、敏锐的意见,且几度不吝于肯定和鼓励我。很快我意识到,我有能力讲述这个故事,更重要的是,我有责任讲述它。


我不是故事的局外人,我是这个悲喜剧世界内部一粒隐隐作痛的沙。


除了母亲,几乎没有人比我更熟悉我笔下的主人公孙海洋。我24岁,父亲寻找弟弟的旅途倾轧过我大半的生命历程,是我成长的纹路。这个故事脱胎于他,是他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是他的双手所造、脚步所及谱写出了这个故事。他用朴实有力的语言将故事讲给我听,不仅仅在成书之前,也在这漫长的14年又57天当中。


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努力将个人感情隔绝在写作之外,我甚至几度在写作过程中忽然停下来大哭不止。这也导致我没能将故事讲得足够克制,但我想这种感情并非多余。既然我无法从中抽身,就尽全力发出真诚的声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找到弟弟孙卓之前,写下这本书就曾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2020年9月15日,我曾在日记里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打造一个全无希望的心境,相信自己什么都做不到,这就是我面对一切之前首先去做的事。我和他完全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突然很惊讶,意识到他的脊梁骨也是脆弱的钙质而非某种生猛不可欺的金属。我无法想象有一天那种力量不再像既枯又荣的野草一样野蛮生长,脊骨也在27小时的站立中折断了,我害怕他身边没人能接下他的担子哪怕一天。每一次他跟我讲故事,我从头沉默到尾,但每个细节我都记得。照理说我应该把它们全部写下来,毕竟那也与我有关。可是在那之前我认为自己是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了,好像也没有意义。”


那是孙卓被拐的第十三个年头,可见我感到一切何其灰暗,但他从未灰暗,他一直有照亮前路的火把。我万不能想到,就在次年,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我的世界乍然放亮。孙卓能够回家,除了父亲的寻子精神,更离不开警方十四年来的不懈努力,也要感谢媒体、社会各界打拐人士及无数热心人的关心和帮助。


在写作过程中,有两种关系是我想要深入探索和传达的。一是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二是人与社会关系。对于第一点,我深知自己必然有立场之局限,但求在写作过程中尽我所能还原既有的事实。我希望能够像书写历史一样客观地记录真实、剖析真实、刺破真实。但这个故事也必须具有文学性,具有细节、想象和象征,这些东西才能带来可读性。我认为可读性并不会减损严肃的意义,反而有能力呈现深藏于真实内部的力量。


对于父亲,我也不愿刻意塑造他,我更愿意“还原”他。多年来,许多热心人称他为“打拐英雄”,其实“英雄”这个名号对普通人来说是值得警惕的。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想到,他所发出的声音不应该是英雄的哀鸣,而是“人”的哀鸣。人走过大地,留下深深浅浅的渺小脚印,这比英雄的呼号更动人。也只有看到具体的人,我们才能直面具体的困境。


至于第二点,我想我努力的痕迹是很明显的。我想讲述的并不是关乎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一个案件的故事,而是关乎千千万万寻亲者,关乎社会甚至时代的故事。通过一粒灰尘漫长漂流和得以落地的历史,我们能够窥见“60万粒灰尘”的历史。


个体的命运是时代的形象,每一笔无论如何微不足道、无人知晓,都应该掷地有声。所以我试图以父亲为中心,像树木的根须寻找水源一样努力去触碰更多故事,也试图将故事的镜头拉远,让父亲偶尔成为画面上一个小点,把余下的景观留给更宏观的哀痛。


上世纪90年代,农民进城务工成为热潮,人口流动性剧增,全国各地爆发大量拐卖妇女儿童案。从内部看,重男轻女、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落后思想观念是酿成悲剧的内因,而从外部看,法律存在漏洞,基层执法不严,户籍管理混乱,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在进步之中,比如2009年之后立案制度的明确变革。到今天,公众对拐卖儿童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度共情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落后的观念正在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试想,如果有一天,比起村里某户人家没有儿子,人们更乐于议论和痛斥“买孩子”的行为,这对抑制拐卖儿童犯罪会有何等奇效?


然而,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于道德自律无疑是一种倒退。在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才更值得我们翘首以盼。


回过头来,犹记得在写作的初始,我打下的第一行字不是故事的开头,也不是大纲,而是对自己的一句总的提示:绝望之下,希望尚存。故事本身我了然于心,但我希望它被讲述的基调如此。


时间不停流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万事万物永远在动态变化之中,因而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能够拥有彻底的、完全的绝望,永远存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机会。有人说活着本身是一种对绝望的抵抗、对命运的抵抗,我看死亡本身也同样是抵抗。自古也不乏以死抵抗者,尤其在中国人的文化里,我们早有哪吒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抵抗,有项羽自刎、屈原投河的抵抗。杨素慧逝世后,连她的墓碑都在无声抵抗。当我们走出命运的囚室,会发现一个黑暗的夜背后始终有黎明在等待。它会从一线天光中挣扎出来,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让我们双目刺痛,满含泪水。


写到这里,我内心激荡。我相信命运绝不是在压垮人的时候才成为命运,而往往是在人奋起抵抗的时候,它才成为命运。



本文摘编自《回家:14年又57天》,原章节标题:《后记》,孙海洋口述,孙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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