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有充足的潜力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读《金融与好的社会》

本书的主题与当今中国紧密相关，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其金融化进程的加快，本书所讨论的话题对中国的意义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邓小平于1978年推动的改革开放的核心意义就在于使中国逐步接纳现代化的金融技术。中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几个方面的变化，包括企业获得新的自主权，市场可以自由发挥力量，推行绩效工资，以及采纳其他能够提高生产率的金融刺激方案等。

中国经济如果要持续增长，其金融业的体量需要极大地增加，直接或间接参与金融业的人数也要大幅度增加。

刚开始写作本书时，我更多地考虑为选修我的金融学课程的学生服务，因为他们日后所从事的工作都与金融相关，都将是这个全球化金融经济圈中的一分子。我在耶鲁大学从事金融学教学有25年了，除此之外，我现在还通过“耶鲁公开课”这一网络手段面向世界各地的学生进行教学。我的讲座都已经拍成视频，教学用语为英语，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我知道这个网络教学手段触及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

但是这本书的读者对象应该更广泛，我希望那些商业人士也能阅读到本书，任何一个正在谋求金融类职位或者想要跳槽到金融业的人肯定都能从本书中找到有用的信息。本书描述了诸多与金融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职业，中国经济正需要大量的人才填补这些职业的空缺。当今的社会经济结构从本源上讲是受金融的影响而形成的，在这一前提下，每个人都应该更仔细地思考个人行为能够对整个社会经济做出怎样的贡献。

现实中，中国的金融制度比其他国家显得更不成熟。上海证券交易所历史悠久，最早成立于1891年，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被关闭，直到1990年才重新组建。而在1990年，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证券交易所的常规功能，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是一个邪恶的事物，只有经历较长的适应期之后才再次接受它。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出现了针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抗议活动，“占领华尔街”等运动蔓延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首府。组织和参与这些抗议活动的民众似乎和几代人之前的中国人一样，对金融制度怀有厌恶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很大程度上在当今中国已经消散殆尽。

与“占领者们”的观点相反，我在本书中主要论证了金融是一门关于目标构筑的学科，是一种研究如何激励更多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学问，同时也注重研究如何使时间的推移和人员的变化不对追逐目标的努力造成负面影响。这其实也是改革开放的核心意义所在，形成这种局面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地演进。

过程之所以漫长，主要是因为如果想要整个体系运转良好，必须先培养出许多与之相关的从业者。本书第一部分就着重讨论了许多不同的职业，而它们都是与金融业相关的专业岗位。每种职业的从业者都必须接受高强度的教育，同时也要参加关于职业文化和职业标准方面的培训。在培养这些职业的从业者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需要努力追赶和弥补的领域同样很多、很广。我在本书中指出，中国人平均每8000人才能享有1位律师的服务，相比之下，每300个美国人就能享有1位律师的服务。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美国的律师人数众多是件好事，其实早就有人提出美国社会过度好诉的负面影响。实际上，由于律师是直接起草金融合约的人，也是监督合约能够得以执行的人，并且是有能力保护民众不受金融权力滥用伤害的人，所以律师在金融主导的经济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律师，民众可能会先入为主地认为金融机制总是优先回报那些自私和贪婪的人，再加上整个社会的思潮是没有任何限制因素的，所以我们的社会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贪婪。中国还需要更多从事金融顾问业务的专业人士，同样需要本书第一部分所讲到的所有职业的从业人员。

中国民众对腐败现象十分担忧。《中国日报》在中国主要城市的普通居民中开展过多次调查，最近一次就在2012年，这些调查都一致地揭示出腐败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大力发展与金融相关的职业。当中国人均拥有律师的数量和人均享有的金融业服务人员人数提升后，腐败的现象应该会逐渐消失。

这个过程需要由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推动，所以也注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金融领域的办事理念。考虑到中国独特的体制、文化背景和发展速度，照抄他国是完全不现实的。从中国领导人采取的行动中也能明显地看出，他们对这个道理心知肚明。正如本书中多次提到，金融创新要考虑金融和法律制度的复杂性，同时还要消除民众对金融创新的抵抗情绪，所以创新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能培养出一群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为己任的金融从业者，我们就能够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

中国可以借助金融目标构建这个手段实现许多国家层面的目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11年发布的指导2011~2015年国家发展的“十二五”规划中列举了很多这样的目标，其中，中国政府提出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镇化率要达到51.5%，要为低收入人群新建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全国高速铁路总里程要达到45000公里，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要达到83000公里。

实现以上目标，需要执行者严谨地分配持有的资金，也就是说需要由本书中讲到的各种专业人士充当执行者的角色。资金分配的正确性对发展的全局有决定性影响。在没人愿意居住的城区新建住宅或者在没人愿意光顾的地区新建商业中心都是错误的，建筑物应该是为长远而建设的，哪怕30年、50年甚至100年之后，都还会有人想要购买它们。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也要考虑路线途经区域的正确性，建设施工过程中采用的技术的正确性，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执行这种计划，一方面需要中央统一规划，另一方面需要将具体决策的权力释放给相关主体，而参与其中的人都需要得到适当的金融制度的激励。

中国政府宣称目前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定义上讲，它其实是一种更人性化的制度。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这些人积攒的大量财富又该如何使用呢？

《福布斯》杂志曾经编制过中国富豪榜，榜单显示中国已经有115位资产超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

中国境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使民众开始对刚刚取得金融化变革的经济体系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担忧，但其实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并非新经济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此截然相反，社会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应该带来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效果。

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10年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报告中称中国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在过去多年间一直不断扩大，但是在最近几年呈现出保持现状，甚至不平等差距缩小的情况。这种改善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社会保障项目的改进，另一方面得益于人口的跨省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但不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对于未来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的风险都不能掉以轻心。世界的变化异常迅速，全球化趋势迅猛袭来，我们随时都可能遇到新的挑战。同时，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计算机和改良版机器人正在逐步取代许多原本需要人工进行的劳动。如果在这些变革的基础上再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增速，那么未来经济不平等到底会演化到何种程度还真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问题。

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应该从现在开始建立一些基础性经济制度，以防未来经济不平等现象持续恶化。未来发展中有一部分不过是简单地延续目前的趋势，继续改善金融和保险制度，以此减轻不平等的程度。其他一些受金融理论启发但需要由政府执行的措施，比如说本书中建议的编制不平等指数等，也是中国急需制定的措施。

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也必须下定决心培养一批独立的慈善机构。和某些人妄称的情况不同，中国并不是一个没有慈善传统的国家。根据基金理事会组织的一份评估报告，中国“百年以来都有慈善和互助的传统，不过其影响局限在社区、宗族或亲属之间……但大多数非营利性组织都是一家或多家政府机关创建、组织并管理的，所以它们缺乏独立性和运营能力”。除此之外，根据他们的说法：“大多数中国人都因为社区、工作单位或自己所属政治团体的要求而参与志愿者活动，志愿者中只有15%的人是出于自身意愿而无私奉献的。”

我在本书中提出一个主张：对自己家人和自己身处的社区所行的善举也应被算作真正的慈善，也应该在社会中极力提倡。在倡导慈善时，我们应该注意扩大慈善义举覆盖的范围，也应该倡导慈善源于个人的主动意愿。

政府不应成为慈善捐赠的主导力量，真正能使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是人们的创意和同情心，而且也必须是人们自觉自愿的捐赠。中国香港的慈善传统历史更悠久一些，或许正是因为香港推行市场经济的时间更长，正好也为中国内地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范本。

最近几十年里刚刚成长为亿万富翁的中国人也不应该一门心思地打造家族王朝。继承得来的财产易招人怨恨，人们通常都认为富二代是没有资格享受巨额财富的人。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上仇富情绪带来的危害应该有清晰的认识，所以他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中国新生的富人阶层与其他国家的同类人群一样，他们都应该扩展自己的视野，认真思考自己如何为社会良性发展多作贡献。他们作贡献的对象可以是自己的祖国，也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毕竟全人类都是国际化大家庭的成员。

如果经济的发展不能推动社会、文化、科学或者艺术方面的进步，那么就算不上成功。我尝试着在本书中强调这个观点，同时也强调了能够推动这些进步的不同金融制度的设计开发方式。为了未来能形成一个理想的金融社会，中国必须将培养范围更广、包容性更强的慈善文化作为主要任务抓紧执行。

我在耶鲁大学讲授“金融学”课程已经25年了，我相信很多来上课的年轻人还没有找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他们也无法预料自己的人生梦想与残酷的社会现实将会发生怎样剧烈的碰撞。通过阅读本书，我希望他们能够加深对金融社会的理解，因为不论他们未来从事何种职业，他们都将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内。

自2008年起，随着“耶鲁公开课”计划的推行，我开设的课程被拍成视频向公众开放，2012年将会推出最新的版本。考虑到世界各地通过远程方式观看我的讲座的学生众多，他们加深学习的需求促使我下定决心写好本书。

但着手写作以来，撰写本书所要达成的目标变得更广泛、更急迫，不仅仅局限于为学生们服务。我们都生活在金融主导的时代，也就是金融制度对社会经济体制的影响力逐步增长的年代，而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使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制度已经腐化。我们都需要认真思考这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我们这一代人以及下一代人是否仍要坚持同样的发展方向？

金融体系是一项新发明，而塑造这种体系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只有细致入微地引导其发展才能将其成功地引入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金融体系进行扩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改造，直到未来某一天我们能够看到各类金融机构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更常见，它们产生的影响也更积极。进行这种改造就意味着要赋予普通民众平等参与金融体系改造的权力，让他们能够全面地获取信息，能够通过人工及电子的方式积极且理性地把握机会。这样做意味着普通民众要真正把自己视为当代金融体系的一员，而非玩世不恭的金融机构自私自利地推出的各种产品的受害者。这样做也意味着要重新设计一些以最新金融理论为基础的金融创新，同时加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方面的研究，因为这两门学科能够深入探究人性的局限，从而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使人无法做出理性且人性化的决策。创造并推行这些金融创新是应对经济不平等的最佳策略。这个体制的未来就掌握在普通民众的手中，不论老人还是年轻人，或许他们中就有人会阅读本书。

当下，许多国家还在疲于应付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恶果，也正因此使得改造金融体系这个议题突显出来。没有人能够精确地划定此次危机的起止，就算是在我继续写作的2012年，我们也并不认为这场危机已经结束，恐怕更严重的后果未来才会显现出来。各国政府为根除引发危机的症结而采取的应对措施没有能够深入持久地推行，各国政府为了提振民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而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这些测试的深度和广度也十分值得怀疑。

从我着手写作本书开始，民众在街头抗议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新闻就一直充斥着2011年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首次把矛头指向金融机构的抗议活动是发生在马德里的“愤怒者运动”，随后就是纽约的“占领华尔街”，其后蔓延形成了“占领波士顿”、“占领洛杉矶”、“占领伦敦”、“占领墨尔本”、“占领罗马”以及其他同类抗议活动。2011年12月，俄罗斯爆发了选举抗议，主要反映了民众对商业寡头们安逸生活状态的不满。所有这些抗议活动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人们要求在金融领域有更高程度的民主，他们怀疑政府与那些依附于政府的金融机构之间达成了某种阴谋，为此他们也进行更猛烈的抨击。虽然这些抗议活动当中所用的言论和措辞不一定前后一致，但是这些抗议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民主价值观的认同，以及对公民责任的担当，这些都是我们欣然乐见的。

我们不能断然把这些抗议活动都划定是左翼人士所为。在美国境内，即使那些从理念上认为自己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持完全相反态度的人，比如茶党的右翼激进分子，都对纽约和其他几个金融中心里财富及权利高度集中的现象表示不满，因为更多实际工作都是“中间层美国人”做的。当下的社会，不论持何种政见的人似乎都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后，富有的金融界既得利益者通过对政府的影响力为自己获取了更多的利益，而这种行为是不可提倡的。但到底要提倡什么样的行为来进行补救，民众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许多人都认为对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人应该坐牢。2011年下半年，我应邀参加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办的一个夜间谈话节目，当时的观众很多，很明显他们大多数都是商人。一些观众在节目播出后愤愤地批评我，他们认为我没有强调许多金融企业在危机爆发之后均遭到了欺诈罪指控。当我听到商界发出如此强烈的愤恨之声时确实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并不是街头抗议人群中的泛泛之辈，而且这些人中既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当天的基本主题，也就是通过对金融体系的民主化改造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民众，并没有被视为站在商人们立场上的观念。实际上，我所宣讲的这个主题正好映射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要达成的最深层次的目标。

不可否认，非法行为是导致当下金融危机的祸源之一，但在我看来，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这一个源头上会使人们忽略宏观层面的问题。导致现有金融体系出现问题的诱因很多，如果我们不通过改造现有体系解决深层次的问题，那么我们将错失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将错失纠正错误的时机。

所有犯下欺诈罪的人都应受到处罚，但是我们很难把这次危机归罪于恶劣行径的总爆发。例如，危机爆发前的繁荣时期，金融界的发展就如同高速公路上所有人都在超速行驶，而每个驾驶员超出限速的程度其实并不高。在这种环境中，任何一个按照当时的平均速度驾驶的司机只不过是从众而已。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2011年发布的最终报告中称，当时的繁荣简直就是“疯狂”，但不论当时发生了什么，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是触犯法律的行为。

用高速公路这个例子再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建议机动车的设计者把精力都用在研究如何通过新科技帮助驾驶员更好地应对各种路况，他们可以改进车辆的巡航控制系统，可以改进车辆外部信息反馈系统，直到发明可以无人驾驶的车辆—所有这些改进措施都是为了帮助驾驶员更便捷、更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如果高速公路可以实现这些设想，我觉得金融机构应该效仿此模式以构筑自己的未来。

自此次金融危机开始以来，人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不满，上面提到的诸多抗议活动只不过是不满情绪的极端表现形式。走上街头的抗议者和愤怒的商人们所用的抗议语言大同小异，他们都没有明确的抗议目标，也无法确切地告诉我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更无法告诉我们如何解决问题。但在金融危机延续期间，民众表达的对我们所处的这个金融体系的不满，折射出现有体系确实存在急需纠正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金融危机期间制定的新法律法规无法解决的。

美国境内危机抬头的信号是2006年起房价持续下跌。根据我们编制的标普/凯斯–希勒全国房价指数，美国的实际房价在2006~2011年5年间下跌40%。2007年，房价下跌已经导致与房屋抵押贷款相关的证券价格出现大幅下跌，投资这种证券的人们应该在当时就蒙受了不少损失。人们将此次危机称为“次贷危机”，主要原因就是与借贷给次级债务人的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价格下跌最为厉害，所谓的次级债务人就是在贷款评估时被认定极有可能拖欠偿债的一群人，他们的既往偿债记录和工作记录就是评判的依据。人们将危机爆发归罪于与次级贷款相关的金融创新。但是危机并没有局限在与次贷相关的范围内，它只不过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大灾难的前奏。危机造成的后果是实体资产大幅贬值，金融机构连续破产，在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地方都如出一辙。到2009年春，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已经极其严重，以至于人们将其称为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恶劣的金融风暴，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也超过了1974~1975年及1981~1982年的两次因石油价格引发的经济危机。时间进入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及银行业危机再次加深了这一轮危机的复杂程度，也导致许多国家的国债评级在2012年下调，甚至欧元区专门应对此次危机的救命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也未能幸免。此次危机仍然在世界各地引发新的问题。

我承认次贷业务及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来源于对市场过度乐观以及不成熟的判断，有的则是从一开始就策划着要操纵市场甚至进行诈骗，但不论如何，我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认为仅凭现在看到的这些问题就能给现有的整个金融体系判死刑。尽管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存在诸多不完美之处，但是我对其所能发挥的功能仍然感到十分钦佩，而且我也忍不住设想它未来还能成就多大的功绩。

我意识到许多评论家认为社会在朝着大多数人经济状况日渐窘迫的方向发展，而教导更多的学生日后从事金融行业的工作只会加剧这种趋势。当然，我也承认许多从事金融业或与金融相关行业工作的人获取的劳动报酬更高，而其他行业的人收入要低很多。当代社会确实在朝着一个经济地位越来越不平等的方向发展，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之一是参与金融相关活动的人获得的报酬相当高，而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其他行业从业者获得的报酬相对低很多，大多数中产阶级和穷人都属于后一类，而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不稳固。政府划拨资金救助本来就很富有的一群人，无疑加重了公众对这种不平等现象的质疑。

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断言金融与生俱来就是一个只能容纳社会精英的行业，也不能将其视为推动经济非公平发展的引擎。尽管其存在种种不足且可能显得贪得无厌，但是金融业同时也有潜力帮助我们塑造一个更和谐、更繁荣和更平等的社会。实际上，当今几个重要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金融业为其发展提供了核心支持，如果没有金融业，这种崛起是我们根本无法实现的。许多媒体都以大篇幅抨击银行家和金融家，称他们是自我膨胀的罪犯，是导致经济失衡和民众遭罪的魁首，但就算在如此恶劣的舆论环境下，我们仍应该看到金融业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管控风险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将创意转化成各种重要的产品和服务，小到改良型的手术器具和先进的生产工艺，大到复杂精密的科研机构，以至于最终影响整个公众福利体系。可以说金融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最基础的关系。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厘清这一基础关系的内涵，并为将来持续维护和加深这种联系构建恰当的理论框架。

或许读者们已经注意到理论上的悖论，金融业一方面帮助我们取得了诸多伟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却像此次危机中表现的一样，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给社会造成诸多伤害。在我看来，应对这种现象的最好方式并非钳制金融创新，相反，我们应该鼓励进一步放开金融创新的步伐。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可以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可以使金融业更加民主化。我在本书不同的章节中反复提到当下正在运作的一些金融创新，我自己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些例子都是为了证明拥有创新思维并且心术纯善的人们仍然可以改进我们的社会，并且使整个社会的金融体系更加民主化。

此次金融危机提醒了我们，进行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的资产这个最根本的目标。为了保证目标得以实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华尔街培养并监管不同的从业者—首席执行官、交易员、会计、投资银行家、律师和慈善家，通过倡导他们心存良善的从业行为，进而影响整个华尔街的文化。

《国富论》写就于1776年，被世人公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但在亚当•斯密撰写这本著作的年代，思想家与评论家讨论最多的还是关税问题。当时私营业主们着力游说政府将他们这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放在公众利益之上，诱使政府将关税抬高，最终使得成本低廉的境外对手们都无法与之竞争。但是亚当•斯密与他的追随者们成功地阐述了贸易与国民普遍享有财富之间的关系。自从有了亚当•斯密，为小利益集团说话的游说者们就越来越难推动政府抬高关税，时至今日，许多贸易几乎都是无附加成本的。这一成就对于创造我们现在所见的经济高速发展及普遍繁荣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趋势也正是从18世纪思想革命之后才发展起来的。

在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当下，思想家与评论家争论的焦点已经不再是贸易，而是金融业本身。只要人们认为一家机构与金融沾边，就势必引发人们对其高度的厌恶感。这种厌恶感与上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时人们的意识形态十分相似，也就是1929年“大萧条”时的状态，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引发了部分国家的内乱，导致全球经济几乎陷于困顿，其带来的紧张局势也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之一。

金融危机使得民众对金融业怀有敌意，其不幸的后果之一就是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将被抑制。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了降低未来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我们需要运用更好的金融工具，而非一味地减少金融活动。民众中正弥漫着对金融从业者收入过高的不满情绪，他们认为这是典型的分配不公，而这种高度的不满将抑制金融创新，原因很简单：任何一项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都将面临高度的质疑。现有的政治氛围也可能使得金融创新被扼杀，从而阻断金融体系向着普惠大众的方向发展的道路。

当然，金融创新还是在以缓慢且保守的步调渗透民众的生活，但由于对金融创新的恐惧，想要在当下启动任何重要的创新都是不可能的。借助本书，我要挑战世俗的看法，我认为不能将此次危机简单地归咎于金融从业者的贪婪或诡诈，真正的诱因埋藏在我们现有金融制度的本源性缺陷当中。这些缺陷包括无法管控房地产投资风险或者无法合理利用杠杆，但这些问题到现在都没能得到重视。在此次危机中人们有不同的反应，但是没有一种是以自信的心态进行创新，从而修正我们现有制度的缺陷。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普遍关心金融机构如何不沦落为需要靠政府救济生存的实体，以及如何通过削减政府开支降低财政赤字。政客们现在想出来的一些应对措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息民众的怒火，因此这些措施所反映的只不过是普通民众所意识到的问题，而非卓有远见的专家们思考的深层次问题。

能够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金融创新迅速地传播开来，原因有三：一是有信息技术革命的助力，二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尝试不同的经济结构，三是这些国家在同一个全球性的大市场中竞争。我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我们将看到金融产品的覆盖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随着市场广度的增加，这些新生的金融产品将进一步为保护我们的核心经济资产提供服务。新的产品可能包括能够更好地应对经济萧条的保护性产品，比如新型保险合约的进一步推广，它将有可能使普通人能够在生活中更加具有冒险精神，而不用担心经济危机对自己造成巨大的危害。我们还有可能看到专门为应对经济不平等而开发的产品或服务，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当前的趋势有可能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我想通过本书传递给读者们（不论远近、不论老少）一个核心的意识，那就是金融有充足的潜力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而每位读者的精力与才智都应该放到为这个目标奋斗上来。

截至目前这个部分，这本书还没能全部覆盖金融体系的所有成分，其中就有一个遗漏的因素一直给很多人造成深深的困扰，即金融圈里某些人所能获得的经济权力。这种权力自始至终就令人愤恨。普通人都认为自己身处的社会应该对每个成员都有同等的尊重、赞赏和支持，但是金融界人士积聚的权力损害了上面提到的每个社会成员应得的感受。我们通常见到的情况是金融界的从业者尽一切力量追逐权力，而本书所倡导的理念是金融应该作为全社会财富的托管人，这二者是对立的。

如果一个人想要在亚马逊网站上买一本与“财富和权力”这个主题相关的书，那么搜索之后会得到85000条匹配的结果。人们读这类书籍的目的是想学会如何获取财富和权力，但是这些上架图书中大部分都把财富和权力的存在视作一种丑闻，引导人们蔑视其存在。

但我们要认识到，成功的社会之所以出现权力精英阶层，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拥有权力的阶层领导民众执行所需的行动。我们要让一小部分人（也就是管理层）运用他们的个人判断力，对社会主要活动进行决策，至少要保证他们拥有发挥判断力的可能性。本书所要传达的一个主题思想就是，尽管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但是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仍然需要依赖个人的决断引导行动的方向。为了协调经济的运转，我们仍然需要利维和默南总结出的那些“复杂沟通”和“专业思维”的技能，这也是这些技能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年代能够存活至今的原因，在金融体系中，具备这些技能的人最终都能获得财富和权力。

民众对有钱人和有权人的憎恶情绪之强烈还有另外一个诱因：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体制能够保证一种相对的平衡，某些类型的社会预谋可以为人带来满意的回报。乔治•阿克洛夫在1976发表的名为“阶级和激烈竞争的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令人难受的现实”的文章中提出一种经济理论，也就是说人类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会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形成某种商业预谋，以防止他人与自己竞争。他以社会等级制（以传统印度社会的最为突出，但其实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作为最典型的例子，生来就属于更高社会等级的人心里清楚，身处这种阶级地位给他们提供了巨大的经济优势。出于对地位被动摇的担忧，同一等级的人都会遵守该等级的行为准则，当然也就包括把不遵守准则的人剔除出去。在做生意的时候，他们优先选择与自己等级地位相当的人，而排斥不属于同一等级的人，甚至那些向低等级的人提供商业机会或就业机会的同等级人也会被排斥在外。阿克洛夫在这里提出的主要观点就是，等级社会中的经济平衡性比较稳定，不遵守等级准则的商业活动根本无法和具有等级地位的商业活动竞争，所以也没有什么能够打破这种平衡。

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氛围适合的话，那其商业界也会变成等级制的结构，商界领袖会鼓励其成员采取排他性行为。通过自身努力跻身这种商业等级的人都珍视自己的成员身份，在普通商业活动和金融交易中都会优先选择和自己处在同一等级的对手。当代社会有多种定义“等级”的方式，可能是一个人与特定商业文化的关联程度，可能是一个人的种族或性别，也可能是一个人毕业学校是否是精英名校，等等。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如果用等级带来的机会与自己商圈之外的人，或者少数民族群体，或者女性，甚至或许与无法界定的外人开展商业活动，那么这个人很可能会迅速失去自己的权力，并被逐出原先的等级。所以，这些人都本能地排斥外人，坚守自己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和权力。

但是我们把上面讲的这些问题和金融联系在一起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人在尽力维护自己特殊地位时通常以高级金融为主要工具。尽管金融工具在等级制的运转中发挥着作用，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断定这些工具是造成社会等级分化的原因。如果能得到适当的设计和民主化演变，同一批金融工具可以帮助人们从任何一种等级制平衡关系中挣脱出来。民主化的金融真的能够使人摆脱旁观者的身份。

金融制度还处在一个持续演变的过程中。虽然它现在还不完美，但是它正在逐步被改善。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讨论过的，这种制度是由多种不同的职业以及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所要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承担的责任界定的。如果一个人每天都观察这些不同角色的工作，那么这个人肯定能够感受到当代社会中类似等级制的行为已经减少了很多。

苏联的列宁、土耳其的凯末尔、日本的福泽谕吉、中国的孙中山和毛泽东、阿根廷的贝隆夫人和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等社会领袖都憎恶等级制，并且号召民众也对其抱有厌恶的态度。这些精神领袖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他们这种共同的态度证明了全球范围内对等级制或其类似制度的反感。正如同这些思潮代表着我们的社会取得了更高程度的文明，在商界，针对类似等级制行为的启蒙思想也正在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

我在耶鲁大学执教已经30多年了，这所大学在过去几百年间也经历了一个逐步从培训中心演变成为美国精英家庭提供教育保障，再变成今天这种为全世界教育事业服务的机构。由于其捐赠基金管理卓有成效，耶鲁大学也被人们视为一所具有超前金融知识的学校。耶鲁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以全球教育为己任，与美国政府没有必然的关联，它也是非营利机构，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它的目标很多都是社会性、福利性的，能够折射出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团体的社会态度。

19世纪那种强烈的贵族主义或“上等社会”意识现在已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消退。《社会名流录》是一本记录美国境内富有和有社会影响力的家族的刊物，能被收录其中就代表着一个人进入了精英阶层，而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身份象征。时至今日，这本刊物里记载的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富人和社会名流的后代，而主流社会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这本刊物了。英国的同类出版物《伯克贵族名谱》和欧洲大陆国家的《哥达年鉴》都遭遇了同样的境遇，后者在1944年停刊。在中国，举人和秀才的全国性名录在1912年之前就找不到了。全世界都展现出一种人人平等的精神，而支持这种精神发展的就是民主化的金融。

引起社会不满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与经济权力伴生的各种假设和掌权者的高傲。那么多普通人羡慕有钱和有权的人的现象也令我们担忧。为什么人们都认为富人那么特殊？即便做了总统的人都觉得不解，罗斯福曾经说过：

显然，无数民众都尊重那些极为富有的人，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令自己拾起同样的态度。我很高兴在接见皮尔蓬•摩根、安德鲁•卡内基或者詹姆斯•希尔等人时给予他们必要的礼节，但就尊崇他们这一点上，举例来讲，我更愿意尊重极地探险家皮里或者历史学家罗德—就算我想尊重富人我也没法逼自己这么做，更何况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认为罗斯福本身就是个富人。毕竟在20世纪40年代，他的家族是《社会名流录》上最显赫的一族，他们的名字占至少一页半的篇幅。但是他不是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也没有把自己视作富人。看上去他与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和富裕阶层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种思维模式或许是影响他推行新政的因素之一，也帮助他把美国的金融市场变得更加民主化。

有时，我们似乎被困在一个武断的经济体里，被迫把一些配不上其地位的人抬得很高，而且被迫吹捧他们。对这种现象的憎恶感可能在短时间内积聚到一种强烈的程度。例如，2011年，迈阿密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宣布要将博物馆更名为乔治•佩雷斯美术馆，这么做是为了感谢这位冠名赞助商，他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他此次赞助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拉丁美洲艺术品和2000万美元现金，总值3500万美元。但是民众对此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因为这家博物馆一直是用纳税人的资金运作，而且当时正在发起一项向诸多小规模赞助者募集2.2亿美元的活动。看上去博物馆管理者对佩雷斯先生的感谢用错了方式，或许应该以他的名字命名某一幢建筑或者某一个展厅，如果这种感谢无法满足赞助者，那么博物馆管理者或许就该彻底拒绝这笔捐赠。在感谢某人的捐赠时，所采用的手段必须充分考虑民众的感受。

但是我们也无法确定人们一定对这种富有的捐赠者抱有任何憎恶的情绪，因为有时有些人确实配得上给予他们的声誉。很多情况下，我们会暂时搁置那种社会对比心理，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和这些捐赠者都没有可比性，有时我们甚至梦想自己或自己的后代能取得和他们一样的成就。

在我执教的耶鲁大学并没有形成一个将冠名权让给出价最高的人的传统，我认为这一点十分令人满意。举例来讲，耶鲁大学的12所寄宿学院都是以知名校友命名的，这些人不是依靠财富而“买到”留名荣誉墙的声誉的。耶鲁法学院和耶鲁管理学院截至目前还没有被任何人冠名—但这只不过是迟早的事而已。如果有人提出要以慈善捐赠者的姓名冠名这两所学院中的任何一所，那么首先整所大学都得对冠名者是否具有这样的资格做出判断，也只有当所有人的判断都达成一致后才会给学院更名。

对富有捐赠者的接纳反映了人性的相互包容性。除了获取财富之外，每个人都有维持自尊的方式方法，所以我们希望自己身处的经济体系允许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实现人类的潜能，我们希望它是一种从根源上就比较平等的体系。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试图变成富人，我们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实现人生的意义。我们意识到，人类建设的经济体系不可能容许大多数人都拥有财富、健康和追逐个性的空间，要达到一种平均的富裕程度势必会在过程中培养出一些异常富有或许也比较高傲的人。

金融的民主化意味着我们所依赖的风险管理机制应该比现行机制更有效，它应该能够预防社会上出现财富和权力随机分配的现象，而且实现形式就是一整套完善的金融合约。金融应该帮助我们减少生活的随机性，而不是添加随机性。为了使金融体系运转得更好，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其内在的逻辑，以及金融在独立自由的人之间撮合交易的能力—这些交易能使大家生活得更好。

本书所主张的金融民主化进程号召改善民众参与金融系统活动的本质和深度，其中包括加深人们对金融是如何运作的基本知识的了解。提供给公众的信息应该可靠，而可靠的信息只会来源于金融顾问、法律代表或教育工作者，这些人扮演的角色都在为培养更加开明的财富管理者提供服务。当更多的人能够体会到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帮助时，他们就不会过度强烈地迷信一帮权力精英在控制着社会经济的运转。目前，大多数人很少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得到这样可靠的信息。相反，他们经常遇到的是推销金融产品的人，而销售人员通常都没有充足的动机把本来应该告诉民众的知识全盘托出。如果金融体系变得更开明，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得到改观。

我们也说过政府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包括通过累进式税制引导财富再分配等，而且政府采取行动时可以做得比现在更精细、更合理，也就不会使人产生财富被没收的错误印象。我们还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网络，这个保障网在运作过程中需要不断被重组和改善。但在金融体系中，人们生活的保障和动力并非来源于政府，而是来自于我们为自己设置的个性化金融方案。政府在整个过程中只是扮演助手的角色。

金融民主化的进程与金融人性化的进程是同步的。由于这种现象的实际存在，金融从诞生之初就必须具有人性，这一点非常重要。而随着我们对人类心理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们在设计金融体系、模型和预测时都要把这些新获得的知识考虑在内。最近几十年，行为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等学科发展起来，它们赋予我们了解人类思维和行动的方法，也为前面提出的金融人性化目标奠定了基础。人并不是生来就招人喜欢的，也没有任何人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的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现有的制度，激励人们更多地展现自己人性光辉的一面。

人性的光辉面包括从事慈善事业的冲动，至少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中，富人都应该具备建设性地将自己的财富捐出去的倾向。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这种倾向应该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富人的捐赠行为有时是为其自身的某种目的服务的，或者是由其自我中心主义理念驱动的，有时他们会招致人们的嫉恨而不是感恩，但是只有当我们认可他们捐赠的重要性时，金融体系存在的意义才称得上完美。

慈善事业也面临着自己的问题，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克雷格•卡尔霍恩的话说：“员工和民众会失去自尊，他们感到自己要依靠别人的捐赠生活—而不是他们本来应得的社会保障。”确实，现实中一些人取得的金融权力被大多数人嫉妒，即便他们将作为权力基础的大部分财富都捐赠出去也于事无补。但是在积累大量财富之后再将它们捐出去的这种行为循环对社会良性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讨论过的，允许人们大量积累财富并鼓励他们捐赠这些财富的机制会促使人们做更多善事。卡尔霍恩描述的那种尊严丧失的现象可以减至最少，甚至可以被这种良性循环带来的好处完全抵消。

这个结论对读者而言或许更倾向于严肃的一面，而缺乏激励性。根据我们目前对人类本质的了解，我们必须持续完善一个能为人类的进犯性本能提供宣泄空间的体系，也就是能够容纳他们的自高自大情绪的地方。出于对整个社会的考虑，这种体系也应当让每个人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有展现自己本性中光辉面的机会。

在我开设的金融市场课上，我要求选修这门课的学生都阅读哲学家彼得•昂格尔1996年出版的《让生活从高处死去》（Living High and Letting Die）。这本书强调了民众当中普遍存在一种漠然的心态，不仅是富人，大多数普通人也一样，他们对受贫困折磨的人的困境毫不关心。昂格尔说，对于发达国家的人而言，或者发展中国家中相对发达地区的人也一样，没有一种理由能够简单地解释这种漠然。他一条条解读人们用于解释这种漠然情绪的常见原因，他的结论是这些理由都是自私且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但是他的抗议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很少有人读他的书，即使听过他论点的人也很少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其他哲学家也曾经辩论过，从思想上要求人们从事慈善事业是无用的，而且他们还认为人性从根基上就是专注于追逐权力的。尼采就是这种观念的倡导者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对于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人而言，他是他们行为的启蒙者。他在《权力意志》（1901年）一文中提出了一种理论：

权力意志是一种原始的影响力体现形式，其他所有影响力都是其衍生品。如果用权力替代人类的“幸福感”，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就会开明很多（因为所有生命都在努力追逐幸福）：人类追逐权力，追逐权力的脚步永不停歇，愉悦的情感只不过是获得权力的一种体现罢了……所有行为的驱动力都是权力意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生理、物理或灵性的驱动力。

对于当代读者而言，尼采的言论仿佛就是在说，人脑本身具有追逐权力的生理基础。但是，他对自己论证的观点说得过头了：神经科学已经证明，人脑中存在许多不同的行为模式，其中就包括利他主义的冲动，而这些都不可能是从所谓统一的“灵性力量”演化而来的。

人性具有一种特殊的冲动，尼采对此没有给予太多关注，但是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人性的主题并不是追逐权力，而是渴望得到表扬。我们在年纪最小的孩子、年纪最大的老人和群体中最弱势的人的行为当中能清晰地看到这种渴望，因为他们是无法获取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的人。

当代心理学研究得出了大量的文献，证明了自我认同的重要性。但是亚当•斯密对渴望得到表扬心态的讨论采用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他的理论与心理学文献所讨论的本质先于存在论趋同，而且这种理论也没能得到应有的认可。亚当•斯密在书中写道，对成年人而言，对赞赏的渴望转化成了对自身可被赞赏的品质的渴望：

当我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值得赞美的行为，或认为自己的行为在每个方面都和人们自然且普遍会给予赞美与认同的那些标准与规则相符时，我们往往会发自内心地快乐。我们不仅喜欢被赞美，而且乐于意识到自己已经完成了值得赞美的行为。

看上去亚当•斯密似乎在说人类对赞美的渴望是人类思维模式中固有的一部分，大脑会自觉地把我们受到的赞美根据其真实本质进行分类，并根据赞美对我们的定位对其进行分类。亚当•斯密强调，大多数人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做出的行为而接受了错误的赞美，都不会感到满足。没有人会对表面上具有可赞美性而感到满足。任何人都想从本质上具有可赞美性。充分认识人性的这一面对经济体系的成功运转有重要意义。

作为人类的本性，当面对真画和假画时自然会有不同的评判眼光，但其实只有极少数专家能分辨真假。一个人可能会认为在自家墙上挂一幅仿制的画已经足够令自己高兴了—毕竟假画也能带来同样的视觉享受。但是人性的本能是不会认同这种观点的，换个角度来看，没有一个人愿意成为他人的仿制品。即便犯下诈骗和暴力重罪的人也不愿意成为别人的仿制品，他们只不过假设和自己处于同样社会地位的人与自己共同遵循同样的道德哲学，而在这种有局限性的哲学范围内，他们的行为是值得别人赞美的。

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特殊社会环境的发展，在这种环境当中，人们发现越来越难找到会把腐化的行为视为可赞美行为的人。

臭名昭著的哥伦比亚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谋杀了数百位公众人物，其中还包括一位总统候选人，他还曾指挥引爆了一架商业客机，导致110人丧生。他最终于1993年被哥伦比亚安全部队抓获并处死，但是他的母亲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儿子为家庭和社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他是一个好人。他的无数支持者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母亲在葬礼上说：“巴勃罗，你一定身在天堂，活着的人赞美你。我们的人民热爱你。你成功了，巴勃罗。”或许埃斯科瓦尔的性格中也有大方的一面。如果他经营的生意是合法的，并且在金融体系中健康发展的话，那么他的那种极有攻击性的性格或许会被引导到更有效率的实际生产中。

当一个国家的领土被军阀统治分裂时，任何人的反社会行为都更容易获得别人的赞美。这样的国家或许终有一天会发展到军阀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其政府和商业还会持续受到腐败、贿赂和世袭等恶习的影响。同样，我们再次看到，有这些恶行的人都认为社会上有一种观念（而且他们认为这种观念已经渗透了社会各个角落）：他们违背的法律都是原本就该被打破的，而他们也必须采取这样的行动维持家人和亲朋的生计。

在人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我们会从内心感到自己应该具备一些值得他人赞美的品质，而不能仅仅从表面上看值得别人赞美。正如亚当•斯密观察到的，正是这种人性内在的意识使人类社会和其相应的经济体系能够正常运转。

最终，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能够为权力斗争提供一个没有硝烟的安全战场。只有通过运用适当的且能够将金融变得更人性化的创新手段，才能建立起这样的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也必须将我们从行为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中积累的知识充分考虑进去。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已知的经济体系能够让人性进攻性的冲动发挥正面效应—但是至少可以缓和其冲击力。

金融制度及其相关的立法就如同战争的规则一样。它们使人类进攻性行为造成的不必要伤害降低，而它们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鼓励着人们表现出更多类似于慈善的人性本能。我们在当代社会中已经亲眼看到，在应对人性最难处理的特征这个问题上，金融体系比其他形式的经济体系做得更好。

在当代金融体制诞生之前，人们对权力的运用显得更僵硬。例如，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交换人质一直都是政府之间能够遵守协议的基础保障性手段。一位国王或许要被迫让自己的王子在对手国居住很长时间，如果在此期间他不能遵守协议或者其他合约，那么王子就会被立刻处死。由于这种措施缺乏人性，所以现在世界各国政府都彻底废止了此类行为。

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还记得布兰登•贝汉1957年推出的舞台剧《人质》，其故事的主线就是一位被爱尔兰共和军俘获的年仅18岁的英国士兵的经历。故事的主人公与一位专门照顾俘虏的同龄爱尔兰女孩坠入爱河，但最终他还是要被处决。这个剧目生动地展现了战争及其战略缺乏人性的一面。

但是当代金融并没有完全取消通过交换人质达成协议的方法。现在，我们将被交换的人质称为“担保物”，也就是说当代的人质是金融资产而非实际的自然人。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种行为被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通过广泛传播的回购协议持续推动着融资业务向前发展。即便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实际上也是一种人质交换行为，在这种业务中，住房（以及购房者应有的收支平衡感和福利感）成为人质。由于购房者无法偿还贷款而提前终止赎回权的做法也会造成人身伤害，甚至会导致贝汉的剧目中描写的那种悲剧。但如果起初就没有担保物的话，是无法达成住房抵押贷款协议的。

我们应该把很多对未来的畅想都寄托于代表金融体系的各类制度的发展上。当今信息技术的发展令我们感到炫目，而这些发展应该能够以简洁的方式与金融创新相互作用。但归根到底，金融制度的发展比硬件和软件的发展更重要。金融系统实质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一个建立在人力基础而非电子元件基础之上的系统，而且人工智能离彻底取代人类智慧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实现我们的目标以及增强人类价值观的关键在于维持并持续改进民主化的金融体系，一个能够全面考虑多元化的人类动机和驱动力的体系。我们需要的是允许人们通过复杂且有激励作用的交易推进自己目标的体系、允许我们的攻击性和对权力的渴求有施展空间的体系，它必须是一个能够将无可避免的人类冲突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角斗场里的体系，而其创造的角斗场从实质上讲必须是和平且有建设性的。

我们如何解读这本书呢？对于一些读者而言，这两个概念似乎是永远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金融”这个词通常都和管理财富的理论及实践联系在一起，它的目标是不断扩充各类资产组合，并通过管控它们的风险及税务负担使得富人更富。本章后面的部分将回顾这种世俗的看法，并对其发出挑战。“好的社会”这个词已经被无数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沿用了很久，它所描述的是一个我们都希望能够身处其中的理想社会，从定义上讲，这个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人们相互欣赏、相互尊重。所以如果用世俗的眼光评判的话，“金融”有悖于“好的社会”所要达成的目标。

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金融与资本主义结合得日渐紧密。自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学者们围绕社会平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他们的议题几乎都围绕着资本主义体制展开，子话题包括社会应有的市场体系、私有产权、法律制度以及阶级关系等。这些体系和问题正在逐步成为世界范围内定义当代社会的基本理念。

从19世纪马克思那些激进性的言论到20世纪米尔顿•弗里德曼捍卫自由市场体系的理论，理论家们的争论似乎都是围绕“工业资本主义”展开的，所谓工业资本主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种现代化的生产、融通和贸易体系。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金融体系的崛起，在这个新的体系里，一度曾为工业生产服务的金融业一举成长为社会前进的主引擎。已经有很多学者著书立说，深入探讨了金融体系的经济特征。在这场思想浪潮中，我也针对市场波动撰写过一些学术论文以及像《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这样的专著，也算做出了一些贡献。当前正在演进中的严重金融危机引发了我们对金融体系的思考，既有局部的问题，也要考虑全局性问题。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将此次危机称为“第二次大紧缩”，它反映出自2007年开始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现象已经可以和1929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萧条”相提并论了，所以此次危机也使得民众开始强烈地排斥金融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在经历这种危机之后许多人不禁要问，金融到底能在社会良性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不论作为一门学科、一种职业，还是一种创新的经济来源，金融如何帮助人们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金融如何能为保障自由、促进繁荣、促成平等以及取得经济保障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如何才能使得金融民主化，从而使得金融能更好地为所有人服务？

《金融资本主义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Finance Capitalism）的作者乔治•W•爱德华兹认为大型金融机构串通一气，在布局巨大的阴谋，而J•P•摩根就是他们的领头人。在“大萧条”时期，许多评论家和广大民众都将自身遭遇的不幸归罪于金融体系，他们认为金融其实就是封建制的再生，唯一的不同就是金融家取代地主获得了统治地位。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就说过：

金融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也是不道德的。在此体系之下，遵循市场规律这一逻辑成为掩盖一切错误的借口。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评论2007年的恶劣金融危机时也说过：

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就是金融体系偏离了本质，而且它也无法回归本真了。当务之急是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危机带来的灾害。

亚夫林斯基是苏联解体后为俄罗斯撰写《500天过渡计划》的人，他在这份计划里详细描述了如何将俄罗斯经济转轨到自由市场经济轨道上来，而俄政府最终任命他为副总理，负责该计划的实施。此次危机发生后，他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2011年，他出版了一本新书《真实的政治》（Realpolitik），他在书中一个名为“结构性转变”的章节中提出：

发生根本的结构性转变的原因是主要发达国家道德逐步沦丧。诱发结构性转变的事件通常就是金融业及其关联服务业的高速发展。

在本书中，我认可大多数评论家的部分观点，但是面对这些问题所应采取的变革应该覆盖面更广，而不能仅仅抑制金融体系的创新能力。如果我们把精力都用来批评金融体系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那最终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我们能够扩展、纠正和规范金融的发展，那么我们仍然有能力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同样的繁荣和自由。

撰写本书的同时，我们仍然生活在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正因如此，我们通常把金融与近期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比如说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引发这些问题的法律和制度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把眼界放得更宽、更远一些。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金融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演进。一些发源于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创新能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迪拜和东京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邓小平于1978年成功地在中国大陆启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起始阶段是将其他已经取得成功的汉语地区（比如香港、新加坡、台北）的经济体系借鉴过来，通过与中国内地国情的结合和演化，其体系日渐完善。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进程起始于纳拉辛哈•拉奥总理执政期间，执行人是曾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学习的曼莫汉•辛格，辛格当时任财政部部长，后来也成为印度总理，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进程使当代金融可以在更自由的空间内发展。俄罗斯于1992~1994年执行了凭证式私有化项目，执行人是叶利钦总统手下的部长阿纳托利•丘拜斯，该项目是在亚夫林斯基的计划基础上改进生成的，是俄罗斯政府精心谋划后采取的一种强力推进经济转轨的手段。其初衷并非是要使金融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深入渗透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而是要使得俄罗斯民众所拥有的资本总额名列世界第一。

这些手段或者体系原本是为金融业相对较发达的国家制定的，突然将复杂的体系强加到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当中必然诱发各种问题，在经济转轨期间，投机者将大量财富敛聚到自己手中，而民众对这种社会财富向少部分人汇集的现象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但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都呈现出金融体系繁荣发展的现象，其经济增速也令人称羡。此现象也不仅仅局限于这几个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在未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之前，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独联体成员国、中东各国、中非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过去的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都有年均6%的增幅。

除此之外，世界各国通过一系列协定组建了多家全球性机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复杂的金融工具促进全人类的发展。世界银行成立于1944年，现在已经扩展为世界银行集团，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门前陈列着该机构座右铭的浮雕—“为消除世界贫困而奋斗”。世界银行为多边发展银行组织开了一个头，后来陆续出现了非洲发展银行、亚洲发展银行、欧洲重建及发展银行、泛美发展银行等同类机构。

当今社会，现代化金融机构随处可见。但是人们应该意识到并非只有股票或债券才能代表金融市场。或许读者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农产品的价格也与金融产品息息相关，它们的价格对期货价格的影响和股票及债券价格的波动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谷物交易市场同样也是一个金融市场，它需要使用和股票市场类似的科技设备，也存在价格的波动，并且对实体经济也产生相当的影响，仅从这些对比上讲我们可以说谷物交易市场也是金融市场。全球范围内许多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这些市场上商品价格的波动，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能体会到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从而也说明把这些机构带上正轨的重要性。

20世纪70年代，金融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甚至曾一度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寻求变革，这不能不称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我们正在迅速告别历史的象征。

当代共产主义理论发展的巅峰时刻出现在1848年，当年欧洲主要城市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民众起义。这些工人阶级自发的反抗运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而且从根源上讲，工人们起初并没有提出任何共产主义的诉求，他们只是简单地反映了草根阶层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但正是这些运动为共产主义生根发芽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

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这些民众起义的重要性，在共青团（一个曾经为基督教会所领导的组织）的帮助下，他们于同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他们在书中提倡暴力革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也成为1848年开始的革命运动领导人。虽然当时的革命并没能持续太长时间，但是他们宣扬的理论已经被民众视为替多年以来一直沉默的阶级说话。

“共产主义”一词源于古法语词汇“commun”，意思是普遍的，同时也反映出这种思想体系的核心信条—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应该由全民共有。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之所以要由全民共同拥有资本，目的在于打破产生贫困的恶性循环：

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之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社会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

马克思从来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劳动者无法获得资本。他暗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发展的目标完全由上层社会决定—所谓上层社会也就是拥有资本的人，而普通民众没有发言权。虽然他的理论中没有明说，但是根据推理，在这样一个体制内，贫苦的劳动者是永远不可能从银行获得信用贷款的，也永远不可能从富有的投资者处获得风险投资。

但如果仅从理论上讲，在一个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只要你能想出不错的赚钱的点子，你就应该能获得贷款。我们现有的资本主义体制还并不能完全实现这样的理想，但是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民主化的进程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参与金融活动的大门正一步步向全民敞开。我们必须怀着美好的理想，让这种趋势继续沿着正途发展下去。

我承认现实中存在各种障碍，怀才不遇者并非少数，更不用说将才能转化成财富。比如，来自偏远地区农村家庭的不识字的年轻人很难有机会在大城市的某家银行寻求到做生意的启动资金。阻碍这部分人群获取资本的社会障碍确实存在，这种障碍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同样数额的贷款由于地区差异和科目差异，借款人所要支付的利息大相径庭。发展经济学家埃斯特•达弗罗对此现象总结说：“这些证据的存在使得我们很难相信信贷市场已经接近其理想状态，至少在发达国家还没有做到，在理想状态下，信贷市场应该能使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投资之间毫无关联。”

但这种现象并不代表金融体系的本源性问题，其存在只能说明我们需要对金融体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民主化、人性化和扩大化改造。财富分配这个基础问题在马克思倡导的新社会中依然存在，这个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教育系统的改革得以解决。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已经开始通过改进公众教育和沟通方式等措施逐步改善分配体系。

我们已经确确实实生活在金融体系蓬勃发展的时代，对此我们不应感到后悔。为了督导金融机构在运营过程中将社会利益摆在第一位，我们确实要通过一些法律法规对它们进行约束和引导，但最终这些机构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还是由它们运营的理念和它们所掌握的权力决定。我认为，金融机构及金融变量应当与朝夕变化、季节更替和潮起潮落等自然现象一样，对人们生活起到指导和规范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也别无选择。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提出将取消金融体系作为一种可行的社会制度，不过我们可以用其指代一些金融机构发展较落后的市场经济体，毕竟当今世界上一些相对贫穷的国家和地区还处于这种状态。就算我们想要大肆批评现有的金融体系，我相信也绝没有人会把其他可选的生存状态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

身处金融和非金融领域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互相帮助，从而发现并了解经济体系存在的意义以及其扮演的社会角色。这个使命说来容易做来难，主要因为三个原因：其一是现有经济体系使得财富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其二是现有经济体系结构过于复杂，其三是人们被迫在体系内进行各种博弈，而博弈的结果往往要么令人无法满足，要么令人十分不快。

给一个概念下定义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如何定义金融体系（并且是正确定义它）能够为我们将来摸索出一套与之相关的可行理论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个定义还应该为金融如何运作制定标准，应该告知商业、公共事业以及政治的领导者们，如何通过捕捉金融界新兴的发展动力实现更广泛的目标，其中既包括朝着更加充满活力、更加繁荣的经济状态发展，也包括抑制金融的过度膨胀、平抑金融的波动性，以及如何使得金融能够为所有发达经济体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等。

广义来讲，金融是一门研究目标构建的科学，也就是如何通过必要的经济手段实现一系列目标的学问，以及如何管理实现目标所需的资产的学问。所要实现的目标可以由家庭、小企业、大公司、民权组织、政府乃至整个社会提出。人们可以提出各类目标，比如支付孩子上大学的费用、一对夫妇退休后的经济保障、新开一家餐馆、为医院新建一栋大楼、打造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甚至一次登月之旅，只要目标明确，参与各方就需要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实现目标，通常还需要有人提供专业的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与工程学极其类似。

有一个通常被人们忽视且令人费解的事实就是金融的英语单词“finance”源自于拉丁语当中一个常见词，其意义就是“目标”。词典中的条目告诉我们，这个单词源于拉丁语“finis”，通常被译为“终点”或“完结”。有一本词典还特意指出，“finis”之所以演化成为“finance”，原因在于金融的原始形态之一就是债务的终止或完全偿付。但为了方便本书中的讨论，我们就引用“finis”最古老的意义，即指代“目标”，和当今使用的英语单词“end”有同样的意义。

绝大多数人对金融的定义都是狭义的，但是为一个行动提供金融服务就是在为取得行动的最终目标构建可行的方案，其中就包括通过充分的管理保护和保存相应的资产，使得这些资产能够为目标的实现和延续提供支持。

金融所要服务的目标都源自民众，这些目标反映了我们每一个职业上的抱负、家庭生活中的希望、生意当中的雄心、文化发展中的诉求，以及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金融作为一门科学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到底哪些才是其服务的目标。换句话说，金融学本身并不包含一个特定的目标。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金融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其他的目标，即社会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门功能性的科学。如果其运行脱轨，那么金融的力量将颠覆任何试图实现目标的努力，正如过去10年间我们在次贷危机中看到的那样。但是如果它能正常运转，金融就能帮助我们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

想要实现目标并有效管理过程中所需的资产，通常需要许多人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这些参与者需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将自己掌握的信息集合在一起，他们还需要保证每个参与者的动机都是相同的。试想一下，新建一座实验室、资助一项医学研究、新建一所大学或者新建一条城市地铁，只有金融才能为这些基础设施或者机构的建设提供必要的规划。如果金融不负众望，那么它就是帮助我们实现美好社会的最佳手段。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越深入，就越能明白当下金融创新的必要性。

经济学家和金融从业者平日里对金融的定义和讨论经常都是从狭义理解上展开的，这与本书中讲的概念有很大差别。学术界对金融的研究大多数以短期交易策略和结果为对象，同时也针对与之相关的风险控制等话题展开讨论。在这种标准范式下，金融学其实就是为投资者谋划收益最优的投资组合的学问。与此类似，华尔街的日常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集中于高度细化的分工当中。但是这些仅仅反映了金融的一部分内涵。

金融从业者核心的工作之一是撮合交易，也就是创造新的项目、构建新的企业甚至塑造一套新的体系，不论这些交易的规模大小，正是此项工作将通常散落在各处的个人目标结合在一起。各种金融方案（包括付款方式、借贷方式、抵押融资、发行股票、激励计划以及退出策略等）只不过是这些交易的表层元素而已。撮合交易意味着推动各类方案的执行，而这些方案能够促使现实中的人们采取实际行动—通常情况下采取共同行动的将是一大群人。普通人如果不能和别人合作，那么基本上都无法创造持久的价值。即使最典型的独行诗人也需要经济来源，才能展示他们的才华。具体一点儿说，诗人也需要生活的基本收入，需要发行人，需要印刷商，需要读诗会的组织人，需要有人为公共读诗会建造适当的场所，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套隐性的金融架构。

针对同一项金融方案而言，所有参与者都需要明确同一个目标，都需要各尽所能，都需要承认风险的存在；他们同时还需要彼此信任，相信别人会和自己一样尽最大的努力朝着同一个目标奋斗，也需要相信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根据现有的最好的信息所做出的必要举措。金融可以为这些工作提供必要的激励机制，保证目标能够顺利实现。

除此之外，金融还和探索我们生存的世界以及其中蕴含的各种机遇密切相关，因此金融与信息技术也密不可分。只要有交易就有询价，也就是说，就有机会让我们探寻交易标的的市场价值。询价的过程能够揭示人们的感受和动机，也能挖掘出不同的人群之间进行交易的机会，从而也有可能促使人们制定更远大的目标并为之奋斗。

除了作为一门构建实现目标之路的学科之外，金融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技术。正是作为一种技术，我们才能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看到它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古代人们用货币进行借贷开始，逐步发展到近现代的抵押信贷市场，以及为了保证这些新型手段能够延续的法律法规等。它将来也一定会持续发展。金融已经具备了为未来服务的特征，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及伴生而来的对生活富足的要求，金融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推动力—推动平等社会宏伟目标的最终实现。

解决马克思提出的问题的真正良方并非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反而应该进一步改进这个体系，使其更加民主化。所谓改进这个体系就是使其为平等社会的宏伟目标服务，这一直以来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对于那些激进分子而言这可能令其失望。

对许多领导人而言，规划金融的未来总有一个核心的障碍，那就是他们需要理解金融可以帮助我们在越来越宽广的社会阶层中广泛地分配财富，金融创造的产品可以更加大众化，也可以更好地和社会经济融为一体。

就第一点来讲，金融理论中没有一条明确地提出资本应该由少数“大亨”掌控。试想保险、房贷和年金这些基本的金融创新产品在民众中广泛地传播，过去一个世纪里，它们共同保障了上百万人的福祉。通过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创新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将使财富覆盖的范围扩大，从而逆转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的趋势。

针对第二点来讲，创设金融机构时如果真正以人类的品性为核心，那么他们就能更灵活地调整金融创新以适应人类生活的需求，也可以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加平稳地运转。这意味着心理学家应该加入金融业的大圈子，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在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方面所取得的革命性成就也应该纳入考虑。这也意味着我们要磨平金融体系现有的棱角，也就是人们一旦犯错就会引发危害的因素。这也意味着在人们签署金融合约之前应该被告知合约的真实信息，其中包括这些合约在未来可能给人们造成的各种损失，这样的话他们在签订合约时就能结合自己的情绪和期望更全面地考虑。

如果我们对历史发展的轨迹进行推演，我们很有可能极大地延展金融体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的介入，但是政府干预的手段不能阻碍市场自发的解决方案推进。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政府的任务就是为参与者制定清晰的规则，这些规则一方面保护消费者，另一方面提升公众的利益，在此规则引导下，市场参与者都尽最大努力相互竞争—争相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由于当今的金融市场已经全球化，并且信息传递也达到了即时化，所以在制定规则时面临的真正挑战就是如何保证其具备全球性视野。

1995年，比尔•盖茨的著述《未来之路》问世，他在书中对信息技术时代的生活做出了一系列预测，其中不乏一些美好的幻想。他那些有趣的设想中的绝大部分都还没有成为现实。比如，他认为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将会用影像记录自己的一生，也就是随时随地都开着摄像机记录自己的一举一动，这样晚年时可以回顾自己的影像自传。这个点子虽然可以引发读者的无限联想，但毕竟没有成为现实。盖茨没能预想到一些根本性革新的出现，其中就包括eBay（成立于1995年，即盖茨著作问世的同年）、Wikipedia、Facebook.com、LinkedIn.com，Zipcar.com，CouchSurfing.org以及上百万同类网站的诞生，这些网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不能算作他的失误，实际上根本没人能预测到这些现象的出现。我们更应该思考这些创新事件发生的过程，以及为什么它们在特定环境里发生的概率更高。这才是金融真正应该关注的主题。

比尔•盖茨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或美好社会的理念提出任何设想，他的书更多地在讨论工程学上的细节。他的预测更多地涉及细枝末节，与一些精彩的小点子相关。他也没有刻意预测遥远的将来会发生什么。真正的话题在于，当社会的复杂程度和信息关联度达到相当水平之后，资本主义能为社会良性发展做些什么？哪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当与其他小事发生碰撞时，能激发出潜力强化我们对生活富足的感受？用Facebook这个“小”事来说，比尔•盖茨1995年没能预测它的诞生，但是我们可以用它联系上多年未见的朋友。对于实现平等社会的宏伟目标而言，这件事重要吗？如果说这个网站使人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更加完整，那么它应该算重要。

21世纪，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它带来了数目可观的且经常令人害怕的变革，因为我们看到智能机器正在快速取代人类。一个名为Soar的计算机程序不仅可以和真人进行对抗游戏，而且还能自己学会玩新的游戏。IBM一个由大卫•费鲁奇领头的小组开发出一个名为DeepQA的程序，它不仅能进行话语识别，还能回答常识性问题。他们曾在电视节目“困境”（Jeopardy）上对这个程序进行模拟测试，这个程序打败了几乎所有真人参赛者。

这些新发明听上去就令人胆寒。我们当然都想锻炼自己的技能，只有这样才能在工作中有效地竞争，才能最终取得成功。如果一些技能是机器能够取代的，那么锻炼这些技能就是白费工夫。不幸的是，我们无法预测哪些技能是最终无法被取代的。

劳动力经济学家弗兰克•利维和理查德•J•默南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新劳动力分工：计算机如何创造新的就业市场》（The New Division of Labor:How Computers Are Creating the Next Job Market）一书中讨论过，计算机正在逐步承担一些重复性日常工作，但是它们还无法承担需要“专业思维”或“复杂沟通”的工作。实际上，计算机由于需要这些特定的人类技能进行操作，反而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不会使这些技能变得没用。

专业思维指的是能够从更广泛的视角思考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能够将不同立场、不同渊源的信息结合在一起思考的能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什么事情是新的、什么事是多年前就发生过并已经被遗忘的。利维和默南给出的一个例子是现代汽车制造商都需要的自动化机械师，这种机器对于微机化的诊断程序相当熟悉，它知道哪里能采购到便宜的零件，能够识别不同客户的需求，并且可以通过试驾判断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改进措施。

复杂沟通指的是人际交流技巧和对复杂谈话环境识别两种能力的综合。利维和默南给出的一个例子是律师，身为律师的人不仅深谙法律条文，能够理解在客户当前的情境下如何操作才能保障客户利益最大化，并且能把他掌握的法律知识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传递给客户。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很难预测哪个大类的工种能够幸存下来，任何一个大类之下都会不断衍生出需要专业思维和复杂沟通技能的工种。但是从广义上讲，金融是此类工种最容易存活下来的领域，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与金融相关的工作和上面讲过的机械师和律师都有共同点。金融从业者必须像机械师那样了解金融工程包含的技术成分，也必须能够将这些知识和感受应用于为人类解决问题上。金融从业者也必须懂得金融机构的内涵（以及规范其运作的法律框架），并且具备把这些知识传递给客户的能力。

新旧更替的过程多年来一直都是金融创新发展史的重要特征之一。19世纪40年代，纽约街头有很多小男孩在不同的银行之间来回奔走，他们负责帮人传递支票、汇票以及其他类型的议价工具，并从银行取回黄金或其他等价银行票证。但是1853年纽约清算所成立之后这种现象就消失了，当时的纽约清算所共有54家银行成员。这一创新并没有用上任何电子设备，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算不上什么，但实际上这是信息技术领域一次重大的创新。每天早上10点，所有主要银行成员的代表都会齐聚在一间大屋子里，每家银行有一个固定的席位，所有席位围成一个大圈。人到齐之后，大家会一起站起来，顺着同一个方向把其他53个席位都检视一遍，所有人都同时进行，最终每个人手里都收齐53份文件，每份代表一家银行的情况。整个过程不超过6分钟。此后任何银行间的欠款都会以黄金或票据形式进行结算，并不是银行间互相支付，而是统一付给清算所。由于这个发明，街头传递票证和现金的职业消失了，但是金融业却没有随之消失。

计算机的出现使得清算技术取得了明显进步。像DeepQA那样的智能系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学会在“困境”那一类节目中回答与金融相关的问题。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升级，许多人开始猜疑一些现有的工种在未来将面对怎样的命运。但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计算机还无法为人们到底应该如何管理投资组合提供建议，无法在公司之间撮合交易，无法向大学推荐研究项目，也无法从事其他诸多工作。因为金融最终还是为帮助人类实现目标服务，这个任务是机器无法取代的，机器充其量只能应付最基层的工作。

在本书中，我们将了解到，对金融进行进一步民主化改造，意味着创造更多为民众所开发的金融方案，比如提供金融建议、法律建议以及金融教育，同时还要运用一些为全民化方案服务的技术，以保证所有人都能更明智地参与金融系统。

金融活动需要耗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相当数量的资源，这个趋势在过去几年中变得尤为明显。2010年，金融企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1%，延续了一个长期的上升趋势。相比之下，1948年时这个比例仅为2.3%。这些数值还不包括与金融相关的行业所创造的产值，其中就有保险业。信息技术革命完全没有影响金融业工作的数量和范围。

对于某些批评家来说，目前金融活动占美国经济整体的比例太高，而比例持续上升的趋势值得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凭什么说这个比例的确过高，或者说我们高度发达的经济一定要配合一个不断上升的比例呢？我们是否真的有评判标准？美国民众在餐馆就餐创造的产值相当于金融业产值的40%（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7%）。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说在餐馆吃饭是一种浪费，人们都应该在家自己做饭呢？

我们至少要承认金融从业者所做的事情中有一部分是有建设性的：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在对各类业务进行估值，并且引导社会资源投向其中有发展潜力的一部分。但是其他一些金融活动，比如和市场赌方向、进行高频交易或者兜售可疑的金融产品，都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

根据阿尔君•贾亚德夫和萨缪•鲍尔斯的测算，2002年，美国约19.7%的劳动力在从事与保卫相关的工作，包括督导员、安保员和军人等。我们花在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和设施、财产安全上的钱比花在推进金融体系发展上的钱多得多，但是很少听到民众抱怨军人比例过高，这个现象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

尽管金融体系最终要为平等社会服务，但是其功能无法简单总结出来。这个体制代表了众多机构、工具以及市场，其广度和交叠程度令人瞠目，体制内任何一个元素的演进都如同汽车和飞机的发明过程一样，而且它们还在持续不断地向前演变。

金融创新是一个被人们低估的现象。根据古歌•格雷姆的说法，“金融创新”这个词组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为人熟知。这个词组最早被用于指称当时刚刚兴起的金融期货市场。在那之后不久，专利局开始接受金融创新专利申请。举例来讲，1982年，美国专利及商标管理局向美林的前身颁发了第4346442号专利证书，认证了其对“现金管理账户”的发明权。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专利局为什么在此前那么长时间内没有认定金融创新可以被列为专利呢？原因要追溯到1908年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在“酒店安全检查公司对簿罗润”的案件中做出的判决，此项判决直到美林获得“现金管理账户”专利前都一直有效。1908年的法院认为，一项业务模式不论是否原创，都一视同仁不予专利认定。在此案当中，法院强调当时争议的焦点是在会计工作中发现诈骗的一种手段，对这种手段赋予专利只不过是使用了纸笔和商务常识而已。我们从判决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法院希望看到的是通过“实体物理形式形成的”创新活动。因此直到1982年，美林在创新过程中使用了计算机，金融创新才具备了获得专利的可能。以1908年的观点来看，一台被设置了专门程序用于执行金融服务的计算机可以被视为实体物理表现形式。

向金融创新颁发专利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金融创新通常与经济的全局紧密相关，它们有可能引发各种后果，包括在市场中制造赢家和输家，而这些后果直到多年之后才会显现出来。为金融创新申请专利的人无法证明此项发明的功效，正如一个机械设备的发明人无法向专利局展示其作用一样。由于金融专利总是与人们最易受伤的属性发生互动—人们的希望、人们的承诺甚至他们一辈子的积蓄，所以从根源上讲，给金融产品发放专利本身就比给一个工程制品发放专利要招来更多非议。金融专利中有一些是不需要复杂的计算机程序支持的，这一类专利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通过某种较为基础的方式运作了很久，或许有些的历史都已经无处追溯。确实，人们对金融专利的第一印象都是认为它们缺乏实体物理器械所体现的那种真正的创新精神。

尽管停留在企业和社会创新这个层面，没有孤独的发明家独自在实验室埋头钻研那种精神，但是金融创新的过程仍然极其重要。如果要我们说清金融的本来面目，或者解释金融如何取得成功，无异于让我们射击一个移动的标靶。社会的领导者们要明白金融创新是一个杂乱的过程，有时候还伴有破坏性。在本书中，我不仅介绍各类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而且加入了对它们未来创新和改革方向的建议。

本书旨在建立一套关于金融体系的可行理论，用于引导人们继续推进关于金融与好的社会的讨论。本书的第一部分介绍了金融体系的现状，既描述了当代金融体系是如何构建的，也推导了其未来的构建方式。这个部分梳理了金融界各种角色及他们应负的职责，从投资银行家到律师，到监管者，再到教育者。第一部分检视了金融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就是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得经济成为一个鲜活的主体的各个部分，这些组成部分的表现形式就是因不同因素而通过不同的组织结合在一起的人们，他们通常都有特定的传统，也有独特的行为方式。

社会上流行着以抽象的概念界定金融体系的倾向，在我看来这个趋势是不幸的，我们不能把金融体系简单等价于股票和债券，也不能等同于一些算术等式的组合。引领金融体系发展的是活生生的人类个体，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他们已经将这种角色想要达成的目标转化成了个人奋斗的目标，也把这种角色应该承担的责任转化成了个人应负的职责。任何一个社会角色都有其独特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最终都取决于扮演这个角色的人能否坚守这些准则和规范。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广泛审视这些社会角色，让读者从宏观角度了解金融体系真实的运作方式。在讨论这些社会角色的过程中，我们同时探讨了如何对他们进行改进，还有金融创新如何影响这些角色的功能，以及金融创新如何使扮演这些角色的人更有效率地工作。

我们在当今社会中看到人们对金融体系抱有敌意，其表现形式就是对扮演某些角色的人做出愤怒的举动。本书第一部分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认可这种社会敌对情绪存在的前提下，通过逐个分析，让读者们明白为什么金融体系内特定的角色总是充满争议。

本书的第二部分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审视第一部分中介绍的各种角色共同创建的金融体系，同时说明这个体系还有改进的空间，并针对此问题提出建议。第二部分既探讨了金融体系的优势和激情，同时也揭示了它的焦虑和崩溃，所有议题都围绕金融和好的社会这个主话题展开。现有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与金融理论是一致的，它具备一种能够激发人类思考的魅力，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它还有很龌龊的一面。我们经历过不止一次的金融危机，但这只是金融的一方面。金融的龌龊之处使得一些人想彻底放弃金融体系，但这么做无异于削足适履，只会使我们丧失实现珍贵理想的能力。

回顾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的社会取得今天这样的繁荣和文明是不断调整金融体系操作技术的结果，是金融理论激发创新的结果，也是根据人类本性不断革新的结果。本书在第二部分中逆推了金融体系之所以能越来越好的历史轨迹，同时也为未来几十年中如何改进这个体系提出了明确的建议。

本书的结束语简要讨论了三个话题，一是金融体系内的权力是如何被使用的，二是我们对亲眼所见的权力的高度集中的反感情绪，三是在金融民主社会中应如何管理这些权力以及如何使其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