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福利就是大忽悠
文/ 叶子风 知名评论人
我是学经济出身的，自己开过公司，在国企民企也都混过。以前经济学的论著还读的比较勤，但近随着经验的积累，已经分辨得出哪种理论更靠谱，也就渐渐失去了阅读这方面书籍的兴趣。我总觉得，对于经济学的许多重要话题，自己都有了一套固定的看法，别人很难说服我，我也不关心别人有什么特殊的见解。像这种本书谈论的“收入再分配”，我一贯的立场是，政府不应该行使这项职能。理由很简单：我们为什么不能支配自己的钱，而要把钱交给政府去重新分配呢？政府是由一群官僚组成的，他们高高在上，怎么可能知道如何分配才更合理。更重要的是，这些官僚是要吃饭喝酒叫鸡的，他们花费要从我们的钱里扣，实际上我们交给政府的钱，有一部分给了他们，还有一部分由他们给了自己喜欢的人。这样的观点不是我从经济学教科书中学的，而是我从中国的现实中总结出来的，政府是最低效率的组织，他们插手什么就黄什么。当然，宪政下的民选政府会好一些，但估计也好不到那里去，因为受到监管只是行为有所收敛，但其官僚运行机制相去不远，同样是低效能和资源挥霍型的。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得狠狠按住国家的有形之手，不能听政府吹牛什么社会正义，而胡乱地搜刮民财，然后“再分配”。当个良好公民，我们就该把钱牢牢握在自己的手里，我的收入我做主，我爱怎么用怎么用，慈善也好，被慈善也好，都不需要假手于政府。那些政客和公务员是个屁啊，他们凭什么比我更有良心，更懂得如何支配我的收入。
我买这本书纯属偶然。书店里，我随便翻了几页读读，觉得此书作者不错，大体和我持相同看法。既然见解差不多，一般说来，我就觉得没什么买回去的必要。但那天就是鬼使神差地，我牵着它去了收银台，然后又把它领回了家。原因之一是作者图洛克，我的书架上至今没有他的一本书，买它是出于补缺的心理。原因之二是最近网上总看到有人吹捧北欧的福利国家，恬不知耻地唱衰自由市场，心里阵阵窝火，就买它泄愤。本来对此书不抱期望，因为觉得反国家福利、反国家再分配乃是经济学常识，读多一本这类的也不会有什么惊喜。但读着读着，但读出味道来了。有些道理，自己领悟出来是一回事，从学术权威的嘴里出来又是另一回事——格外掷地有声、铿锵有力。比如，我在大学里被传授的两条常识：一、俾斯麦虽然最早推行社保制度的，他却不是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二、福利国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高于自由资本主义。在这位公共选择学派的大师眼中就显然不是常识，而是胡说八道了。他一句话表达出了相反的意见：
“现在我们所认为的福利国家是俾斯麦发明的，其特殊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政治上可行方法打败社会主义。”
不要小看这样的细节。我们很多挂在脖子上光灿灿的常识，正是由一个个小小的细节串起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那是赝品，还到处炫耀地拿给别人欣赏。例如，加拿大的政府医疗服务经常被知识分子夸赞，用来贬低美国更私人化的医疗体系，图洛克则提醒我们，人的行为要比言语更能说明他的选择：
“加拿大是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几乎所有的人口都居住在靠近美国的边境上。他们有一个政府提供的非常充分的医疗服务体系，并且实际上对医生的治疗付费是非法的。结果就是只要负担得起，每个人都向南驱车50英里，到美国看医生。有趣的是，你现在在加拿大可以购买到健康保险，以支付你往美国的路费以及在美国的保险费用，不久以前，魁北克的首相在选举中还谈论加拿大的制度多么的完善，刚当选不久他生病了，迅速地被送往一家美国医院。没有人对此感到奇怪。”
图洛克还告诉我们，福利国家并不像它宣称的帮助了穷人。“如果对福利国家的一般评价是它帮助了穷人，就令人感到惊讶了。然而并不是很明显，它通过直接转移使穷人得到的帮助比他们在更传统的制度下得到的帮助多，而且它确实引发了小幅度的经济增长，造成的结果是，穷人在长期中——跟其他人一样——状况会恶化。”究其原因在于，“政府部分来说是生产公共产品的机器，但现代福利国家更是一个向那些因为某种原因而拥有了政治权力的人创造转移支付的机器。”其实就是说，为了穷人而福利是幌子，某些政客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从中获益了，但他们并不是穷人。福利政策是把水搅混了，然后有人偷偷摸鱼。
如此严词谴责福利主义，肯定不受人欢迎。但图洛克的论证过程是严密的，令人心悦诚服。前阵子我和一位芬兰留学归来的朋友聊天，他是金融专业的，告诉我北欧的福利制度如何过度透支了财富，令未来几代人的负担沉重，前途黯淡。在这本书里，我看到图洛克也从类似的角度剖析了同样的困境。他说，“福利政策刚开始实施时，大部分人会享受到短暂的好处，但是所有的后代却会因此显著受损。这几乎可以说是转型红利陷阱的完美案例。这也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很不幸的缺点。那就是后代不可以（在现在）投票，因此，当代人不必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这可能是一个以后代人的福利为代价使当代人受益的例子。” 这一段还让我想起弗里德曼，他说的更直接了，社保制度就是庞氏骗局。
对于国家提供的公共教育，图洛克也是不遗余力地抨击。他像弗里德曼一样主张“自由教育”，坚决反对公立教育体制。像我这种红旗下的蛋，从小深受国家教育之害，太能理解他的话多么正确了。他说，“大多数的独裁者也偏爱广泛的公共教育。对他们来说，也许这部分是为了增加国家的总收入，因此也增加了他们的权力、名声和瑞士银行账户里的数额。当然，不管什么恰巧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也是对孩子进行教育灌输的绝佳机会。实际上，这种教育灌输应该是教会为什么时时处处都有很强的兴趣发展教育的根本原因。”
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角色并不光彩，福利国家对穷人的帮助也并卓越，没有证据显示它使穷人受益了，相反却可能轻微地损害了穷人的利益。既然道理如此浅显，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相信福利的神话，不顾事实鼓吹政府干预再分配呢？图洛克说，这是因为“知识界喜欢追随风潮，原因在于，他们与别人一样，没有任何强烈的实事求是的动机，把政府政策彻查清楚。”另外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系于政府的政策：
“新阶层是职业知识分子与公务员的统称。他们在事实上享受到了政府膨胀带来的好处。政府的扩张不仅仅带来更多的职位，也更多地需要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换句话说，他们从中受益。大多数的公务员偏爱它的扩张，甚至抱怨它扩张的速度太慢。从这个现象里，我们可以推断他们也是为‘阶级利益’所推动。”
这一段话，图洛克虽然说的是民主国家的事，但放在我们这个专制王朝同样正确，甚至更正确。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特色的支那国里，头脑最混乱，最坚定地忽悠民众就是知识分子和公务员。这个体制祸害无穷，害了一代又一代，而他们就是体制，他们就是该死的体制。
有两种关于收入分配的无知：一种是，认为收入差距是很正常的事，不需要特别在意；另一种是，认为出于良好愿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总是有益的。在中国，当前一类无知逐渐被抛弃的时候，对后一种无知保持清醒的认识尤其重要。这时，图洛克教授的《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中译本出版，可谓及时。
人类社会天然就是不平等的，而不平等的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收入不平等。在当今世界，面对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府官员们纷纷给出各种解释和政策，而关于这些解释和政策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教育水平、不同的能力、责任不同的工作岗位，收入自然不同。当收入不平等是由这些因素导致的时候，通常不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因为贫富差距的形成过程本身似乎是“公正”的。但是，另一类形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却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不满，比如说，有些人通过他的社会关系获得了别人得不到的资源，或者有人拥有某种政治特权，或者有些人处在垄断部门，……总之，如果说收入不平等主要来源于市场竞争，那么，这类收入不平等就是比较接近于公正的。而如果不平等更多地来源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那么，不平等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不公正。当然，公正和不公正之间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如果一个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从而收入更高，看上去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良好的教育是因为他父亲花钱贿赂了教育部门的官员，或者是因为他比一般人更能利用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那么，更高的收入当中，就有一部分仍然会被人质疑其公正性。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如果出现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结合，那么，市场经济和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收入不平等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技术进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了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y change)，其结果是，在制造业里的大量常规岗位被数字化的机器所替代。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岗位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从传统的制造业中被排挤出来，们如果不能成为电脑替代不了的大学教授、医生和金融家，就只能进入酒店、办公室和家庭，提供熟练的服务。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全球化的浪潮又使得国家间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全球化带来资本和商品的更为自由的流动，劳动力虽然难以流动，但当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卖到发达国家的时候，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只得关门。与此同时，全球真正使得资本的幽灵在世界的上空游荡，在资本家拿着巨款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时候，缺乏资本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加就业，半推半就地打开了国门。在全世界无产者还没有联合起来的时候，如果偏离本国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而过多地为劳动者争取利益，善良的愿望就会筑就通往狱之门。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双重推动下，劳动者弱势的局面得以形成，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
中国在1978年明白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尽管30年前还没有“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这样的词汇，但“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不得不放弃关起门来图发展的旧梦，主动将自己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两个影响全球的事件：中国有几亿的农民进了城，其中一部分至今仍然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流动；同时，市场机制取代行政力量，成为决定中国人收入水平的主导力量，同时也使中国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较优势得以凸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地扩大。在发展至上的政策导向下，大量的经济资源向城市集中，而城乡分割经济政策却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未能充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都向更接近国际市场的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在人与人之间，教育的回报终于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企业的管理者得到了更多的物质激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人提供了更多的施展才能的机会，……人际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整个1980年代，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各种背景的人们都纷纷抓住市场的机遇，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也非常高，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然而，随着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人们日益感觉到，除了国际上的知识济和全球化两大趋势，以及中国自身的市场化趋势之外，一些“不公正的力量正在悄悄地嵌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关系似乎越来越重要，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现象广泛存在，果私人领域的社会关系和公共领域的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腐败便得以孳生。与此同时，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劳动力市场改革大踏步前进。一方面，传统的国有和集体部门有大量的劳动力被推向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进入劳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劳动保障欠缺的背景下行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对发挥中国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较优势功不没，但是，这场竞争却基本上没有对国有垄断部门产生影响。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的行业间收入差距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呈快速上升趋势，而且在形成总体收入差距的过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今天的中国，提高收入，就需要有高教育，要有关系，最好还要有权力，企业家也纷纷从政。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相结合的现象正在出现，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收入流动性下降！
很多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必然的，这话对了一大半。由于中国的改革起点是一个教育回报受到抑制的计划经济，再加上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保持了社会中原有的权力结构，这样的市场化程的确难以避免收入差距的扩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不需要政策关注的问题。政府是一个提供公共品的机构，而人类社会一直需要这样一个公共品，那就是“平等”。人类对于平等的需要既是因为人有将“公正”作为基本价值的需要，也因为不平等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贫困治理、促进健康、增进信任、改善环境等均有负面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追求适度的收入均等并不只是为了“公正”本身，也是为了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恰恰是因为收入的适度均等利于持续发展这样一个公众目标，使得“平等”本身成了社会需要的公共品，而它却是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品。有了这些认识，经济学家就可以告诉人们，收入适度均等化不应该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特别是当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公正”不能达成一致时，出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追求适度的收入均等应该成为社会的共识。
在经过了30年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当代中国，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还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内外“双重失衡”。从内部来看，收入的不均等抑制了国内需求的增长，因此，中国的高速济增长（特别是在1994年之后）更多是由投资和出口这两驾马车拉动的。在国内，由于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于是，政府为了经济增长，常常采取加大政府投资的手段，但这在宏观上造成了供给相对需求的过快增长，又使得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基本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却出现了产能过和通货紧缩的现象。而企业层面则过于依赖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缺乏通过创新提升竞争力的动力，中国的经济增长陷入了过于依赖低成本的困境。从外部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走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迅速扩大，给人民币带来了巨大的升值压力，也加重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宏观风险日渐积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宏观困局源于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由外汇储备高企引发的一系列宏观失衡问题除了与人民币币低估有关外，也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资源产品价格过低有关。从劳动力成本来看，中国在2004年前的十多年时间里，民工工资几乎没有上升过，这与民工市场竞争激烈、社会保障缺乏有关。而1996年之后，城市部门劳动力市场改革加速，又对劳动成本产生了向下的压力。这些条件使得中国迅速成为新的全球性的制造业大国，出口和外汇储备猛增。于是，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又进一步地引发了“外失衡”。
适度地缩小收入差距成为当代中国济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反对任何认为收入不均等无需成为政策目标的无知，我更反对认为经济学家只关心效率，不关心不平等问题的误解。然而，正当我们把适度的收入均等作为一个目标交给政府的时候，我们却可能面临着一种新的悖论，甚至是危险，那就是，政府有可能在收入均等的政治口号下，为特权的存在提供借口，最后，政府的政策是扩大了差距，还是缩小了差距，成为一个未知数。正当经济学家们努力揭示出收入过度不均等可能导致的社会经济后果，以促成合理控制收入差距的社会共识的时候，图洛克教授在《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一书中对政府再分配政策的怀疑不失为振聋发聩的一记警钟。
图洛克教授的一个基本的担心是收入再分配可能过度。他试图说明，在一个投票机制下，贪婪（想有更多收入）和有忌妒心（希望某些其他人收入更低）人可以迫使那些贪婪并且慈善（希望某些其他人收入更高）的人们支付更多的收入转移支付。相比之下，如果慈善的人可以做出个人选择的话，他们将支付得更少些。这种担心从精神上继承了公共选择学派对于政治过程否可能实现社会最优的怀疑。图克还认为，政策制定者（包括经济学）有时可能会成为好事者，会怀疑人们判断自己的效用的能力，从而为包括再分配政策在内的政府政策提供一个理由。不巧的是，有时，我也认为，人的短视行为，或者对于社群内部其他人的行为的模仿，都可能使个人的选择偏离社会最优的状态。政策的干预在理论上是有可能改善会的福利状态的，但是在实中，政府是否能够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我看来，与阐述这本书在中国出版的背景和意义相比，任何对此书内容的过多的解释都可能是不明智的。在这本书里，图洛克教授肯定没有形成有关收入分配政策的完整的看法，但是，在时下中国政府雄心勃勃地要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时候，对于像我一样对收入平等怀有期许的人来说，如图洛克教授那般对政策的形成机制及其有效性保持些许的怀疑，恐怕是非必要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实施某个新的政策得以解决，否则，可能使社会陷于问题越来越多和政府管得也越来越多的恶性循环。
戈登·图洛克是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家。他出生于1922年，在2001年的一份长达57页的简历里，我们可以在第一页读到，他未婚，曾经在1949-1952年间分别在耶鲁和康奈尔大学学习中文，他最近的一个教授职位是在乔治·梅森大学的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之后的一页是他的荣誉和职业经历，再之后，是他的著述目录，长达55页。他最为重要的合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他们共同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引入了政治行为和政治决策的研究。
图洛克教授的同事，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Roger D. Congleton在一篇总结图洛克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成就的文章中说，“公正地说，很少有公共选择学者能够像戈登·图洛克那样对于公共选择研究的许领域贡献得如此之，并且如此深入。图洛克教授的工作不仅考虑了在良好的法律秩序内部的政治和契约关系，而且涉及了寻租社会内部、企业内部、法庭上、交战中的社群内部、酝酿革命的行为当中、以及产生于无政府状态或陷入无政府状态的行为等等那些不寻常的政治行为。他的成果是非同寻常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包括了国家起源理论，官僚主义、独裁、民主和法庭内部，以及科学本身部的决策行为。同样可以公正地说，戈登·图洛克教授使用了相对简单的工具来分析这些深远的课题。……使得图洛克的工作区别于其他使用理性选择方法的社会科学家的是，尽管他使用了简化的工具，但他的工作在本质上却倾向于反对简化主义，而不是简化主义。许多图洛克的工作都使用简化的模型去证明了，与之前人们所认为的状况比，世界显得更为复杂。……在图克的脑海里，决定一项特定研究的价值的是思想和分析的原创性，而不是用来传递思想的文字和数学模型的质量。”
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研究一方面有成为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的倾向，一方面又有沦为快餐化的政策咨询和形势分析的趋势。工具取代了思想，热闹赶走了冷静。这时，一本并不算太新的著作的中文版得以问世，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解什么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而这样的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若干年再读它，仍然觉得它在说当代的事，并且继续在引起新的争论。
2008年6月29日
定稿于上海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