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红书发布全员信,从 5 月 1 日起取消大小周。
或许有读者好奇,为什么媒体叙事里大小周主动权与决定权总在公司,员工就没有选择权吗?答案或许残酷,但无论主动或被动,大小周的决定权自始至终都不可能由员工决定。
一是,大厂业务高歌猛进时,员工业务分工高度精细化,早被驯化成一颗颗螺丝钉,一旦某个项目有人加班必然会关联到其他人正在推动的工作,所以只能一个部门加班或者不加班——所有人被裹挟其中,只能疲于奔命向前冲。
《谁动了年轻人的周末》写到,“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今人们越来越能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异化。一方面,人们能够认识到个人对于庞大的资本机器而言仅仅是一个螺丝钉;另一方面,对工作系统的反抗是不现实的”——翻译成大白话,对身处大厂的许多打工人而言,即便取消大小周也不会让工作总量减少,对很多人而言不过是换个地方加班。
二是,大厂如同一块构造精密的瑞士手表,近万个“齿轮”带动着整个巨大机体的正常运转。一旦有空转、甚至停止运转的齿轮传导下去,会导致走时过快或过慢,这都会浪费公司巨大的人力、时间及纠错成本,管理层必须从制度上最大限度保证每个齿轮咬合传递“精准”。
以小红书为例,公司保持大小周的工作传统就可以每年挤出近 20 个额外工作日,公司陷在一种快速生产——高速增长——快速生产的死循环中,这虽然会给员工带来高负荷、长时间的工作承压,但却可以最大限度确保公司战略与业务调整高效的执行力。
此外,大小周能在大小互联网公司沿用至今,早就不是一种“双向选择”的结果了——很多大厂通过 “圈养”,最大限度缓和着员工的抵触。
一位曾在大厂任职的资深 HR 对虎嗅分析:“营养丰富的三餐,下午茶、零食不限量供应,基础娱乐设施配套齐全,10 点后下班还报销打车费,单身年轻人在这样的职场环境只要安心加班挣钱就行了,换做其他公司这些破事儿谁给你兜啊?说句不好听的,一群进不来大厂、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人为目标清晰的大厂年轻人操心。”
况且,大多数求职者早在面试时,就已经在心底反复权衡过利弊——说得残酷点:想要“活少”就不要贪恋高薪,选择高薪就不要奢望不加班。
所以,即便大厂取消大小周,大厂社畜压力就会减少吗?
很多人或许忘了,在烈火烹油一样的 2012-2019 年,各大社交平台讨论最广、各家公司效仿最多的其实是华为的狼性文化——早在15年前,华为曾整出来《奋斗者申请协议》,要求员工自愿放弃带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费。
华为以一己之力带火了狼性管理和加班文化后,大厂加班制度逐渐成为诸多中小企业为员工画饼的案例素材——诸如“北京一互联网公司被曝工位旁支帐篷”、“某互联网公司挂出‘不畏加班、不念下班’标语”这样的新闻。
吊诡的是,事情逐渐向着更为荒诞的走向发展,不乏公司将加班与奋斗划上了等号——可很多企业的毛病在于,给不起加班费却试图通过“上价值、盯考勤”的强制手段胁迫员工加班,这类企业你和它谈工资,它和你谈加班;你和它谈加班,它开始跟你谈效率。
说实话,并非所有企业都适合推行加班文化或者说奋斗文化。
在传统行业,比如富士康,有订单这种极大确定性的任务时才会要求工人加班,毕竟多组装一台手机就有一份钱;反观互联网企业,很多社畜加班情况则完全不同——一些小公司左突右奔,不过是为了跑通业务的盈利模型,进而拴住更多投资人;而诸如BAT这样的大厂,则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损耗在“部门墙”以及眼花缭乱的会议汇报上。
诚如某大厂员工对虎嗅吐槽的那样,“当员工以抢到会议室作为一天工作的最高成就时,你很难不去思考组织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加班反而变成了互联网企业做大之后的“副作用”。
也就是说,此前互联网企业确实在颠覆传统企业模式,并培养出了更高效的组织,但是如今部分大厂组织架构复杂、人员冗余,这帮人效率低不说,人力成本还“贼贵”。
这其实能理解,大厂快速扩张时会把任务分解到每个部门变成具体的 KPI、OKR,不仅工作量,压力也会从高往低层层累加,结果公司给员工说“我给你钱,你每天精神饱满工作 10 小时”,先不说合不合理,问题是这现实吗?
所以,形式主义加班成为打工人必须精进的一门课程(俗称“摸鱼”),并以此和公司斗智斗勇,相爱相杀,达成某种平衡。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互联网企业逐渐滋生出一种非常冷血的“潜规则”,就是互联网人的“ 35 岁困境”,很多人就因为年龄这个坎被老东家无情淘汰——反正对公司而言,既要“年轻”的头脑,也要年轻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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