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理念》：组织范式的转变

《共生理念》一书是陈春花与海南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秦子忠教授合作的最新成果，他们尝试从一种世界观、一种整体论的哲学视角去看待组织及其管理的问题。

五百年前，现代世界体系诞生，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科层化组织涌现，但今天这类组织面临解体或转型的挑战。传统组织出路何在，未来组织形式何如？

陈春花表示，AI时代的组织面临两大关键变量——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双重变革：技术环境让人际交往、自我意识活动参与经济价值创造，时间的价值从“效率”转向“意义”；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从“利益最大化”转向“价值最大化”，从“封闭边界”转向“内外协同”。

她强调，组织范式的核心转变在于“互为主体、互作效应、价值共创、整体进化”，并以自身调研案例说明：“年轻人的工作取向已从‘为利益奋斗’转向‘为意义消耗能量’，组织必须通过激活个体价值、开放协同边界，才能在复杂系统中实现共生进化。”

凯文·凯利说整个物理世界的数字化进程，实际上是有三个大的平台：

· 互联网作为第一个大平台，将全世界的信息数字化，使人们通过检索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

· 社交媒体是第二大平台，它可以捕捉到人们的活动以及相互关系，并且可以将人际关系数字化。

· 镜像世界是第三大平台，将现实世界全部数字化，也即将全新登场。

如果按照“镜像世界”的概念来讲，人类的的确确多了很多空间，所以在《共生理念》这本书中就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会从利益的概念进入到意义的世界。

人类有三种最基本的活动：物质生产活动、人际交往活动和自我意识活动。在工业社会之前，只有物质生产活动是可以实现经济活动的，但是到了数字时代，人际交往活动和自我意识活动都可以实现经济活动。我们会发现，整个价值创造的空间实际上是在变大，由物质生产空间转到了人际交往空间，再转到自我意识空间。

当组织能够做意义创造的时候，就有共生的可能性；如果只是做利益创造，那肯定是竞争非常激烈。

威尔·杜兰特曾说过，生物学赋予了历史三个教训，这也是我们理解今天整个社会和组织很重要的视角。

· 生命即是竞争，竞争不仅限于经济活动，它是生命存在与延续的核心动力，贯穿于生命进化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合作是真实的，它是竞争的工具或手段。

· 生命即是选择，所以，我们生来就是被动的和随机的，“自然”偏爱差异性。

· 生命必须繁衍，“自然”极其喜爱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自然”也喜欢众多挣扎中的少数幸存者。

这些就让我们去理解，我们要能够拓展自己的认知，拓展自己的视野，然后不断地累积知识，才能实现自进化。

数字时代的商业本质之一是“连接大于拥有”，二元论认知的割裂性与数智时代要求的系统性形成根本冲突，企业面临的风险已从“经营领域竞争”升级为“认知维度落后的生存挑战”。

建立以“整体思维”“关联思维”为核心的非二元认知模式，需要实现三重思维跃迁：

（1）从“对手识别”到“生态共生”

企业需与同行在技术研发、场景落地等领域构建“利他性共生关系”，通过知识共享、标准协同提升整体生态效能；

（2）从“组织壁垒”到“边界消融”

突破科层制的物理边界束缚，以“共生理念”重构资源配置逻辑，借助数字化平台实现内外部数据、能力、流程的无缝流转，使组织成为开放动态的“价值网络节点”；

（3）从“线性因果”到“网状关联”

超越“投入-产出”的简单因果逻辑，运用复杂系统思维洞察商业世界的非线性关联，如人工智能与传统制造业结合带来的生产范式、服务模式、用户关系的系统性重构，挖掘跨领域“弱连接”中的创新机会。

这种认知范式的转型，本质是从追求“部分最优”转向实现“系统最优”，从“静态竞争”转向“动态共生”。能够驾驭复杂性的组织必须具备整体性的核心能力，而非二元论认知正是这种核心能力的底层逻辑。

本书综合哲学与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围绕如何整体认识世界、组织如何发挥功能以及组织的演化路径展开。作者深入阐述了工业革命以来组织形式的演变，并立足于数智革命驱动现代世界体系结构转型的时代背景，提出了与工业时代不同的组织管理观，强调组织需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实现内外协同共生。

在组织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上，本书旨在帮助读者理解组织的深层变化，感知自身行动的选择及其影响，并呼吁读者与世界共生，共同寻求创造性的贡献，推动组织与社会的共同进步。

“共生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方法论，共生还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