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战争?这是个多数人都知道但不真正理解的主题。在这本书里,作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从战争的定义出发,讲述了自古希腊以来的九次战争。
作为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军人物,麦克米伦没有单纯地从政治或者军事的角度去看待战争,而是把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全都拉了进来,试图为一个深刻的问题找到答案,那就是:人类为什么如此痴迷于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本书源于作者2018年在BBC发表的历史讲座。如果说麦克米伦在当时的发言是善意提醒的话,那么放到今天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更像是一语成谶的警示。
这本书的书名有一些迷惑性,仿佛战争中的女人有某种有别于男性的某种特殊体验。刚看过两三章,我就发现自己被书名骗了。战争中没有性别,作为女性那一点点的不同也要被抹杀,因为战场上只需要战士。
这本书的主体是采访记录,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多位参加过二战并活下来的女兵,让她们回忆了自己参加战争的故事。印象最深刻的是白色降落伞改成的婚纱,用松果卷头发的理发员,还有那位一路上前线在战壕中寻找自己的丈夫、最后又目睹了丈夫的死亡的女兵。
由于写的比较真实且震撼,该书曾被苏联官方严禁出版。当然,这本书也有缺点,就是讲述与讲述显得略微零碎,没有明显的顺序逻辑进行串联。
一战结束已有一百多年,却依然活跃在人们的词汇与想象中。2016年,前美国国务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他不认同把中美关系比作一战前英德关系的看法。仅仅四年后,基辛格却忧心忡忡地说,“除非存在某种协同行动的基础,否则世界将落入堪比一战的浩劫。”
与其说这证明基辛格反复无常,不如说一战的阴影从未真正散去,几乎所有人都担心某场局部冲突会扩大到全球范围,而《一战史》的第三章“1914年的危机”正是探讨这一议题的绝佳入门读本。作者梳理了斐迪南大公被刺后各国内部的意见分歧和外交场的斡旋努力。
在这篇侦探小说般紧锣密鼓的文本中,有若干个关键意外节点让读者不禁遐想:假如这件事没有发生的话,也许这场“不必要的战争”就不会爆发了。
但这并不能掩盖当时的欧洲是一个个大军营,各国军事决策宛如黑箱的基本事实——这意味着,斡旋可以挽救一百次危机,但战争只需要一个机会就能毁掉一切。不论今日的世界格局与一战前是否相似,一战带给人类的这条教训永远适用。
纳粹上台到悍然入侵波兰之间的6年,是现代史上最彻底、最完全的备战过程。整个德国的所有阶级、所有职业、所有年龄段都在一轮轮的运动中迈向早已注定的灭亡。这正是1000多页的《当权的第三帝国》一书力图展现的全景式画面。但在近百年前的历史细节之间游走时,接受过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读者可能会越来越困惑:纳粹掌权到底代表了哪一个阶级?哪一个群体从中得利?
埃文斯给出的简单答案是:只有偏执的纳粹领导人。被所谓的“资本”打压的小手工业者沦为义务劳工,传统文官系统遭到党务系统的不断挤压,承诺给工人的福利只是镜花水月,就连在重整军备中扶摇直上的军队高层,最终也对战争爆发的前景忧心忡忡。
纳粹治下的德国人民似乎总有某种希望:日子会好起来的,战争不会爆发的。从后来人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虚妄的一厢情愿,甚至显得有些荒诞和滑稽。1939年8月29日,一位汉堡的女教师在日记里写道,“谁能够帮助扭曲的人性远离战争走向和平?答案很简单:没人能办到。”这样的清醒时刻将不断零星出现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
2022年,奈飞推出了新的《西线无战事》电影版,为这本问世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名著带来了一波新热度。影片的绝大多数场景都在前线,却略过了原作中极具张力的一段:休假。是的,我们的保罗·博伊默尔不是从学校直接走进了坟场,中间有整整六周的假期。
他在路上与说法语的姑娘们相处甚欢,吃到了妈妈为自己珍藏几个月的果酱,但在休假结束时,他心里却在想,“我根本就不应该回来休假。”因为在前线,他是麻木的,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当作一具行尸走肉,但短暂的归乡之旅迫使他重新面对一个事实:他是一个有情绪、有欲望、有思考的人。他被抛回到一个他已经无法再适应,同时也无法再当作不存在的世界,我们权且称之为“现实”。
从外部来看,这是波澜不惊的一章。保罗与伙伴们结伴回家,陪姐姐排队买肉,向好奇的父亲讲述战壕故事,安慰病榻上的母亲,说前线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但透过这些情节与夹杂其间的心理活动,我们分明能体会到一颗年轻的心在恢复搏动的同时,不可逆转地走向凋亡。正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细腻的段落,雷马克这本不算很长的小说才能历久弥新。
作者在序言中提到了一个关键概念,“累积式激进”。这不仅意味着奥斯维辛集中营本身是一个逐渐加码的产物,从一个关押德国政治犯的羁押所逐步“改装”成一架精密高效的杀人机器,更意味着奥斯维辛中的人——从党卫军军官和医生,到开车运送犹太人的波兰司机,再到被选为“牢头”的犯人——都一步步褪去人性,变成牲畜或野兽。
在这个过程中,战争进程起到了多次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是凡湖会议的导火索,这场会议统合了当时已经在进行中的零散屠杀犹太人行动;1944年,匈牙利节节败退,希特勒于是决定入侵这个对犹太人多有回护的昔日盟国,间接让奥斯维辛一跃成为犹太人死亡最多的集中营。战场胜利与失利同样会将犹太人绳子上的套索拉紧一点,这足以表明纳粹政权的坚定目标与总体方向,而奥斯维辛死亡链条上的每个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除了哀悼与纪念外,也许每个人都需要问一问自己,假如在战争或其他的紧急状态中,我们恰好拥有某种作恶的权力,我们会不会放肆地运用它?《奥斯维辛》告诫我们,这不是一个形而上的伦理学或心理学议题。
麦克尼尔是一个能把千年人类史讲出未来学味道的大师。全书按照一个明细的理论框架推进:人类社会是指令式管理与市场化组织的交替,背后是军事技术不断提出的新要求。
近1000年的欧洲历史被划分成了三段。1000年至1600年由指令式管理模式主导;接下来随着火药技术的发展,国内征税与国有工场无法支撑规模不断扩大的战争,于是,以国际信贷网络与自主经营企业为特征的市场原则逐渐占据上风,直到19世纪80年代。规模与复杂程度惊人的军工投资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这样的压力下,军事部门回归了1600年之前的官僚惯性:不再追求设计上的标新立异,而是更重视航程、宽度等具体指标。事实上,这个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甚至延伸到了以人为基本单元的军事指挥领域。
这本写于1982年的书认为,以技术创新为指针的自由市场体制并非圭臬,战争乃至人类历史早已进入了新一轮的循环。在这个意义上,在2020年宣称“未来30年,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吃香”的马云或许是麦克尼尔跨越半个世纪的知音。
这是一本以高中生为对象,以问题为导向的思想探索录。整本书是两种叙事风格的交替,一种是通常的史实记述与理论剖析,另一种则是模拟与台下听众的互动,在一问一答之间推动问题意识的展开。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而是将读者代入明治维新以来一代代日本民众的视野,然后一次次回答同一个问题:我要不要选择战争?
比如,现在是1934年,你是一名住在东京不远处的乡村蚕户,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生意惨淡,政府却从未伸出援手,连低息贷款都没有。这时,一份军部的宣传册喊出了令你耳目一新的口号:最重要的政策就是拯救农山渔村的萧条。这时,你是否会相信军部站在民众一边,国防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呢?当然,我们后人清楚,1937年之后,民生政策是最先被抛弃的东西。但问题是,回到三年前,你会怎样做?
就算人微言轻,至少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是否自愿地、积极地为战车加上一枚刻着自己名字的铆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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