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香港证监会出台开户新规，进一步收紧开户审核标准。相较于政策条文本身，市场更加关注的是：港股开户新规将如何重塑跨境投资的底层逻辑？从产业层面看，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港股开户产业链正被彻底整治、连根拔除。有业内人士对此直言：“低成本套利、轻松获利的时代结束了。”过去几年内地资金涌入港股，打新市场一度呈现全民参与的热闹景象，但随着合规门槛抬高，未来港股定价将更多回归专业机构，“以前是全民打新，现在是专业定价”。香港开户新规有哪些要点？香港证监会于5月22日向持牌法团发出的通函，是在对12家证券经纪行的开户作业手法进行检视后作出的。检视识别出的重大缺失集中在三个维度：开户文件的尽职审查不足、开户过程中接受可疑或伪造文件、管理与海外中介人的跨境代理关系存在监控薄弱。对此，香港监管对所有持牌法团提出了四项刚性要求：第一，内部自查即刻启动。所有持牌机构必须尽快回溯审查，一旦发现开户时使用了问题文件，必须主动清理。第二，内地投资者账户“加锁”。针对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开设的投资账户，直接关闭；零余额休眠账户同样要清理。新开账户则必须满足“三件套”：包括书面投资者声明、资金存取只能走客户本人名下的合资格银行账户、且该银行需在香港认可名单内。第三，跨境展业红线再划。香港监管明确提醒，持牌机构向香港以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投资者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法规。这意味着，内地监管不允许的事，在香港也不能打擦边球。第四，投资者个人担责。香港监管罕见地以刑事罪行条例警告，若使用虚假文件开户，可能构成犯罪，账户将被终止，个人行为还可能被上报执法机构。香港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衡博士表示：“持牌法团在拓展其业务时，不应以牺牲'认识你的客户'标准为代价。证监会对在开户过程中的严重监控失误及使用伪造文件的情况采取零容忍态度，并将对相关持牌法团及其高级管理层采取坚决的监管及执法行动，以维持市场的廉洁稳健及公平的竞争环境。”灰色开户通道收紧，产业链面临全面清理内地投资者参与港美股市场，可以通过港股通或QDII，但也有的绕道互联网跨境券商，重要问题在于，这些用户中的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合规的境外身份。于是，一条“灰色开户”产业链应运而生：从伪造港澳身份证、海外地址证明，到租借境外银行账户作为资金通道，再到批量注册空壳公司获取机构户资格，层层包装之下，大量内地资金以“境外投资者”的名义流入了这些平台。香港监管在审查中发现的伪造文件和可疑开户资料，正是这条产业链留下的痕迹。有业内人士点评，“低成本套利、轻松获利的时代结束了”。这句话背后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平台而言，过去利用内地庞大用户基数赚取佣金和融资融券利息的模式，在政策闭环下难以为继；二是对产业链上的中介而言，从代办开户到资金通道，每一个环节都将面临更严厉的刑事追责。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监管此次将打击重点放在了开户源头，只要文件造假，无论账户是否活跃，都可能被清理。通过卡住身份合规和资金通道，灰色空间急剧收缩。新规下，港股市场会有哪些连锁反应？财联社从业内了解到，新规对港股市场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不同板块、不同标的面临的压力截然不同。从券商板块来看，那些以内地用户为核心客源的互联网跨境券商首当其冲，这些平台的营收和利润高度依赖内地客户的交易佣金和融资融券利息。对于外资及香港本土券商而言，香港监管通函意味着他们也必须同步收紧开户标准，短期合规成本上升，但中长期看，少了不合规对手的低价竞争，业务环境反而更公平。从标的层面来看，分化将尤为明显。非港股通标的，尤其是小市值公司，面临一定的抛售压力。港股打新生态也将被改写。过去几年，内地资金大量涌入港股打新市场，不少投资者通过跨境券商参与IPO申购，使得部分热门新股的散户认购倍数居高不下，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全民打新”的市场氛围。新规后，没有境外身份的内地投资者将无法参与打新，这部分资金的退出，意味着散户认购倍数可能下降，有境外身份的投资者中签率则相应上升。更深一层看，随着不合规散户资金的退场，新股定价将更多依赖机构投资者的判断，发行定价中的“散户溢价”成分随之减弱，市场化程度有望提升。正如前述人士所言，港股正在从“全民打新”转向“专业定价”。资金往哪去？合法渠道才是唯一正解灰色通道被堵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过去通过这些渠道配置海外资产的内地资金，未来还能往哪去？答案已经写在监管文件的潜台词里：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及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将成为开展境外投资的唯一正解。从市场观点来看，中长期来看，利好更为明确，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资金回流提升A股流动性。灰色外流通道被堵后，存量资金在两年内逐步卖出并转回境内，其中一部分将通过港股通、QDII、公募基金等合规渠道重新配置，A股的流动性基础更扎实。二是本土券商与港股通受益。在港的头部本土券商经纪业务和财富管理份额有望提升。同时，想配置海外资产的内地资金，将更多流向港股通标的和相关ETF，核心资产的配置需求可能增加。三是市场稳定性增强。监管闭环成型，跨境操纵、资金外流、洗钱等风险下降，A股市场的运行环境也将更趋稳健。此番香港开户新规，并非意在切断正常跨境投资通路，而是着力整治灰色地带乱象，引导资金在合规框架内有序流动。对投资者而言，港股通、QDII、跨境理财通等正规渠道的持续拓宽与完善，才是长期布局海外资产的稳健可靠路径。

“您可以在平台上预订，酒店正常营业。”日前，关于“恒大海上威尼斯酒店开启二次拍卖”的报道和视频在网上流传，《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称“每经记者”）5月22日晚间以游客身份致电该酒店时，前台工作人员作出如上答复。记者发现，京东资产交易平台、阿里资产拍卖平台均显示，拍卖的资产为“恒大海上威尼斯1606号不动产”，而“恒大海上威尼斯酒店”位于启东市寅阳镇恒大路1号，目前仍然正常运营。交易详情显示，多次流拍的标的实为“启东市寅阳镇恒大海上威尼斯1606号不动产”，目前挂牌为“恒大海上城堡酒店”，属于“恒大海上威尼斯”片区，距离“恒大海上威尼斯酒店”约1.2公里，5月23日上午10时，该标的以6949万元价格被竞得，拍卖吸引了3291人围观、94人关注，但仅有1人报名，并一次出价直接拿下。“底价成交符合市场预期。由于该项目潜在接盘方较少，因此最终以底价成交，但这本身已是积极结果。”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通过微信分析指出。壹5次挂拍后终以三折成交恒大海上威尼斯项目位于江苏启东市圆陀角风景区内，是一个超大型综合旅游度假居住区，根据百度百科，项目建设用地规划总用地面积为8967.9亩，当时被视为恒大在中国内地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2012年7月，恒大海上威尼斯首次开盘，2020年获得TRUE文旅超级评价榜“最佳文旅项目”，并获“AAA级国家旅游景区”称号。随着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和恒大系出险，“恒大海上威尼斯”项目逐步陷入尴尬境地。事实上，恒大海上城堡酒店已是第五次被摆上货架。它在阿里拍卖平台也经历了漫长的处置周期：2025年1月12日，该标的物首次公开拍卖，起拍价定为1.4172亿元，彼时市场评估价超过2亿元，相当于七折起拍，最终因无人报名流拍。随后两次降价，均告流拍。值得注意的是，标的物第三次以“变卖”形式摆上货架时，吸引了40890次围观、113人设置提醒，但报名人数为零。时隔一年多，2026年5月3日，该标的在京东资产交易平台重新上拍，起拍价已降至8686万元，尽管吸引了1人报名，却始终无人出价，再次流拍。不到20天，京东平台于5月22日启动第二次拍卖，起拍价进一步下调至6949万元，较最新评估价1.24亿元打出了5.6折。历经16个月，从初次在阿里拍卖平台挂牌的1.4172亿元到此次成交价约6949万元，已经打了不到5折；如果对比2025年首次拍卖时的评估价约2.02亿元，几乎是3折成交。这类大型文旅配套资产在司法处置中往往面临高额起拍价、复杂的清场风险以及区域运营前景的不确定性等困境，是否让潜在竞买人望而却步？对此，严跃进指出：“恒大当下的情况行业都有所了解，并且‘恒大威尼斯项目’的住宅市场表现也比较差，客观上对区域内酒店类资产的处置，会造成偏负面的影响，对拍卖价格会形成抑制。”贰所在项目仍有存量新房在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成交具有双重意义：对原拥有者来说，实现了资产的盘活；而对启东当地而言，意义更为重大。”严跃进分析。当前，恒大海上威尼斯仍有存量新房在售。房天下平台显示，普通住宅价格约7000元/平方米；链家平台显示，启东市整个圆陀角区域近1年成交二手房170套，平均成交价4000元/平方米。目前，恒大海上威尼斯一套房源在阿里拍卖平台进行司法拍卖，81.31平方米的2室2厅，起拍价为27.72万元，约3400元/平方米，而该套房评估价也仅30.8万元。但截至记者发稿，拍卖无人报名。“恒大海上威尼斯是当地近年来房地产开发的标杆，若商业资产长期烂尾或闲置，将对区域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此次盘活引入资金，对维护城市形象及区域的再开发、再利用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严跃进说。

李晨光认为，当前债务管理机制仍在完善，政策需要统筹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平衡政策要求与地方实际，才能有效防范风险、推动地方经济平稳发展。他梳理出多地财政共同面临的现实困境。李晨光担任南方某市债务科科长已满一年时间，越发感受到债务管理在地方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性。此前当地进行了部门调整，将债务管理职能从相关金融业务部门剥离，单独设立债务科，该科室与预算科、国库科并列，成为当地财政的三大核心科室。李晨光说：“这三类工作，对应收入、支出、风险防控三大核心工作，也契合发展、改革和稳定这三件大事。在中国，地方各项工作的主线基本围绕这三方面展开，预算、国库和债务也就成了财政运行的核心支柱。”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2025年11月3日，根据财政部官网，财政部新设“债务管理司”，其中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加强政府债务监测监管，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地方层面，各省财政厅和地级市虽早已成立相关职能科室，但债务管理部门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凸显。2024年，中国曾启动一轮大规模地方政府化债工作。同年11月，中国推出高达12万亿元的一揽子化债政策；在此基础上，2025年还安排了5000亿元化债资金，用于支持解决拖欠企业账款、存量PPP项目问题等化债工作；2025年四季度通过盘活地方债结存限额，进一步追加了3000亿元资金用于化债。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院长袁海霞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我国化债工作目前已步入中场深水区。“6+4+2”的一揽子化债政策已落地实施三分之二，全国存量隐性债务规模累计削减幅度超过一半，标志着风险化解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不过，袁海霞也警示当前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是部分区域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可用于化债的资金捉襟见肘；二是局部地区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短期债务占比过高，导致阶段性偿付压力集中显现；三是城投平台转型进程艰难，自主盈利能力尚未形成，仍处于依靠外部支持的被动调整期。一方面要严控债务，另一方面还要保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这无疑对债务部门的负责人提出了挑战。已经在债务科工作了一年的李晨光发现，基层债务科工作繁重、压力大，多为事务性工作，晋升空间有限，多数人不愿从事该岗位。他进一步解释，当前地方债务管理矛盾突出：土地财政持续萎缩，地方财政收入承压，可用于化解债务的资金不足；专项债审核趋严、收益要求提高，地方融资渠道收紧，发展与合规矛盾加剧；中央政策侧重于宏观指导，地方需要统筹财政、金融、产业发展，兼顾保运转、防风险、促发展，实操难度极大。李晨光说，实际上，债务在地方工作中扮演着连接财政与金融的枢纽角色，它不仅要防止财政风险向金融系统传导，也要防范金融风险反过来冲击财政，这是一种双向传导机制。从地方财政的角度看，债务管理工作衔接财政、金融、产业发展，是地方治理的核心枢纽，基层债务科需要兼顾政策落实、风险防控、地方发展等工作，工作量与职能远超宏观层面的制度管理。新的债务科“实话实说，如果让我选，我肯定不愿意去债务科。这个岗位费力不讨好，压力又大。”李晨光说。此前，其所在的部门为金融债务科，后拆分为两个科室：一个是金融科，一个是债务科。成立债务科，表面上是响应财政部设立债务司的机构调整，实际上是因为地方化债办撤销，人员和工作职能整体划转回财政局，局内由此设立一个新科室消化和承接划转的职能。在地市一级，原金融债务科本身的职能并不多：一是负责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管理；二是管理本地融资担保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三是配合省财政厅金融处开展工作；四是统筹债务管理相关工作。科室拆分后，新成立的债务科只负责一件事：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分为“显性债”与“隐性债”两类。“显性债”是指地方政府直接发行、承担偿还责任的“一般债”和“专项债”余额；“隐性债”来源于地方融资平台，这类机构多为承担基建投资任务的地方国企，相关债务包含城投债余额、商业银行贷款余额及各类非标融资余额。地方融资平台对这部分债务承担直接偿还责任，一旦出现债务违约风险，地方政府需要履行担保救助义务，实际承担间接偿债责任，因此被划定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接手债务科工作后，李晨光就感觉假期离他远去，进入2026年更是如此。“从过完年到现在，几乎每天都是晚上10点才离开办公室，假期也是在家里办公。”在他看来，现在的债务管理工作相较以前有了很大变化。其一，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不容乐观，这增加了偿债的压力；其二，上级部门对债务管理工作要求越来越高，对新增隐性债务基本采取零容忍态度；其三，债务管理涉及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宽。上述地市财政局负责人说，地方政府债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府债务，比如一般债、专项债等；另一类是国企、城投债务。“一些地区会将债务科和预算科合署办公，毕竟两者关联度更高，此外还会单设国企债务科。是否设立单独的债务科，也就是将政府债务、国企融资平台的债务放在一起管理，要看实际需要。现在已经经历多轮债务化解，从处置地方政府债务，到融资平台债务，再到国企债务，现在还要处理拖欠企业账款。与债务相关的内容是越来越多。”李晨光说。比如，现阶段，拖欠企业账款可动用专项债资金拨付还款，该项业务已逐步纳入债务管理体系。李晨光说，不能套用宏观制度设计思路来理解地市级或县市区一级的债务科，基层科室的职能定位、工作强度与中央、省级层面存在明显差异。地方债务管理并不只是数据监测、机制建设、监督检查或问责，也不仅是发行几批专项债券那么单一。“具体到债务科的职能，它不仅涵盖显性债务、隐性债务，还包括城投等各类融资平台的债务管理，可以说是打包统筹。但债务工作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宏观、复杂的事项。在中央或省级层面，更多是制定规范性文件、明确负面清单、理顺管理机制即可；而在市县层面，债务科不仅要承担管理职能，还涉及大量宏观层面的工作，比如防风险的策略制定、与政府决策的衔接把关，这些都是系统性的任务，远不止执行文件那么简单。”李晨光说。科长的思考任职一年，李晨光对地方债务管理有了一些思考。在他看来，中央层面侧重制度设计、风险防控，地方政府需直面财政收支、债务兑付、流动性压力，两者工作重心存在差异。地方化解隐性债务，依赖中央资金支持；而中央化债又为地方提供债务置换作为支持，得以降低利息成本、以时间换取化解空间，但地方依旧需要承担付息压力。为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2024年中央曾出台一揽子化债方案。财政部公布的增量财政政策明确，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加上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以及2029年及以后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合计可化解债务12万亿元，地方需要消化的隐性债务总额从14.3万亿元缩减至2.3万亿元。李晨光认为，当前债务管理机制仍在完善，政策需要统筹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平衡政策要求与地方实际，才能有效防范风险、推动地方经济平稳发展。他进一步解释，这种统筹并非单纯的债务管理问题。以债务化解为例，当前化债不是对债务进行核销清零，而是置换、规范转化的过程。简言之，就是地方通过政府债券资金，将隐性债务置换为法定政府债务。转型后，地方政府只需支付比原有隐性债务更低的利息，本质上是降低地方付息成本、缓解地方财政流动性压力。“但不在隐性债务统计范围内的国企其他债务，该如何处置？这类债务同样需要地方政府承担偿付压力。除此之外，地方政府每月还要应对各类刚性支出带来的高强度流动性需求、月度债务利息的兑付压力，又该如何化解？这些都是当下现实且紧迫的问题。”李晨光说。李晨光梳理出多地财政共同面临的现实困境。按照上述财政部数据，地方仅需自行处置2.3万亿元隐性债务，但新增隐性债务现象仍时有发生。2025年8月，财政部还通报了六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李晨光说，利息属于刚性支出，一旦出现逾期，就意味着构成实质性债务违约，极易引发金融机构连锁反应，甚至诱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缓解流动性压力，不少地方只能统筹各类资源，施压银行下调利率。“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将住房公积金、物业维修资金等大额存款作为筹码与银行谈判，明确表示若不降息就将账户转移至其他银行。这种倒逼金融机构为保住存贷款规模被迫让利的做法，中央和省里是不会操作的，只有基层政府才会如此行事，因为其他流动性来源已经很少。”李晨光表示，地方财政困境不单是债务问题，背后牵扯着经济发展、财力保障与风险防范交织的复杂局面。地方财政面临“三保”等多重压力，政策设计应该考虑基层实际情况。他建议，政策制定要考虑到落地的实操性。预判执行环节可能出现的偏差。制度设计需要构建一种规范化的治理模式，比如零基预算改革、隐性债务管理以及预算绩效管理，这些举措本质上都是着眼于提升地方财政规范化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