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最不受重视的孩子,在27岁那年偷偷买了房
2023-04-19 15:40

家里最不受重视的孩子,在27岁那年偷偷买了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客inSight (ID:pic163),作者:小洲,内容编辑:百忧解,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倘若一个女人决意要写小说,她必须要有钱,而且还要有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这是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最出名的一句话,这也是杨敏从小以来的梦想。


杨敏是家里排行第二的女孩,从小到大,父母的资源就一直向着弟弟倾斜。弟弟在高中时,父母就为他买好了婚房,但工作多年的杨敏却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关于买房,妈妈更是直言不讳:“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


杨敏不是没想过从家庭里独立出去。985大学毕业后,她野心勃勃去到了上海、成都,进过互联网大厂内卷,也去过尝试过边工作边考研,但这些努力都没能帮助她在城市里扎根。最终,她选择回老家的国企工作。


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杨敏回家后的第一个计划。27岁那年,她瞒着父母贷款、交首付,看着房产证上的名字,杨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底气。


但没想到,这却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因为一套房子,母亲差一点就要和她决裂了。


一、女孩子不用买房


我从成都回来后,就一直想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不为别的,就想拥有一段自己独处的时光。


三年,我存了6万,加上2016年开始买的理财保险,每年都会强制存2万,我口袋里已经有了20万,付了一个小房子的首付。


然而在三个月后,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母亲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我的房产证。我还没来得及张口质问,她先发制人,“你一点都不尊重我!你买房子不带我看,不问我的意见,背着我就买了!你还把我当你妈吗?”


接下来,像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指控一样,她细数了一遍自己从小到大对我有多好,来衬托我的无情无义和不尊重人。


听到这些话,我一面感到震惊,一面感到委屈。在买房之前,我不止一次和妈妈尝试过沟通,可除了无休止的争吵,永远没有其他结果。


第一次和母亲提起买房,是在我刚回老家的第一年。我看好房子后被她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她嫌我选的位置不好,选择的理由太幼稚,再加上当时我也没有存够钱,只好乖乖接受了批评。


后来我又看过好几次房,每次母亲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现在房价太高”“疫情期间市场不景气”“等二十大开完看看政策”......


在2021年时,我估摸着再有一年应该就能存够了,终于鼓起勇气告诉她,“妈,我可能再有一年就能存够首付,最近要开始看房了。”


她一反常态地说了句:“好啊,那你去看呗。”我脑中闪过一丝喜悦,却不敢问她原因,生怕多问几句她又会改变想法。


很快,我看中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房子,上班只需要五分钟步程。本以为这次母亲不会任何理由拒绝我了,没想到她听完后,把手里正在干的活一扔,转头告诉我:“不是不能买,而是没有必要买,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


这一次,母亲终于亮出了底牌,我也明白了,原来她之前说的同意只是敷衍。


“我明确告诉你吧,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买房,要么你一辈子都不结婚,要么你离婚了一个人带孩子,到时候我直接给你买一套房子!否则休想!”


不用想就知道,这根本是她给我画的大饼。母亲非常希望我早点结婚,而且在她的观念里,这两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结论很明显,我妈这辈子是不可能同意我买房了。于是在这次争吵后,我就决定了要自己买房,而且我不能告诉他们,我要偷偷地买。


在2022年11月,我去到售楼部,用我攒的20万交了房子首付。房子只有40平米,刚够一个人住,但拿到房本的那一刻,我好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底气。


回到家后,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房产证随机夹在了衣服里,藏在了衣柜的最深处。没想到三个月后,母亲就在帮我打扫房间时发现了它。


二、家里最不受重视的女孩


我家有三个孩子,姐姐比我大六岁,弟弟比我小一岁半,我是女生,又是老二,从小在家里最不受重视。我出生时,妈妈大出血,又碰上生育政策查得严,所以一生下来就被抱回乡下了。


直到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父母终于把我接到了城里的寄宿学校。倒不是专门给我换学校,而是当时弟弟该上小学了,父母想送弟弟去这个学校,但又觉得他年龄太小,想有人照顾他,所以干脆把我一块送过去了。


寄宿学校一个月送我们回家一趟,但我最不期待的就是每个月的回家日。回到家意味着面对三个根本不熟的家人,我每次都因为叫不出口“爸”“妈”,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憋回去,那种尴尬的气氛让我对所谓的“家”完全没有归属感。


老家的春天


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并不藏着掖着。上三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那时我刚回父母家,一天晚上吃完饭我把自己的碗拿去厨房洗了——这是在乡下姥姥姥爷家培养起的习惯。没想到我爸很生气地一拍桌子,说我应该拿全家人的碗去洗。


相比之下,弟弟只是比我小一岁半,他吃完饭甚至都不会把碗送到厨房里,也从来没有人让他帮着收拾任何东西。我当时很害怕,只好乖乖地把碗拿去刷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本能地用顺从当作自己的保护色。


相处的时间越久,越频繁地感受到类似的不公平。爸爸妈妈有时开车带着我和姐姐、弟弟出去玩,我们三个孩子坐在后排,我最先上车,坐在了靠窗户的位置,姐姐和弟弟为了争抢另一个靠窗的位置就会开始吵架。


他俩一吵,爸爸就会呵斥“你俩别吵了”,然后从后视镜中抛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你去坐中间。”虽然我不想坐中间,但我也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地挪过去。


小学毕业后,我去小姨所在的初中念书,当时小姨是我班主任,我和她的小女儿住在她家。常年寄居在别人家里,我自然地对周围环境有种不安全感,渐渐地,我变得性格孤僻、胆小、畏畏缩缩。


小姨应该是发现了我的性格缺陷,在上初二的一天晚上,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时,她把我叫到了客厅的沙发上聊天。她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丫丫,你不要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受重视……人生的幸运与不幸不是父母对你爱得多少来决定的,而是自己决定的......”


现在看来,这都是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当时的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我感动得一个劲地流泪。


在我心里,小姨一直是个包容、独立的女性。她的婚姻并不算幸福,姨父是个自我且家庭观念弱的男人,很少为家庭付出。在这种丧偶式家庭中,小姨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但从来都没有一点怨言,对待我也和对她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住进小姨家之前,我一直不愿意去直面父母重男轻女的这件事,或许是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变得宽容,不再计较父母对我的爱比别的孩子少,也不再胆小怯懦,我渐渐开始有了一点自我意识的觉醒,意识到我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来逃离家庭。


三、逃离家庭计划


从小到大,我的成绩都算比较好的,也是家里三个孩子里唯一考上985大学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父母最骄傲的一点,所以读书的时候总是神经很紧张,生怕自己万一考不好会怎样。


上大学后,每天坚持去早读,但是渐渐地,我发现身边的人好像都很松弛。比如室友早上没有课就不会早起,她们会用一整个周末的时间休息、看剧。


我反问过自己,这种差异是因为什么,后来发现,虽然逃出了高考的压力,但家庭的压力却伴随着我走到了大学。


同学的家长在打电话问他们在做什么时,他们会很大方地承认自己在看剧,而每次母亲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时,我都只敢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不然母亲一定会觉得我不上进。这种压力就像沿着一条无形的轨道行走,时间长了,竟然也很难脱离了。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新一轮逃离家庭计划,这一次,我满怀着必胜的决心。


在上海的蜗居


21岁,我怀着一腔孤勇去大城市闯荡,到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在徐汇区的一个老旧逼仄的弄堂里,和别人合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都付了房租。安顿下来之后,我却被公司告知,自己实际需要报道的地方在浦东,于是上下班挤地铁变成了我的日常。


以前我很喜欢坐地铁,喜欢看形形色色的人在地铁中不同的样子,但在见识了上海的早高峰后我才明白,原来我喜欢的只是宽松有位置、没有汗臭味的地铁。我每天早上八点出门,晚上九点回家,舟车劳顿,日复一日,即使累得小腿打颤,也要为了节省开支,回家后大晚上做好明天要带到公司的饭。


大学时想象自己以后在一个写字楼里上班,穿着商务装健步如飞,是一件很帅的事情,但真正开始工作后,商务精英被打回社畜原型,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当小镇做题家的那些年,我疯狂刷题渴望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


但我还不甘心就这样回老家,于是我赶着9月份校招还没结束,从上海辞职去了成都,应聘别的工作。我在报社做了半年时间编辑后,看到身边大家都在考研,也抱着从众心理想试试,又辞职找了一个私人博物馆的工作,在职备考。


博物馆的薪资3000元一个月,但工作很清闲,每天八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工作包括遛狗、听雨、打麻将、摆龙门阵,偶尔去盘点藏品。突然间,我发现我很享受这样清贫但是安逸的工作。


我还记得2018年冷风飕飕的冬至前一天,馆长任性闭馆,带着所有人去喝了一锅热乎乎的羊肉汤,那时候我好像明白了——原来我想要的不是大城市里的高薪,不是无休止的加班,不是老板口中的大饼,而是这样一种闲散又无聊的时光,不用竭尽全力,也能活得开心。那晚围坐在热腾腾的食物蒸汽里面傻笑时,我恍惚间感觉自己身在老家楼下的羊肉汤店。


博物馆的池塘


后来我考研失败了,又尝试过很多离奇的工作,比如在编程公司做品牌策划、在连锁健身品牌做新媒体运营等等,这些工作到最后都没有做下去。


那时,我已经25岁了,到了长辈口中应该稳定下来的年龄。父母经常打电话催我赶紧回家,找一份安稳的工作。我一次次失败的逃离计划,好像也加快了我的觉醒——与这些压力相比,以前我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家庭,是唯一能给予我庇荫的避风港。


2019年底,我通过考试成为了家乡一家国企的文员,转年疫情来了,我也算踩着点脱离了市场上的摇摆,进入了相对稳定的轨道。


四、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回到老家后,和父母住在家里,他们既是我的父母,又是房屋的主人,我寄人篱下,经常会受到他们的管教。


每次提出自己想买房的事情,父母就会灵魂拷问我:“你在家不是也有自己的房间吗?你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不会打扰你。”除了时不时的被管教,生活习惯不一致也让我有一种很不自由的感觉。我在房间可以关门,但爸妈也可以随意进入;如果晚上11点灯还亮着,妈妈会过来看我怎么还不睡觉;甚至现在27岁了,还不敢当着他们的面喝可乐,只能偷偷在楼下喝完再上楼。


自己在家尝试做糖葫芦


父母不同意我买房,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十几年前,我弟弟上高中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子,而且就直接告诉我这个房子是给他结婚买的。那时我也在上高中,还不太懂这些世俗的东西,觉得房子没什么了不起的,以后靠自己也能买。


我一直认为自己追求一种“向下走的自由”,最明显的就是我不再去争论家庭对我的不公平了,而是自己说服自己,然后放弃改变父母的想法,接受这样一对有局限性的父母。


如果我努力抗争,争取到至少和弟弟差不多的一套房,好像更符合当今的女性主义。但在我的观念里,父母的钱永远是他们自己的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愿意给谁就给谁,如果给我弟弟让他们更加安心的话,那就给他。我也经常想,虽然他们从小给弟弟物质上的支持更多,但是在教育上也没有亏待我,他们并不是不爱我,只是爱得没有那么多,我能劝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


理智上,我恨家庭不公平地对待了我这么多年;情感上,我又放不下父母养育我的恩情,而且我很依赖家庭的温暖,所以最后选择了一种最为平静的解决方式,就是和解。


我妈在意房子的商品价值,她觉得我买房时行情不好,日后房价会跌,但我在意的只有属于我的独处时光,这段时光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


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意味着每天下班后,我知道我要走进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我会很轻松地骑着自行车,顺道买点吃的,计划一下晚上看什么电影,到家后可能会泡个脚,拿出早上冰镇好的饮料,打开电视,就那样看着。


周六早上起床时,内心也会很安静,因为自己要自由地计划这个周末了,但是在家的话,时间会不由自主地被房子的主导者支配,比如爸妈会让我去干洗店拿个衣服,或者去接送一下我的外甥,我的计划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打碎。


小城的月亮


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到:“物质对于创作力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不是物质本身在起作用,而是物质能给予一定程度的心智自由。”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不管怎么说,先要让自己物质层面的身体独立出去,才能谈精神上的自由。


我的房子快要装修好时,妈妈主动提出要给我一笔钱装修房子,但我没要,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底气会变少。我希望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得到的,那样会让我实现真正的独立。


因为资金有限,我的房子都是最基本的装修,只添置了咖啡机和一些花花草草,其他的正在一点点朝着我想要的样子改变。之后我的房子里会有一张大书桌,我会慢慢开始创作我的小说,即使我知道自己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但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点理想主义。


在这个简单的,只有40平米的房子里,我在一点点构想未来的轨迹,如何变得更加自由、独立,然后把父母留在我身上的影子,慢慢全部抽离。


就像伍尔夫鼓励女性的那样,“我希望你们能用写书或别的方法挣到足够多的钱,去四处旅行,去无所事事,去思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钓线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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