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下载一个约会App就能开始新的故事，很多人甚至把它当成日常工具，在上面认识异性，聊天、见面、谈恋爱，乃至走入婚姻。在这些应用里有人隐瞒过去的恋情，有人隐瞒居住地和收入，装作“单身”也并不罕见，可在日本，假装单身这件看似司空见惯的事，居然真的闹到了法院，最后还判了赔偿。 事情要从2019年春天开始说起。那年一位在大阪一家脱毛沙龙工作的女性，因为想找男朋友下载了一个婚恋配对应用。跟其他普通交友软件不一样，它特别强调这是“只限单身者”的平台，大家都是奔着恋爱、结婚的目的去的。 她抱着认真恋爱的想法注册了账号，不久，她就收到了一个年纪比自己小的男性发来的点赞。这位男性的头像和介绍看起来都很认真，之后两人很快就在LINE又是聊天又是打电话，互相了解了好几个月。而在那段交流时间里，这位女性渐渐对他有了好感。 2019年的五月，两个人见面一起吃了饭，氛围不错，吃完饭他们回了女方家里，并发生了关系。从那之后，两人依旧保持着亲密关系。虽然年轻男子一边忙工作，一边还要搞音乐，又遇上疫情，两个人见面的机会不算多，但整体上来说，这段关系一直在持续。 直到2020年11月，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后开始慢慢变得冷淡，没过多久就自然分手了。但如果故事就这样结束，那它不过就是一段普普通通的恋爱经历，没什么好说的。然而，就在两年之后转折突然发生了。 2022年9月，这位女性又在网上看到了和他相关的页面，上面居然还有一张孩子的照片，而且不是小宝宝，倒像是已经到上幼儿园的年纪了。她心想不对劲，于是去质问了他。对方没有否认，只发了一句：“本来就应该跟你说的，真的很抱歉。”原来男人一直是已婚状态，甚至也有孩子，却从头到尾隐瞒自己不是单身的事实。 得知这个真相后女人觉得这不仅仅欺骗了她的感情，还侵害了她做出决定的权益。因为如果她一开始就知道对方已婚，她就不可能跟他发生关系，也不可能继续交往。而对她来说，选择和谁发生关系，是她自己的身体、情感和人生的重大选择。这就是后来诉讼时她提到的“贞操权”。 所谓贞操权，是指可以自由决定与谁发生性关系的权利。侵犯这种自主决定的自由，就称为侵犯贞操权。如果因为被对方欺骗而与其发生了性关系，那么就可以说自己的贞操权遭到了侵犯。于是在2023年10月，这名女性正式将男人告上大阪地方法院，要求赔偿334万日元，理由是男子的欺骗侵犯了她的贞操权。 男人的主张则完全不一样。他承认自己已婚，但称自己与女人之间并不是恋爱，也不是以交往为目的的关系，是是单纯的性关系，不存在约会等恋爱行为，对方也明知这一点，所以不存在欺骗。他认为这属于自由交往的范畴，谈不上侵害贞操权。 最终在2024年10月21日法院作出了判决。法官指出，对于认真寻找交往对象的人来说，对方是否已婚是决定是否要发展关系的重要信息。而两人之间确实不是单纯的性关系，而是带有感情与交往性质的关系，因此男人的伪装行为剥夺了她做出判断的机会，侵犯了她的贞操权。不过法院也认为两人虽是交往，但并非以结婚为前提，因此赔偿金额没有最初主张的334万日元那么多，而是判处男人赔偿55万日元。 当然，在诉讼过程中，男人也提出反诉，他认为她曾通过一个知名网络主播曝光两人之间的不伦纠纷，导致他名誉受损，社会评价下降，因此要求女人赔偿450万日元。经过一番拉扯，法院最终判定女人也需要赔偿男人34万日元。双方最后都没有上诉，最终定案了。 目前，日本的婚恋配对应用用户已经超过2000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很大，根据调查，通过应用结婚的占比已经超过职场恋爱。但另一边，七成以上使用过应用的人说自己遇到过纠纷，传销、投资诈骗、隐瞒婚姻状况……这些也并不算新鲜事了。 至于“贞操权”这个词，听起来封建，但它的核心并不是“守不守节”，而是“自己能不能做决定”。它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和性关系的决定权。如果有人在明知真相会改变对方决定的情况下刻意隐瞒，从而促成了性关系，这就是对自主决定权的侵犯。法律不是在评价性行为本身，而是在保护信息透明后的自由选择。 此事一出日本网友也是议论纷纷，有认为处罚应该更重一点的： “关于男性提出反诉这件事，确实法律上是可以反诉的，但怎么看都是自作自受，结果还像是在反过来发脾气一样的行为。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承认了对贞操权的侵害，赔偿金额还是太低了。要再高一点，否则根本无法对这种事件起到威慑作用。 这次案例好歹还认定了贞操权侵害算是万幸了，但如果无法客观证明‘她并不知道对方已婚’，那就有被男性的妻子当成婚外情对象而被追讨赔偿的风险。 明明男性是显而易见的加害者，可一旦到了处罚阶段，结果却几乎变成双方都受点皮肉之苦、类似‘各打五十大板’的程度，真不知道这种状况什么时候才能改善……” 还有认为类似应用应该加强管制的： “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人就是会有这种问题。 虽然不确定能不能真正起到遏制作用，但我觉得应用程序的使用条款里应该加入强制明确身份背景的规定。比如要求提供由政府机构签发的“未婚证明”之类的文件，应该是必要的。 另外，对于单纯想玩玩的人和以结婚为目的的人混在一起所带来的危险性，平台运营方必须好好应对才行。 在开始使用应用程序之前，确认使用者是否有结婚意愿，可能也是必要的措施。” 其实。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大家都希望感情应该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无论是以结婚为目的、还是只是想体验自由的交往，都需要在信息对等的前提下进行，否则本该是两情相悦的故事很有可能演变为一场伤害。 在期待关系开始之前，我们想要的不是对方多完美，也不是结局会多美好，只有真实与尊重并存，才有资格谈爱、信任、未来。毕竟不是所有故事都能走到圆满，但希望每一段开始，至少都不从欺骗开始。

每隔一阵子，关于“交家用”的花式讨论就会冲上热搜。 争论分成几个层次：有人吵该交多少“月薪三千，该交多少家用？”，有人吵该不该交“不交家用等于不孝吗？”，还有人吵这笔钱是不是地域特色“难道只有南方人才要交家用？” 而很多网友则一脸懵地发出疑问：到底什么是家用？ 家用，顾名思义就是家庭所用的支出，特指子女工作后给父母上交一部分工资，反哺家庭。但这一在华南地区由来已久的家庭习俗，正在年轻一代中受到动摇。 有年轻人自嘲：“发工资第一件事，是给家里‘上供’，还花呗都得靠边站。”也有人无奈吐槽：“工资一半都给了家里，感觉自己像个租客。” 相关争议，正从对一种地域性生活默契的讨论，变成折射代际关系与文化差异的公共话题—— 当许多年轻人面临的职场状况和生活压力，已经与上一代人大不相同，围绕“家用”的话题，早已超出本地传统本身： 在家庭结构逐渐变化、个体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我们该如何重新理解亲情与边界、责任与自主、付出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一毕业就“交家用”的年轻人 当父亲提出交家用的要求时，小鑫感到错愕，“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没想到一毕业就降临到自己头上”。父亲坐在餐桌的另一头：“也不多交，每个月五百块就可以了。” 同父异母的妹妹和弟弟在一旁默不作声，小鑫知道，父亲需要她做一个“带头榜样”。在这样传统的中国家庭里，父母和子女之间，似乎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老规矩”：父母辛苦把孩子养大，孩子成年之后，就要在经济上和情感上照顾和回报父母。 家用的数额，并没有固定标准，从几百到几千不等。阿晴在2019年本科毕业后，进了一家深圳的互联网大厂。她被父母要求交的家用或许比绝大多数应届生都要高，“刚工作的时候每月到手八千左右，要交6000，甚至我爸送我上班，我还要帮他交油费。” 很多年轻人，在互联网上重新审视这一传统。 这6000块，一部分是给待业父亲的生活费，剩下的用于还房贷。深圳的房产是父母早年来深圳打拼来的，阿晴的母亲原是企业员工，但经历过一轮裁员后失去了稳定工作。而自阿晴有记忆以来，父亲一直没有过固定的工作。 家在深圳虽然有房产，但阿晴的父母手头并无多少存款，加上要还贷款，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很紧张。 记得高一时学校组织火箭班（成绩最拔尖的班级）去北京游学，当时父母为了挣钱，回湖南经营农场，阿晴寄住在大舅家里。当她开口跟父母讲游学这件事，他们先是沉默，随后问是否可以不去，班上有没有人不去。 “（我）不想显得不合群，暴露出家庭不富裕的事实，就哭着闹着说要去，父母只好又跟大舅商量，让大舅先出钱。” 在阿晴毕业工作了两三年后，有次大舅请她去家里吃饭，偷偷把一个账本递给她，上面包括她高中生活费在内的各项垫付，大概三万多块。“对我爸妈来说不是一笔小钱，即使是现在，他们可能要一次性掏不出”，“相当于我的高中生活费是由未来的我承担的”。 阿晴称自己算“亲戚朋友孩子里很省心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相当开明。父亲生长在一个相对重男轻女的家庭里，父亲又是兄弟姐妹里唯一一个没有儿子的，但他从来认为女孩不比男孩差。 从小父亲就教育她“不要做家庭主妇，要学会独立”。父母也从不逼她上补习班，尊重她的意见，如吃什么雪糕、买什么衣服、学什么乐器，都在培养她自己做决定。在阿晴看来，“爸妈并不坏，只是没钱。” 关于家用话题的地域讨论。 刚开始交家用的时候，阿晴和父母两三个月就会吵一次架，“手里钱太少了，但是他们还在不断问我要钱，我爸说‘吃穿住在家里，公司包三餐，他接送，日用品一起买，只需买衣物化妆品，1000多不够吗？”时至今日，阿晴还能回想起父亲撂狠话的场景、神情和语气： “就当是我借你的。” “钱给了就是给了，哪有孩子借钱给父母的说法”，阿晴从没想过交出去的钱还能回来，也没有想过要搬出去住，“如果拿钱搬出去住，相当于和父母撕破脸皮，但又还没到这种程度”。 直到工作半年后，工作涨薪加上年终奖，她的手头才宽松了一些，也不和父母吵架了。“父母从小教育我，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羡慕别人拥有什么，那就自己想办法提高收入。” 阿晴的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湖南人，各有五个兄弟姐妹。在阿晴的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在世时，她的父母一直延续着向上一辈“交家用”的传统。 这一行为，恰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阐释的“差序格局”，在这种以血缘和亲缘为核心，像涟漪一般向外推展开来的传统社会关系结构中，阿晴父母是各自家族波纹中的一环，通过“交家用”的方式向上一环的父母履行经济责任。 在阿晴大学毕业前，父母就和她商量，说需要她搭把手还贷款，只是没提具体金额。对阿晴的父母来说，交家用是一种家族传承，“代表你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能帮家里缓解一些压力”。 2023年，受公司裁员和疫情影响，阿晴跳槽去了另一家大厂工作。“他们不知道我具体到手多少。准确来说，家用不是根据我的工资定的，而是他们一直需要这个数。我工作六七年，薪资一直在涨，但他们从没多要，到现在还是每月6000。” 日元当时汇率比较高，所以阿晴就用日元直接汇款回国内了，还能抵日本的抚养税（图/受访者供图） 到今年为止，她已经交了6年家用，加上给家里买车，累积起来差不多有五六十万。 阿晴给家里的转账记录 （图/受访者供图） 爱，家用和家 简单来说，“家用”就是“家庭用度”，而“交家用”这一具体说法，则特指成年子女将部分收入定期、定额上交父母或家庭管理者的行为。作为一个在民间流传已久的口头用语，它最为盛行于华南地区，尤其在城市之外的乡土社会盛行。 它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更被视为子女成年后对家庭责任的履行与情感的回馈，凝结着深厚的家族观念与传统伦理。在其他地域，可能没有专属词汇，但类似“寄钱回家”“给生活费”等表达，所包含的“经济反哺”行为内核是相通的。 然而，对于部分成长于个体意识更强时代的年轻人而言，“交”这个动作本身隐含了对家长权威的单向服从，似乎削弱了家庭亲情的温情，缺乏几分意愿上的尊重，违背了他们所追求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因此，“交家用”在一些更年轻一代子女眼中，被视为经济独立的障碍、父母权力的过度延伸，甚至是一种缺乏必要性的“隐形负担”，尤其当父母并不真正需要这笔钱时。 小鑫的家里经济条件还不错，“算得上中产”，父母是早年从四川来东莞做生意的。她大学时一个月生活费两三千。当父亲召集全家人通知她交家用时，她想反驳但忍住了，“我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立刻逃离，就只能先遵守他们的规则。 ”第一次发工资交家用时，“很不舒服，但是没办法，后来我就开始安慰自己，就当是买自由”。 小鑫每月交五百的家用（图/受访者供图） 对她而言，家用是一笔换取个人空间和内心安宁的“赎金”。扣除房租和上交的家用，每月虽然只剩2000元可支配收入，但如果住家里就得上交1000元且失去自由，因此她选择搬出来住。 小鑫直言自己在家时精神高度紧张，会通过停车声判断他们是否回来，害怕和他们共处一室。就连吃饭，也是她独自在房间里用餐。现在不在一个屋檐下了，小鑫反而感觉自在，“我不主动找他们，他们也不会主动找我。” 对于从小住校的小鑫来说，她像是这个家里的“局外人”，父母的关注重心始终在弟弟妹妹身上，“家里人平时很少沟通，除非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去成都上大学，物理距离才带来了精神上的喘息。那段离家的时光，让她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大二寒假，小鑫捡了只流浪猫，担心家里人照顾不好，担心小猫抓坏家具会让他们不高兴。她将猫完全养在自己的房间里。这只猫和她一样，几乎不与同屋檐下的家人打照面。 “以前我家养过一只橘猫，笼养的，脾气很不好，还会攻击人，后来我们搬家后就散养了，洗漱和食物都在外面解决。有一天，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大学捡到这只猫后，小鑫就想着一定要让它生活得特别好，在自己身边好好长大，就像是重新养育了一遍小时候的自己。 各自的课题 小显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母亲很快便问起她的工资，并委婉提出“可以给妈妈攒点生活费”，没有具体说交多少。小显装没听懂，转移了话题。工作了一阵子后，母亲暗示过家里有一套房子的贷款没还完，每个月一两千，小显提到自己还在还研究生的助学贷款，此后母亲也再也没有提过交钱的事了。 父母早年离婚，母亲已经退休，有退休金和农家乐分红，经济上不需要小显支持。在小显看来，“如果我毕业后住在家中，负担一部分伙食或水电费是合理的。但我一个人在外租房生活，并没有必要再额外给家里交钱。” 真正引发两人激烈冲突的，是小显决定换城市工作。 由于毕业第一份工作压力大、经常加班、大小周，她感到难以承受，打算辞职前往男友读博的武汉发展。电话里，母亲哭着说：“不然我生你干嘛”小显也哭着反问：“那谁来考虑我？”她完全理解母亲话语背后的传统观念：“既希望子女独立，又不愿他们走得太远。广东文化很务实，很看重‘有用’，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生你不如生块叉烧，叉烧还能吃’。” 那次争吵后，母亲整夜失眠，状态很差。小显看在眼里，觉得必须打开这个心结，就建议母亲和一位从事心理咨询的亲戚谈谈。心理医生对母亲说：“你供女儿读这么多书，就是希望她能做出比你更好的决定，如果你不支持她的决定，其实就等于否定自己过去的付出。”在和心理咨询师聊过之后，小显母亲开始逐渐接受并支持小显的选择。 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学习承担自己的人生课题，勇敢握紧自己的主动权。与此同时，他们也期待父母能逐渐收回过度关切的目光，将重心回归到自身的生活之中。 自那次咨询以后，退休前开过诊所的的母亲开始主动阅读心理学书籍，像《为何家会伤人》。小显和母亲的关系也回归到从前的状态，母亲在老家种种花，打打麻将，养猫猫狗狗，平时给她转点补贴。小显也会在母亲节，母亲生日的时候也会送点礼物或者转个520，母亲会开心地说“谢谢宝宝”或者用客家话讲“阿妹，我好挂住你啊。” 小显身边需要交家用的朋友不多，只有个表哥毕业后在家打游戏不工作，家人让他交家用来促使他独立。“我觉得这种情况合理，但像我这样在外工作的，交家用就不是必须的。” 同样，在阿晴认识的同龄人和同事中，也没有人交家用。“我爸从小教育我不要跟别人比较，所以别人交不交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但当阿晴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家庭决策时，她认为交家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于读市场营销并从事出海业务的她来说，“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即便我能还上家里的贷款，也不划算，房子会贬值，但流动资金可以用来理财增值。” 她也认为，“父母的课题应该自己解决，他们要完成财富积累。孩子刚工作攒不了多少钱，也要完成自己的积累。我家情况特殊，我因心软和父母付出而扛压力，但现在想开了。家用是孩子自愿出力缓解家庭压力或讨父母欢心，而不是强制性的义务。” 今年，阿晴与父母进行了一次正式对话，明确表示：“房子我不要了，爸妈想怎么处置都可以，到明年年底我不打算再出这六千了，如果他们想回老家养老，那完全可以把房子卖掉，过一个非常富裕的余生”。 父母听完阿晴的话，沉默了很久后才说行，先走着看。但事情发展是否真的能如阿晴所愿，阿晴心里也没谱。 在阿晴看来，理想的家庭关系应有清晰的情感边界：“我和爸妈的关系是不太近也不远。家庭大事有商有量，父母下决定前会问我意见。我有大事也不瞒他们。情感上虽然不近，但家庭义务上有共识，我每年会给他们买体检套餐、付重疾保险，让对象常去家里吃饭。” 她感慨自己的父母不过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人，积累一点小资产，磕磕绊绊生活到了现在，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尽最大努力给了我。”有时候加班到深夜，阿晴的母亲会给她留一盏灯，到家后问她饿不饿，进厨房煮宵夜，等她吃完把碗洗了再去睡觉。“我在家里完全不用做家务，冰箱里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复杂得像一团难解的毛线。而“家用”，不过是从中抽出的一根线头。轻轻一拉，便会带出代际之间关于爱与控制、付出与期待、责任与主体性的漫长博弈。事实上，一个家庭是否要求子女“交家用”映照出的是两代人在不同时代下形成的的价值观与生存哲学。 因此，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交不交钱”，而在于父母和孩子，能否学会尊重彼此作为独立个体的边界与选择。这也意味着，子女与父母之间，或许从来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代际关系的本质，更像是一场持续进行的对话与磨合，其中有理解，也有委屈；有失望，也有温情。每个人都渴望被看见，也在学习如何看见对方；都在寻求尊重，也在练习如何真诚地给予尊重。

观察家的话： 五十年前的今天，汉娜·阿伦特逝世。重读我们专栏作家周泽雄先生刊于八年前的这篇文字，非为行礼如仪的悼念，而是确认一种稀缺的精神质地。 当年，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看见的并非恶魔，而是一个放弃思考的庸人。她点破了“平庸之恶”，却被渴望主场正义的舆论——那些“平庸之善”——围攻。 她拒绝向世界提供廉价的情绪抚慰，她用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冷，承受代价，独自向真理献祭。 思想者不屑制造世俗闹剧，但制造思想不安。在那个玻璃亭之外，当愤怒与站队依然是公共生活的捷径，阿伦特“不合时宜的勇气”，似乎不再是历史的陈迹，而是对当下的刺痛。 这构成了重读的理由。 文/周泽雄 我们依此可以推断，知识分子由于按照不同的准则生活，所以并没有故事，有的只是一种招致不安稳的效应；他掀天揭地，震撼人们，却无法以他的背景或交友来完全解释清楚。 ——爱德华·W·萨义德 假如他干了什么，或者假如他杀人——千万的人类，那么他仍旧不过是个小丑而已。——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20世纪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之一，竟同时成了一部传记片的名字，让人意外，也令人感动。电影是2012年由德国人拍摄的，德国曾是这位犹太裔思想家的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阿伦特的思维天赋——她还在两位当世大哲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手下接受了出色指点——使她在逃离欧洲前，已把自己锻造得出类拔萃。阿伦特日后被视为美国知识分子，其学术成就多是在1941年流亡美国后取得的。 但是，思想者有什么值得电影工作者激动的呢？思想者是酝酿头脑风暴的人，是天底下最不适宜借助活动影像展示其优秀的人——所以我们无法在电影院里看到康德的故事：从不出远门，每天像钟点一样准时在哥尼斯堡街头散步的康德，将令每一位导演抓狂。在去世前不久的1975年4月，阿伦特在哥本哈根接受一项由丹麦政府颁发的松宁奖（Sonning　Prize），以表彰她对欧洲文明作出的贡献。之前的获奖人中包括尼尔斯·玻尔、温斯顿·丘吉尔、伯特兰·罗素等人，她借机说明了自己“对公共生活的离弃”： 献身于一种理论生活、一种沉思式生活已经预示着对公共生活的离弃，……老伊壁鸠鲁给哲学家的那句劝告，即“在隐藏中生活”，常被误解为一种审慎的建议，实际上它却是非常自然地源于思想者的生活方式。因为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思本身不仅是一种看不见的活动——一种不向外展示自己的活动——而且它也没有显现的需要，甚至没有与他人交流这一非常有限的冲动。 阿伦特喜欢引用的两条苏格拉底持身处世格言，皆足以说明思想者的本质：“宁可与整个世界不一致，也不愿与自己不一致”；“宁可遭受不公正，也不愿去施行不公正”。思想者的人生主要在自我的精神层面展开，来自大脑皮层及灵魂深处的波谲云诡，既不足与外人道，外人也很难探悉究竟。好比棋盘前的围棋国手，即使大脑里演算着惊天奇谋，肺腑间感受着无涯酸楚，举止仍如老僧入定，缺乏动态的观赏性，如果摄像机对着他们，观众会以为在看一张照片。棋手不是球员，思想者也不是政客，故《论自由》的作者约翰·密尔在《自传》开头，即向读者打招呼： 在写自传正文之前，似乎应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平凡的一生留本书作为纪念。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讲叙的任何一部分，会作为一个故事或者因为与我有关而引起公众的兴趣。 在自传里，严守思想者本分的密尔甚至一次没有提到母亲，提到弟妹也仅限于童年时期，意在说明自己曾在父亲指导下接受了苛刻教育。就思想者的精神成长而言，无论密尔的母亲多么慈爱（我对此一无所知），只要与其思想发展缺乏关联，他就不著一字，绝然舍去。阿伦特想必也是如此，虽然她年轻时师从海德格尔，也曾与这位后来因高呼“希特勒万岁”而惹来巨大争议的幽邃哲人萌生些许情意，但任何意欲把两人总体上不失安静的关系绯闻化、八卦化的企图，都是极不慎重的。也许，雅斯贝尔斯的态度才最为可取——当阿伦特向这位指导了自己博士论文写作的导师承认年轻时与海德格尔的恋情，雅斯贝尔斯回应道：“啊，太有意思了。”然后打住。 令阿伦特走向大屏幕的，是一桩重大公共事件。这事件是如此有名，以至导演可以在电影里用一种惊悚片的镜头语言，先练练手感，顺便刺激一下观众。导演知道，除了这么点开场小插曲，故事发展将无可避免地走向沉闷： 荒郊僻径，草低灯昏，一提着手电筒的男人，走下公共汽车，瑟瑟独行。军用卡车从后掠过，车上跳下三个大兵，麻利地把步行客摁倒，再把他强行拽上卡车。车开走了，委弃于地的手电筒，以一道别扭的光束射向远方，并且——镜头切换——点亮了一根香烟。吸烟者正是远在美国的汉娜·阿伦特。 那是1961年，以色列的摩萨德特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绑架了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并把他引渡到以色列接受审判。艾希曼是前纳粹军官，主持过希特勒最肮脏的“最终解决”方案，是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长官，他对死于该营的20万犹太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他的职责并不要求他直接动刀拔枪，或按下毒气室开关。 阿伦特从《纽约时报》上读到相关报道，突然萌生一个想法：她要去审判现场，她一定要亲眼见识那个屠夫。 身为犹太人，阿伦特在纳粹上台伊始逃离德国，在法国呆了八年。德军占领法国后，她被关进法国人设立的隔离营。不同于纳粹集中营，但也庶几近之，若非设法弄到了赴美签证，她的人生随时可能走向奥斯维辛；她是否会像挚友沃尔特·本雅明那样仓猝间寻了短见，无人知晓——在转道西班牙逃亡美国的路途中，她的行囊里一直珍藏着本雅明交给她的遗稿《历史哲学论纲》。不管怎么说，幸存者阿伦特的命运一度擦着铁丝网的边缘，纳粹皮靴夜夜踩向她的梦境，但（这是真的！）她竟然一次不曾目睹现实中的纳粹，她还错过了纽伦堡审判。战争期间她曾撰文呼吁建立犹太国和犹太军队，前不久又刚刚完成了杰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成为“第一个将第三帝国放入西方文化背景进行描述的作家”。无论为了学术使命还是严肃人生，她都认为，亲赴耶路撒冷见证艾希曼的审判，至关重要。“出席这次审判，我总感到是一种应该对自己的过去所负的责任。”她说。 她给《纽约客》编辑威廉·肖恩写信，申请作为特约采访者前往耶路撒冷。《纽约客》大喜过望，该刊主编唯一担心的是：“哲学家从不遵守截稿期。” 没有迹象表明，阿伦特嗣后的采访及撰稿，会引来轩然大波。《纽约客》无疑只是期待一篇更加犀利、辉煌的战斗檄文，他们需要容忍的，顶多只是阿伦特那种哲学家的过度抽象，以及她那因英文不够娴熟而带来的拼写和语法问题——与阿伦特可以预料的深刻性相比，后者根本不成问题。总之，他们不仅期待阿伦特的大作让《纽约客》大卖一场，还希望刊物能凭借阿伦特高超的思辨天梯，主持并引导高端讨论。 关在笼子里的猛兽，也可能露出楚楚可怜样。当阿伦特见到法庭上的阿道夫·艾希曼时，她惊呆了。她称艾希曼是“玻璃亭中的男子”，因法庭担心愤怒的证人和旁听者冲动之下把艾希曼给撕了，所以让被告在一个玻璃亭里出席审判。对艾希曼这类纳粹战犯，书生意气的阿伦特似乎有一种既定之见，她以为，纳粹战犯必须符合她内心替他们预先绘就的形貌特征：狰狞，凶恶，傲慢，冷血，还有一种魔鬼般的智力；他们决不可能是傻瓜。 她看到的艾希曼，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与她的先入之见相悖：犹疑，木讷，惊惶，眼神恍惚，举止飘移，不时挖挖鼻孔，且不说他还是个戴眼镜、穿西装的秃顶汉。换句话说，假如恶人必须符合一定的形貌资质，艾希曼无法入选。这个也许可以算作有史以来最大屠夫的凶犯，事实上毫无凶残之相。更令阿伦特意外并鄙夷的是，她发现艾希曼缺乏思考能力，像个白痴。总之，“他一点也不粗野，也不是非人类的人，也不是难以理解的。” 她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短语“平庸的恶”，这个后来成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副标题并晋阶为现代政治哲学重要术语的短语，其实出自她丈夫布吕歇尔的口头禅。阿伦特曾写信告诉雅斯贝尔斯，颇以智力自负的布吕歇尔，“常常认为‘恶’是一种‘可笑的现象’。” 阿伦特也许过于执着自己的第一印象了，她是一流的思辨者，却未必是老练的观相家。她对艾希曼形象举止的研判，多半忽略了“此一时，彼一时”的场合差异。“玻璃亭里的男子”未必是弱者，而仅仅是暂时居于弱势。强势者的趾高气扬与弱势者的萎靡气馁，在不同的时空节点，的确可能居于一人之身。实际上，她的导师雅斯贝尔斯在遥远的德国给她提供了补充材料，“能证明艾希曼的‘个人人性残忍’几个审判文件中的证据”。再说，艾希曼也许在人格上真的是个“小人物”，一个第三帝国杀人流水线上徒具人形的零配件，但他同样可能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在法庭上故意弱化自己。一个无法思考形而上学的恶棍，未必缺乏生存黠慧，阿伦特也许低估了他。 总之，阿伦特对艾希曼形貌的研判，就一位作家来说，大概不值得钦佩，它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不少学者还指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的若干史实描述，同样不够准确。但真正的思辨之鹰，哪怕踩在一个摇晃的支点上，也能一跃而起，划破长空。在优秀头脑的运思之下，错误的观察未必不能抵达深刻的洞察。 她试图探索一种现象：一个缺乏思考能力、甚至没有主观作恶动机的人，为什么会蜕变成一台杀人机器？她进入艾希曼的内心，指出其本质上的平庸性，本义不是否定或减轻艾希曼的恶行，而是将矛头聚焦于体制之恶，进而思考公民在极权体制下的政治抵抗，以及如何承担公民的责任。因为，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如艾希曼这类近乎无机物的办公室屠夫或案牍凶手，一旦置身另一种制度环境，也完全可能成为守法良民。把他带上法庭的，并非一种蓄意为恶的撒旦式动机，而是一种愚蠢的忠诚、一种放弃独立思考的习惯。 在阿伦特眼里，放弃思考与泯灭人性，近乎一脉相承。她想借此提醒世人，使人变得冷血和没心没肺，不见得需要一颗撒旦之心，心灵的麻木以及对“元首的命令就是法律”的无条件信奉，同样会把人贬低到可悲境地，极端情况下，可以使人一边堕落为屠夫，一边还做出一脸无辜状。艾希曼在法庭上承认，如果元首让他枪毙自己的父亲，只要符合事实，他也会毫不迟疑地执行。说这话时的艾希曼，脸上似乎还有点清新态。 阿伦特探索作为纳粹齿轮的艾希曼，绝非替“小人物”开脱，事实上，阿伦特不仅从未替艾希曼辩护，她对主审法官最终判处艾希曼绞刑，也表示认可。非但认可判决结果，还认可法庭的判决依据：法庭最终认定艾希曼比那些实际操作杀人机器的人，罪行更重。 或许可以说，如果艾希曼长着一张梅菲斯特般的魔鬼脸，“平庸的恶”就无从谈起了。就此而言，作为一种重要概念的“平庸的恶”，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但是，阿伦特仍然不会写出如人所愿的文章，她那超越于族群认同和狭隘复仇的哲学家式正义感，仍然可能使她得出令人不快的结论。实际上，当年的犹太人社群主要不是被她对艾希曼的深度理解所激怒，而是因为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把矛头对准了受害者。阿伦特只要具备稍许多一点点的世故，只要略微降低自己的正义之心，就不会写出由下面这句话所代表的那10页字： 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犹太领袖在毁灭自己民族事件中的角色，无疑是整个黑暗故事中最黑暗的一章。 另外，阿伦特还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以色列的国父级人物本·古里安，这位以色列总理出于某种掩蔽在政治策略下的义愤，当时正打算把这场针对个体的司法审判，放大并转化为一场表演性的国家谋略，以便“赢得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支持”。在他的幕后操纵下，以色列检察总长吉迪恩·豪斯纳亲自担任公诉人，公诉词变成了一次长达9个小时的演讲，公诉人如此告诉法庭：“我代表着600万起诉者。但是，他们不能再站起来了，没有人用手指着凶手……他们的鲜血在哭喊，但是他们的声音是没有人能听见的。” 阿伦特失望地发现，大量出庭作证的证人，其陈述都与艾希曼个人的罪行无关。艾希曼被设定成一个供犹太人伸张正义的现成道具，只要起诉能起到“提醒世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一事实，并教育以色列的年轻人”（本·古里安语）的目的，公诉人并不介意让区区艾希曼替整个第三帝国的种族屠杀罪来垫背。 这是阿伦特无法接受的，她说过：“若不为反对派的权利制定法律条款，就称不上法治政府。”她可能还会想起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在就任纽伦堡审判检察官时说的一句话：“除非我们准备接受有时不利于本国国家利益的法律，才有可能成功地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一个法律王国。”人不能被额外的重大意义处死，无论犹太民族的苦难多么深重，让被告艾希曼以替罪羊的方式承受处罚，肯定有违公正。她强调指出： 在法庭受审的不是体系、历史或历史潮流，不是各种主义，例如反犹主义，而是一个人，如果被告恰好是一个职员，他被控告就正是因为职员仍然是一个人，就是因这种职位他才受到审判。……如果允许罪犯代表一个系统而服罪或抗罪，他实际上就成了一只替罪羊。 信守苏格拉底的教诲“宁可与整个世界不一致，也不愿与自己不一致”，让阿伦特付出了惨重代价。传记片《汉娜·阿伦特》对传主相当忠诚，它真实反映了阿伦特的文章在《纽约客》上分五次连载后引起的负面影响。那10页（占全文三十分之一）针对犹太领袖的犀利批评，使杂志社受到海量电话攻击，据当时《纽约客》主编统计：“10页内容中的每一页，都引来100个抗议电话。”阿伦特的同事开始与她保持距离，甚至不愿和她在同一个地方吃饭；校董事会“敬请”她“放弃授课责任”，理由是：“你可能招不到那么多愿意跟你学的学生了”。一位和阿伦特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的“和气老人”，托门房捎给她一张纸，上写“下地狱吧，纳粹的婊子”。以色列当局派人万里迢迢地向她当面传话，用威胁口气要求她放弃出版《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更恼人的事实在于，几乎所有批评者都没有完整读过阿伦特的文字，在写于1964年的《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一文里，阿伦特回顾了自己的窘境： 首先，我想对由《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所引发的那场相当激烈的争论作些评论。我故意说“引发”，而不说“造成”，是因为这场争论大部分针对的是一本子虚乌有的著作。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用那位著名的奥地利智者的话来打发这桩事：“再没有比关于一本谁都没读过的书的讨论更有趣的事了。”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特别是在后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以我从没有说过的话来攻击我，而且竟还有人为此而为我辩护，这时我逐渐明白，这桩有点儿奇异的事情比单纯的感情用事或玩世不恭要更复杂。 面对一桩当事人和旁观者均已事先持有不可动摇的结论的司法案件，哲学可能是多余的，绵密的推敲和辨析也显得不合时宜，因为人们并不认为当下的正义处于扑朔迷离中。群情汹汹之下，人们只需要一种“主场正义”，他们要求阿伦特的只是简单站队；只有当阿伦特的意见不由分说地与看客保持一致，他们才可能欣然接受她的后续阐发。以纳粹受害者为代表的那一方，早已将真理与正义视为囊中之物。他们的自信是如此彻底，非但不能接受丝毫异议，哪怕有人仅仅采取不一样的言说姿态——比如，拒绝和他们一起呐喊吼叫，坚持用平静的态度和坚定的理性进行探索，以便从哲学高度得出更加扎实牢靠的结论——也会遭到狐疑。 这是比拼立场和姿态的场合，人们只想看到一种表述：它由激越的煽情语言作为先导，像一队隆隆开道的文字摩托方阵，中间则是一组组由不容置疑、排除异议的压倒性口气构成的文字方阵，结尾处必须用大量惊叹号来压阵。其中涉及的所有事实，都必须被定性为不容置疑、无懈可击。 阿伦特的观点不仅没有满足看客的既定之见，她还“摆出高级知识分子的样子，把一场庭审变成一堂哲学课”，这注定了她在那一刻的失败。 时过境迁，我们会难以理解“平庸的恶”所引发的巨大波澜，因为我们已从淡定的时光里获取了超然，再加我们不是犹太人，缺乏受难者那份感同身受的怆烈。回头来看，正是那些期待平庸的正义的人，才对“平庸的恶”无法容忍。那是一些时刻准备为了所谓大是大非而放弃思考的人，或者说，思考之于他们，只是一个用来证明己方无辜、对方邪恶的工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思考就毫无用处。因此，极度讽刺的是，指出“平庸之恶”的阿伦特，遭到了“平庸之善”的全面狙击。“平庸之善”与“平庸之恶”是否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则是阿伦特留给我们的一个有趣话题。 阿伦特为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写下的文字，符合最苛刻的公共知识分子定义。为了自己信奉的真知，她义无反顾，“虽千万人，吾往矣。”此语的核心不是勇气，而是智慧。国人好言“大智大勇”，窃以为该词非并列结构，而是因果关系，意即大智是大勇的前提，徒勇不足言智。不过，凡事莫走极端，阿伦特的表述的确过于高冷，欠缺启蒙者的诚意——电影里的阿伦特曾傲然表示：“我拒绝向傻瓜们解释。”她一边意识到自己对普通公民提出的要求涉嫌“道德问题上的高深或老练”，一边又希望公民养成“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即投入我与自己之间无声对话的倾向”，站在公共论坛上，却将人民迫切渴求简单答案的问题，擢拔为一种哲学迷思，一种哲人境界。这是阿伦特的卓越，也是她的不足。 不合时宜的勇气也许是不同凡响的思想的炼狱阶段，唯大智大勇者敢于承受并担当。海德格尔当年曾提醒阿伦特：思考是孤独的行为。

“进入厂区，请自觉放弃一切自由”——广西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门头上的这条标语，如同一把冰冷的枷锁，刺痛公众的眼睛。一种反人性的价值观，竟然如此“坦然”甚至“理直气壮”地宣示，让人不寒而栗。 图：该公司门头所示标语，来源：潇湘晨报 其中的认知错位，固然是法治意识的缺失，也是内在观念的流露。在这种价值观里，员工进入生产空间，便自动剥离了社会人的属性，退化为纯粹的生产工具。厂区被异化为一个特殊的“场域”，甚至是“法外之地”，效率至上可以碾压人格尊严，组织纪律能够吞噬法定权利。 将生产场所“去人性化”的想象，与现代企业管理中“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格格不入，与“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科学原则南辕北辙，更与企业运转在法治轨道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 更值得深究的是“自觉”二字。这并非简单的强制，而是一种更为隐秘的异化。 它要求员工将外在的规训，内化为“自觉”，主动地、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自由。这是一种对劳动者主体性的否定，意味着员工不是拥有完整权利和可以独立思考的个体，而是被“格式化”、被支配的客体。 企业用“放弃一切自由”来定义雇佣关系，无异于宣称：我购买的不仅是你的时间与技能，还有你的人格与权利。这是一种从肉体到精神上的侵占。 工作人员对记者的回应，凸显了管理思维的傲慢与僵化。他那句“吃饱了撑着是不是，干点正事，作为人”，暴露出对权利意识的漠视与对公众监督的抵触。在他们看来，对员工基本权益的关切是“多此一举”，媒体的监督是“不干正事”。 在很大程度上， 这种态度正是畸形管理文化孕育的必然结果，说明那种“理所当然”已深入某些人的骨髓，经内化之后才出现异化。 图：疑似已撤换的门头标语，来源：恒逸集团官方公众号 令人深思的是，涉事企业并非作坊小厂，而是上市公司恒逸石化（SZ000703）的全资子公司。在人们的想象里，上市公司理应具备更规范的治理结构、更阳光的企业文化和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作为资本市场的宠儿，如果其肌体里流淌着漠视个体尊严的血液，那么它所创造的利润、描绘的产业蓝图，其根基何在？企业品牌的价值不仅在于财务报表，更在于其社会声誉与道德成色。 自由当然不是散漫无度，而是在法律与公序良俗框架下，个体享有的人格独立、思想自主和权利保障。 在职场语境中，这种对自由的尊重意味着管理应以激发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为目标，而非以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为路径。工作，也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不是以生活乃至自由的丧失为代价。 我们珍视自由，因为它关乎人之为人的根本。对这条标语的批评，绝非小题大做，而是一场必要的、对价值观的正本清源。我们需要警惕那种将特定空间“例外化”、将人的权利“悬置化”倾向。 “魔鬼藏在细节中”。社会文明的进步与企业治理的演进，也体现在对这些细微之处的不妥协 。当一块标语牌倒下，我们希望立起来的是对法治的敬畏、对权利的尊重、对劳动者发自内心的关怀。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面被撤下的标语，应当让更多企业管理者心头警钟长鸣。须知， 剥夺自由换不来长久的安全与效率；安全和效率的列车，也绝不能开往人性的荒漠。 唯有尊重与信任，才能让企业行稳致远。

图片：AI生成 这两天正值吉林省中小学生雪假期间（12月3日至7日），作为东北唯一一个高调给本省中小学生放雪假的省份，自打11月初官方公布消息开始，就在舆论上炸开了锅。 和前不久浙江、广东、四川等省份首次官宣给中小学生放秋假一样，东北这个独一份的雪假依然没有逃过大批家长的口诛笔伐。 冰雪大省给本地孩子们放假去学习滑雪不是好事么，怎么就有这么多家长激烈反对？ 在社交新媒体上，不乏有被雪假搞破防的家长“破口大骂”，理由基本类似： 家长没钱没钱没精力，耽误孩子课程学习…… 劲旅君为此和一位从事青少年滑雪培训的朋友谈论起此事，后者却非常不屑的吐槽： 别看有些家长在网上骂得凶，雪假期间给孩子抢滑雪课最积极的恰恰也是他们。 这又是什么逻辑？ 01 大家首先思考一个问题。 国内当下滑雪的主力人群是谁？ 或许你会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 年轻人嘛。 在北京冬奥会效应的加持下，外加上国家鼓励3亿人上冰雪的各类积极政策，过往这些年大批年轻人涌入滑雪场并逐步成为主力人群。 然而这两年，国内滑雪主力人群却在悄悄发生变化。 来自国内一家头部滑雪机构的数据显示，2020-2024年间，滑雪教学课程购买群体中超过30%都是6-12岁的青少年，而且这一比例还在快速攀升。如果有喜欢滑雪的朋友这几个雪季细心在雪道上观察，会发现青少年甚至低龄儿童的占比在大幅增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内滑雪主力人群正在走向低龄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还不是因为家长的育儿焦虑与教育内卷。 这位朋友向劲旅君透露，最近因为吉林中小学生放雪假，很多家长都偷偷找自己来咨询青少年滑雪课程的事宜，而且都非常急迫，其中有三个案例的家长非常具有代表性。 第一个案例的家长，孩子就读于知名国际学校，之所以非常积极的帮孩子咨询滑雪课，是因为在这类学校，滑雪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社交名片，其他的孩子都在学习马术、橄榄球、冰球等，自家孩子必须要有一项拿得出手的高投入运动才行。而且现在孩子的同学中不少人都在学习滑雪，自家孩子不能落后，否则以后会被同学排挤，无法融入周边朋友圈。 第二个案例的家长，孩子虽然没有前一个案例那么卷，但是家长却非常在意对孩子个性的塑造。这位家长老早就花重金购置了全套高端滑雪装备，并且准备让孩子从小趁着雪假早早接触这项运动，在这位家长看来，滑雪可以让孩子提升胆量、不惧挑战，而且还能更具人格魅力。 第三个案例的家长，纯粹是内卷跟风类型，这位家长无奈表示，孩子周边很多同学都在学习或者计划学习滑雪，这种氛围下让自己非常恐慌，感觉如果不紧跟这股潮流，自家孩子就会被时代抛弃一样。 所以，有多少中小学生真正对滑雪感兴趣或许未知，但是他们的家长们却已经非常焦虑，围绕着滑雪进行的教育内卷已然悄悄打响。 可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家长一边主动内卷，一边又起劲骂雪假呢？ 一部分家长是因为滑雪非常氪金，而且也的确很耽误家长的精力和时间，但是这些情绪不能冲着孩子发呀，索性一股脑都发泄在社交媒体上；还有一部分家长，特别是那些被内卷裹挟的家长，其实心里真有气啊，他们特别讨厌内卷，也不希望有什么突然冒出来的雪假打乱自己的育儿节奏，然而现实情况又逼迫他们不得不去内卷，所以干脆就将这个锅甩给雪假去背，自然是怨念深重。 因此才会出现，在线上对雪假骂得最凶的家长，却在线下是给孩子抢滑雪课最积极这种极具反差效果的现象了。 02 值得注意的是，大批家长边骂雪假边让孩子卷滑雪，其中至少释放出两个有趣的信号： 其一，滑雪的确正在从一项贵族运动迅速向平民化、大众化转变。 来自携程数据显示，今年吉林省中小学生雪假期间，北大湖亲子滑雪课程订单量暴涨210%，教练团队全员满负荷上岗还需提前三天预约，足以见得低龄滑雪人群的爆发式增长。 对于很多“后北京冬奥会一代”（202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或许滑雪将成为大多数孩子的一项必备技能，就如跑步、打篮球、踢足球一样，稀松平常。 有在新疆从事滑雪教练的朋友也向劲旅君表示，出于消耗雪假的目的也好，家长内卷也罢，反正对于教练来说，他们发现越来越多家长都开始愿意主动将孩子送来滑雪了，或许家长的考虑有很多，但是对于孩子们而言，能有一个公开的假期可以走出课堂尽情体验滑雪，的确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劲旅君前不久去吉林考察，发现长白山区域很多小滑雪场也是人满为患，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里不光挤满了本地雪假前来学习滑雪的孩子，而且还有很多南方的家长专门带着孩子来学习滑雪，而且他们的心态更加务实，不再一味追求头滑雪场和顶尖教练，而是根据孩子的滑雪水平和学习计划，有针对性的选择小滑雪场来更好学习与巩固滑雪技巧。 在他们看来，长白山地区的小滑雪场同样享有优质粉雪，但整体花销更低、教练水平却保持在线，这是一种更具有性价比的滑雪教学体验。 其二，大众对于雪假等新型公共假期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别看很多家长把雪假骂上了天，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却非常诚实，老早就悄悄请好假，不是去陪孩子滑雪，就是带着孩子天南海北去旅游。 这一点从前不久南方多省秋假的巨大成功就可见一斑。 劲旅君此前在《第一批享受秋假的中小学生，把上海迪士尼门票干售罄了》《中小学秋假，怎么就让家长们炸了锅？》等文章中详细探讨过，对于绝大多数家长和中小学生而言，他们对于雪假的态度都是欢迎的。 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反正平白无故多出一个5天以上的小长假，而且还能学习滑雪，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家长们而言，尽管嘴上骂骂咧咧，但该请假还是请假，该给孩子找滑雪教练还是找滑雪教练，他们心里非常清楚，毕竟雪假对于孩子是利大于弊。 不难预测，雪假将是继秋假之后，国内又一个在方方面面都取得巨大成功的新型公共假期典范。 03 在劲旅君看来，今年雪假家长们边骂边送孩子学滑雪背后还将激发一系列深层次影响。 首当其冲的就是刺激滑雪产业链升级迭代。 例如，众多滑雪场针对青少年这类潜在主力客源在营销、教学、体验等方面进行大幅革新。 这两年国内头部滑雪场看似客流量依然在暴涨，但增量乏力的现象同样明显。尤其是随着很多年轻人在体验过滑雪之后热情逐渐消退，使得这类尝鲜型客源快速流失，导致滑雪场增量客源大幅下滑，迫切需要新客群补充。 而此时青少年滑雪群体的出现恰逢其时。 这些青少年滑雪学习周期更长、兴趣培养更扎实、家长更舍得氪金、对滑雪黏性更强，方方面面都是值得培育的优质客群。 事实上，这几年各大滑雪场为了笼络青少年滑雪客群也采取了很多营销手段，例如针对大中小学学生限时免门票、发放冰雪消费优惠券等。 再比如，针对青少年的滑雪装备、滑雪培训、滑雪比赛等亦将有针对性的聚焦和更新，促使一些新滑雪品牌、新滑雪产品、新滑雪赛事的诞生，推动国内滑雪产业链的快速发展。 其次也将为刺激大众旅游消费扩大带来一波新的机遇。 众所周知，刺激消费将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新增长引擎，其中旅游消费则是重中之重。 但是大众旅游消费的前置条件是“有钱有闲”，这几年出于多种多样的原因，或许大众想要“有钱”难度提高了，那么想办法“有闲”总是可以办到的吧。 从秋假一举爆火，到雪假顺利落地，未来各省市相继效仿必然大势所趋。 毕竟浙江秋假让江苏和上海的家长学生羡慕嫉妒恨，吉林雪假也让部分辽宁和黑龙江的网友直呼“吉吉你要抛弃黑黑和辽辽了么，说好的东三省啥事都要整整齐齐的呢？” 明年执行春秋假和雪假的省份必然大幅增长。 除此之外，各省市围绕自身实际情况设置新型公共假期的苗头也开始出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春秋假、雪假这类新型公共假期对于缓解当下国内公共假期整体时间不足，假期过于集中等显著的弊端是大有裨益的，而且还能借势推动国内带薪休假制度的完善，可谓一举多得。 总而言之，今年的秋假、雪假就如前两片多米诺骨牌，一场旅游消费的大变革正在快速到来，值得所有人高度关注。

眼下越来越多的荒野求生赛事涌现，不少地方和众多公司试图从这个看上去很有前途的市场分一杯羹，有的冠军奖金已经飙升到50万元。 说起“荒野求生”，有一个人的名字是避不开的。英国冒险家贝尔·格里尔斯的《荒野求生》(Man vs.Wild)，是过去最有名的野外求生节目，他在中国有一个“贝爷”的大名。节目当然也精彩，贝爷在镜头前展示各种求生技能，上天入海，无所不能，经常还会有名人加入，奥巴马、大鲨鱼奥尼尔、中国的姚明、李彦宏都曾经临时客串入戏。 但无论是《荒野求生》还是后来一些模仿贝爷的节目，这类节目普遍存在一个最大的槽点：观众们只要稍微出戏，就会意识到，贝爷和他的搭档，实际上只是在展示和表演野外求生，并不是来真的，因为镜头背后有一支精良的拍摄团队和专家队伍在时刻盯着。 如何避免这个最大的槽点呢？最近，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深山里，一些地方文旅开始跟进荒野求生的热潮，他们直接来真的。 选手只凭一把砍柴刀和一截楠竹，自行解决吃住，看谁能在深山里坚持得更久，中途可以退赛。初赛决出10人，休整三天后开启决赛（之后主办方将决赛名额增至14名，并为每位选手额外追加2万元奖励）。决赛要求选手生存40天以上。这群人荒野求生的目标相当明确——击败百余名高手，怒赚20万奖金。 这就是近期频繁出圈，还常上热搜的中国湖南张家界“七星山杯”极限荒野求生挑战赛。 一场主办方是景区的赛事 要理解这项赛事，得从名字里的“七星山”讲起。 七星山景区，2022年1月才对外开放，在张家界这样强手如云、卷到极致的旅游市场里，想活下来，必须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于是，一项听上去就带着狠劲儿的比赛诞生了——“七星山杯”极限荒野求生挑战赛。 7月15日，来自全国的100名选手被送上七星山的大绝壁，只允许携带主办方发的一把柴刀和一截楠竹，其余全凭天赐与本事。在绝壁之上，他们要靠自己“打猎”“取水”“搭窝棚”，与天气、地形、体力对耗。9月22日，坚持到最后的选手杨东东赢得冠军称号加10万元奖金。 第一季结束后，这项赛事不按常规办赛的“年更”套路来。10月8日，第二季马上开演。也正是从这一刻起，这场荒野求生的故事开始脱离山谷，冲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直播里火光跳动，短视频里山风猎猎，相关话题一次次闯进热搜，让更多人第一次听说了七星山。 11月中旬有数据显示，该赛事全网播放量已超过50亿。其官方直播号近30天场均观看人次接近百万，最高人气峰值一度超9万。连贝爷都来到节目组官方视频下方评论留言，“Tough，raw，real survival——love to see it!Respect to the warriors.” 节目爆红，参加比赛的选手们也随之受益。潇湘晨报援引工作人员消息称，目前仍然留在赛场的选手大部分已经获得运动类服饰、美妆品牌的赞助或代言邀约。 最大的受益者显然是赞助商和景区。 户外品牌骆驼赞助第二季比赛，赛事期间，骆驼产品在直播、短视频和采访中频频出现，选手同款装备在电商平台销量猛涨。双十一期间，骆驼品牌在天猫开售30分钟销售额即破亿。 七星山景区原本名声不大，通过赛事一下子传开，天量级别的流量甚至惠及整个张家界，地方政府对此也是大力支持。景区已经着手准备，接下来将举办挑战赛第三季、第四季，冠军奖励可能会提升至50万元。有消息称，第三季挑战赛将在不久后开启，预计有数万人报名。 也许受七星山杯极限荒野求生挑战赛的成功影响，眼下越来越多的荒野求生赛事涌现，不少地方和众多公司试图从这个看上去很有前途的市场分一杯羹，譬如贵州锦屏“扎西猎鹰杯”荒野求生挑战赛、广东川山群岛杯海岛求生赛、湖南怀化好运通道杯荒野求生赛等，有的冠军奖金已经飙升到50万元。 能持续办下去吗？ 问题来了，“荒野求生”是一条能持续挖掘的户外运动新赛道吗？ 美国历史频道推出的《荒野独居》（Alone），可以说是最早把“荒野求生”这个题材带入主流视野的生存类真人秀节目。 10个野外求生达人被投放到譬如北极、荒岛、蒙古荒野等偏僻地带，每个人从允许携带的一堆物品里选择10样(多数人会选择雨布、小刀、斧头、打火石、鱼钩、弓箭等)，依赖打猎、钓鱼、采集等一切可能的方式获取食物，建造庇护所，独自生存，谁能熬到最后，谁就赢得50万美元的大奖。 节目组让这些生存专家们自己携带一堆运动摄像机，备足电池和存储卡，必须随时记录真实的求生经历。当然，考虑到各种意外，也不是完全玩命，节目组给选手提供驱熊喷雾、定期检查选手身体状况，如有体重或某些关键指标严重低于标准，可能危及生命，那选手就会被劝退。还有人手一部卫星电话，如果遭遇意外，或者选手坚持不下去，也可以随时呼叫，节目组通常安排直升机随时撤出。 “没有摄制组，不玩花招，荒野独居是对人类意志的终极考验。(No camera crews.No gimmicks.“Alone”is the ultimate test of human will.)”这是节目组自己的宣传口号。 不仅是人与自然斗，同时也是人与人的比拼。每个人都得施展浑身解数生存下去，还得努力生存得比其他人更长久。不到最后一刻，观众不知道谁是最后的赢家，连赢家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获胜。时刻保留大悬念，保留到最后一刻，是这档节目的获胜法宝之一，也是它能火十季以上、在全球积累庞大受众的原因之一。 节目一经推出即大受欢迎，如今已经拍到了第12季。里面的不少素人选手，凭借出色的野外生存技能，不仅赢得50万美元，有的甚至成为小有名气的明星。 这种节目在中国不缺模仿者。2015年东方卫视甚至直接把贝爷给邀请来，做了一档名为“跟着贝尔去冒险”的节目，即名人跟随贝尔完成野外求生任务，包括攀岩、取水、制作绳索、荒野宿营、求生逃脱等。优酷平台在2015-2016年间推出过”我们15个“的节目，15个人在荒岛集体生活180天，形式接近”生存实验+比赛淘汰“，考验生存能力与资源管理。 除了上述偏向娱乐性质的节目，还有一类偏重户外技能的专业赛事，譬如中国户外极限挑战赛、野外生存技能赛、沙漠穿越生存挑战系列等，这类赛事在大众领域的传播力度并不大，甚至圈内人也未必知道。 直到七星山杯极限荒野求生挑战赛的出现，把“荒野求生”推向了更大的公共视野。 不过，这项运动的高风险属性意味着，即便观众和媒体兴趣浓厚，国内赛事在操作上仍必须设定不少安全与环境边界，限制了它向完全“原始求生”靠拢的空间。 我在七星山杯极限荒野求生挑战赛的报道里看到这样一条评论，“在我看来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在国内求生限制还是太多，不能随便杀生，也不能破坏当地环境，更不用说搓出武器了。求生大赛逐渐变成了挨饿大赛，要不是节目组偶尔会投放野鸡和野猪，这些选手估计早就饿的前胸贴后背了。” 这是大实话，同时纠正一点，节目组投放的，没有野鸡，野鸡基本是保护动物。也不是纯粹的野猪，是经过人工驯养、体型较小的“二代野猪“，原因也简单，不能有任何安全意外。 国内的现状就是，一般的野地没什么野生动物，极限野地都是保护区，打猎基本都是禁止的，所有的野生动物基本都是保护动物。严格地说，“荒野求生”的基础条件其实不太具备，更别说极限荒野求生，那些地方都在自然保护区里。 同时，这种比赛自带风险，如果救援、保障不到位，一旦出现严重事故（失温、中毒、摔伤、突发疾病等），对主办方、对参与者都可能带来严重负面后果，随时面临被监管方叫停的后果。 还有一层风险，当比赛以“谁能坚持更久”“极限消耗”“用体力和意志博命”作为卖点，其传播与激励效果可能向社会传递一种“以牺牲健康/安全为代价的拼命精神”的价值导向，监管方意识到这一点时，怕是会出手干预。 衍生阅读 《荒野独居》赢得50万美元的5个关键点 怎么才能赢得冠军拿到50万美元？体坛经济观察盘点了一下《荒野独居》熬到最后的所有选手，有下面5条总结。为避免过分剧透，我做了一些模糊处理，尽量不影响各位看官们的观影体验。 体重： 独自野外生存绝非易事，几乎所有都会因为饥饿、营养不良而剧烈瘦身，体重下降幅度大体一天一斤。有过单纯依赖超强挨饿本事熬倒所有对手的例子，以至于后来大多数选手都会特意增重来参加比赛，有的甚至增重多大三四十斤。 钓鱼技能很重要。 只有这项技能很难让你走到最后，但没有这项技能万难坚持到最后。有一季里一个厉害猎人一直没遇上大点的猎物，又不会钓鱼，坚持20来天饿得晕倒，被迫退出。会编织和设置渔网的，生存要轻松那么一点。 打猎技能很重要。 日常松鸡松鼠老鼠麝鼠，如果运气爆棚，干倒一头驼鹿或麝牛，冠军就八九不离十。设置捕猎陷阱是一个不错的补充，时不时抓到一两只小动物，功能类似渔网，相当于家里多了一台能自动来钱的小印钞机。 庇护所很重要。 过于简陋的庇护所会导致休息不好，有安全隐患，很难走到最后。不过，过犹不及，花费太多精力时间搭建庇护所的选手往往也没法走到最后。 性别 ：欧美国家的女性比较彪悍，这么生猛的比赛，女选手不乏其人，每一季里少说也有三四位，有时候甚至过半。我好像还见过最后三人里两名女选手的例子，但总归缺少那么一点点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