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历新年到现在，“音乐平台”的话题热度一直未减，高晓松带领阿里音乐团队在做，汪峰团队在做音乐平台“X”计划，郑钧也带着音乐平台合音量加入了太合音乐，成为合音量创始人兼CEO、太合音乐首席架构官。
这些音乐“老炮儿”纷纷加入互联网之后，都在着手做“音乐平台”，本着为音乐创作人提供发展平台的想法，活化音乐行业。在农历年前的某个下午，为了探究合音量到底是怎样一款产品、郑钧为何要做这样一款产品，笔者来到了比五环多N环的郑钧家里，对郑钧进行了采访。
被郑钧认为可以拯救音乐行业的合音量，到底是什么？
合音量为创作者提供产品创作与展示的平台，用户可以利用合音量app上传自己创作的词、曲，或对别人的作品进一步的添加、改编，即使不会写词、不会编曲的人也可以参与到音乐创作中，于2015年6月首次上线。郑钧任合音量的创始人兼CEO，拉卡拉集团总裁孙陶然、万网创始人张向宁任产品联合创始人。
合音量平台与创作者作品收入二八分成，合音量拿走收益的20%，另外的80%按3：3：2：2的比例分别分给词、曲、编曲、演唱的作者。
优秀的音乐作品还会登上合音量榜单，该音乐排行榜是由听众对歌曲的点击率、评论，配合人工筛选产生的。
平台为供求双方提供信息甚至交易机会，这听起来很像Uber、外卖等软件使用的共享经济模式，合音量是否可以被称为音乐界的Uber？郑钧认为共享经济模式很难完全复制到文化领域中， “因为文化领域及其复杂，文化领域的创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反机器反物质，强调人性化、情感化的东西，特别难借鉴机械化、科技化的模式管理。”
音乐行业发生了什么，让郑钧创了业？
其实做这样一个产品，郑钧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解决音乐行业问题。之所以选择互联网行业作为切入点，则是因为如今资本大量涌入互联网，成为最有可能改变音乐行业的机会。
“我犹豫了很久，做还是不做，如果做，大家会觉得老郑不务正业，不好好写歌，偏偏要当商人”，后来，郑钧认为正是这类想法才造成了音乐行业如今的局面， “牛逼的音乐人老觉得我他妈就是牛逼，我写歌你们都得求着我。但如果音乐的土壤都没有了，好音乐要在哪长，唇亡齿寒就是这个道理。”
以合音量这个创业公司的形式出现在市场，郑钧用带有责任感的言语道，“首先我的目的不是要圈钱，目的是去试验一种方法和思想到底行不行。音乐行业问题放了这么多年了，谁也不去解决。我想了一些办法，然后跟大家交流，大家觉得可行，但实践中到底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就这样抱着实践出真知的态度，郑钧带着合音量出现在了公众视野之中。
音乐行业到底发生了多严重的问题？
词曲创业人收入低、没尊严是郑钧所认为的，音乐行业的最大问题。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唱片公司把持着中间环节，赚取最大利益，词曲创作人只能拿到最少的利益，大概是收益的百分之二到三。
在中国音乐产业中，创作人们大都处于弱势， “你不为公司赚钱的时候，公司给你两千块钱，你为公司赚两千万的时候，还是挣这两千块钱”，郑钧认为这不止是钱的问题，也关乎尊严。
他曾亲眼见过一个活生生这样的例子。 “原来有个在我酒吧唱歌的小孩儿，有次我听他唱歌，我说，‘这歌肯定会火，把这两个歌卖给我吧’，他说已经卖了，我问他卖多少钱，他说两千块钱，卖断了。”郑钧认为，他本可以凭这首稳红的歌大赚一笔，但却以两千块的低价卖断了，只有可惜之情。而这两首歌分别是《香水有毒》、《求佛》，它们为其买家赚了上亿元的版权收入，其创作者陈超后来被誉为“无线音乐下载之父”。
紧接着，互联网音乐的时代到来了，互联网上充斥了大量免费可下载的盗版音乐。 唱片公司的家被“抄”了，但创作人却还在替唱片公司愤慨，“他们以为音乐行业要完了，要没饭吃了，问题是唱片公司的家被不被抄，你都没有什么吃的，地位没什么大的变化。”
之所以郑钧有如此感受，迫切地想要改变音乐行业现状，因为他曾做过词曲作者、歌手，编过曲，也开过唱片公司，整个音乐行业的每个链条的运作他都深刻体验过，甚至曾是“受害者”之一，“它（注：红星音乐生产社）拿着我第一张唱片（注：《赤裸裸》）的版权，那张唱片都卖了几百万张了，我作为歌手兼词曲作者，但从头到尾总共就拿过3万块钱，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人再给我结钱。”
唱片公司对创作者的压榨因为前者掌握了在音乐行业的绝对话语权，即使合约明确了唱片公司需每半年与创作者结算一次版税，但处于优势地位的唱片公司往往视此为一纸空文。
郑钧甚至用“特别凄惨”来形容创作者们的境遇。
如今，随着国家版权的保护、音乐平台走向付费，整个行业在被打击得奄奄一息后，好像瞬间复活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假象、幻觉，因为里面潜伏了很大的危机，只不过外行人看不见。”尽管郑钧觉得这么说很得罪人，但仍直言行业问题并未被解决， “最大的问题是这个行业内的人，能看到问题、着手去解决问题的人太少了，大家都在抱怨，天天骂，不去想着解决问题。”
另外，歪掉的音乐行业风气也是顽疾
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94、95年，这段被视为中国音乐的黄金年代，出现过很多很牛的歌手、歌曲。当时，一首歌红不红，全靠如伯乐一般的DJ力推。郑钧对此回忆道， “我的第一张唱片宣传时，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当地的DJ团伙陪着我一起吃饭一起玩儿。他们对音乐是热爱的，我们在一起聊西方音乐、聊摇滚乐、独立音乐，这就是当时的音乐土壤。”而时至今日，华语音乐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一个让人耳目一新、人人传唱的流行歌曲了，因为行业土壤已贫瘠，“现在有人热爱音乐么？没有任何榜会不收钱就把你的歌打到好位置。”
这样一来，没有钱打榜的好音乐可能被淹没了，上了榜的音乐，却不见得是真正的艺术。此外，郑钧还认为，时下众多的成功渠道，也让很多有音乐梦想的人幻想一夜成名、赚大钱，但却忽视了如何做出好音乐。反过来，综艺节目只关注收视率，只是利用音乐作为手段来制造收视。
那么，郑钧打算怎么救活音乐行业？
郑钧认为当前的合音量app版本是一个最粗糙最原始的版本，同时公司也没有花钱买流量、用户，没有做大量营销。目的是以最小的成本试错，看合音量的音乐生产模式是否可行。
去年产品上线时，合音量连同其天使投资方拉卡拉一起推出了“百万巨奖全民的歌”的活动，以一百万的奖金诱惑，在三四个月时间里为合音量积累了七万用户，这些用户为合音量生产了上万首歌。
郑钧没有用一般衡量产品表现的数据去评判合音量的成败，因为他认为用用户数、流量等数据来评价音乐产品是错误的。合音量关注的是创作人是否具有音乐艺术的独特性，是否能够产生有效作品，这是音乐产品区别于其他互联网产品的关键。
而让郑钧觉得自己的产品可能成功了，是因为他发现别的公司在签约合音量平台上面的歌手作品。但这也给郑钧提了个醒——平台与音乐人们签订的独家合作电子协议的约束力太小。于是，合音量紧急跟所有在平台榜单上面的歌手再签订文字合约。再后来，几大唱片公司开始主动找到合音量，希望合作发行合音量合集。
目前合音量的优质音乐的数量足够出3张音乐专辑，每张10首歌。每首被选作品的创作者将从唱片公司那里得到十万元，平台抽取其中的20%作为服务费。
之所以在产品尚未成熟时，就出音乐合集，郑钧坦言是为了配合拉卡拉上市，给资本讲故事。
但即使，合音量有出产优质音乐的能力，但是能够解决上面提到的音乐行业问题么？
该平台是否可以吸引有才华的音乐人，合音量如何从一众音乐平台中脱颖而出，好歌曲脱颖而出后如何传播，平台如何可以做到不遗漏优秀的音乐作品，合音量的主要收入会来自哪里？这一系列关键问题摆在眼前，都是外界对于合音量的最好奇的问题，但郑钧却对此卖了关子。
他表示，“这些公司还不让我讲。我们马上会有一个大举措，是你没见过，全中国全世界都没人干过的，是只有在这个时代才会有人干的事。”他对产品似乎有着必胜的信心，甚至高过对于自己名气的信任，“我跟你可以保证的是，合音量的价值跟我作为歌手一点关系都没有。”
郑钧认为，除了行业内的创作人，其他人不会理解音乐创作人的辛苦和可怜，不会来做这个事情。
这也许也是高晓松、汪峰从音乐人跨行做音乐产品的原因。
高晓松和汪峰在做什么？
在今年年初，阿里音乐董事长高晓松表示，未来阿里音乐将推出音乐平台，用于打通音乐产业上下游，依托现有阿里音乐旗下虾米音乐和天天动听的用户和音乐人资源，基本形成平台的供需两端，模式类似于淘宝。让音乐创作人可以在平台开音乐店铺，提供词曲等线上线下服务，用户买单。
其实阿里构想的这个平台与合音量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据郑钧说，高晓松也是为数不多的听过了他关于合音量想法的朋友之一。
不过两个平台尚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阿里音乐关注国内音乐人，合音量则尝试将其他国家的音乐人与中国音乐人联系起来。中国的整体音乐素养、创作能力与音乐一线国家的距离不小，很多国家的整体音乐水平高过中国，积累了大量具有音乐创作能力的人才，但只有金字塔顶尖的人才能成为职业音乐人。郑钧相信，将这些国家中上档却无法走入市场的音乐作品拿到中国，对其进行本土化修改，会成就顶级中国音乐作品，这是合音量想要完成的事情。
另一厢，2016年2月25日，汪峰推出“X”计划，该计划欲打造“一个凭借情感而建立起来的开放式音乐艺术交互平台”，iwini平台是“X”计划的一个产品。iwini由汪峰亲自策划并参与，声称可以“直接实现音乐的无障碍传播及分享，让音乐商业价值最大化”。
2月29日，iwini平台的第一个产品——网络电台节目imixdio上线，独家入驻网易云音乐，以声音与视频两种模式展示音乐作品。
仅以单一网络电台的一期节目似乎还看不出汪峰对于音乐平台的全部野心，“X”计划具体如何实施，还要看后续。高晓松、汪峰、郑钧这三个音乐人转行做产品，评价谁能成，此刻还为时尚早。
郑钧最开始有合音量模式的想法时，就存了要找BAT合作的心，因为他相信只有借助BAT的力量，才能影响整个音乐行业重新洗牌。现在合音量背后的太合音乐加百度音乐，以及阿里音乐都已经强势加入了行业改造行动中，相信不管是创作人或是整个行业，都将面临一场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