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收红包协议”:面对风暴,医生们准备好了吗?
2016-12-27 10:17

“拒收红包协议”:面对风暴,医生们准备好了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张强医生(drsmiles),虎嗅获授权发表。


写此篇长文,缘起“拒收红包协议”。


卫计委文件要求入院时医患双方签“不送不收红包”的协议,引发争议。

 

有愤怒的:从来没有收到过什么红包,简直是人格侮辱!

 

有委屈的:从来不收红包,签和不签一个样!

 

有抱怨的:红包是两厢情愿,总比回扣要强!

 

有暗喜的:有签字协议为证,收红包更安全了!

 

有欣喜的:这下看病不用送红包了!

 

有淡定的:与其医生为了几百块钱的回扣而用上几千元的药品,还不如送红包直接给医生。

 

众说纷纭,一时令人困惑。

 

虽然我现在自由执业与红包无缘,病人也不用担心排不上队,更不用担心医生不够用心,但我过去在体制内有20年的工作经历也难免和红包打交道。


我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送红包


 20多年前,父亲因尿毒症在县人民医院住院血透。

 

一天,父亲肺部出现并发症需要吸氧。不幸的是,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病房里没有吸氧装置,也没有备用氧气瓶。护士说氧气瓶要家属自己去底楼搬,或者让看守员一起搬,但要送一个小红包。

 

就这样,当时还是医学生的我,送出了人生第一个红包:为了父亲能够吸上那救命的氧气。

 

没过多久,父亲的病情急转而下。主管医生诊断为肺结核扩散、呼吸衰竭,建议放弃治疗。面对奄奄一息的父亲,家人悲痛之余,悄悄地买好了墓地。

 

我作为学医的儿子,不愿意放弃最后一丝机会,执意要转送父亲去省城的浙二医院。

 

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从县城到省城杭州,大约要12小时的车程,而且都是盘山公路。救护车没有空,私家车也没有。父亲当时非常虚弱,无法坐位太久。母亲只得就求助于单位的领导,派一辆面包车。

 

领导就住在我家隔壁,是邻居。他答应第二天派车送父亲去杭州。

 

约好的时间,父亲的病床被家人推到医院门口,等车去杭州。那时,我还在领导家的大厅里,焦急地站着。旁边就是一张桌子,领导和司机在打牌。

 

许久,我终于鼓起勇气,问领导能不能早点发车,因为父亲已经在医院门口受冻多时了。领导很不耐烦,说能不能让他打完这一局。我气愤的同时,感到无助和自责。母亲把我叫了回家。

 

我又折回,送上了人生第二个红包:父亲终于坐上去杭州的汽车。

 

后来,在浙二医院的血透室,医生重新诊断父亲为重症肺炎。使用抗生素一周后,父亲奇迹般地恢复。是浙二医院,给了父亲第二次生命。

 

出于感激,我送去人生第三个红包,却被主管医生和护士婉拒了:“都是学医的,不用客气!”耐人寻味的是,送出去的红包都与医生无关。

 

后来自己参加工作,才开始以医生的身份了解红包。



二、收红包


上面谈到,为了父亲的生命,我人生第一次送出红包。

 

进入临床,我开始以医生的身份接触红包。

 

91年在上海某附属医院普外轮转。一次中午在小店吃饭时,遇到两位温州兄弟。

 

温州人老乡观念较强,听到乡音,很快就聊了起来。原来他们的父亲患肿瘤需要手术,在附近旅馆等病床,一等就是两个多月。兄弟俩每天在医院附近转悠找关系,但人生地疏,一直没有进展。

 

兄弟俩高兴地告诉我,他们找到医院后勤做木工的一位温州老乡,送了红包,终于接到住院通知。

 

后来我了解到,每天都有大量的温州老乡涌入上海看病,为了节省在上海的住院和手术等待时间,送红包成了最有效、最经济的做法。

 

只要行业垄断存在,资源就会稀缺,红包一定会伴随。 红包并非医疗独有。

 

从住院手术送红包,到排队做CT,甚至取报告,都用红包开路。温州人用做生意的路子,在国营企业搞到垄断物资的同时,也为自己在国营医院开辟了医疗VIP特需通道。

 

当然,手法也越来越隐蔽,直接把钱往病历本里一夹,请医生分析下病历,大家心知肚明。遇到拒收的,马上换专家。

 

作为在上海的临床研究生,我自然也为大量的温州老乡解决了就医难的问题。我散落在各个大医院的同学们,自然也功不可没:通过他们,找到他们的导师。他们也获得经济上的补偿。

 

在医疗稀缺,住院排队漫长的年代,红包的价值也非常朴素:节省时间和费用,找到好医生。

 

当时的红包,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讲,是最受益的。但更多的病人,因此而失去公平的机会。

 

那个时代,送和不送,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大部分医生,也是尽力尽为,甚至也有帮病人取药,手下医生陪同检查的。红包带来的结果,类似于现在国营医院的“特需医疗”。

 

后来的红包,性质开始逐渐发生一些改变。

 

一方面社会对红包的谴责和监督加重。另一方面各家医院陆续开出特需部,把红包由暗变明,医院从中收利。再有一个重要现象:医药公司营销开始占据各大医院。

 

经济利益从“红包”逐渐转向“医药回扣”具有极大的便利:一是病人不知情,二是直接开药就有收益。回扣从少数“害马之群”,逐渐向正常医生群体蔓延。医院管理层也开始尝到甜头,坐收渔利。

 

医药回扣,即刺激了服务积极性,又增加了医院收入,管理层也掌握药品生杀大权,何乐而不为?

 

相比“回扣”,“红包”还是有几点不同:


(1)红包是医生得利,管理层无利;

(2)红包提升医疗效率,一定程度上减少过度医疗现象。

(3)患者知道自己的红包花在哪里,而对回扣一头雾水。

 

这点意义上讲,红包比回扣更有“道德”些。

 

而回扣,已经成了医生要求执行阳光收入政策的最大障碍,也成了过度医疗的驱动力,当然也成了悬在医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医生在暴力面前,几无话语权和维权勇气。

 

而暴力,除了来自患方的拳头和刀子,还有来自医院管理层的冷暴力。前者只是局部问题,后者却是普遍问题。

 

当然,对于红包的概念,政府相关部门迄今未对其有明确的定义。这对“走穴”医生来讲,无疑也是头上悬着的一把刀。

 

在多点执业被限制的年代,有能力的专家外出会诊(又称走穴、飞刀)成了缓解基层医疗资源紧张的重要手段和现象。

 

然而,医生走穴获得的收入,也属于“红包”吗?



三、红包的终极思考


写这篇文章的当天,完成三台手术,已经是午后。


出手术室,门口被一群姑娘拦住:原来是和睦家儿童医疗基金会的同事们给我送感谢卡。


去年签约之时,我提出把自己的门诊收入都捐给基金会,希望能够帮到一些贫困的患儿。家人和医院都支持了我的想法。是他们的信任,给了我机会。也算是每月给贫困儿童的一份“红包”吧。




再谈“红包”。


上文提到:医生外出会诊所得费用,是否也属于红包呢?


在自己刚刚升上主治医生不久,就收到来自浙江台州一家医院的会诊邀请。

 

那是从医以后的第一次会诊。在医院的支持下,打破“主治医生不能外出会诊手术”的规定,得以成行。

 

后来在国内首先开展一些微创技术,来自各地医院的会诊邀请不断。当然,会诊收入也超过薪水。

 

有在盘山公路上夜里驾车赶会诊而差点坠崖。

 

有在当地缺乏器械的情况下,用导尿管塞入病人血管止血救命的。

 

有忙碌一天救活病人而没有得到一分报酬反贴交通费的。

 

有患者送来相当医院月收入数倍的“会诊费”,而我不敢接收的。

 

正是这些“红包”,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我对临床技术的不断追求,也弥补了捉襟见肘的薪水。

 

后来,渐渐有些困惑:


医生仅靠微薄的薪水,如何能够支撑家庭?

 

如果没有这些会诊的收入,是否会在日常工作中收取红包?


如果没有红包,是否会接受药品回扣?

 

为了收取药品回扣,是否会想方设法过度用药,而给病人增加成倍的费用?


更困惑的是:


医生的劳动价值,为什么非得用“红包”的形式去体现?

 

为什么不可以让医生的劳动有公开合理的价格体现,并依法纳税呢?

 

在医保无法覆盖和政府无法提供全民高质量医疗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放开商业保险,解除国营医院垄断,让患者看病不贵不难呢?

 

我强烈地感觉到:假如改变扭曲的医疗价格构成,只要允许充分的市场竞争(包括商业保险和机构设置),医生是可以凭自己的技术和服务口碑,获得职业尊严。

 

届时,红包或回扣自然也就失去生存的土壤。

 

结语

 

红包协议签或不签,表面看是形式问题。在阳光大道越来越多的今天,实质上在传递一个重要信息:


面对改革,医生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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