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前,一个老外拍出了全世界最好的清宫戏
2023-07-29 12:02

37年前,一个老外拍出了全世界最好的清宫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 (ID:zmrben115),作者:宅少,原文标题:《37年前,靠邓小平特批,一个老外拍出了全世界最牛逼的清宫戏》,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1986年,一个160公斤的大胖子骑着一辆自行车东张西望,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几天后的晚上,胖子来到北京天桥剧场后台,热得喘不上气。剧场没空调,他的妆差点花了。


当晚,这个名叫帕瓦罗蒂的胖子上台后,用一个又一个高音把台下的观众给震傻了。大家不断爆发出热烈掌声,为歌剧喝彩。而此次访华行程的最后一站,是人民大会堂。帕瓦罗蒂在那里成功举办了个人演唱会。他也是第一个在那儿搞个人演唱的外国人。帕瓦罗蒂唱完《我的太阳》最后一句高音,场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竟长达9分多钟。


后来中国政府再邀请他来,他不敢来了:


“我相信,不论另一趟访问有多么成功,也不可能像1986年的经历那么自然、美妙。类似的体验一生难得出现一回,第二次绝不会再有。”


为了让帕瓦罗蒂来中国演出,意大利方面两年前就在跟中国政府协商。连续打了两份报告给文化部。彼时,中国条件很差,也没什么钱接待歌剧团。不但交通费是意大利人自己出,由于饮食习惯中方无法满足,帕瓦罗蒂所在歌剧院还自备了洗衣机、冰箱和重达两吨的蔬菜水果等食物。


两吨这个数字听起来唬人。但跟另一个意大利艺术家比起来,那就是小儿科了。


1986年,另一个意大利人带着几个意大利厨子,外加22000瓶矿泉水、450磅意大利咖啡、250加仑橄榄油和4500磅面粉,跑到了中国。这些材料不是为他一个人饭量准备的。是为一个剧组的外国人准备的。


1986年夏天,筹备了近三年的史诗电影《末代皇帝》开拍了。此后6个月的时间里,贝托鲁奇开始了生命中最大的一场赌博。筹码高达2500万美金。钱是向欧洲五家银行借的。



他要赌的,是自己艺术生涯的一次大翻身。


如果失败,他可能永远都拍不上电影了。



1941年,贝托鲁奇生于意大利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爹是诗人、影评人、艺术史学家。继承父亲优秀基因的贝托鲁奇,15岁就开始写作。他第一部文学作品就拿到了维亚雷吉欧文学奖。这个奖后来还有个获奖者,名叫亚利桑德罗·巴里克。他写过一本名叫《1900:独白》的小说。


后来,意大利一个叫托纳托雷的导演,把它改编成了《海上钢琴师》。


按照当时的趋势,贝托鲁奇应该在文学道路上勇猛向前,争取拿诺贝尔文学奖,跟他的老乡卡尔维诺一样进入大师行列。结果一次意外,由于他爹曾帮意大利名导帕索里尼出版小说,帕大师就说,小子你想来当我的助手吗?年轻的贝托鲁奇一去,瞬间把文学给抛在脑后,从此立志要拍电影。


23岁时,贝托鲁奇就崭露头角。拍出《革命前夕》。这故事讲的是一个革命青年和姨母乱搞。他电影里的一些母题,比如政治、爱欲,就此浮出海面。这期间,一个在好莱坞闯荡的意大利导演看他才华出众,邀请他去给一部电影做编剧。结果贝托鲁奇编出来的玩意儿没被采用。


理由是,你小子写的东西对美国观众太深奥了。


这个意大利导演,名叫赛尔乔·莱昂内。那部电影,就是《西部往事》。


《西部往事》是赛导“往事三部曲”的开篇之作,为他在“镖客三部曲”之后奠定了巨大声望。他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是在1972年拒绝执导《教父》。而就在那一年,贝托鲁奇凭借《巴黎最后的探戈》震惊了世界影坛,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也留下了一生中难以抹去的污点。


那之前,他的《爱情与愤怒》《随波逐流的人》连续两届拿到柏林金熊提名,证明了其出众才华。随后,他把马龙·白兰度找来,主演一个50岁的丧妻男人。白兰度遇到一个18岁的法国少女,两人展开虐恋。在一场强暴戏中,女主演玛丽娅·施奈德被马大帅抹了黄油的手指伸入下体,造成难以抹去的阴影。电影给贝托鲁奇带来巨大声誉,也让他遭到强烈的道德谴责。


由于电影尺度极大,故事情节备受争议。最终,它被意大利政府禁止公映。母片被销毁后,贝托鲁奇被剥夺公民权5年,判处4个月的缓刑监禁。


这之后,贝托鲁奇遭到了报应。他花巨资拍摄的史诗《1900》很不卖座,虽然日后这部影片被抬上神坛,但在当时,它5个小时的时长令人头大。然后,贝导又拍了《月神》和《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这两部电影也没让贝托鲁奇产生质的飞跃。甚至有人觉得他疯了,艺术上已经山穷水尽。


欧美电影界传出的流言是,贝导正在接受精神治疗。


恶毒影评人的意见是,照这个趋势,他这辈子再也拍不出好电影了。


估计贝托鲁奇也很焦虑,1982年,他专程从欧洲飞往洛杉矶,准备改编硬汉派大师达希尔·哈米特的代表作,《血腥收获》。这部电影,他已经期待五年之久。值得玩味的是,《血腥收获》曾启发了电影天皇黑泽明,拍出了《用心棒》。而远在意大利的赛尔乔·莱昂内,又受到《用心棒》的启发,拍出了自己的成名作《荒野大镖客》。看来大师们的趣味,都是相通的。


很不幸,最终,贝托鲁奇的计划胎死腹中。


同名电影没能拍出来。五年后,他还对此耿耿于怀。


好在1982年,他读到了一部引人入胜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溥仪的人生故事一上来就打动了贝托鲁奇。首先这是一个传奇,一个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在经过历史的洪流后,变成了一个普通公民,一个园丁。其次,贝托鲁奇并不熟悉中国历史的细节,他看到的是人的悲剧。


在他看来,溥仪是个被历史裹挟身不由己的人。他还没懂事时,就被迫与生母分开,莫名其妙被推上皇位,阴差阳错变成皇帝。当他刚懂事时,变动的政局又把他推下权力中心。他被囚禁在古老的宫城里,只能享受腐朽的阳光。


他一生中权力最鼎盛的时刻,是年幼时登基,享受万官跪拜。可他成人后,任何重大事件,乃至其个人生活,都不受其左右。无数力量只是想利用他。为重获权力、掌控人生,他跑去跟恶魔合作,最后还是沦落为工具。抛开历史,贝托鲁奇看到的是一个徒劳挣扎的人,一个不自由的人。


后来他说,如果不是出于对这个人的同情,他根本不会拍《末代皇帝》。


当时贝托鲁奇手上还有个选择,把安德烈·马尔罗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人的命运》拍成电影。


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溥仪的故事里。


贝托鲁奇先花两年时间搞出了初稿剧本。他对这个题材越来越感兴趣。他决定亲自去中国看看。这有助于故事的打磨,也能让他避开欧洲那些烦心事,给他一个避风港。来中国前,贝导专门看了一遍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


等他到了中国,才发现麻烦很多,语言不通,历史一知半解。


当时,筹备《北京故事》的王正方也住北京饭店,两人房间挨在一起。贝托鲁奇跟他抱怨对剧本很不满意。王正方说,老贝你不能硬来啊,你要学会跟中国人打交道,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你一个老外怎么找素材?王正方想办法给他联系了北影厂的人,又推荐他去找溥仪古文老师陈宝琛的儿子,做电影顾问。顺着这个思路,溥仪的弟弟和帮溥仪完成自传的李文达,都被聘为了顾问。


与此同时,贝托鲁奇像安东尼奥尼一样,用一双眼睛到处看,跟上百个中国老百姓交谈,了解他们说话的方式和思维习惯。


然后,老贝回意大利了。很幸运,在意大利,他遇到一个学电影的中国留学生。这就是陈凯歌、张艺谋的同学,后来拉上洪晃拍《无穷动》的宁瀛。她是北电78级录音系的,正跟意大利名导吉安尼·阿梅利奥学导演。吉安尼常带学生去各大影展乱窜。有一次,在大岛渚的影展上,贝托鲁奇做开幕演讲。


吉安尼把宁瀛介绍给贝导,说这是我一学生,你不是要拍中国电影吗?你俩可以聊聊。宁瀛去贝导家聊剧本,就瞎聊,也不知道干啥。新一稿剧本出来,老贝给了她一份。宁瀛早让家里人把跟溥仪有关的书寄来了。拿到剧本,她一段一段地写细节补充。剧本一厘米厚,她注释写了两厘米。


比如电影开头苏联火车上车窗上贴俄文报纸,比如婉容朝日本人脸上吐吐沫,这些宁瀛都从史料中读到过。把注释交给贝托鲁奇后,贝导只花了五分钟时间,就决定让宁瀛跟在自己身边,让她做电影的副导演(之一)


随后,贝托鲁奇带着团队频繁往来于中意之间,取材、取景。




1984年,贝托鲁奇为《末代皇帝》的拍摄,制定了高达2500万美元的预算。为了这笔钱,著名制片人杰瑞米·托马斯进行了一场豪赌。


托马斯老师非常推崇那些有独立精神的导演,你看他一辈子合作的导演,不是大岛渚就是三池崇史,不是柯南伯格就是贾木许、北野武。像什么《战场上的快乐圣诞》《裸体午餐》《大佬》,都离不开他的鼎力相助。所以,为了保证贝托鲁奇的创作不受干扰,他没让好莱坞电影巨头参与投资。


自己跑去欧洲五家银行,准备各贷款500万美元,凑够这笔钱。银行也不傻,贷款要求必须上保。托马斯靠着贝托鲁奇的名望,把电影预授权卖到了世界各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凭着预售结果,说服保险公司投保,拿到了这笔贷款。拍摄期间,保险公司派了专员到剧组监工,防止他们乱花钱。


美国人一看托老师贷这么大一笔款,要拍一部跟中国古代皇帝有关的电影,放给欧美观众看,指望靠它大赚一笔,都觉得他和贝托鲁奇疯了。


贝托鲁奇压力不小,所以前期做足了准备工作。


差不多一整年,宁瀛都在做资料。她和贝导回到中国,看景、做调研。每次到故宫考察,贝托鲁奇就把摄像头绑在胸前,边走边拍。故宫非常大,为了吃透它,老贝会反复研究建筑的拍摄镜头。


贝托鲁奇希望所有资料做到纪录片一样严谨。比如溥仪上房顶的桥段,那是他在庄士敦书里看到过照片。关于宫里女人为何梳着高低不同的发型,他问宁瀛如何区分其身份。宁瀛看过一本清宫回忆录,有个老太监说,发髻盘得越高越重要,有发饰的是贵族,没有发饰的是普通人。过了几天,贝托鲁奇跟她说,问过清史学家了,你这个说法完全不对。搞得宁瀛很不好意思。


为了获取更真实的关于溥仪的资料,宁瀛跑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恨不得挨家挨户去问有没有补不认识溥仪的人。有一次,在鲍家街排队吃早点,她习惯性跟身边人打听。问来问去,真问到一个老头。宁瀛跟着去了个大杂院,见到了一个又脏又穷的老人。那是溥仪去长春时临时招的一个小跟班。宁问了些细节,又带他去见贝导。贝导还给老头塞了几百块钱。


这期间,贝托鲁奇也在跟方方面面的人接触。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文物专家兼历史学家朱家溍、负责审讯溥仪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溥仪的弟弟溥杰、婉容的弟弟润麒,还有溥仪在长春宫的贴身仆人,他都见过。


严谨的创作习惯,一直保持到后来故宫对剧组开放。获得进入许可后,贝托鲁奇把每个取景地走了无数遍,寻找人物、镜头关系。每次经过太和殿广场,也不抄近道,一步一步把广场走完,以想象溥仪被困于此的感受。


所以后来宁瀛说,他的创作,是从故宫这个地方长出来的。




做案头和捕捉外景的同时,找演员的工作也同时进行。


第一个要找的就是溥仪。贝托鲁奇面试的第一个男演员,就是尊龙。由于是外语片,需要一口流利的英语。尊龙是美籍华人,学过京剧,人又帅,老贝很满意。但他没拍板,又去好莱坞搜罗了一圈。坊间传闻,当年老贝还找过香港的梁家辉和梁朝伟。前者因为觉得李翰祥大导演有恩于自己,而李翰祥早就想拍溥仪的故事,于是毅然辞演。老贝后来才介绍他去演了《情人》。


至于梁朝伟,据说是因为对自己的英语不够自信,就没去。


在全世界绕了一大圈之后,终于,老贝还是觉得尊龙是最佳人选。


然后是婉容、文绣。为了找合适人选,贝托鲁奇在美国和欧洲来回跑,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推荐了陈冲。那也正是陈冲的低谷。陈老师进入电影圈很早。70年代就进了电影厂。导演看她有天分,推荐她进了上影大师培训班。她这才有机会拍《青春》《小花》,一夜扬名全国。


80年代,抓住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陈冲去了美国。只能在图书馆打工,帮人带带孩子,洗洗碗。洛杉矶大学有个教授发现她是中国名演员,把她介绍去加州读书。有个同学是好莱坞的特效演员,又给她介绍去跑龙套。几部戏后,她演了那部给她带来极大争议的《大班》。为啥有争议就不展开了,诸位去豆瓣看剧照就知道。看完《大班》,选角副导对老贝说:


“婉容你别找了,百分之百该她演。”


演文绣的邬君梅,当时读高一。她妈是朱曼芳,上影剧团的,还是陈冲的老师。跟陈冲合作过谢晋的《青春》。邬君梅对贝导多大腕儿完全没概念。她被推荐去北京面试,见了贝托鲁奇浑身自信放光芒,针对老贝提出的中国问题侃侃而谈。老贝很喜欢她。又找她第二次面试。当时,邬君梅拿到香港旅游签证,准备去香港玩。直接在电话里说,他让我演我就来,不让演我就不去了。贝托鲁奇给了她三个角色选。她愣是选了文绣,没选婉容。


理由是,少拍点戏,可以早点出去玩。


影片开拍前期也没她和陈冲的戏。两人每天被送到片场观摩。陈冲看到片场那美术、摄影、调度,整个人都迷住了,走不动。她呢,就因为一次摄制组忘了派车送她回酒店,在烈日下晒了2小时,气得跟老贝说,我不演了。最后贝托鲁奇请她吃顿饭,送了个索尼随身听,才把她哄下来。


电影里出现的那本《紫禁城的黄昏》,是溥仪老师庄士敦写的。庄老师这个形象要显得智慧、先知,贝导决定找个大牌。马龙·白兰度、肖恩·康纳利和威廉·赫特,都考虑过。老贝找了肖恩·康纳利很久,希望他演。结果康纳利把他给说服了。最后,贝托鲁奇找到前后八次提名奥斯卡的老戏骨彼德·奥图。


彼老师的代表作也没有很屌,它只是叫:《阿拉伯的劳伦斯》。


英国电影杂志《TOTAL FILM》评选“50部最伟大的史诗电影”,它才排第一。


多年后,文工团跳舞出身的严老师给陈凯歌做《梅兰芳》的编剧。严说,我只会写小说,不会编剧。凯歌说,编剧嘛,很简单的。说完丢给她三部电影,分别是《末代皇帝》《莫扎特》,以及《阿拉伯的劳伦斯》。


也不知道当年在剧组,凯歌和彼得交流得多不多。但从后来《霸王别姬》的成片来看,凯歌一定没少从贝托鲁奇身上“偷”东西。


筹备电影期间,贝托鲁奇就跟中国文艺界广泛接触过,有事没事就跑去马克西姆饭店喝一杯威士忌。他在那里认识了马克西姆的总掌柜,中国第一代时尚教母宋怀桂,邀她出演了隆裕太后。文化部副部长,人艺老戏骨英若诚去故宫探班时,也被他抓住,邀请出演了监狱长。英老说,我现在官务在身,演不了啊。剧组就向上打报告,拿到了胡耀邦的特批。


陈凯歌、田壮壮当时还年轻。陈凯歌刚拍完《黄土地》不久,田壮壮正在搞他“拍给下个世纪观众看的”《猎场札撒》。后面这部电影,国内名导看不懂。贝托鲁奇看了,说你赶紧送威尼斯去,我在那儿当评委呢。田导和后来一样,骨子里傲着呢。根本没把贝托鲁奇的话当回事。凯歌虽然也傲气,但老贝一邀请他去演电影里的皇家禁卫军队长,他立马答应了。


感觉贝托鲁奇当时拍片,是逮住哪个名人,就恨不得把谁塞进去。连宁瀛他都强迫她演了个角色,就是溥仪那个跟班的老婆,只是最后没剪进去。除了英若诚、宋怀桂、陈凯歌,他还强行拉来了另外两个大咖。


一个叫卢燕,一个,叫坂本龙一。


卢燕是梅兰芳的义女,跟着学过戏。她母亲是跟孟小冬齐名的角儿,说她没啥天分,别唱了,成不了角儿。卢燕就嫁到美国,做了个医院会计。后来,她丈夫鼓励她做演员。她一步步做成了名演员。40岁时,在李翰祥的《倾国倾城》和《瀛台泣血》中演过慈禧。1993年,又出演了王颖的《喜福会》。再后来,她点拨章子怡演《梅兰芳》,还在《色·戒》里教汤唯怎么吃鹅掌。


贝托鲁奇在东京遇到她时,刚看完她演的一部古装剧,就说,Lisa,我有个角色给你,我新片里的格林公主,她在西方受教育,把西方文化带进清宫,特适合你。卢燕听了很高兴。结果再见面,贝导说戏太长人物太多,格林公主的角色被我砍了。卢燕说,要不我演慈禧吧,反正我演了好几次。贝导说,不行,我这片里是要死的慈禧,你太年轻了。结果在北京找了一年,也没找到第二个合适的人。开机前三天,给人打电话,Lisa啊,害得是你呀。


坂本龙一是大岛渚介绍给他的。前面不说了嘛,大岛渚的影展,都是贝托鲁奇给开幕的。坂本龙一演《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是制片杰瑞米·托马斯的主意。当时,制片方请英国最著名摇滚歌手大卫·鲍伊做主演。托老师就说,那你们日本这边也出个音乐家呗。大岛渚就把坂本龙一叫来了。


顺便,还叫来了一个日本相声演员。他叫:北野武。


演完后,大岛渚让坂本龙一给《战场》配乐。那之前,他都没做过电影配乐。


最后,坂老师写出了那首流传至今的名曲,《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1983年,戛纳影展,大岛渚把坂本龙一介绍给了贝托鲁奇。宴会上,贝导滔滔不绝地给大岛渚讲拍溥仪的构思,坂本龙一愣是站着听了一个小时。三年后,贝导让坂本龙一演戏。坂老师一看剧本,又是演日本间谍,又是要剖腹自杀,实在无法接受。跟老贝说,让我演也行,不能剖腹自杀,实在太刻板印象了,甘粕在法国留学过,怎么还能剖腹自杀呢?


贝托鲁奇说行行行,你演就行。


非但如此,贝托鲁奇又忽悠他给《末代皇帝》做了配乐。这是后话了。


除了这些大牌,还有两个小演员,至关重要。那就是幼年和少年溥仪。小皇帝理查德·尤是贝导在美国找来的,一眼相中。带进故宫时,北影厂的人还调侃,咱大中国十几亿人口,你还带个中国人来?少年溥仪是开拍前两个月,在一所学校附近找到的。叫吴涛,纯素人。因祖母有外国血统,他长得跟尊龙有几分神似。进组后,彼得·奥图带着他,教了他不少东西。


演员差不多凑齐了。贝托鲁奇就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进故宫了。



1986年夏天,一支由150名中国人、100名意大利人、20名英国人和30名翻译组成的团队,在贝导带领下进入故宫。这比当时国内任何一个摄制组人数十倍还要多。与此同时,一辆辆老爷车从意大利送来,随时等着入镜。这些古董车被送到片场时,直接给中方工作人员看呆了。


在北影化妆间里,一个50人组成的由意方培训的化妆组,这时啥都不干,负责给登基大典的戏中2000名官兵编辫子。光头发的原材料,就用了2200磅。任务是两小时内编完。


整部戏的群演是多少人呢?1.9万名。光一个晚清街景,就找了上百人。为此,服装组严苛考究服饰、质感。为了给衣服做旧,在北影院内架起了一口直径两米的大锅,每天就熬布料、染色。开拍第一天,陈凯歌跑去现场凑热闹,看到一帮乞丐衣物做得如此逼真,一个劲儿地念叨:


“太牛B了。”


至于主演们的衣服,更加考究、华丽。后来电影拍完,直接在罗马办展。


除了化妆、服装,对剧组更重要的,就是饮食。为此,剧组又请了一堆意大利厨子来,陆续送来22000瓶矿泉水、450磅意大利咖啡、250加仑橄榄油和4500磅面粉,给外国员工弄西餐。中方演员吃不惯,就用笼屉运来一笼又一笼包子。令北影厂人诧异的是,剧组居然有个工种叫茶水工,专门负责甜点、咖啡,实在太会享福。大家深刻体会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


1986年6月,在北影搭建的仿清建筑群中,贝导带着摄制组召开了开机典礼和记者招待会,认真回答到场记者提问。这是中意官方合作项目,来的中外记者多达100人。开机典礼的座上宾,有《我的前半生》合著者李文达和溥仪的亲弟弟溥杰。会开到一半,年事已高的溥杰就睡着了。


电影拍的第一场戏是清末街景。北影搭的景,之前拍过《骆驼祥子》。陈凯歌一大早就去了。想看看老外怎么拍片的。那天他气色不太好,头一夜跟贝托鲁奇商业互吹了大半宿,喝得眼睛都肿了。看完热闹,凯歌就回去背词儿去了。第二天晚上有他的戏,英文台词巨长。


电影开头,穿着一身铠甲宣读诏书的那个队长,就是他。后来,他沦落为一个看守紫禁城的门卫。在阻拦溥仪时,流露出同情的眼神。凯歌自学过英语,但诏书上的生词儿实在太多了。拍的时候,NG了无数次。


慈禧驾崩的戏,是在北影最大的摄影棚拍的,1700平米。贝托鲁奇没有参照现实,而是搭了一个极度魔幻的场景。一堆盘龙柱,人物参考中国历代服饰。演慈禧的卢燕看了说,大哥,你这咋回事啊,慈禧审美可没这么low啊,怎么可能死在这么个地方。最后贝托鲁奇不耐烦地说:


“Lisa,你只是演员,我才是导演。”



实话说,这场戏后来遭到无数中国人的诟病。我第一次看《末代皇帝》,就是被这个场景劝退的,觉得也太西方猎奇视角了。著名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家溍去探班时,被这布景吓了一跳。还在《文汇报》发文说,电影是在创作,可也不能太离谱,有些布景过于夸张,实在无法理解。


当时,卢燕身上的戏服,多达50磅重,所有刺绣都由蜡雕刻,然后铸铝,最后再镀金。据说拍完这场戏,卢老师就累倒了。


全片最具挑战性的戏,自然是登基大典。连贝托鲁奇本人都要借酒壮胆。


前面说了,为这场戏,准备了好久,钱也砸了不少。这是全片最大的场面。还得用上太和殿。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在太和殿拍的电影镜头。拍摄时,已是秋高气爽的10月。太和殿广场外停了不少出租车,全是拉演员的。2000名官兵入场,跟着中戏的老师学怎么磕头,一组又一组地排练。


太和殿里不许架设备,不能拉电线、放推车,只能用斯坦尼康。小演员理查德·尤很不好对付。贝托鲁奇每次让他做啥,他偏不做。为了“引诱”他演戏,贝导只好不断用脖子上的取景器讨好他。每次拍完戏,都让他玩那个。


拍戏这天,这孩子怎么都不配合,搞得贝导头都大了。最后只好把他妈叫来,站在斯坦尼康边上,一步一步哄着他,才把登基大典拍完。


那段时间,贝托鲁奇精疲力竭,觉都睡不好。又是喝中医开的特效药,又是拉一个汉学家给自己做背部按摩。一旦工作起来,老贝就十分忘我。一天工作10个小时是常事。贷款压力大,计划在半年内拍完电影,必须赶进度。可北影厂那边呢,还是计划经济,对这个没概念。托马斯常在片场大叫,说你们得工作了。片子只要多拍一天,就不知道要多花多少钱。


宁瀛回忆,她进过很多国外摄制组,意大利人的水平最高。做起事来十分严谨,拍片节奏跟打仗一样。后来,中方人员也习惯了。一开始,别说中方,贝托鲁奇经常即兴发挥,想到一些新奇的点子,摄制组20多个英国人都受不了他。他脑子里时刻都有疯癫想法,总是现场改主意。


大家都希望贝导能像摄影导演维托里奥·斯托拉罗那样,有计划地去工作。


斯托拉罗也是意大利人。这之前,刚和科波拉合作完一部神作《现代启示录》。在现场,斯托用他精湛的摄影技术让中方工作人员大开眼界。他动手拍摄前,总是会准备很久。如果没有他,贝托鲁奇就很难实现他的即兴创作。全片第一个内景戏,幼年溥仪早起那场,在北影摄影棚里拍的。斯托拉罗用了4个小时布光仍不满意,折腾了半天,最后决定重新布光。


要不是贝托鲁奇跟他合作过,熟悉并信任他,估计就要念三字经了。


结果老贝说:“让他慢慢搞吧。我去车里等。光好了叫我。”


进入拍摄正轨后,大家才看清楚了,什么叫专业,啥水平是大师。


接溥仪进宫那场戏,斯托用了散光照明。他自制了一种散光灯,在上面蒙上柔光布,使之适应胶片需要的亮度,同时模拟出自然光的感觉。因为是晚上的戏,摄影组使用十几组散光灯,只要一个排列不对,光感就完蛋。而且贝托鲁奇运镜很复杂,相当考验斯托的能力。但他轻而易举就办到了。


最令人深刻的,还是登基大典那场戏。太和殿内禁止设灯,斯托拉罗在大殿的门窗外架设一台2万瓦的碳晶灯,再加上柔光布,模拟出自然散射光。然后,他在大殿门口设计了那块巨大的黄帐子,完美解决了镜头往前推移时可能造成的曝光问题,使得小溥仪不会被屋外的光吞没,整个轮廓处在画面中心。屋外架设的灯源,同时被遮挡,几千名群演也不用配合小皇帝表演,省了一堆事。


最牛B的是,这块黄帐子不但造成视觉上的冲击,还成为溥仪一生的隐喻。


他从小就想跳起来去抓这块象征皇权的巨幕,被它吸引,朝它奔去。可是当溥仪越过门槛,伸手去抓时,那块黄帐子最终从他手中溜走了。这个牛B的设计征服了在场所有人,也成了《末代皇帝》最经典的镜头之一。


纵观全片,斯托拉罗用的都是自然光或模拟自然光拍摄。他用神奇的光影,为溥仪不同的人生阶段定调。溥仪进监狱时,是青灰冷色。他的童年、少年阶段,是温暖的红、黄色调,温馨却又寂寞。等尊龙出场,红色膨胀开,充满欲望。等去天津租界,瞬间变成了阴郁的蓝色,尊龙也唱起《Am I blue》。


越到后面,随着溥仪人生的下坠,整个片子的阴冷色调越浓,画面占比越大。


直到最后,他终于被改造成一个普通人,获得渴望一生的自由。


走在故宫里,又回归了暖色调。


除了牛B,你还能说啥?



电影拍摄过程中,还有好多趣事。


也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经典的力量。


拍给溥仪试吃那场戏,午餐都是前一天做的,端上来时都臭了。那个试吃演员,还得表演得津津有味。等老贝一喊卡,赶紧把食物吐出来。后来红卫兵跳舞那场戏,是北影找来的1100多名中学生。这些小孩哪儿懂啊,陈凯歌就主动给他们讲历史,激起他们愤怒的情绪。换上衣服后,宁瀛又找来舞蹈学校的老师教忠字舞。很多老师情绪抵触,做了半天思想工作。


排练那场戏时,有行人路过看到,都吓傻了。


他们都以为那什么又要来了。


还有些有意思的事,发生在演员之间。别看坂本龙一写的音乐那么哀伤,当初在片场,整天都吊儿郎当,拉着工作人员吃吃喝喝,夜不归宿。只有一个人不搭理他。那就是尊龙。为酝酿情绪,一见到他尊龙就说,你是日本派来的间谍,片子没拍完,我不会跟你说话的。给坂本“吓得”一脸懵逼。


电影里,坂老师阴沉冷酷。其实拍片时,有句台词他无论如何说不出口。就是那句“Asia belongs to us !”。实在太羞耻了。说了好多遍,贝导总觉得力度不够。不知道NG了多少次,才达到效果。


尊龙不跟坂本龙一说话。但跟陈冲、邬君梅关系很好。不是拉她们吃饭,就是教她们唱歌。拿陈冲话说,跟个大男孩一样。在罗马拍内景戏时,三人还大晚上跑出去散步。邬君梅前面说了,完全不把贝导当国际大导看。陈冲对其则有敬重有加。只有一场戏,就是跟溥仪结婚那场戏,仆人上来脱衣服。拍摄时,有仆人不小心把她衣服扒掉,袒胸露乳了。


陈冲很害怕,因为《大班》的戏就给她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她追着让贝托鲁奇保证不用暴露的场景。且必须写书面保证。老贝对此很生气,在他的观念里,这段戏很美。主要他不明白陈冲当时的压力。


合作敲定前,合拍公司就不太想让陈冲演。是贝托鲁奇坚持。而在此后整个拍摄过程中,北影制作单位都和陈冲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摄制组去东北拍戏前,外国人站成一队,中国人站成一队。陈冲站中间,形单影只。在片场,只有邬君梅跟她亲近。两人整天嘻嘻哈哈,聊电影和感情。那时,陈冲作为美国工会注册的演员,是有单独房车的。邬君梅常被她拉上车休息。


当然,关于《末代皇帝》最有面子的事,还是贝导拍片时,摄制组占据太和殿。英女王访华,希望参观。但设备不可能调出去。女皇就没参观成。


不光是女王。当时,美国驻华首任大使伍德科克还带着老婆去探班。贝托鲁奇也是很傲啊,忙着赶进度拍片,椅子都没给人备一把,上去握个手,扭头继续指挥现场去了。伍大使在旁边等了半天,也没等到一句客气话。


也不怪贝托鲁奇不鸟他。那会儿,拍片进度太紧张了。北京外景的戏一拍完,转眼就要11月。贝导马不停蹄带着队伍去长春,日夜兼程赶到现场。拍完溥仪的祭天大典,需要拍一场雪景。等了好几天不来。穿着军大衣的贝导着急上火。最后只好买了30吨化肥人工造雪景。


就这么紧赶慢赶,还是出事了。



东北的戏份拍完后,摄制组回到北京,本还打算拍点北京外景的。可北京冷得要死。贝导只好先派一支队伍回罗马,拍内景戏。结果罗马那边进度缓慢。戏还没拍完,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这还没做后期呢。


这时,托马斯签的保险公司跑来查账。不查不要紧,一查,两边都不爽。保险公司准备查封摄制组。托马斯早没钱了。还得是贝导,一咬牙,把房产抵押出去,又贷了200万美金。然后又利用电影圈的人脉,先把部分样片送到了戛纳。这才唤回了资方的信任。只不过,由于资金短缺,第二年春天回北京补录外景的计划泡汤了。这成了《末代皇帝》最大的遗憾。


随后,贝托鲁奇开始剪片。顺便把坂本龙一折磨了一遍。


一开始,坂本龙一并不是电影的首选配乐。电影拍摄期间,为贝导写了大量音乐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苏聪。


苏聪是刘索拉、谭盾、陈其钢的同学。1982年,毕业后第三天,就去慕尼黑留学了。那几年,他参加艺术节、国际作曲比赛,拿了不少奖。但钱没挣多少。在《综艺》杂志上,他看到贝托鲁奇找电影配乐,就让他签约的出版社寄了一些作品给老贝。一年内杳无音讯,苏聪都快把这事儿忘了。1986年,正准备读博的苏聪突然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说电影要开拍了,请您火速来京。


在北影厂给贝托鲁奇盖的办公楼里,苏聪见到了他。由于门梁太矮,苏聪脑袋上还撞了个大包,血流满面。当时,和苏聪一起被找来的,还有给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配乐的莫里斯·贾尔。此君后来还配过《人鬼情未了》。麻烦在于,苏聪和莫里斯的作品版权,早都签给出版社了。对托马斯而言,等于少了一笔电影音乐版权。很不划算。于是大家都在为这事儿掰扯。


坂本龙一的经纪人贼啊。偷偷跟托马斯说,让坂本来写,版权全给你们。


随后,莫里斯那边退出。苏聪呢,没有放弃这个机会。读了大量文献,走访了许多学者,应老贝要求,音乐要写得有东方风情,还得有现代感。贝托鲁奇只给了他一个文学剧本,让他时不时去片场看拍摄。闲下来就拉他讨论。苏聪只能白天看场景,晚上回去写。很多片段,写了四五稿。


结果因为版权利益,最后电影原声发行带里的,只有一首《Lunch》。


电影告别会上,贝托鲁奇称赞苏聪说:


“你的作品具有高贵、典雅而略带忧伤的气质。”


在《末代皇帝》之前,坂本龙一几乎没听过中国风的曲子。电影都杀青半年了,托马斯给他打电话,让他给电影配乐。


其实,早在东北拍戏时,贝托鲁奇就刺激过坂本龙一,说他的老朋友埃尼奥·莫里康内,也就是给“镖客三部曲”配乐的那位,天天打电话到剧组,说自己要给《末代皇帝》配乐。坂本龙一也找钢琴来写过曲子,但设备不行。


接到托马斯的委托后,坂老师说要两个星期,问老贝要啥样的曲风。托马斯说,这是给欧美观众看的,务必现代点。回东京后,坂本龙一一口气买了20多张中国风音乐,一天听完,然后在东京找会中国乐器的,现学现卖,连着熬夜,写出了44首配乐。再带着作品,去伦敦和贝托鲁奇汇合。


到了伦敦,坂本龙一傻了。提前用卫星联机传来的曲子,被拆得七零八落,完全不成样子。更操蛋的是,贝托鲁奇不断修改剪辑,今天这样,明天那样。配乐不得不跟着变动,全都合不上拍。眼看就要录音了,很多地方的音乐还对不上。无奈之下,坂本龙一又扎进酒店,熬夜一晚上重新计算节拍,看怎么配合画面。


在贝导的一番辛勤折腾下,坂老师终于被折腾进了医院。


等到试映会当天。他被请去观看,整个人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


他辛辛苦苦写的曲子,再一次被拆得七零八落。熬夜写的44首作品,至少有一半没被采用。坂本龙一从此再也不想去什么试映会了。


不管怎么说。他至少比苏聪幸运一点。




1987年10月23日,《末代皇帝》在意大利公映。虽然一开始,西方观众觉得它节奏缓慢、剧情模糊,但在第一波放映后,贝托鲁奇和托马斯就收回了成本。随后,它领跑1988年奥斯卡,得到9项提名。


直到此时,很多影评人依然不看好。


然而,颁奖典礼当晚,《末代皇帝》横扫奥斯卡,创下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和最佳原创配乐九提九中的神迹。当晚,上台致辞人之一,就是《荒野大镖客》的男主角,咱们的伊斯特伍德老爷子。


他说,《末代皇帝》独得九项大奖,今年正是属于它的一年,并强调道:


“如今美国已经拍不出这类电影了。”


上台领奖的贝托鲁奇也无比激动,那几乎是他一生艺术生涯的巅峰。他说这是生命中最激动的时刻,首先感谢了东方国度对他的支持:


“我要感谢中国人和中国,感谢中国政府允许我去拍摄这个美丽的国家。还感谢尊龙、陈冲以及许多在拍摄及前后无名的中国人,我应该向他们致以中国式叩头。”


随着贝托鲁奇创下如此神迹,《末代皇帝》趁热而上。一部影片的盈利,养活了合作方之一的北影厂整整六年。贝托鲁奇和制片人托马斯的这场豪赌,自然以大获全胜而告终。再也没人质疑贝导在国际上的江湖地位。


不过这电影毕竟是拍给西方看的,它的视角也是从贝导看溥仪的个人视角出发,并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还原。这就导致国内很多人看了并不满意。宁瀛收集了国内批评给贝托鲁奇。贝导只说了一句:


“只有你知道,这部电影我一开始就是用拍纪录片的严谨做的调研。”


不光是批评,香港《文汇报》也发文自省,问,故宫是咱们的,题材是咱们的,难道贝托鲁奇是神仙,我们有才的人不少,怎么就拍不出来呢?


批评也罢,自省也好,随着多方言论涌入,在更多影迷的拥趸中,《末代皇帝》日复一日绽放出了更多光彩。许多人的事业,也更上一层楼。


尊龙入围了金球奖影帝,一度成为西方片酬最高的华裔演员。陈冲从此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不久后,做了柏林电影节评委。正因为在那届电影节上看了太多无聊的电影,她打算自己拍片,拍出了《天浴》。邬君梅也顺利踏入电影圈,登上国际舞台,后来成了奥斯卡的终身评委。


苏聪和坂本龙一拿到最佳配乐后,前者继续追求作曲家之梦,做了几年教授,开始写大型音乐剧。坂本龙一则跻身国际,又给贝导《遮蔽的天空》配乐,拿了一堆奖。1992年,他还为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谱曲并担任了指挥。


至于陈凯歌后续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


要说最大的赢家,还是《末代皇帝》这部电影本身。在牛B导演、摄影、配乐、演员等人的齐心协力下,它绽放出了经久不息的光彩,影响一代又一代创作者。芦苇看完它,找到了为《霸王别姬》编剧的历史坐标。曹郁看完它,决定做摄影师,凭《可可西里》拿到了金马最佳摄影。


30多年过去了,在许多影迷心中,它依然是无法超越的个人史诗。


这份光彩,可能还会继续绽放下去。


只可惜,这样一部汇集了无数大师、杰出艺术家的经典,可能再也无法重现。也许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机会看到这样一群人走到一起。


1975年11月2日,罗马郊外一个荒凉海滩上出现了一具男尸,被乱棍打得不成人形。尸体正是风格大胆的导演,时年53岁的帕索里尼。这位柏林、戛纳、威尼斯的常客,贝托鲁奇电影事业的引路人,先走一步。


1989年,60岁的赛尔乔·莱昂内死了。他人生中赌上一切长达4个小时的巨作《美国往事》,上映后恶评如潮,亏损2000多万美金票房,将赛尔乔的事业拉入低谷。五年后,他含恨离去。《美国往事》却被推上神坛。


2003年,为中国话剧事业做出杰出贡献,在中西方戏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英若诚也走了。他把《推销员之死》引入中国,把《茶馆》推介到全世界。去世前,在昏迷中,他还在念叨:溥仪很难受,一辈子净做不愿意做的事。


次年,一代教父,表演艺术家马龙·白兰度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医院逝世,享年80岁。


3年后,当初那个在天安门广场骑自行车的大胖子,也因病在家中去世。


又过了6年,8次提名未中最后终于拿到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彼得·奥图,在伦敦的惠灵顿医院去世,享年81岁。


同年,贝托鲁奇的挚友,以《感官世界》震动世界影坛大岛渚,因肺炎在神奈川县藤泽市的医院病逝,享年80岁。


3年后,《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主演,被视为人类摇滚史上最牛B偶像之一的大卫·鲍伊因肝癌去世。他这一生,影响了无数艺人,深刻影响了摇滚乐风格,拿到了格莱美终身成就奖,是一道永不消逝的闪电。


2年后的2018年,贝托鲁奇去世。这个一生充满了争议、魔力和巨大创造力的名导,拿到了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拿到了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他的情欲、大胆、史诗叙事,影响了太多后辈。


又过了2年,一代电影配乐宗师埃尼奥·莫里康内去世。他一生写下超过500首电影音乐,风格横跨古典、爵士、流行、摇滚等等。他为“镖客三部曲”、“往事三部曲”、《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这“托纳托雷三部曲”写下的旋律,永远镌刻在了世界影史上。


3年后的2023年,今年3月,另一位作曲家坂本龙一去世。


那晚,全世界的音乐APP上,仿佛都响起了《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那是黑白琴键上刮过的时间之风,也是一个金黄年代远去的脚步。


但死亡摁下的暂停键,并不会阻止声光的流淌。


在一个个背影消失的日子里,璀璨的艺术,会继续打动一代又一代人。


直至文明化作永恒的星辰。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北京最后的探戈》,约翰·鲍尔斯

[2]《卢燕的跨界生存》,三联生活周刊

[3]《贝托鲁奇和末代皇帝》,北京广播电视报

[4]《杰瑞米·托马斯:我是最了解亚洲的制片人》,外滩画报

[5]《宁瀛追忆任“末代皇帝”副导演始末》,时光网

[6]《“末代皇帝”让我重新认识故宫价值 》,宁瀛,新周刊

[7]《在罗马,听贝托鲁奇回忆80年代的中国》,奇遇电影

[8]《对话苏聪,你敢来赌一把吗?》,上观新闻

[9]《他属于意大利,也属于我们:忆帕瓦罗蒂》,刘德有

[10]《“末代皇帝”拍摄趣闻》,林蓟,“往事溯源”

[11]《音乐即自由》,坂本龙一

[12]《故宫里的最后一部电影》,导筒directub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 (ID:zmrben115),作者: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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