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瑞金为什么不需要媒体帮忙?
2017-04-25 11:14

沙瑞金为什么不需要媒体帮忙?

虎嗅注:眼看着《人民的名义》还有10集就要迎来大结局,这届人民对它的讨论热度依然不减,而随着拖沓的剧情日渐完整,关于这部剧的讨论的局限性也随之消弭。本文另辟蹊径,从记者这条主线,谈政策、政客对媒体态度的转变,耐人寻味。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客栈”(ID:xinkezhan2017),作者:石扉客,虎嗅获作者授权转载。


从商业运营上看,《人民的名义》毫无疑问成功得一塌糊涂。


这个剧,本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政绩在文艺战线上顺理成章的宣传部署。达康书记这种异军突起的正能量形象,算是被顺手收割的意外之喜。


此前说过,至少从周梅森的原著和已播出的四十余集看,这远算不上一个制作精良的电视剧,剧情简陋,剪辑粗糙,结构拖沓,剧本模式化,演员平面化。


它收获超高人气的主要原因是奉旨编剧,获取了大尺度的创作许可证,填补了涉案剧禁播近十年以来的空白,贴上了政法系、秘书帮、沙家帮之类噱头式标签。


前资深女记者孔璞和我闲聊此剧,我们的一个共同看法是,如果说这个剧还有什么比较靠谱的写实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到目前为止,对媒体的描写还是基本接近真实的。



它的真实在于,在这个剧中,记者、媒体乃至宣传部长都是基本缺席的。


整个剧本中,看不到一个能记住名字的记者,一家像样的媒体,省市区三级常委会上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有名有姓的宣传部长的角色出现。


只有两个地方,能看到媒体的影子:


一是大风厂116事件之后的新闻发布会。这个会上的记者和媒体都是配合演出的模糊群像,让达康书记纵横驰骋,虐了个遍。


二是光明区长孙连城那个订报梗:不听咱们的,就让他明年订报任务完不成。


另外,还有两个不太为人注意的地方,也能依稀看到媒体的影子:


第一个是,到山水集团和洋妞“学外语”的中院副院长陈清泉被现场抓获,为了应对前来要人的公安厅长祁同伟,京州市公安局长赵东来临时决定赶紧将陈清泉嫖娼的消息曝光出去。


剧中并没直接出现媒体,而是市局宣传处的干警立即扛着摄像机出现了。这类事确实用不着通知记者来现场,把这些素材直接放在京州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栏目播出就行了。


难怪做过光明分局局长的程度一看就大惊失色,他也是老司机啊,知道枪指挥笔的警媒关系是咋回事儿。


第二个是借栖身三季酒店的赵瑞龙之口透露,剧中最大的老虎也就是他老爹赵立春书记,正在亲自出面找港媒放风,给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金泼上沙家帮的污水,以反击汉东反腐的凌厉攻势。


利用海外媒体反党,本就是这些年的一大发明。这个地方显然是在可着劲贴反腐中大老虎们给海外媒体互相喂料的噱头。用镜鉴周刊指代目前风头甚健的XX周刊,确实是行险之招,可为该剧创作许可证之大尺度最有力的例证。


除此之外,《人民的名义》对媒体的刻画,就只剩下微博这家没头没脑的社交媒体了。即便如此,也完全没有微博全盛时期的丝毫气象。毛毛虫和害人虫这两个顺手拈来的ID,仿佛还停留在《第一次亲密接触》里的“轻舞飞扬”时代。


而王跃文笔下的《国画》、《梅次故事》、《苍黄》这三部经典官场小说对媒体与记者的刻画,篇幅非常之多,笔触相当细腻。


比较起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重大区别。



《国画》是1998年11月写于长沙韭菜园,《梅次故事》写于2001年,《苍黄》写于2009年的长沙咸嘉新村,《人民的名义》原著写于2016年,前后十八年间,正好反应了一条媒体溃败的清晰主线。


按照王跃文的设计,《国画》里的荆都市其实就是省级建制,类似一个直辖市,皮市长其实就是皮省长,只不过考虑到那个时候的审查方还很难接受文艺作品中安排省委书记、省长作为腐败分子,所以小说里没有明说荆都市其实就是荆都省。


这篇里面的几个记者形象,头一个就是省电视台记者陈雁,跑时政口的美人胎子,整天围着皮省长转。两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周边人也心知肚明,甚至到最后陈雁本人也不避讳了。


两人敲了门,开门的竟是陈雁,一身睡装打扮。陈雁说道请进,完全是主人味道。走过门厅,才见皮市长穿着睡衣,正伏案批阅文件。陈雁给朱方二位倒了杯茶,进卧室里去了。


“什么事这么急?怀镜?”皮市长日理万机的样子,眼睛半天才从文件上抬起来。


在小说结尾,皮省长被儿子皮杰的天马娱乐城案牵连,退居二线到政协任职,陈雁随即辞职,转投到巨贾袁小奇身边做专职秘书去了。


年轻时,青春献首长;老大了,嫁作商人妇。王跃文设计的这个时政电视女记者的路径,本身就是很现实的路径选择,所以在现实中确实不算少见。


《国画》里还有两个记者,一个是《荆都科技报》主编崔浩,一个是《荆都民声报》记者曾俚。


前者专司出席各种官商云集的场合,气功大师兼港归巨贾袁小奇就是他一手包装出来的。这种在商言商的赶场记者,一直是媒体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络绎不绝,现在也大行其道。


后者,曾俚这个人物,是王跃文的官场小说里浓墨重彩的记者形象,也是过去十五年中市场化媒体巅峰时段的文学记忆。


这个《荆都民声报》,听着像湖南的潇湘晨报,广东的南方都市报,总之大部分编辑记者不带编制不占干部指标,是自1990年代末期到十八大前夕曾经风行一时的市场化媒体。


曾俚大学毕业后四处游荡,最后回到故乡到这家报纸做记者,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流浪记者的真实写照。


曾俚的老同学也是该书主人公、荆都市财政厅副厅长朱怀镜老家乌有县,先后爆发两桩负面新闻:


一是黄桃事件,种子公司卖假种子给农民,造成误耕伤农的农民上访群体性事件。


二是车祸事件,为迎接领导视察,县政府将乞丐、精神病人和上访户集体装车拉往外地,途中出车祸造成群死群伤。


和《人民的名义》中大风厂改制与拆迁事件一样,《国画》中这两桩民愤不小的事件,基本都能找到当年的类似新闻。


曾俚先后介入采写报道,但都被乌有县委书记张天奇托朱怀镜做工作拦下来了。


拦下车祸事件报道的过程,令人唏嘘。曾俚此前为老母所迫,请乌有官方的朋友帮弟弟找工作。因欲报道车祸事件,弟弟的工作泡汤,老母愤而服毒自杀。


曾俚把朱怀镜一直送到医院大门外面,拍拍朱怀镜的肩膀,哽咽道:“这事我不管了!”他说完就抬头望着天空。天空正好有一道流星,划着凄凉的弧线,消失了。


朱怀镜很内疚,不敢再提那件事,只是默然以对。他知道曾俚抬头望天是为了掩饰眼中的泪水,便不忍心看他,低头说你回去好好照顾老人家吧。


按照中大传播与设计学院张志安教授的研究,调查性报道记者籍贯最集中的两个区域就是湖南和河南。《国画》里的荆都市,其实在隐指湖南省,而调查性报道领域,素有湖南籍记者善报湖南本地负面新闻的湘奸队之说。


在现在这个调查性报道早已凋零的时节里,看到王跃文笔下这个逼真的描述,还是令人感慨。我们这个人情社会里的古老传统与新闻专业主义要求的独立自由,是何等格格不入。


曾俚最后辞职离开荆都。辞职,这也是大部分市场化媒体调查记者的结局。


无论如何,这时,还能看到地方官僚对媒体和记者残存的一份忌惮与尊重,灭火的途径主要是靠找中间人,说项的方式主要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等到续集的《梅次故事》里,曾俚这样为民请命的记者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在市委梅园宾馆嫖娼被抓的《荆都日报》记者崔力。



按照王跃文的设计,《荆都日报》显然是省级党报,崔力得过中国新闻奖之类体制大奖,动辄写内参,以和领导吃饭为荣,也是典型的省级党报记者形象。这样的记者到地区和县里来采访,自然有微服私访的意味,地方领导不可能不重视。


让朱怀镜等地委领导最为恼怒的倒不是崔力嫖娼,而是派出所居然敢随意到市委梅园宾馆来查房。在GDP挂帅的时节,这是可能严重影响招商引资环境的自杀行为。


最后,这桩党报记者嫖娼事件,以梅次地区公安处长亲自道歉、地委副书记朱怀镜请吃饭安抚、地委下文要求公安改进查房工作而结束。


无论是央媒还是地方党媒,记者嫖娼被抓还牛皮哄哄要求警察道歉的事儿,过去可能有,现在应该早绝迹了。


目前的现状是,再牛逼的媒体,在警权面前都是千疮百孔,一击即溃。放一马是有可能的,反过来道歉是闻所未闻。


关于媒体的刻画,《梅次故事》里还有两个小细节值得一提。


一是《梅次日报》连续搞了好几期拍朱怀镜马屁的报道,其中一期叫《朱书记智破假尼姑》,不讲政治的标题和那个暧昧的“破”字让朱怀镜很不爽:


光看新闻标题就来气。朱副书记的那个副字,大家平时在嘴上都省去了,可落在白纸上,却是万万省不得的。天知道市委书记缪明会怎么想?


还有那破字用得不伦不类,改作识字也稍稍好些。破什么假尼姑,仙姑他都不想去破!


再说如果这种事都值得报导,别人会以为他朱怀镜成天瞎混,事无可彰,就拿些花边新闻作重要活动来张扬。


朱随即让办公室出台规定,要求以后凡是报道涉及到地区领导同志的,一律要由领导同志本人过目。


荆都电视台搞了一期反腐节目,里面用了廉政风暴的说法,被市委书记(即省委书记)王莽之严厉批评,早已心怀鬼胎的王莽之说:


反腐败这种重大工作,都有规范提法,中央从来没有说过搞廉政风暴。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很不严肃。我已经责令他们立即改正!


这两条都非常写实,地方党委领导对本埠媒体有绝对的指挥权,本埠媒体基本没有任何自选动作的空间。


在《人民的名义》中,除了被镜鉴周刊攻击时,恼羞成怒的沙瑞金提到一句要让省委宣传部长组织反击外,全剧都看不到宣传部长出场。


也许周梅森和导演认为,这个问题早已不是一个问题了吧。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设置的背景环境每况愈下,《国画》、《梅次故事》的背景分别是省级(荆都市)和地市级(梅次地区)官场,到了《苍黄》,就具体而微,直接写读者最为接近和熟悉的县级官场(乌柚县)了。


恰好是这部写县级官场的《苍黄》,成为三部小说里最为深刻凝练的一部。


《苍黄》里,曾俚式的市场化媒体记者早已销声匿迹,本埠官媒里崔力式的嫖娼记者也不再出现,王跃文塑造了一位名为《中国法制时报》驻荆都市的央媒记者,名叫成鄂渝,绰号成鳄鱼。


乌柚县第一起大新闻,就是人大选举时冒出的两个乌龙:


代县长阳明未能在人大会上按照组织意图如期当选,另一个担任副县长候选人的差配刘星明(差配即装样子的差额选举配角,主角是按照组织意图必须当选的候选人)当场神经失常。


消息自网络爆出后,各路媒体纷至沓来。成鳄鱼自然也不例外,潜入乌柚县,入住紫罗兰宾馆,悄悄进行外围采访。


乌柚县委常委会上商议如何对付这条鳄鱼,公安局长周应龙和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朱芝商议,准备先把他从水底下请出来,有文请和武请两种方式。


文请就是由朱芝直接打电话,邀其吃饭。武请就是周应龙来安排,按照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李济运的常例猜度就是:


“无非就是给他栽个什么事儿,最好做的就是抓他的嫖。录下口供签字画押。也不必真的处置他,只需留住把柄,他不再来乌柚寻事就行。乌柚人都知道紫罗兰的小姐多,在那里设局太容易了。”


李济运担心武请出意外的话不好下台,最后决定还是文请。


所以成鳄鱼和乌柚县并没发生实质性的冲突。宣传部长朱芝一边安排坚壁清野,不提供任何有效信息,一边在随后的饭局上设计拍下了成鳄鱼身上诸如手表和名牌领带皮鞋之类的特写,想留待反制。


王跃文设计了一个奇幻情节:


成鳄鱼本身是带行政级别的央媒驻地记者站长,又是成副省长的远房侄子,最后竟然运作到地方,调任直接管辖乌柚县的漓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摇身一变成为朱芝的顶头上司。


现实中这种情况不算多见,即便按照这个《中国法制时报》所影射的法制日报看,其地方站长也就是正处级,不太可能担任副厅级的地级市常委宣传部长。


但宣传部门和央媒之间这个互为猫鼠的互生关系,算是一个经典写照了。


最后,乌柚县宣传部长朱芝为了改善和《中国法制时报》的关系,主动与前来乌柚视察的副总编陈一迪提出来订两百多份报纸:


朱芝的脸色很快回复正常,说:“陈总,您来之前,我同县委办李主任商量过,也向县委刘书记汇报了,发动干部踊跃订阅《中国法制时报》。至少,我们要求政法系统副科以上干部人手一份,县级领导每人一份,估计有两百多份。”

“非常感谢!”陈一迪说,“全国各县都像贵县,我们的发行量抵得上《人民日报》了!”


朱部长此举是拉拢,光明区区长孙连城那个“不听我们的,让他们明年的订报任务完不成”就是反制了。


两套刀法,异曲同工。



比这层关系更有意思的是对当下政治体制中网络生态的忠实描摹。


《人民的名义》里,几乎看不到一家像样的媒体名字,微博等社交媒体成为唯一亮相的媒体,沙瑞金、李达康开口闭口都是网络上如何如何。


王跃文的三部曲里,《国画》和《梅次故事》对网络所涉不多,《苍黄》里则大幅出现了宣传部如何搞定网络的描写。


乌柚县委宣传部长朱芝无师自通发明了网尸的概念,即帖子被删除后,只能通过快照看到,无法转帖也无法跟帖,丧失了互动功能后,就这么一个个沉入比特海底。


删帖的途径自然是县委宣传部通过市委宣传部向省委宣传部汇报,通过省里来运作网监部门进行专项舆情调控。这条运作路线,基本就是现实中删帖路径的如实写照了。


发动县委宣传部里的年轻人来跟帖,将不听招呼的记者的糗事儿曝光,这种舆论场上的暗战与对攻,在《苍黄》中也早已描写得淋漓尽致。只是那时还没有自干五和小粉红这个说法罢了,也还没开始打大V与揪斗臭公知。


得益于县委办主任李济运过夫妻生活时的灵感,朱芝发明了哑床这个形象的比喻,即宣传部长的工作就是把乌柚县变成一架可以在上面使劲折腾却不会发出吱吱呀呀声音的大床。


如前所述,《人民的名义》剧情设计不合理之处甚多,其中之一就是,无论是沙瑞金的汉东省委常委会,还是李达康的京州市委常委会上,还是易学习的高新区常委会上,居然都没有看到宣传部长这个角色出场。


在现实中的体制逻辑里,一个班子里,宣传部长是必不可缺的角色,其最高使命就是忠实执行书记的指令,消除所有不利于班长政绩和班长形象的声音。


丑事儿此起彼伏的时候,就是宣传部长这个消防队长焦头烂额的时候。所以在乌柚县爆出第二起大新闻——桃花溪矿难的善后会议上,朱芝也忍不住冲县委书记刘星明(跟那个发疯的副县长候选差配同名同姓)抱怨:


我不希望又引发舆论地震。每每工作出了问题,李主任和信访局在大门口救火,我们宣传部在媒体上救火。上级放火,下级救火,这工作干起来不起劲!


这真是如假包换的大实话,也是绝对无解的大实话。



从《国画》到《人民的名义》,总结下来,官场文学中,这十余年的媒体主线与基本生态,基本就是:


先天条件好的女记者,不是傍大官就是傍大款,如荆都电视台的陈雁;


想认真做新闻的屌丝记者,不是走投无路,就是不断跑路,如荆都民声报的曾俚;


普通党媒记者,唱唱歌嫖嫖娼,拿拿红包跑跑会,再配合政府演个发布会,如荆都日报崔力,也如116大火之后那场发布会上配合达康书记演出的汉东省各家媒体记者们;


有背景的党媒管理层干部长袖善舞,游走在媒体与商界、政界之间,进行各种资源的横向整合。如荆都科技报主编崔浩,再如《中国法治时报》成鳄鱼。


在1998年的《国画》里,朱怀镜还在感叹,像皮省长这种大领导出行,通常喜欢带三种人:老板,公安和记者。老板买单,公安护驾,记者负责领导形象包装。


到了2016年的《人民的名义》,在沙瑞金、高育良和达康书记的世界里,记者、媒体行业乃至宣传部长,就索性直接蒸发了。


对这个行业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形象和清晰的溃败线了。


最后说两句王跃文笔下的南方印记。


《国画》里,《荆都民声报》记者曾俚讽刺袁小奇现象的评论文章,自家报纸发不出来,北京媒体也发不出来,最后发在南方一家胆子很大的报纸上。影响很大,皮省长也要找来看。


《苍黄》里,省里两会顺利地散了,乌柚县委办主任李济运回到乌柚,进大院就碰到他不想见的陈美。他悔不该为了买份《南方周末》在大院外面就下了车:


他喜欢这份报纸,但因不是省内党报,办公室没有订阅。他尴尬地望着陈美笑笑,心里想着明年硬要订这份报纸。


《国画》写于1998年,现在,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东方还是西方,不知道哪里还有还活着的胆子大的媒体。


《苍黄》写于2009年,这差不多算是南方系的辉煌接近尾声的时节了。王跃文如再晚三五年写这本小说,相信多半会安排李济运感叹:


没想到这报纸越来越没意思,明年一定不再订了。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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