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老牌记者写的安迪·沃霍尔和史蒂夫·乔布斯,不比王菲的故事差呢
2013-09-14 13:02

《花花公子》老牌记者写的安迪·沃霍尔和史蒂夫·乔布斯,不比王菲的故事差呢

昨晚睡前,虎嗅看到微信号世相(thefair)推来的这篇《海外文摘》中发现的《花花公子》老牌记者David Sheff在史蒂夫·乔布斯去世后的写的旧文。世相的推荐语说,文章很好,慢慢看吧,绝对不比王菲的故事差。(世相的更精致的推荐语将贴在评论中)

早上虎嗅征得世相的同意,也想要给站内的读者们推荐这篇文章。安迪·沃霍尔,史蒂夫·乔布斯,约翰·列侬、大野洋子、肖恩·列侬。尚未成名的乔布斯给列侬9岁的儿子送了一台当时谁都还没见过的麦金塔电脑,却无意中迷住了波普教皇。这个故事的写作者是《花花公子》 老牌记者。多么令人嫉妒的组合。

——对了,如果技术宅们史上对安迪·沃霍尔没有过兴趣,一个可能有用的提示是,他是《黑衣人3》里,探员J与K穿越回1960年代时进到的工厂(The Factory)的那个头发雪白的神经质的华丽主人,也是那个时代的艺术与文化之神。

强烈推荐一读,尤其在夜里或周末的日光下。


安迪·沃霍尔和史蒂夫·乔布斯

作者:David Sheff
 
那是肖恩·列侬(Sean Lennon,约翰列侬与大野洋子的儿子)九岁生日的时候,大野洋子(Yoko Ono)邀请了很多朋友 来参加自己儿子的生日宴会,其中包括安迪·沃霍尔、凯斯·哈林、哈利·尼尔森、沃尔特·克朗凯特以及史蒂夫·乔布斯,乔布斯给肖恩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台任何人都未曾见过的最早的苹果电脑。
 
那是一个黄昏,外面刮着风,还下着小雨。我跟史蒂夫·乔布斯疾步行走在曼哈顿中央公园西大街上。史蒂夫携带着一个很大的箱子——送给肖恩·列侬的九岁生日礼物。如果约翰·列侬没有在四年前被谋杀的话,他也该是44岁了。约翰和自己的儿子同一天生日,10月9 日。
 
我们在72西大街往右一拐就到了著名的达科塔公寓大楼。通过行车道我们走进了大楼,期间碰到了一个五六十人的集会,他们手中捧着燃烧的蜡烛,一直唱着:“给和平一个机会。” (GivePeace a Chance)显然他们是在纪念列侬,其中有几个还流着眼泪。我们在那站了一会,然后进入了大楼。
 
1980年之前,达科塔大楼因为诸多名人居住于此而闻名遐迩,其中包括列侬一家、卡尔文·克莱恩、波里斯·卡洛夫和洛琳·白考儿。另外,罗曼·波兰斯基的《罗丝 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也是在此拍摄的。自从列侬在达科塔大楼前的人行道上被谋杀之后,这座建筑也因为这一悲剧而被世人所铭记。在约翰去世前的几个月里,我刚刚代表《花花公子》杂志采访了他以及大野洋子。那是约翰这辈子最后一次的深度访谈。他告诉我说:“我已经40岁了,他们说,人生始于40,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常会兴奋地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史蒂夫和我在老旧的电梯旁等着上楼。他对我说:“所有的女孩都爱保罗,但列侬才是我喜欢的甲壳虫乐队成员。我总觉得,列侬会打断那些人的集会,然后告诉他们一切如昔。我仍然不能相信他们杀死了列侬。他是一个天才,一个美丽的天才。”史蒂夫还对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只听甲壳虫乐队的歌、列侬的独奏以及迪伦(Dylan)的歌。
 
老旧的电梯间像是一个浑身长满了瘤子的怪物,先是俯视着乘客,然后慢慢悠悠地升到了7 楼,期间还一直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在过道里,史蒂夫敲了敲一扇巨大的红木门。一名男士开了门,引导我们进了房间,按照他的指示,我们脱下了鞋子。史蒂夫在地板上找个地方把大箱子放了下来,箱子的旁边立着很多根拐杖。这是一个白色的房间,里面所有的事物都是白色的,就连列侬写下了“想象”(Imagine)一曲的那架钢琴也是白色的。在房间的窗外,夜色中的中央公园澄澈而又阴郁。穿过公园,第五大道上的酒店和公寓灯光闪烁。生日宴会正热闹地进行着,客人中包括沃尔特·克朗凯特、萝贝塔·弗莱克、哈利·尼尔森,约翰·凯奇以及艺术家路易斯·奈维尔逊、肯尼·沙佛和凯斯·哈林。安迪·沃霍尔也来了,但他拒绝脱掉自己的鞋子。肖恩出现了,安迪把礼物给了他,是一幅画着心形糖果盒 的图画以及一只硬币做的手镯。上一次他们俩见面的时候,沃霍尔把一张钞票撕成 了两半,然后把其中一半送给了肖恩,肖恩向沃霍尔表示了感谢,然后开玩笑问他能不能把另一半也给他。沃霍尔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了一卷撕成一半的钞票递给他。晚宴过后,客人们又享用了一个钢琴形状的大蛋糕。之后,人们互相交谈起来,乔布斯告诉肖恩有礼物给他。乔布斯跟在肖恩的身后拖着他的那个大箱子,来到了肖恩的卧室。这个房间也是白色的,但架子上却摆着很多机器人。乔布斯打开了纸板箱,然后取出了自己的礼物。
 
乔布斯的黑发分在脑袋两边,穿着牛仔裤和男士白衬衫,而且把袖子卷了起来。他趴在地板上,面前的礼物是一个电脑。这就是麦金塔,四四方方的,高度长于宽度,米黄色,而且还有一个面包箱形状的东西放在一旁。乔布斯打开麦金塔,肖恩挨着他坐在地板上,盯着这个六英尺大的黑白色显示器。他看见乔布斯按了一下一个烟盒形状的、通过电线与电脑连接的神奇装置。乔布斯告诉他这叫做鼠标,当他移动鼠标的时候,一个箭头就会在屏幕上移动。乔布斯把箭头移到了一个画笔形状的小图片上,然后双击打开了一个叫做“MacPaint”的程序。他看着肖恩,对他说:“你试一下。”
 
肖恩拿起鼠标,在地板上滑动起来。乔布斯对他说:“现在,点击鼠标上的按钮,然后移动它,看看会发生什么。”肖恩如是做了,然后一条细细的、锯齿状的黑线出现在屏幕上。
 
肖恩高兴地大叫:“太酷了。”他点击着鼠标上的按钮,四处拖动着鼠标,然后屏幕上出现了各种形状和线条。接着他清除了这些图案,画了一个既像狮子又像骆驼的动物,然后又画了一个他称作“乔治男孩”的人物。
 
几个客人进入了房间,站在了肖恩和乔布斯身边。我抬起了头。这时,安迪·沃霍尔说:“嗯?这是什么?看,凯斯,这东西太不可思议了。”凯斯·哈林点头表示同意。这俩艺术家入迷地盯着屏幕上移动的线条。
 
乔布斯继续与肖恩摆弄着电脑,沃霍尔与哈林在旁边看着。然后沃霍尔问道:“我能试一下吗?”
 
沃霍尔来到肖恩的位置上,乔布斯向他展示了如何操作和点击鼠标,但是沃霍尔却理解错了,他把鼠标举起来然后像挥动指挥棒一样把鼠标挥了起来。乔布斯耐心地向他解释,鼠标只有沿着一个平面移动时才管用。沃霍尔一直举着鼠标直到乔布斯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引导着他沿着地板进行操作。最后,沃霍尔终于成功了,在这期间他一直盯着屏幕上的“画笔”一动不动。
 
沃霍尔被深深地迷住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当他迷上了一件事物时会忘记所有无关的东西——他滑动着鼠标,目不转睛地看着显示器。哈林则弯着腰看着。沃霍尔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抬头看了下哈林,说:“看,凯斯,我画了一个圆!”在沃霍尔去世后出版的日记中,他对于那一晚有以下的描述:“我们走进肖恩的卧室——看到一个男孩正操作着苹果电脑,那是肖恩获得的生日礼物,而这正是麦金塔电脑的雏形。”
 
沃霍尔继续写道:“我对他们说,曾经有个人一个劲地给我打电话,说希望送我一台这样的电脑,但是我从未给他回过电话。然后那个男孩抬起头来对我说‘嗯,那就是我,我叫史蒂夫·乔布斯。’他看起来十分年轻,就像是个大学生一样。……然后他教我怎么用它画画。虽然现在都是黑白色的,但是他们很快就能让它变得五彩缤纷。……在这个帮助发明了这一事物的天才男孩身边,我感到自己老了,遭受到了冷落。”在日记中,沃霍尔进行了总结,他写道,当他离开宴会的时候,他“感到很伤心”。这与自己在电脑绘画上的窘迫无关,他只是在嫉妒哈林。“之前,我是肖恩最好的成年朋友,而如今,我想哈林取代了我。他们俩相处得很好。肖恩邀请哈林参加了第二天为孩子们举办的宴会,但是我却没有收到邀请,为此,我很伤心。”
 
半小时以后,这两位艺术家回到了宴会中,与大野洋子以及其它宾客待在一起。肖恩离开了一段时间,同自己的母亲聊了一会儿。当他回到房间时,发现乔布斯还在,那晚,他们俩一直都在捣鼓着那台电脑。
 
1980年的7月末和8月初,我代表《花花公子》采访了约翰和大野洋子。而在1984年的初春和夏末,我同样代表《花花公子》采访了乔布斯,稿子后来登在了1985年的2月刊上,那时乔布斯28岁。大多数人(如果他们是那时出生的)都很难记起前苹果手机、平板电脑、音乐播放器、麦金塔电脑的时代。那时候,最流行的个人电脑由一个手提箱大小的底座、一个沉重的单色显示器和一个键盘组成,而且这种个人电脑是由当时最优秀的公司之一——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生产的。电脑的程序叫做MS-DOS,“MS”代表微软(Microsoft),有着64千字节的随机存取存储。程序和文件都存储在5.25英寸的磁盘中。要想使用一个文件,比如一个电子表格,人们必须按住控制键的同时点击“O”,然后输入一个文件名。
 
那时候,没有手机。人们通过播放卡带的索尼随身听听歌。他们看报纸——纸质的。如果你向那时的人们提到“苹果”,大多数人会认为你说的是甲壳虫乐队的唱片标记——或者就是吃的苹果。
 
乔布斯早就已经成为了一名超级巨星,一个偶像。从来没有一个商人能像他这样,有着如此多的狂热追随者。对于很多人来说,乔布斯已经成为了他们人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决定性的部分。他几乎像幽魂一样,以一种恐怖的方式存在于那些体验世界人群的脑海中,并且通过体现了其智慧与品位的产品来维持这种关系。2011年9月,当乔布斯宣布从苹果公司辞职时,全世界的很多人都为此感到伤心,从来没有一个首席执行官的退休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也从来没有一个企业家或者商人的去世,能像乔布斯那样,让如此多的人为之震惊。虽然大家都知道乔布斯身体一直不好——他有胰腺癌,在2009年进行了肝移植——但是他的去世仍然令人震惊。在美国的各个苹果专卖店旁,他的粉丝为他建立了神殿:由鲜花、信笺以及苹果组成。
 
乔布斯和他的同伴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Wozniak)在1976年建立苹果公司之前,个人电脑基本上是高中电脑俱乐部中的极客们才感兴趣的事物。苹果公司的第一个产品AppleI成为了业余爱好者的玩具。第二年,苹果公司发布了AppleII,学校以及少数家庭开始使用这一产品,家长们用它来算账、处理文字并且存储食谱,孩子们则用它来做作业、玩游戏。在1981年前平稳的个人电脑市场中,苹果公司是无可争辩的领头羊。但是1981年,在大型电脑方面最优秀的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发布了自己的个人电脑。AppleII从未进军过企业市场,而那时的企业市场有着巨大的利润可赚。对于美国的大多数企业来说,苹果公司的电脑是给孩子们玩的,并不是《财富》500强企业所需要的,只有IBM的产品才值得信赖。因此,苹果公司受到重挫。1984年,苹果公司的市场份额减少了一半。
 
乔布斯尝试用更为强大的新型号——包括AppleIII和AppleLisa——进行反击,但是都归于失败。20世纪80年代初期,同一领域的人士推断,苹果公司的再一次失败将会彻底击垮这家公司,甚至传出谣言说,苹果公司将会收购IBM。这是苹果公司典型的虚张声势,兰迪·威金顿(RandyWigginton)击碎了这一谣言,他说:“IBM早就说过不会出售。”在访谈中,乔布斯承认他“赌在了”麦金塔电脑的“应用商店”上。他说:“是的,我们感受到了肩膀上所承担的压力,我们也知道必须把逃出帽子的兔子捉回来,而麦金塔电脑就是我们的武器。否则,我们将不会实现我们关于产品和公司的梦想。”
 
访谈确定后,我抵达了位于旧金山库比蒂诺的苹果总部,然后被护送到了一个叫做毕加索的会议室。他正与他的四名首席软件设计师开会。乔布斯被普遍认为是一名不依惯例行事的首席执行官,事实上他的确如此。在访谈过程中,他会谈一些他所受到的影响,包括从巴巴·兰姆·达斯(BabaRamDas)《此时此地》(BeHereNow)一书中获得的感悟,从约翰·列侬和大野洋子那受到的影响,到同自己心目中的商界英雄埃德温·兰德(EdwinLand)——宝丽来公司的创始人——长时间交谈后的感想,再到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AkioMoritz)的影响。我看到的乔布斯的确与其它公司的主管不同。在会议室里,我首先意识到的是,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在对公司首席执行官进行访谈时自己穿得太过讲究了,因为乔布斯穿着法兰绒衬衫、牛仔裤和运动鞋,而我穿得更像是乔布斯那天的一名访客——时任加州州长的杰里·布朗(JerryBrown)——他穿着黑色的西服。
 
尽管苹果电脑华丽地进行了发布,并且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卖出了4万台,但过程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因此乔布斯对此非常不满意。房间内所有的苹果电脑工程师们都看起来很疲惫,后来我了解到,他们除了在桌子下面的地板上小憩一会之外,已经连着好几周都没休息了,因为他们正忙于修复软件故障。乔布斯并没有因为我这个记者在场而有所收敛,他狠狠地训斥了他们,而他们看起来痛苦不堪,其中一位还流下了眼泪。训斥完他们之后,乔布斯转而进行了鼓舞士气的讲话,他说:“我们就快到达终点了,记住我们不仅仅是在打造一款产品,我们是在创造历史,我们是在改变世界,有一天你将会告诉你的孩子你是这其中的一份子。”
 
乔布斯一直都声称自己并不仅仅是在设计软件和生产硬件,而是在进行“革命”。他会在每一次苹果电脑和其它产品的发布会上重复以上的话语。在我与他进行访谈后的数十年间,我又与加州硅谷、东京、京都、莫斯科、伦敦、北京、上海以及其它城市的数十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始者们、首席执行官们和总裁们进行了访谈。几乎所有人都将自己的公司和产品称作是“革命性的”——“我们的公司将会改变我们所熟知的生活”——即便他们仅仅是提供了购买书籍、制作工资单或者打情骂俏的新方式。不管怎样,是乔布斯设定了这一目标。当我采访甲骨文股份有限公司(Oracle)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Ellison)时,他告诉我说:“世人经常问,一个人会有多大的影响呢。史蒂夫·乔布斯就是答案。”中国互联网创始人之一的田溯宁(EdwardTian)告诉我,当他还是一个北京小孩的时候,就受到了乔布斯关于电脑不仅是计算机器而且是能够改变生活的工具这一理念的启发。他说:“史蒂夫·乔布斯给计算机产业定下了一个伟大的目标,那就是‘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一理念让我着迷。”很少人会否认电脑正在改变着中国,从而再一次改变世界。
 
我坐在乔布斯对面,打开了我的双面磁带录音机,然后翻开了我的记者笔记本,笔记本上写满了数十页的问题和说明,但是乔布斯制止了我的下一步行动。他想知道我是在电脑上写作还是像个原始人一样还在使用打字机。我解释道,几年之前,我曾经有一台AppleII电脑,我会在那上面写文章(包括约翰·列侬和大野洋子的访谈),然后在像电报机一样吐纸的点阵打印机上打印出终稿。但是,我在1981年买了IBM的第一代个人电脑。当乔布斯听到我放弃了AppleII而去选择IBM的个人电脑时,他像是在看一个二战时期背叛了美国转投纳粹阵营的人一样。然后他笑了,说道:“好吧,这是一个挑战。试试麦金塔吧,用它来写文章,然后把它跟IBM的个人电脑做个对比,到时候再说一下你的想法吧。”试一下被采访者发明的电脑的确是个好主意,所以我就同意了。第二天,一台借用麦金塔就出现在了我家里。
 
访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两个月。位于库比蒂诺的苹果总部内部有电子游戏厅、乒乓球台和一个装备有六英寸扬声器的环绕立体声,扬声器被放置在麦金塔大楼的中间,大声地播放着滚石乐队的歌,就在这里,我们进行了几次对话。我们在会议室中见面——毕加索会议室旁边是达芬奇会议室。乔布斯偶尔会从一个提供快餐的房间里端出新鲜的胡萝卜汁或者蔬菜汁。(后来我了解到,麦金塔团队一年的果汁预算是20万美元)。我曾被告知,乔布斯喜欢在谈话的时候走来走去,但是我也没考虑到为了能够与他并驾齐驱进行专门训练。乔布斯像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竞走者一样,疾步穿行在苹果总部的大楼中,短暂地停留与程序设计师、硬件工程师、部门经理、市场营销人员、产品设计师以及与自己的销售团队会面的顾客们交谈。在接下来的几次于旧金山进行的访谈中,我们沿着海滩穿过了北滩区;走过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穿行在伍德赛德的群山中;漫步于索诺玛郡杰克·伦敦国家公园的红杉树林;攀爬过科罗拉多奥斯朋山脉附近连绵高山上的陡峭山径。
 
毫不奇怪,乔布斯对于大多数事物都十分了解。但在奥斯朋他也曾向路人请教过一个问题,他问:“这些长着白色树皮的是什么树?”
 
每次我们约定见面的时候,乔布斯总是开着保时捷现身,除此之外,他几乎再没什么可以与富人联系在一起的特征,尽管他的身价那时已经超过了2.5亿美元。当我们停下脚步的时候,通常会就餐饮谈论一番,而且经常是关于寿司或者能够促进长寿的生菜、豆类和米饭套餐。两年之后,乔布斯有两周的时间都在喝葡萄汁,这种果汁是由我弟弟手工压榨的,那时他为乔布斯工作,同时担任厨师和乔布斯位于加州伍德赛德家里的看门人。
 
在超过六周的时间里,乔布斯回答了数百个问题,其中包括他的出身(这是他首次谈到了自己被领养的身份,但是他不想过多地透漏自己寻找生身父母的细节,因为他不想伤害到抚养他成人的养父母);他的财富(他开玩笑说,自己曾经一天就损失了2亿美元);他与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创建苹果公司的往事(我这样写道,那时的那间车库闪烁着亚伯拉罕·林肯小木屋的光彩);他在博彩游戏公司雅达利的遭遇;他的西藏之旅(那时一名古鲁帮他剃了头);他的教育经历;他与沃兹尼亚克的关系;AppleI、AppleII、AppleIII和AppleLisa;他的竞争对手(他咒骂IBM,认为IBM是魔鬼的化身)。乔布斯如同谈论政治一样兴奋地谈论电脑中的字体和内部存储设备,但是最令他兴奋的还是回答关于灵感以及技术在未来影响力的问题。商业网络和万维网的出现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的乔布斯就已经察觉到,美国将会出现全国性的依靠电脑联系在一起的通信网络。他说:“我们正处于真正的伟大变革的初始阶段。”我对此提出了质疑,希望他能说得更详细一点,于是我问道:“你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变革?”他回答道:“如今我只能推断,你并不会知道真正要发生的是什么,但是你知道那会是巨大的并且是卓越的。”我对他施加了压力,希望他不仅仅是说什么所谓巨大的并且卓越的突破。他思考了一会,然后回答道:“100多年前,如果有人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GrahamBell)‘你可以用电话做什么?’他将不可能告诉这个人电话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这个世界。他不知道人们会用电话来查询当晚有何电影上映,也不知道人们会通过电话订购生活用品,更不会知道人们可以通过电话与地球另一端的亲戚通话。”访谈还在继续,这对我就意味着更多的步行。一天深夜,我们跋涉到了俄罗斯山(位于旧金山)著名的斜坡道上。一直到凌晨3点我们还行走在路上,那时我问乔布斯关于苹果公司的长期愿景。他认为与电脑产品相比,他的公司会更加有影响力。他说:“我认为,苹果公司有机会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财富》500强企业的榜样。10到15年前,如果你让人们列出美国最让人兴奋的五个企业的话,宝丽来和施乐(Xerox)肯定会出现在所有人的名单上。但是如今它们哪里去了?它们已经不会出现在任何人的名单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很多公司发展成为了数十亿美元的大企业时,就失去了自己对于未来的憧憬。它们在经营公司的高层和生产产品的职员之间塞进去了很多中层管理人员,但这些人并没有关于产品的内在直觉或者热情。那些真正有创造力的、关心公司的人则不得不说服诸多中层管理人员,让这些人来支持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
 
“在大多数公司中,那些伟大的人无法感受到个人成就带来的满足感,而是总会有一种挫败感。因此那些伟大的人会选择离开,而公司就会剩下一批庸才。我对此十分了解,因为苹果公司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苹果公司是一个‘移民’公司,是靠其它公司的‘移民’组建而成的。这些苹果公司极为聪慧的贡献者在其它公司却是麻烦制造者。”
 
两周多的采访之后,我把磁带和笔记本集中在一起,开始用麦金塔电脑写文章。起先我觉得电脑的鼠标很钝(我在存储文件的时候,通常都会用键盘上的热键完成,而不会选择使用鼠标),但是我很快就找到了窍门。麦金塔电脑的确更容易使用,而且就像乔布斯所说的一样,麦金塔电脑更加地“直观”。在采访中,他解释了鼠标的由来。“如果我想告诉你衬衫上有块污迹,我不会使用语言:‘你的衣领往下14厘米、纽扣往左3厘米处有一块污迹。’如果有污迹的话——‘这里’(他指着我的衣服)——我会指出来。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隐喻。我们对此做了很多的研究和测试,如今要想实现各种功能,比如像剪切跟粘贴,使用鼠标的话就方便多了,而且还会更加地有效率。”
 
当我已经写完四分之三的访谈稿时,乔布斯给我打来电话——他就在我家门外。那时候我住在格兰·艾伦,索诺玛郡的一个小镇上,距离旧金山市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乔布斯开着保时捷,沿着土路来到了我家。他说他想澄清几点事情,于是我们坐在秋千上开始了更正。大多数都是一些小细节,像乔布斯这样如此注重麦金塔电脑细节的人,肯定也会注重其它的事情,其中包括我们的访谈。他改正了几个日期,并且向我确认是否记下了那些为苹果电脑各个部件和软件做出贡献的员工姓名。他说他考虑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并且认为可以更为简洁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我向他解释说,访谈稿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虽然我会更正一些事实性的错误,但是再添加新信息的话已经太晚了。他对我的话置之不理,当我告诉他我必须工作的时候,他也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他又继续说了一个半小时,而我不得不添加了他关于宝丽来创始者埃德温·兰德的评论,他将兰德称之为“一个麻烦制造者”。他说:“他从哈佛辍学,然后创建了宝丽来。他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艺术、科学与商业的结合点,然后创建了一个公司来体现这样的理念。宝丽来几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是最终,兰德博士这位聪明的麻烦制造者却被赶出了自己的公司,这是我听说的最荒唐的事情之一。75岁的兰德离开了公司,决定在理论科学上度过自己的余生,希望尝试破解色觉的密码。他是我们国家的财富。我不明白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是那么的令人难以置信——不是宇航员,不是橄榄球运动员——就是他这么一个人。”
 
我赶在下周一截稿之前,于周五那天完成了初稿。周六早上,我又重新读了一下初稿,然后开始进行编辑。我正在修饰文章的一部分时,所有的文字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突然从屏幕上消失了。我点击了一下鼠标,但是电脑却没有任何的反应。我感到特别的惶恐。我的文章——数天的工作——都没了。我继续点击鼠标,并且敲打键盘,但是电脑还是死机状态。我感到惊恐,因为我根本没有备份。
 
其他用户遇到这样的情况会给苹果公司打电话寻求技术帮助,而我直接给乔布斯打去了电话。毕竟,这种尝试是他的主意。在电话里,他教了我几种修理方法。但是我甚至都没法关掉电脑,他引导着我尝试了最高科技的修理方法:拔掉电源然后重新开机。电脑打开了,但是我的访谈稿还是消失了,即便我按照乔布斯的指示点击鼠标,打开隐藏文件,查找他告诉我要查找的地方。我特别恐慌,但是乔布斯说他知道该做些什么,他让我只需等待。
 
星期天的早上,乔布斯的“解决方法”到了,他就是我写访谈稿时所使用的MacWrite软件的设计者兰迪·威金顿,我曾在苹果公司与他进行过短暂的会见。23岁一头金发的他穿着鳄鱼牌的衬衫,牛仔裤。他在16岁的时候就被苹果公司雇用了,他是苹果公司的第六名员工。
 
我领着威金顿来到了我办公室的麦金塔前。他捣鼓了两个小时,乔布斯将这个过程称为是“办理登记手续”。我问威金顿情况怎么样,他摇了摇头,继续修理。我开始重新写访谈稿——从零开始——这次用的是IBM的个人电脑。如果你曾经丢失过电脑上的文件,而且如果你没有备份的话,你会明白那种在空白屏幕上从头再来的悲凉感。
 
威金顿比我上一次在苹果公司见他时更加憔悴了,但是仍然没有休息。我开始在IBM的个人电脑上重新写稿,这时威金顿找到了我。经历了四个小时之后,他终于在我电脑内存中的某个隐秘角落找到了丢失并且破坏了的文件,然后他重新构建了该文件。
 
我终于可以继续正常工作了。
 
后来,威金顿告诉我他开车回家的时候差点睡着了。最后他终于在沙发上睡着了,因为他由于疲惫昏了过去。但没过几分钟,乔布斯就给他打电话叫醒了他,告诉他办公室需要他。威金顿匆匆忙忙就跑了过去。威金顿说:“史蒂夫打算改变世界,但是老实说,我们很多人对此并不感兴趣。很多公司的员工,特别是麦金塔团队的那些人,以及我每天工作22小时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讨史蒂夫的欢心。这是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如果他批评我们,我们会有点麻木,但是我们为了他的赞扬而活。”
 
我乘飞机到了纽约,在《花花公子》杂志的办公室忙碌着,乔布斯给我打来电话。他正好也在纽约;他在双塔结构的圣雷莫公寓大楼买了座新房子,那边的楼都是1929年修建的,然后由贝聿铭进行了整修。贝聿铭从来没有就个人住宅开展过工作,但是就像威金顿所说,如果你的否定没有说服力,那么就不要对乔布斯说“不”。正如乔布斯在访谈中提到的一件事一样,两年前他决定雇用当时还是百事可乐公司总裁的史考利,希望史考利能够帮助他运营苹果公司。史考利拒绝了他,但是乔布斯向他说了这么一番话:“当你可以改变世界时,你还会继续卖那些孩子们喜欢的糖水吗?”然后史考利加入了苹果公司。
 
乔布斯在纽约给我打电话的那晚,我正好有计划。我将要出席肖恩·列侬在达科塔大楼的生日宴会,我给大野洋子打电话问她是否可以带着史蒂夫·乔布斯一起过去。她说,她很高兴能够见到他。我给乔布斯打电话邀请他一起去,他说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之后,乔布斯和我离开了达科塔大楼。几十个人还手捧着蜡烛待在外面,其中有些人漫不经心地弹着吉他,有位女孩唱着《穿越苍穹》(AcrosstheUniverse)。乔布斯和我走到72大街的尽头——雨下得更大了。我们谈起了宴会上最悲伤的时刻。哈利·尼尔森带领大家为肖恩唱了一首鼓舞人心的歌,《因为他是个好伙伴》(ForHe’saJollyGoodFellow)。后来肖恩说:“如果我父亲在这的话,我们就可以唱《因为他们是好伙伴》(Forthey’rejollygoodfellows)。”
 
来源:《海外文摘》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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