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中国年轻一代太喜欢喧闹,太喜欢盲从
2017-11-09 21:24

许知远:中国年轻一代太喜欢喧闹,太喜欢盲从

“逃离”似乎是最能纾解现代人焦虑的词语,“逃离北上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刷爆朋友圈,但静下来想想,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该逃向哪里,这也是为什么“逃离北上广”永远只有开头,却没有结尾。

 

每天接收来自世界的海量信息,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对自己的追求更迷茫了——每天看到那么多种人生,哪一种才是我想要的?在追寻的道路上迷茫了又该做何选择?这些终极命题,或许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但是这位曾与众多大咖深度对谈的男人,或许能告诉你该如何更靠近这个答案。


在11月5日,场景实验室和《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共同主办的“甦盛典·新物种商业Talk 2017”上,作家、出版人、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发表了《无用之价值》的主题演讲,通过自身对人生意义和答案的探索,启发大家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保持清醒的独立意识,如何在“无用”中始终保持着充沛的好奇心与创造力。


我是对商业充满矛盾的一个人,有时需要借助它的力量,另外一些时候非常反感它所代表的喧闹。包括我们参加所有论坛中,大家大肆谈论创新、IP,以至于创新这个词变成了新的陈词滥调。我听到很多让我大开眼界的演讲,可能很多人和我有相似的感受,那些词汇的组合似乎都连接在一起,但是它们到底在表达什么,我们却不清楚。

 

这背后是一个非常深层的困境,是我们整个叙事能力的消失。当所有人在谈论搭建新的平台,连接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却经常发现没有真正的内容可连接,没有真正的内容可传播。


10多年前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我在中环街头看到一些男男女女,他们在大的金融公司工作,穿衣服都很时髦,翻开的都是《壹周刊》的八卦。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在一个看起来如此高度流动性、向上性、信息开阔的世界,但他们的头脑却是狭隘的。这个问题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看上去我们每天都在谈论未来、在谈论AI,可我们每天刷朋友圈,内容都是那些最糟糕的心灵鸡汤、最没有价值的伪知识,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


2005年,我和一些朋友开了一家小小的书店,没想到过了12年可以活到今天,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公司。可能它不是那么强大,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志向,或许有,可是还没有实现,没把它变成了巨大的商业模式。

 

对我来说这些年很多重要的东西,是在任何时代里,那些沉默的声音、那些边缘的声音,那些最敏感的声音。它们在哪里?比起那些概念,是特别微小的场景、微小的故事,激励着我的人生。

 

20年前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北大东门有一家非常小的书店叫万圣书园。那时,我喜欢无所事事地骑车,下课后,我会听着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骑行穿过胡同,一头钻进那个小小的万圣书园,和很挤的书架在一起。


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了维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当时是600多块钱,对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我攒了好几个月的钱把这套书买回去,它变成了我成长的一部分,尽管那些知识对我来说非常浩瀚,到现在我也没有读完那些书,可对我来说这是通往辽阔世界的一个过程。


万圣书园,这个小小的书店,在那样的一刻,为当时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打开了世界,它感染着我、鼓励着我。现在万圣书园25年了,大概有三四代年轻人是读着这个书店的书成长起来的,他们可能成长为今天的许知远,或是成长为今天的创业者,或者在任何一个行业工作。

 

也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理念,激发我在12年前和朋友们创办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希望这个空间是流动性的,同时是安静的。我们希望一代一代年轻人可以在里面看到想见到的作家、想遇见的人物,或者某种时候听到只言片语,或翻开某本书,能够鼓舞他们。因为万圣书园曾经鼓舞过我,我也希望可以鼓舞新的人。

 

在这12年之间,我看到中国非常迅猛的变化,一个让所有人都感慨的巨大规模上的变化。历史上只有很少的国家产生过这样大体量的变迁,像美国19世纪末的镀金年代,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钢与煤的年代,是一个扩张的年代。巨大规模公司的涌起、巨大平台的涌起,包括巨大的中国人群涌向世界的过程。


同时,我们看到了在物质上和技术上空前获胜的时代,整个人的精神、创造力、对世界更敏锐的感受力,新的文学趣味和艺术趣味,并没有随着巨大的物质到来,一些时候它甚至萎缩了。这种萎缩和我们看到高科技成长的膨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扪心自问,有多久你没有和周围的人进行一场高质量的谈话了?多久你没有真正的沉浸在一件事物之中了?多久你没有获得一种新的理解生活和自我的维度了?这一切都被这个巨大的规模压制住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自我萎缩起来。


这些年我和同事们想做的一点点小的事情,希望在这样一个充满着钢筋混凝土和信息焦虑的世界中,可以有一些小小的独立的空间。大家在这里能够阅读海明威,听莫札特,谈论那些非常不实用的东西。过去这些年,包括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创业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知识高度功利化了,这些知识如果不能迅速产生效能,我们就毫不关心。

 

但是所有创造力的本原都是出于无用而带来的,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崇拜乔布斯、崇拜硅谷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但倘若不是在60年代的嬉皮文化中成长起来,那些在7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怎样一起创造新技术?他们在听鲍勃·迪伦的音乐,音乐给了很多人一种奇妙的连接。


这些意外的知识、意外的情感、意外的相逢,可能产生意外的创造力,而不是像我们此刻充满强烈目的性地寻找,反而最终什么也寻找不到。我们现在是不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有时候我希望大家重新找回天真的好奇心,不是成为诡辩家、经济学家或是精算师,不需要那么多的故意计算。


犬儒主义者就是一个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的人。

 

这个也是我对这个时代的理解,我们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一件事情的价值。这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这些都是跟真正的创造力背道而驰的。我们沉浸在中国巨大体量的幻象之中,如果我们稍微抽离一些看,或许这十多年,我们对世界真正的创造力的贡献,非常低,甚至低的很可笑。我们被那些数字和规模压垮了。

 

在某种意义上,我年轻的时候受到万圣书园的影响,也受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和纽约的城市之光书店的影响。它们都是小小的书店,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一种新的文学趣味、思想趣味的塑造者。巴黎的莎士比亚的书店,《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仅仅印了几百本在那里销售,他的作品鼓舞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鼓舞了这些新的文学塑造者。


在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同样是一家不大的空间,但它鼓舞了垮掉一代作家的成长,杰克·克鲁亚克、艾伦·金斯堡......正是垮掉一代作家的作品,撕开了整个60年代自由解放的序幕,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现代硅谷精神,他们之间有非常微妙又紧密的联系。

 

到此刻的中国,我们有可能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空间的模式。它是一家书店,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文学思想、趣味的塑造者。同时,我们也希望它变成新的知识和趣味的生产中心。它在真正产生内容,我们打造音频和视频,还在编辑一份肯定不会赚钱但是非常重要的文学杂志《单读》,《单读》在未来十年肯定会是塑造年轻一代作家最重要的产物。短期来说,我不知道这些产品会怎样赚钱,但是我觉得它一定通向我特别期望的方向,这种内在的信念希望可以鼓舞更多的年轻人。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太喜欢喧闹了,太喜欢盲从了。大家在谈论中国年轻一代有个性的人的时候,我看到了新的盲从、新的服从主义。这个世界并不是围绕新的喧嚣发明者转动,而是围绕新价值的发明者转动,它的旋转是悄无声息的。最伟大的世界并不是最嘈杂的时候,而是我们最寂静的时刻。我希望未来的中国社会里能出现更多的寂静的空间、寂静的时刻,这些寂静会真正的解放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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