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们江,你不能将相机朝向对岸
2023-11-01 21:20

在图们江,你不能将相机朝向对岸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孤独图书馆(ID:aranya_library),作者:王炳皓,题图来自:王炳皓

文章摘要
本文讲述了作者在中朝边境旅行的经历,以及对朝鲜和边境居民的观察和感受。

• 作者在中朝边境旅行期间,被告知不能将相机朝向对岸,体现了严格的管控措施。

• 文中介绍了华侨在朝鲜的生活和边贸的情况,以及他们面临的困难和优待。

• 文章还涉及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发展和朝鲜族人去韩国打工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今年夏天,我从北京出发,前往中朝边境,开启了一个人的假期旅行。自2020年1月下旬起,朝鲜便关闭了国界,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至今未见开关的动向。自那时起,中朝边境线上竖起高高的铁丝网,贴满“请勿靠近”的标语。一路上,不断有人提醒我:“不要拿着这么大的照相机照对岸。”


一位佩戴治安袖章的中年女人曾将我拦下:“相机不可以拍对面!”我问:“手机呢?”她犹豫了一下,不太坚决地说:“也不行。”而我身后,旅行团的大爷大妈们正高高举起手机,一边拍着视频,一边重复着导游的解说。真的拦得住吗?我心里嘀咕。但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绝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将镜头都对准了边境的这一边。


丹东


三月初,网上纷传朝鲜即将开关,我向很多边境居民询问,可几乎每个人对此都不乐观。“三月传三月底开,没开。五月传五月底开,也没开。现在又传七月底开,谁知道呢!”丹东一位出租车司机说。


我抵达丹东的时候,恰逢七一节前后,鸭绿江断桥人流如织。这是丹东的红色旅游胜地。清晨的鸭绿江上弥漫着浓雾,在太阳的照射下隐隐闪着金光,对岸的建筑隐约可见。


逃出嘈杂的景区,我来到朝鲜店铺聚集的老城区。几位老人坐在露天沙发上静养,偶尔彼此说句话。见我背着大包不停张望,便主动问话搭茬。


“我生在新义州的,在朝鲜待了将近五十年。”一位六十岁的老人说。我很惊讶,难道刚来就碰到了朝鲜人?他解释说他有中国护照,是中国人。老人常年住在新义州,那是距中国最近的朝鲜大城市,他许多亲戚朋友也在那边。2020年疫情爆发后,他回到丹东。这些中国人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去朝鲜的,并且在那里定居成家。算算日子,这个老人大概就出生在那个年月。


老人感慨,疫情前,像他这样的华侨“随便出入朝鲜”,他们是“被优待的”。据他介绍,华侨们几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往返两国之间,于是许多人便做起边贸的生意。朝鲜的海产、菌菇,当地特色物件,在中国深受游客欢迎,而中国卖给对岸人民的,主要是服装、电子产品和日用品。一来一回,他们既赚到了银子,又能时常跟两岸亲友走动。一个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故事是,有的华侨把丹东早点藏在棉袄里卖到朝鲜,生意也好得不得了。


“优待”不仅体现在出入境和贸易权上。他说,不同于其他朝鲜人,在那边他们天黑之后也能适当出门逛逛。在新义州的家里,他甚至可以装电视信号看韩国的节目。谈到这两年朝鲜面临的困难,老人叹了口气说:“我在那儿待这么多年,什么没见过?”不过,新义州很大程度上沾了中国的光,即使在比较艰难的年月,“挨着中国也能稍微好点”。


延边


离开丹东,我来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高铁进入州界后,便开始使用朝鲜语报站。延吉正成为炙手可热的旅游城市。延吉的青旅老板得意地对我说:能在霓虹灯层叠的延吉“韩国街”前留影,去韩国都多余。


我在延吉街道上游荡,突然看到一家日本拉面店。什么人开的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走了进去。老板果然是朝鲜族人,但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几个回合下来,我仅有的一点日语储备便告罄。我问老板,你岂不是同时精通汉语、日语、朝语?“可以这么说。”他说他高中毕业后就去日本留学,在短期大学修会计专业,一共在日本待了7年,回国后开了这家日本面馆,至今已12年。


他又说,大概十几年前,日语是延边朝鲜族学生的第一外语。他们这一代从初中开始就学日语,高中毕业后不少人都去了日本。但最近这几年改革了,不怎么教日语了,主要的外语也成了英语。老板略有些惆怅。拉面店客人很少,除我之外,只有一桌朝鲜族人坐在包间里,偶尔传出爽朗的笑声。


没过多久,老板的妻子接女儿放学回到店里,老板便不再与我交谈,走回厨房继续做饭。不一会儿,一家三口就上桌吃起晚饭。我仔细听了听,说的是朝鲜语。吃完饭,我走出餐厅,迎面走来两个身着校服的初中生,说的也是朝鲜语。


其实像他这样去日本的朝鲜族人是少数,绝大多数人的首选仍然是韩国。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在韩国的中国朝鲜族人口接近70万。


“他们朝鲜族人去韩国打工挣老钱了!”延吉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我说。延边并非传统的工业城市,也没有成体系的产业,但是物价不便宜,消费水平也很高。司机解释说,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赴韩打工的朝鲜族人给延边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即使是十年前,“一个朝鲜族人去韩国打工一年也能挣十二、三万人民币,一对夫妻就能挣个三四十万,”司机进一步解释,“这些人挣了钱,不在韩国花,而是回来花,买房买车,开铺子,这消费水平不就上来了么?”


开山屯


从延吉坐大巴车,不用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开山屯镇。这个小镇位于延边龙井市,就在中朝界河图们江畔,离朝鲜最近不过100米。


我碰到一个老人,他告诉我,“现在这地方都没人了,谁还愿意来?以前一个学年,开山屯的学校里,朝鲜族和汉族的学生加起来将近500人,现在整个学校加起来估计到不了70个人。”


他说九十年代起,朝鲜族人纷纷前往韩国打工,不少人定居在那里,心气高的汉族人也会想办法去韩国打工,还有很多人去了大连、青岛这种城市。回想起遍布延吉全市的韩语培训广告,以及张贴在各种墙面上的海外务工广告,这一切就变得非常合理了。


在前往开山屯的大巴车上,坐我前排的一对老夫妻望着两侧破旧的厂房感慨:“咱开山以前可多辉煌啊!这么小的地方五六万人。现在厂子全没了,变成了个遗迹。烟囱也都给拆了,哪怕留一两个也好。”他们怀念的是一座曾经的工业重镇,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都闪着熠熠之光。


开山屯的工业历史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时日本侵华并占领东北,为填补本国资源的不足以及扩大战争的需要,日本竭力将东北打造成战时资源基地,开山屯便被选为其中之一,作为纸浆和化纤产品的生产地。新中国成立后,开山屯的工业设施得以保留,成为重要的造纸企业,持续为吉林贡献GDP。全镇鼎盛时期人口超过五万,直到九十年代,伴随国企改革,以及对环保问题的关注,这些企业逐渐转型或关停。


几乎每个与我交谈的开山屯人,都要细数一遍那个时代的辉煌:工厂里的万人大生产,专属工人的俱乐部和活动中心,演话剧、看电影、组乐团、大合唱。


而在此刻,我眼前的开山屯确如那对夫妻所言,几乎成为一座遗迹。


废弃的厂房成为废品店老板的仓库,仓库堆着如山的空塑料瓶。铁道周围的杂草长了足足一人高。原来的工人俱乐部大门紧锁,几年前被某剧组征用,置景成为公安局,漆字“为人民服务”和“大海航行靠舵手”。镇上地势较低的房子几乎都被拆除或空置,从名字来看,外迁的人中包括不少朝鲜族人。地势较高的地方则修起了六七层楼的住宅小区,单套售价也不过几万块,主要居民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行至开山屯火车站,同样荒废已久。这座车站建于1923年,是南满铁道朝开线(朝阳川-开山屯)的终点之一,曾经还通到朝鲜,但“朝鲜”二字并未在站牌上标注出来,现在也已停运。


不远处的站前饭店却异常热闹,我路过时正是饭点儿,走进一看,不少朝鲜族人来这吃饭。朝鲜族老板娘在后厨和大厅间不停往返,时不时吆喝着报菜名。我点了一碗冷面,面汤异常清冽。后来得知,这家饭店的后厨有口深井,面汤就来自那里。


从饭店出来,我继续沿着江边废弃的住宅区晃悠。不一会,一位边防警官向我走来,温柔地向我询问是否有拍对岸的照片,在确定我行为合规之后,饶有兴致地向我介绍起开山屯的历史。他说,开山屯在鼎盛时期曾吸引不少银行来这开设分行。我斗胆问了一句,为什么不让用相机拍对面。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不允许这样做。说罢,他冲我笑了笑,说:“欢迎你记录我们这边。”


后来,我去了同在中朝边境的临江市,发现不只有我对朝鲜充满好奇。在临江市的鸭绿江边,一位老者对我说:“朝鲜这个国家,挺神秘的。我七十多岁,也从小在这生活。对面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只知道什么呢,咱们在没改革开放之前,生活不如人家。现在可甩他好几倍了!”


如果说每个人的生活都将成为历史的褶皱,对于身处边境的人来说,他们的褶皱似乎更密更深。在这趟向外张望受限的旅程里,我的感叹大多来自边界的这一头。在图们,对朝口岸排队的卡车司机向我讲述过去三年的不易;在珲春,超市老板对近在咫尺的出海口耿耿于怀,朝着俄罗斯的方向破口大骂;在临江,青旅的掌柜一再告诫我,千万要让自己开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孤独图书馆(ID:aranya_library),作者:王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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