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开往春天的地铁
2018-03-13 07:11

没有开往春天的地铁

头图来自Pixabay,基于CC0免费授权协议。


写这篇文章时,我几次犯难,不知道自己是否该继续下去。

 

它涉及到我已经离开十年的故乡,一座身在黄河拐弯处的,名叫包头的城市。“包头”是蒙语“包克图”的音译,意为“有鹿的地方”。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和所有离家在外的人一样,对那里既熟悉又陌生,既关心又排斥,当那里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我心情感到很复杂。

 

哀叹东北衰落的基调在社交媒体上蔓延,每每此时,我都替包头惋惜。同样作为重工业基地,这座钢铁之城里也有大量的东北移民,九十年代的产能过剩和国企改革,她几乎经历了和东三省一样的命运,只不过偶然出现的煤炭经济掩盖了这一点,让人误以为她毫无阵痛。九十年代末开始,仅包钢一个钢铁集团,下岗职工就近十万人,那背后,是十万个无人知晓的生存故事。

 

现如今,煤炭经济的热潮过去,因之而引发的房地产泡沫也已消退,曾经不可一世的、号称人均GDP超过香港的邻居鄂尔多斯又变回空城,她真正的面貌才得以展现。但是她并不会得到哀叹,因为她不被关注。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拟提高地铁申报的门槛,13个已批复项目不达标。按照新规,未来一座城市如果想要申报地铁项目,必须满足几项条件:近三年政府债务率不得高于120%;市区常住人口不得低于300万人;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到300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000亿。其中多项指标,都是在原来的旧标准上提高了三倍。

 

许多城市的地铁项目都因此被叫停,包头便是其中之一。面对陡然提高的分数线,这些本就成绩平平的城市,将很难再修起地铁。

 

2010年,北京大学的冯长春教授做过一项研究,他以北京地铁5号线为例,研究了轨道交通对其附近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个浅显的问题,因为即便是在8年前,“地铁沿线黄金地段”这样的宣传语也不绝于耳,每个人都承认地铁会影响住房价格,这样的话题,似乎并无深究的必要。

 

但是冯教授关心的不止是“是否”,还关心“如何”。在分析了193个项目样本之后,他得出结论:1公里内是否有地铁,是对房价影响最为显著的指标,其次是附近是否有医院和足够多的公交线路。而相比于此,靠近重点中小学、大型商场和公园等因素,对房价的影响其实并不显著。

 

这份研究某种程度上说,可以动摇一些人对于学区房的偏执。按照其中的结论,学区房并不是因为靠近学校才昂贵,假如一处学区房的附近没有地铁,没有医院,没有足够多的公交线路,哪怕这所学校再优秀,它附近的房价也不太可能超标准上扬。

 

其中的道理似乎不难理解。地铁、医院和公交,都是极为必须的无差别公共服务,它们不会因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而改变服务品质,而好的学校,需要作用于好的学生才能发挥功用。对绝大多数的家庭来说,他们很难在子女还没有展现出优异的品质时,就把教育当作家庭投资的第一指标,甚至对更多人来说,哪怕孩子已经展现出优异的品质,他们也不一定就会在教育投资方面全力加码。

 

当然,关于学区房的讨论,只是冯教授研究的一个衍生物,他所做工作最重要的意义,还是确定了地铁经济的存在,并结合北京的具体情况,把地铁对周围房价的影响范围框定在了2公里以内。根据他的研究,地铁对房价的影响,由靠近地铁的一端向两侧递减,至2公里时,这种影响才基本消失。

 

可能是巧合,正是在冯长春教授开始研究的这一年,包头市启动了他们的地铁建设项目。

 

在包头之前,全国已有42座城市建设了轨道交通系统,追逐地铁经济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地铁可以刺激房价,而房价的上涨可以为政府的经济数据抹上鲜艳的口红。因此,这座常住人口只有两百多万人的城市,计划要建6条地铁,设18个换乘站,前期两条线路的总投资额,高达305.52亿元。

 

2017年5月,经过7年的规划、审查和岩土勘察,包头地铁正式动工,媒体与自媒体奔走相告,期盼着即将到来的地铁时代。而仅仅过去3个月后,8月10日,包头地铁项目被紧急叫停。规划7年,动工仅3个月便叫停,这似乎有些后知后觉,可同时又显得很及时。

 

包头市得到的理由是,地铁建设费用过于庞大,与财政收入不匹配。相关说明文件上说,建设地铁的305.52亿元资金,只有40%(122.21亿元)是由市财政基金筹措,剩余60%,都将通过融资方式解决,也就是俗称的PPP模式。而在包头市公开承认存在经济数据造假的行为之后,媒体预估其在2016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大约141亿元。

 

显然,修建地铁不仅是要倾全城之力,还要狠狠地押上未来。

 

但没有人真正考虑这座城市是否真的需要地铁。

 

经济状况、人口密度和城市形态,是修建地铁最基础的几项指标,关于它们,专业人士会有更客观的评断,我所能给出的角度,是城市文化。

 

包头是一座由移民建立起来的城市。建国初期,这里的人口统计数据只有8万人在册,但是到1962年,人口已经暴增到了100万。两股势力在此汇聚:一股势力是山西人,由于当时对富农地主阶层的政策,山西的富农和地主纷纷效仿先辈走西口,最后落脚至此;另一股势力则是东北人,他们受国家调配,前来建设国家第二个钢铁基地。除了这两股主要势力之外,还有一批从山东、天津、四川等地的军转人员,调入到军工制造工厂中。

 

包头地形狭长,特殊的城市形态,造成了移民之间的融合困难。东北人生活工作在城市的最西端,山西人则落脚在城市的最东端,两端相隔三十多公里,语言有障碍,传统有差别,既无亲眷,也少有工作往来,在交通不便的年代,人们疏于走动,一座城市,其实已经被分割为两半。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投资上百亿修筑一条贯穿东西的地铁,似乎并不必要,因为城市两端并没有多么强烈的沟通意愿。当然,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已经过于迟钝,因为这座城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再修建地铁了。

 

对包头而言,地铁项目是一支肾上腺素,假如没有失去它,她或许将凭借地铁经济带来的虚火再刷一次GDP,掩盖过去在经济数据上造假的窟窿,可是如果这样,她也将继续回避自身已经积压多时的问题,错过疗愈的时机。现在,肾上腺素停掉了,这座城市肯定不会像她过去的形象那样奋武,可这,或许才是她本来的样子吧。

 

而轻轻把话题带往一边,我们可以凭自身的经验去想象,中国又何止一座城市需要靠地铁经济来自我粉饰呢?对所有这些城市来说,世界上将没有一列开往春天的地铁,她们需要反复思考的,也许不是地铁在哪里,而是春天究竟在哪里。


文/默尔索 独立批评人 微信公众号「默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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