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拍了那个垃圾桶?
2018-05-03 20:15

是谁拍了那个垃圾桶?

虎嗅注:本文是微信公众号“新装腔指南”(ID:bigeguide)朝鲜游记的第二篇,上一篇是《平壤结界》,如果你对那篇文章还印象深刻,你一定注意到其中描述的一个细节——“有个‘目的不明’的外国人在火车站里对着垃圾桶拍了好些照片,我们因为曾出现在那里,被列为了怀疑对象”,本文将告诉你答案,虎嗅获授权后发表。另外,上次的“朝鲜95小时”视频后来消失了,但“朝鲜95小时#2”也随之而来,相比图文叙事,视频更有视觉冲击力。


作者 | 祝佳音    编辑 |  flypig/花总

特别感谢 车英赫 及 Samhero 先生在本文完成后提供建议。同时感谢本次旅行的中方陪同马晗先生。


1


站在国花里哨所外面的小山坡上,往南边看,能看到一大片棕黄色的平原。平原上有不少灌木,点缀着几颗树叶凋零的矮树。天灰蒙蒙的,用望远镜也只能勉强找到韩国边境哨所和混凝土墙的轮廓。整个平原上最醒目的树就在韩国的哨所边,找到树就找到了哨所。


国花里哨所位于板门店以东28公里,朝韩非军事警戒区的制高点上,开城到这里大概要30分钟。除了军事用途,这里还担负着接待游客的任务。会议室的墙上挂着非军事区地图,一位上校指着地图为我们讲解。


上校告诉我他叫陈南舒(音译)。陈上校指着地图说,1976年的时候,韩国总统朴正熙下令沿朝韩边境线修建一道长240公里的混凝土工事。工事修建了3年,用了80万吨水泥和20万吨钢材,设施复杂,有无数供士兵和坦克出击的活门,这显然说明“韩国随时准备军事入侵朝鲜”的。相比之下,朝鲜这边“只用了普通的铁丝网”,这说明朝鲜人民更热爱和平。


和朝鲜的其他地方不同,上校对相机不太敏感,甚至在讲解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当然有很多疑问,比如说,根据美国媒体的报导,那些“代表韩国随时准备军事入侵朝鲜”的混凝土墙其实是用来防御朝鲜坦克进攻的;还比如说,从1974年到1990年,韩国曾先后发现4条横越非军事区的隧道——都是朝鲜挖掘的。但我没有提问,其实我几乎可以确定能听到什么回答,何必要问这种让对方扫兴的问题呢?


陈上校多数时候都很沉默 | 拍摄:马晗


我们在讲解结束后走到外面,4公里外的韩国哨所正在播放音乐,似乎是流行歌,又有点像广告曲,因为距离很远,所以声音也显得遥远。在几周后的5月1日,韩国开始着手拆除这些“对朝宣传战扩音器”,但在那时它们仍然在工作。除了广播声之外,到处都很安静,既像普通田野的那种安静,也像我看过的电影里,大战来临之前的那种安静。


人民军战士为我们准备了望远镜,我努力寻找着混凝土墙的痕迹——说真的,到现在我也不能确定我到底是否看到了混凝土墙。在我们右前方大概30米,七八个背着枪的朝鲜士兵正在维修和加固铁丝网。铁丝网后面大概10米的地方,一条弯弯曲曲的战壕从我的视野下方穿过,消失在灌木丛中。


陈上校蹲在一边,这个姿势在我看起来不太雅观,但我的确在朝鲜见到过不少人习惯蹲着。他个子不太高,很瘦,军装显得有点儿肥大,这和我印象中的朝鲜军人形象相符。在我的猜测中,这种体型和1994年到1998年那场“苦难行军”不无关系。陈上校右胸佩戴着一枚徽章,上午游览板门店的时候,我们的讲解员也佩戴着同样的徽章。当时讲解员告诉我,这个徽章代表佩戴者曾就读于金日成政治大学。


金日成政治大学是朝鲜人民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院校,这说明陈上校的职业是政治工作——他可能是一位政委。人民军军事工作的最高院校则是金日成军事大学。与之对应的还有金正日国家保安大学,那座大学是国家安全人员的摇篮。


陈上校告诉我,他16岁的时候参军,参军时正逢板门店事件。1976年8月18日,美军在共同警备区内砍伐一棵挡住视线的杨树,朝方派出士兵制止,双方发生冲突,在冲突中,2名美方军官死亡,8名美韩士兵受伤。


美国对此感到愤怒,他们调来了很多战机,让中途岛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入日本海。美国决定继续砍那棵树,并做好了从炮击开城到占领开城的战斗计划,计划中甚至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朝方则发布了“北风1号”战争动员令,并宣布军队进警戒状态。


8月21日,美国和韩国派出士兵继续砍树,这次什么都没有发生,朝鲜保持了克制,再之后是双方各自表态和外交努力,总之,这件事看起来就这么过去了。


有些分析师把板门店事件定义为“二战后亚洲距离核危机最近的时刻”,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板门店事件”是作为一个段子存在的。很多人都知道一个故事,板门店事件中,朝鲜在冲突中缴获了一把写着Made in Austria(奥地利制造)的斧子,却把奥地利(Austria)错认成澳大利亚(Australia),愤而和澳大利亚断交。其实这是一个假消息,朝鲜和澳大利亚断交发生在板门店事件前一年。


在我看起来,这件事的起因和发展都有点儿戏,一棵树的重要程度显然无法和在邻国部署搭载核弹头的导弹相提并论。朝韩边境上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另一个常被提起的例子是在板门店上空160米处飘扬的朝鲜国旗,这面重达270公斤的国旗显然是为了压过韩国在台城洞的旗帜(旗杆高98.4米,国旗重130公斤)而存在的。这看起来非常不实用主义,而且有点像是没长大的孩子在赌气。


武装朝鲜士兵在维护铁丝网 | 拍摄:马晗


但在场的朝鲜军人和导游大概不这么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感受,有些人正在非常严肃地对待一些事情——而你内心觉得那些事情很荒谬。但他们是如此郑重其事,以至于你会觉得任何对此的玩笑都是冒犯,进而怀疑自己是不是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太过简单肤浅。


就在上午,我们在板门店参观的时候,陪同的讲解员——一位大尉——指着对面韩国一侧“和平之家”告诉我,虽然从这里看不到什么,但就在那些反光玻璃后面,有很多美国和韩国士兵正在拿着枪瞄准我们,他们随时可能开枪。我努力地想从他的脸上找到开玩笑的痕迹,但没有,他非常认真。


“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他指了指身边持枪的四五个朝鲜士兵,“就是为了保护你们。”


我最终也无法确认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一点。而现在,在这儿,国花里哨所外的小山坡上,一切又显得没那么郑重其事,上校蹲在旁边,背对边境,而30米开外有一群在维护铁丝网的士兵。


“所以,如果战争开始,这里就是最前线?”我问身旁的C导游。


“最前线?”她看了我一眼,然后很郑重地说,“一旦发生战争,整个朝鲜都是最前线。”


2


C导游是女孩儿,大概25岁,中文基本达到了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的水平。我想你们都知道,朝鲜没有开放自由行,游客必须组团,每个团都会配备两名导游和一名司机。C导游就是我们这个小旅行团的导游之一。另一名男导游姓K,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据说之前“主要接待欧美团”。他的地位比C导游高,在团队中是个做决定的角色。至于司机,他沉默寡言,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很多人说每个旅游团至少会有一名伪装成导游的情报人员——来自人民保安部,不但监视游客,也监视另一个导游。但我觉得C导游和K导游都不像。或者说,他们要么不是情报人员,要么就是非常好的情报人员。我曾经问过一个在朝鲜做旅游生意的人,“导游是安全局的人”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他嗤之以鼻。“你相信吗?”他说,“这都是中国游客臆测的,有些游客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老实说,我完全能够理解游客的想法。在整个旅行中,导游们的确随时在注意我们,“注意”这个词换成“监视”其实也说得通。这当然会让人觉得不适甚至紧张。


其实我并不完全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对很多东西显得非常敏感。所有的朝鲜游记都会提到导游禁止游客私自外出,禁止游客拍摄某些东西,这些规定五花八门:不能拍军事设施,不能拍“不好的建筑”,不能拍军人,不能拍穿制服的人,不能拍普通市民……绝大多数游客无法记住所有的禁区,也难以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于是规矩最后就莫名简化成了“不能随便拍照”。


我们曾尝试过突破禁区。在朝鲜的第一个早上,我们决定到外面转转。当我们三个人走向高丽酒店的旋转门时,门童一直看着我们,但他什么都没做。


高丽酒店离火车站很近,我们随随便便就走到了火车站前。当时大概是7点,街上有很多上班的市民,很多人会好奇地打量我们——脚步不停,偷偷地,不易被察觉地快速瞟一眼,然后低头继续前进,如果恰好目光相遇,就快速地把眼神移开——但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阻拦。街角有一位军人,他警惕地看着我们,但并没作出任何举动。


清晨的火车站,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打扫 | 拍摄:祝佳音


平壤街头有很多售货亭,有些卖副食,有些卖饮料,还有些卖花。那天早上,我们在街边看到一个亭子,我想去买点什么,但营业员关上玻璃,在亭子里向我摆手表示拒绝。我们走过一个正在用手机通话的军人,然后穿过地下通道,走到火车站前。


我走进火车站。从里面看起来,平壤火车站有点像北京东站,都是苏联式的建筑风格。一个不大的中厅,2层,有两个窗口,里面看起来像是小卖部。我想要拍照,但还没举起相机,一个穿深蓝色制服的女士就从某个地方冒出来。她拦住我,示意我把相机给她看。


后来我了解到,那种深蓝色的制服是朝鲜铁道制服,这位女士应该是一名铁路工作人员,不过当时我以为她是警察。我向她比划,装成一个好奇心爆棚的笨蛋游客,但她仍然检查了我的相机,然后向我比出“X”的手势——双手食指伸出交叉在一起——同时柔和但坚定地带着我往车站外走。车站大门外,飞猪正在用巨大的镜头对准车站,他看到我和一个警察从里面走出来,脸上露出了相当精彩的表情。这位女警察瞪了飞猪一眼,然后快速走向试图藏在人群中离开的花总,第二次检查相机并删除了几张照片。


被中断旅程的我们只能向其他方向走,之后奇迹就出现了。当我们正在一个地下通道口拍照的时候,K导游忽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迎着朝阳,步履轻快,脸上带着笑容,走向我们,就像是在上班的路上偶遇的老朋友。


“祝先生!”他快乐地叫着,“你们出来了!”


我几乎要下意识地把相机给他看,解释我没有拍任何对朝鲜人民不敬的东西,但他完全没有看相机的意思。他走过来,朝我微笑,亲热地给了我一支烟。


“你们都去了哪里?”K导游问。我告诉他我们去火车站转了一圈儿,他饶有兴趣地问我:“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就好像一个热情的本地人期待外地游客的夸奖一样。我告诉他我看到了朝鲜市民在坐出租车。他微笑地朝我点头,仿佛在夸奖我。


黑色和蓝色是朝鲜男性服装的主要颜色 | 拍摄:马晗


“我们没给你们惹麻烦吧?”飞猪问他。


他顿了一下,然后露出那种父亲不想让孩子知道世界的残酷,因而默默扛下一记重拳的笑容,“当然没有。”


擅自外出被导游定义成一种“不听话”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我们知道这一点。和我的猜想不同,K导游和C导游从未渲染这种行为的危险性,他们也许想让我们觉得朝鲜是一个友善的地方,又或者低估了我们的好奇心。因此,在某些时候,他们既告诉我们不要乱走,又否认乱走会惹来什么麻烦。


至少在最初的那天是这样。从机场到酒店的车上,我问C导游我们是否可以自由行动。“只要携带护照,你们当然可以逛街,”她的语气听上去好像我问了个愚蠢的问题。然后她接着说,“但如果没有携带护照,就最好不要出去,因为如果惹出麻烦,我们导游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们把这当成是一种默许。这句话说完后半小时,我们到达酒店的时候,她开始收取护照。“现在把护照给我,我会替你们办离境手续,在离开朝鲜的时候,你们会拿到自己的护照。”她说。


我后来发现,导游们很少直接表示拒绝,但会委婉地通过行动表达自己的态度。当天晚上,我们问导游能不能出去走走,他们想了想,同意了,接下来他们带我们走到酒店外大概50米的地方,然后停下脚步。


“太晚了,我们不能往前走了,回去吧。”


他们已经满足了我们“出来走走”的要求,因此我们如果继续前进,就会显得不太懂事儿,不够配合。至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其他人的想法大概也差不多。所以我们乖乖地回到了酒店。


夜晚的平壤公交车里,一名乘客在看书 | 拍摄:祝佳音


这种策略在整个旅行中一直有效。在朝鲜的最后一个下午,我问赵导游是不是可以去平壤唯一的PIZZA店看看,她想了想,告诉我先去和大家一起吃准备好的晚餐,晚餐会吃得很快,吃完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


然后我发现车在黑暗的平壤街头开了至少半个小时才到达饭店,在晚餐期间,饭店的服务员在台上载歌载舞,而我们和导游一起畅饮大同江啤酒和当地白酒。晚饭结束时已经接近9点了,我知趣地没再提起什么PIZZA店。


3


回到那天早上,火车站外的那一刻。很显然我们违反了约定,变成了不听话的客人。但K导游就像一个称职的家长或领导。他根本没提我们私自外出的事儿,只是微笑着问我们平壤的感觉如何。


他跟我们一起回酒店。当快到酒店的时候,他收起笑容,认真地对我们说:“下次再出来的时候,最好和我们说一声,如果条件允许,我们会和你们一起出来——这主要是为了避免一些麻烦。”


我们向他道歉,并解释我们无法联系导游。


K导游认真倾听,然后说:“我向你们道歉,昨天C导游也许没有说清我们住在哪里,这是我们的疏忽。”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们就住在这家酒店里,下次要出去之前,你们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然后他把他和C导游的房间号告诉了我们。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至少我们当时这么认为。


在外文书店,一个小姑娘盯着屏幕上的动画片 | 拍摄:祝佳音


一个叫“鲍若望”的法国人写过一本书,讲的是他在1950年被中国政府逮捕后服刑的故事。他在书里提到一位姓赵的监狱管理者,鲍若望称他为“赵政委”。赵政委善良而又有原则,既有人情味又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被赵政委的人格魅力折服,直到被释放多年后,还用怀念朋友和导师的语气谈起他。


K导游给我同样的感觉。他永远举止得体,永远看着你的眼睛,倾听你的意见,然后温和地向你表达他的看法。而且他关心所有的人,如果他加入一个集体,那他就天然会成为核心人物。有一天,我们吃完午饭,正在门口等车,K导游忽然神秘兮兮地走向我们。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他故意左右看看,作出这是一个真正的大秘密的样子,“今天是C导游的生日。”


我们很惊讶,问他我们可不可以请他代买一个蛋糕送给C导游一个蛋糕,他K微笑着应下了这个任务。当C导游回到车上的时候,我们为她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她显得有点惊讶,又非常开心。但真正的高潮发生在晚饭时,K导游把蛋糕像变魔术一样端了出来。


让我觉得有点吃惊的是,那个蛋糕用的是真正的鲜奶油,这在朝鲜,哪怕是平壤恐怕都不那么容易。回国之后,这次朝鲜之行中方旅行社的负责人马晗告诉我,他给了K导游20欧元,K导游把欧元拿去换了粮票,然后在某个神秘的地方买了一个“真正的”蛋糕。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导游来说,这都是个很棒的插曲,我们的旅游团气氛更加亲密,我们的关系更加接近”真正的朋友“,K导游显然是插曲的导演。


4


但K导游也曾失态过。这事发生在我们去开城的路上。最开始一切都不错,前半段我们和导游一直在聊天,直到K导游接到一个电话。花总离他最近,后来他告诉我们,K导游“接完电话,脸色大变”,之后他走到花总旁边,问他我们在火车站遇了什么。花总向他描述了整个过程,当他听到有人曾检查我们的相机的时候,问花总检查的人是便装还是军装,花总告诉他可能是警察,他的脸瞬间白了。接下来导游们显得忧心忡忡。


这种气氛也影响到了我们,我们开始匆忙备份资料。在平壤和开城之间的休息站停车休息的时候,飞猪问K导游:“我们是不是给你们惹了麻烦?”这次他的表情不再那么放松,回答和早上也不一样。他想了想,说:“现在我还不知道。”


这真的让我们开始紧张了。


一位平壤市民正在阳台上清理煤球炉子 | 拍摄:祝佳音


我其实怀疑这是不是一个更高明的控制手法,就像一些父母那样,故意把事态渲染得非常严重,同时暗示自己受伤很深,以吓住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但身处其中时,我感受到这件事呈现出一种暗潮涌动的状态。具体一点儿说,就是在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外国游客——的视线之外,或许还有一条故事线在同步推进。那个故事的主角可能是旅行社领导,可能是警察,甚至可能是人民保安部,那条故事线正在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我们在人民的铁拳落到头上之前懵懂无知。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朝方接待人员受到惩罚的先例。被称为“践踏了朝鲜人民感情”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偷窃了海报,但他的导游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在那部著名的《太阳之下》中出现的小女孩辛美后来也出现在给金正恩献花的镜头中。


在来到朝鲜之前,我们曾用了大量的时间讨论我们可以做什么,最好不要做什么,绝对不能做什么。这么做的原因是朝鲜对于外界一直是个神秘的黑洞。这种神秘来源于高度封闭所带来的想象,同时又给对手的宣传和舆论作战留下了想象空间。


但这其实有点令人困惑,一方面,有人告诉你“这里是个好客的地方”,另一方面,有人告诉你“在这里触碰了某些禁区就要死”。这就好像一句歌词,“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这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做什么会成为豺狼?


主体思想塔附近,一群游客换上盛装,载歌载舞 | 拍摄:祝佳音


5


第二天一点儿事情都没有,导游们的心情看起来不错,甚至开始和我们开玩笑,看起来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但就在晚上,我们从开城回到平壤的时候,大概是因为某个电话,又或者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C导游的心情忽然变得很差,她拿走了飞猪的相机,检查了一下,删除了几张照片,然后对我们发表了一段严肃的讲话。


“我听说你们有人拍摄了火车站的垃圾桶。”C导游愤怒地说,“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有些游客只注意到我们坏的一面,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不多多注意我们国家好的一面呢?“


我们向她解释我们没拍过垃圾桶,更谈不到“关注朝鲜坏的一面”,但她并不想听我们的解释。“我想要说,大家一定不要随便拍照,尤其是不要拍那些不好的东西!”


说完这些后,她就沉默了,低着头,不再说话。


旅行还在继续,我们下车开始在万景台地区散步,我一直跟着她。当我们经过平壤学生少年宫的时候,我悄悄问她我们是不是给他们带来了麻烦。


“没有麻烦。”她低着头说,“但是啊,我说过了,要拍好的一面,你们看到好的东西,美的东西,难道不高兴吗?不为我们有这种东西开心吗?我就不明白……”


我赶快申明我们很开心,但C导游并不在意我说了什么。


主体思想塔上向下看,一片五彩斑斓的建筑群 | 拍摄:祝佳音


“我是导游,我看到你们拍一些东西的时候,跟你们说,不许拍照,不许拍照,和你们散步的时候,我们导游说这种话……有点难受……你们也不想听吧?其实我们也是不想说。”C导游说。


“你们从中国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享受吗?不是想要看美的东西吗?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要去拍那些不好的东西呢?”她说。


“所以,我们给您惹出什么麻烦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C导游沉默了,过了一小会儿,她又像遇到那些她不愿意回答的问题那样,跳开了这个话题,“要是散步的话,跟我们导游说一声,我们跟着,怎么都可以。”


但我决定这次追问下去,“我是说,我们之前给您添了什么麻烦吗?”


C导游低着头,过了几秒钟,然后小声说:“没事。”


我能感觉到她在承受什么。


后来,我们放出第一组内容之后,朝鲜方面传来消息,我们被定性为“游客行为属不可控”,没有任何朝鲜人员会受到影响。这和我们原本的判断一致。但直到那时,我们才真正感到安心。


6


我后来才意识到这整件事的荒谬。


就算我们拍了垃圾桶(我们没有),因为一个游客拍摄垃圾桶而处罚游客和导游,这件事本身就很扭曲。但是在一个“所有人都默认这种扭曲”的前提下,你会很快适应这种扭曲,并说服自己、调整自己。最后你忘记了这个规则的荒谬之处,开始规范自己的言行——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不给同行者和导游添麻烦。


也许当一个事物无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转而让自己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的,面对一个既不认可又无法改变的东西是痛苦的,而承认它的合理性则会让人觉得舒服。


我觉得可能所有的外国游客都会被分成三档:好游客、坏游客、还有刺杀元帅的游客。第一种游客好,第三种游客死,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但做什么会成为坏游客,坏游客会被怎么处理,就没人能说得清楚。


坏游客没有分级,没有坏游客和更坏的游客。在好游客和坏游客之间也许有那么一条线,你跨过那条线,就成了坏游客,不再是朝鲜人民的朋友。那条线可能是拍摄行人,可能是拍摄军人,可能是拍摄垃圾桶(我们没有),可能是拍摄任何导游没有示意你“可以拍摄”的东西。坏游客的下场也没有一定之规,可能没人理你、可能被阻止、可能被逮捕,也可能被驱逐出境。


除非你愿意当一个乖乖的小学生,跟着导游,认真听讲,按时睡觉,得到示意后拍照,没有得到允许不拍照,否则你必定会做出“坏游客做的事”,而几乎所有的旅行者都会犯点忌讳。


但就算你做了坏游客做的事,也不说明你成了坏游客,问题的关键是对方——可能是导游,可能是军人,也可能是任何人——对你的行为是认真对待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不确定这张照片是否会被解读为“不好的” | 拍摄:祝佳音


“做了什么”和“受到怎样的处罚”之间也没有对应关系。我不知道拍摄路人和偷偷跑出去哪个性质更严重。也不知道拍摄垃圾桶(我们没有)和偷窃一条标语哪个对朝鲜人民伤害更大。我唯一知道的是解释权不在我。中国有句蕴含智慧的古话:“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朝鲜官方也许乐于让我们把这种困惑保持下去,这的确有利于我们做出自我规训。


我们有点儿变得神经兮兮,幻想我们可能给导游添了麻烦,幻想有个庞大的组织已经注意到了我们。这件事就像二楼那只没有落下的靴子一样,始终盘踞在我们心里的某个角落。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在房间里讨论如何把素材分散保存并带出朝鲜,就好像我们真的弄到了什么国家机密一样。有些时候我们的意见相左,为了”把视频放到伪装成充电宝的移动硬盘里到底有多大风险”这种永远难以得到答案的问题激烈争执。有一天晚上,我们的朋友马晗忽然给我们发微信:“我听到你们在说怎么藏照片。”马晗住在我们楼上。那之后我们知道,就算是朝鲜最好的酒店,隔音效果也不那么好。


一个熟悉朝鲜的朋友喜欢这个故事,他告诉我,高丽饭店里所有的房间都可以“做到无死角窃听”。而且,自从去年12月中国旅游局发布对朝旅游禁令之后,赴朝旅游团数量急剧减少,这让朝鲜安全部门有余力对付每一个人。他向我保证朝鲜有足够的能力监听每一个房间里的对话,“我敢说,就算是一对一盯人,朝鲜现在都有这个本事。”


但实际上最后什么都没发生,我们直到离境之前都在担惊受怕。我们想象了各种可能,可什么都没发生,甚至没有人哪怕是做做样子地检查我们的相机和电脑——我们走出海关,然后就完事儿了,没有任何人对我们感兴趣。


我又陷入到“他们到底真的在乎,还是不在乎,他们到底对什么真的在乎,以及他们想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乎还是不在乎”的疑惑中。这种疑惑在朝鲜经常出现。我偶尔会有意无意地将我看到的朝鲜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做比较,其实这并不恰当,而且相当武断,但人总倾向于把未知的事物置入到已知的逻辑中,也许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复杂的世界变得简单且易于理解。


其实,后来我们得到的消息还包括对于这种行为的处理意见,朝鲜方面的意见是是“不鼓励,也不批评”。这个结论其实让我有点意外,他们比我想象得还要通情理。


7


朝鲜人民显然想让我们看到好的一面,有宣传的需要,也同样包含着对朋友的热情和完全可以理解的自尊心。我有时候会想,我在他们的眼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会想起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文艺作品里的外宾(往往是美国人)。外宾来到国内,带着自大和嘲笑,做出各种傻事,再被聪明的导游和宽容的人民群众用事实教育,最终折服,并诚恳地赞美,宾主尽欢。


但我很确定这张照片是“好的”,呃,等等,也许颜色太灰暗? | 拍摄:祝佳音


我们在他们眼中是这样吗?我不确定,我们都尽量避免用成见去看待这里。不过这并不总能成功。在离开朝鲜前的那个上午,我们和导游聊天,K导游在知道我的职业后告诉我,他玩过《DOTA》《反恐精英》和《魔兽争霸》——以前在少年宫的电脑上。


我想我没有给出足够恰当的反应,友善地表示惊讶,同时不流露愚蠢——那种类似外国人听到中国人人都吃得起茶叶蛋的愚蠢。更确切地说,我没能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比例。我当时一定露出了点“曾经轻视,然后被打脸震惊”的感觉。而我们的导游显然对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他们在讲述这些的时候,带着“我知道你们会吃惊,你们一定觉得我们是一群被洗脑的白痴,现在看看谁才是那个笨蛋?”的表情。我觉得他们知道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吃惊,然后先抑后扬,带着值得玩味的笑容欣赏我们的表情,并乐于在整个过程中带着善意随时和我们玩这种游戏。


也有时候,他们努力地想让我们相信,他们只是“这样选择”而不是“没有选择”。我们曾问导游为什么没看到穿牛仔裤的朝鲜人,“那是美国的东西,我们不穿。”她轻描淡写地回答我们。我还问过C导游是否看美国电影和美国电视剧,她用同样的态度告诉我,“美国的东西,我们不看。”


但人类总有些习惯是共通的,比如用宏伟的建筑来彰显力量和信念。我们经常经过平壤的“未来科学大街”。这条大街两侧是平壤的标志性建筑群,有高层和超高层住宅楼、还有托儿所和幼儿园。大街的名字是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起的。


未来科学大街整体看起来像是科幻复古主义风格的样板,街道两旁布满了造型奇异的高层建筑,这些建筑和路上经过的老旧汽车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朝鲜的建筑师们在这些建筑上尽情挥洒着想象力。有一栋蓝白相间的高层住宅楼,从地面上看起来外形复杂扭曲,就像设计师终于把他小时候在科幻画报上看到的“未来住宅”插图变成了现实。后来,我乘坐直升机俯视平壤的时候,才发现这栋楼从空中看起来是一个“电子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符号。


C导游知道什么话题可以激发中国游客的讨论热情和引发感慨,她告诉我们:“这里的房子都是国家分的,不用花钱,对国家贡献最大的科学家和大学教授都住在这里。”


然后她又补充,“在朝鲜,低层的房子比高层的房子更抢手。”


这辆奔驰汽车显然被非常细心地保养过 | 拍摄:马晗


如果你也曾在平壤的夜晚俯视漆黑一片的城市,就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低层。就算不是停电,平壤的灯光也很少,有时候,从酒店房间的窗户往外看,城市的大部分陷入黑暗,只有很少的窗户开着灯。在远处,主体思想塔的塔尖散发着红色的光芒。


不过至少在我们所住的地方,平壤高丽宾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停电。这家宾馆可能是平壤用钱能住到的最好酒店(或者至少是之一)。我们住的那几天,前来比赛的香港足球队也住在那里。很多人批评它“设施陈旧,就像三星级标准”,但其实我觉得它没有那么不堪。酒店的大厅和公共设施大概是五星级标准,客房大概是陈旧的四星级酒店标准。整个酒店的设计有些古老,而且偶尔透出窘迫。我的客房里有一盏灯始终关不上,我检查了半天,发现开关坏了。之后的几天,那盏灯一直亮着,酒店人员每天来打扫,但没人把那盏灯修好。


很多时候,朝鲜展现出一种“和现代商业社会略有隔离”的气质,这种气质有好有坏,没有高度规范化的体贴入微,但有“我用真心换你心”的朴实劲头。我们在去开城的时候退掉了高丽酒店的客房,离开时,飞猪把他的手表忘在床头柜上。第三天我们回来了,发现自己仍然被分配到原来的房间,飞猪的屋子清洁一新,手表放在原处,位置没有丝毫改变。


奇怪的是,我们都没有太过惊讶,相反,我们有点觉得这理所当然。在这个空气中都是正能量的国家,这个每个人都有崇高理想的地方,怎么会有人为了要贪小便宜拿走床头柜上的手表?这种奇怪的信任感令人感到安心,也令人着迷。如果有人说他怀念“红色年代”,也许一定程度上他就是在怀念这种感觉。


8


离开前的最后一晚,我们和导游们在高丽饭店44层楼的旋转餐厅喝酒聊天。大概是因为即将离别,聚会的气氛非常轻松。


我们聊的所有东西都和政治无关。C导游告诉我,她最喜欢的电视剧是《潜伏》,最喜欢的角色是《潜伏》里的余则成。他觉得中国男人很好,因为他们回家会做饭,会洗衣服,还会帮忙带孩子。而朝鲜男人“一回家就看电视啊,抽烟啊,什么都不做。”她还说自己已经相过五次亲,因为“我们的工作非常忙碌,很难在工作之余认识朋友,所以只能通过相亲寻找伴侣。”在说这些的时候,她的神态和世界上任何一个25岁的女孩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问她,如果可能,她最想去哪里?她不假思索地告诉我:“最想去的国家是中国!”


我有点儿吃惊,有点儿怀疑她这么说是不是因为要让我高兴,但她还在继续说,她说她想去北京,也想去上海和深圳,但她的梦想之地是海南。她的一个同学毕业后在贸易公司工作,那个同学去过海南,拍了很多照片,她看过那些照片,喜欢那里的海,天气和椰子树。


清晨的平壤,主体思想塔在平壤的薄雾中若隐若现 | 拍摄:祝佳音


我们对她说,如果来中国,如果方便的话,请一定通过中方旅行社联系我们,我们非常荣幸能请她吃一顿饭或者带她逛一逛。她笑着向我们表示感谢。


我会在北京见到她吗?她真的会来中国吗?她会对什么感到吃惊,又对什么感到不可理解呢?她会把我们的邀请当真吗?我们会在北京的某个饭店和她一起吃一顿饭吗?对于这些,我其实一无所知。


9


其实就在那几天,她们的国家元首恰好在北京进行“非正式访问”。得知金正恩元帅——这是我在朝鲜学到的另一个知识,金日成是主席,金正日是将军,金正恩是元帅,这些头衔不能用错,也不能不加——正在中国访问的消息的时,我们和导游正在一起。花总最先看到了这条消息。


观看足球比赛的朝鲜观众  | 拍摄:马晗


“你们知道你们的领导人正在北京吗?”他问C导游。


C导游露出了困惑的表情,花总把手机递给她,屏幕上是金正恩访问中国的消息。她面无表情地看完,然后向车里的其他朝鲜人转述了这个消息。我盯着他们,希望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出些什么。这毕竟是金正恩上任以来首次离开朝鲜进行访问。但什么反应都没有。


“你们的媒体报导了这个消息吗?”我们问C导游。


她摇摇头,说:“没有。” 而且看上去显然不想多谈。


也许你想从中推测出什么,但我并不会猜测她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而事实就是他们不想对这件事发表任何评论。


朝鲜的官方媒体在第二天发布了这条消息,C导游对我说:“我听到金正恩元帅出访你们国家了。” 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回答我:“早上广播里说了。”又过了一天,我们离开朝鲜的那天早上,我们在酒店的电视里看到了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


离开朝鲜之前,我们要去乘坐平壤地铁。你们可能都已经知道平壤的地铁站很深,列车很老,站台墙壁上还有社会主义风格的绘画。但最吸引我的是站台中间的阅报栏,那儿贴着最新的报纸,时不时会有人去看,他们身体微微前倾,神态认真,甚至无视身边进站出站的列车。


地铁管理人员看着列车驶来的方向 | 拍摄:花总


导游带我们上了地铁。当时大概是早上10点,通勤高潮已经过去,地铁里不太挤。有些人在发呆,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发呆的人,有些人专注地盯着手机屏幕,就像在世界上任何一班地铁里盯着手机屏幕的人。还有人在手机上玩足球游戏,我看不清那个游戏到底是什么,也许是实况足球,也许是FIFA,又或者是朝鲜自己开发的。


地铁里看手机的姑娘,她手里的英文书名字是 Have a good time  | 拍摄:花总


乘客们偷偷地打量着我们——好奇,又带着一点儿矜持和冷漠。平壤毕竟是一个首都,平壤的居民似乎天生就获得了大城市居民那种见多识广不动声色的骄傲劲儿。车厢的喇叭里始终传出慷慨激昂的广播声,先是一个男播音员,然后是一个女播音员,然后又换成男播音员,然后又是女播音员。


我问导游,广播在说什么。她告诉我:“在说金正恩元帅访问中国的事情。”然后她侧着头认真听了一会儿,接着补充:“广播里说,中国和朝鲜永远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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