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烟火与狂欢,2024的寓意
2024-01-03 10:17

跨年、烟火与狂欢,2024的寓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潮沉思录(ID:xinchaochensi),作者:刘梦龙、天书,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摘要
本文讨论了2024年跨年、烟火和狂欢的寓意,以及社会在转型时期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作者指出,2024年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普通人希望实现稳定与增长,而被压抑的人则希望得到释放。烟花燃放政策的松动引发了对公共权力的抗争,并带来了社会治理的博弈。文章还讨论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对抗与共识形成以及社会治理成本的分配问题。最后,作者强调在转型时期要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和声音,以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

• 💥 跨年、烟火和狂欢的寓意,代表了人们对于稳定和释放的期望

• 🌍 社会在转型时期面临多层次的挑战和问题,需要形成新的共识和规则

• 💡 在转型期中,应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和声音,以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


2024年第一天,当我站在长江边上眺望对岸,欣赏新年第一天的江景,视线里首先掠过的是江岸石滩上密密麻麻的烟花发射筒,这与江边公园如织的人潮恰好形成了一种映照——喜迎新年第一天的游人未必参加了跨年夜狂欢,却仍然被迫以注视狂欢痕迹的方式体验到一种狂欢的“参与感”。


这就像2024年跨年被许多人赋予的各种意义,后新冠时代世界动荡大背景下的转型之年,普通人希望跨过这个年能实现稳定与增长,感受到被压抑的人希望跨过这个年能得到释放。当然,还有少数人坚持拒绝人流与聚居,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独善其身。


烟花燃放政策的松动对大多普通人来说是为了重温节日味道与生活仪式感,增加生活的乐趣,但一些人则给它增加了对公共权力的抗争,实现自我表达的意味。


我们社会中的各阶层,一方面在信息发达的当下以通过参与各种公共话题寻找共识实现对不同阶层的理解与包容,一方面也在不断通过在各种议题中尝试增加话语权的方式彰显自身的阶层诉求。共同体的凝聚与阶层间的对抗,不同叙事同时并进相互交织,在2024这个特别的跨年之夜汇聚成一幅多层喻意的图景。


人山人海的跨年场景契合人们对“复苏”的想象,烟花燃放的解禁代表着一种生活氛围的回归与社会治理的博弈,满地的发射筒与树枝上的气球和孔明灯又在以触目的方式在提醒人们社会运转需要付出的代价。没有无需付出义务和代价的权利,然而现实中确实有很多人在逃避义务和代价,社会运转的代价到底在被谁承担?



烟花燃放就是一个典型博弈场景,社会在不能一禁到底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对约束与成本显然还没有共识。遵守素质与秩序的人会在燃放完烟花后清理自己产生的垃圾,但这没法形成广泛的硬性约束,只能把成本强加给环卫部门。在这种争论不休中,生活并不静止的。


最热衷的狂欢群体,自然最大限度放纵享受了他们的快乐,但这个成本他们又负担了多少?而一旦造成事故,引发舆情,那最终要承受后果的,还是那些想放烟花又愿意遵守秩序付出成本的老实人。



大家都知道,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社会所拥有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根本不是一个人均GDP一万美元国家的程度,而是达到甚至超过许多发达国家。这种情形的维持,很大程度是依赖民众普遍的良性配合,使国家依靠相对低的成本,就能取到相对高的效果。


我们过去社会稳定的基石,是想踏实过日子的老实人。但是在信息资源与话语权分布极度不均的情况下,无论是收入分配,还是社会生活,话语权少的老实人在空间和保护方面都被不断侵蚀。良性的服从和忍让成了一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劣势,不可避免使人们被迫精明和算计起来。如果一个社会完全朝着以个体为中心的算计发展,那么稳定的社会结构必然难以维持,这也是后现代社会标志的一种。


我们在传统中国的治理中,经常说治世经国,这个世不仅是管理,更带有道德的塑造。社会发展矛盾的尖锐化,是在事实层面提醒,国家的治理不能只算经济账。新自由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完全以利益行为为中心,上行下效,最终势必导致放辟邪侈,无不为己。


无论国家制度的建设,国家的管理,如果忽略了道德的示范与正向的引导,一味抠字眼,咬条文,甩责任。表面上,模糊的空间减少了,管的事情也减少了,但在实际上,不但不会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反而会导致社会道德的快速下降,社会治理成本快速上升。






虽然说从市场经济开始发展起,老实人吃亏就是常态。但过去快速的进步,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些问题。而在转型时期,最先感受到压力的往往是过去享受时代红利的人群,其中充斥着各种投资和投机者。


在转型期的压力下,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通过各种方法试图把压力转嫁到一般人身上。所以我们会看到不少公共事件中,约定俗成的默契被对利益的追逐所突破,规则的模糊被充分利用,过去所讲究的体面被丢掉。在红利消失之前,再做一轮极限收割是这类群体的天性追求。



当下,我们毫无疑问面临着一个转型期。我们从独立一隅到环球同此凉热。世界大环境并没有真正变好,矛盾反而在加剧,全球局势风起云涌,冲突不断,一种时不我与的不安定感在弥散,国内经济也承受着世界动荡的压力。


看向国内,一方面,产业升级的各项关键性突破,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制造业狂飙猛进,代表我们仍然在不断跨越;另一方面,十余年来以互联网和金融为代表的一轮财富红利周期已经进入低俗,房地产野蛮生产导致的种种问题到了必须推动解决的时候,各种周期的叠加导致过往的既得利益阶层不断感受到压抑,而更多能直接惠及基层的分配改革还没有广泛跟上人民需求。


在转型期中,所有阶层都会通过诉苦和不满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方向发展的期望。每一个转型期看起来都像是所有人都在不满,但显然不同阶层不满的原因往往并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对于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发展的意义当然是让广大群众过得更好,但快速增量时代的结束就意味着大部分过的更好就需要此前的红利群体做出很大程度上的让步。


就比如,我们当下就可见,社会结构叠加人口结构的变化,公共财政日益紧张,必然要造成社会服务水平的调整。社会服务建设势必要有大的改变,并要求社会成员承担更多的治理和服务成本。


那么,社会要以什么样的代价去维护社会服务体系水平,要使社会服务体系达到什么水平,这些成本主要由谁承担,甚至会不会出现劫贫济富的情形,这其实是国外广泛出现的问题。这就不是简单的一句靠国家政策能解决的,是需要不同的社会阶层去发出声音,表达态度,并进行长期博弈。


宏大叙事不是一个被动过程,而是一个主动过程。在团结的同时,人们不能放弃斗争,也不会有哪个阶层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主张。发达的信息技术与媒体平台已经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的广泛参与,准备好了物质基础,但在当下,阶层规模与话语体量往往是倒挂的。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社会改革总归要朝着有利普通民众的方向发展。然而在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场中,凡涉及经济利益问题,越有财富力量的阶层话语权也越大,资本家大于城市中产,而中产又大于一般劳动者。话语权大的阶层在利益博弈时,往往又会标榜自己是“民”,以为民请命的姿态试图把社会改革引导至维护自身阶层利益的方向。当然,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自古以来,为民请命,其中的民都是一个特定的时代概念。


我们现在就可以注意到,普通人想在节日放烟花,有人就要将放烟花说成与国际和自由接轨;普通人买了房不想跌得太快,有人就要大喊死保房地产;普通人说没钱消费,有人就鼓吹减税和放水;普通人抱怨看病难,有人就高呼医疗私有化;普通人想理财赚点外快,有人就要求信托刚性兑付。互联网媒体大发展的十余年,从不少自称为民请命旗号的肉喇叭,但这个民绝不是真正的一般劳动人民。


既得利益者可以豢养各种媒体和发声筒,中产是互联网议题与消费文化的主力,至于普通人,维持日常生计和家庭忙碌都已经无暇分身了,哪里有多少时间和资源参与舆论发声,又有多少精力和智力资源去分辨各种五花八门的话术?


显然,如果把经济利益改革与社会治理话题不加引导地交给社会舆论,势必会造成对一般劳动者压倒性的不利局面。一般劳动者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的劣势是如此明显,这种劣势只能通过社会制度的建设来改变,也要配合社会治理思路的改变才能实现。这又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应该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社会要继续稳定发展,到底应该更多保障谁的声音和利益?显然,越是负重前行的人,越是应当被保障。无论是跨年的狂欢还是中产的露营,最终还是要靠环卫工人维持体面。当然还有些人可以更加超然,他们打个飞的就可以奔向心中更发达文明的纽约和东京。


然而大部分人仍要继续生活在这片土地中,都市生活固然美好,但也充满了代价。至少,我们应该知道维持国家运作的基本驱动力是什么。哪怕只是有一辆车,你也得知道发动机和轮胎的真实状况吧?



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依靠一般劳动者的超额劳动。三个人做五个人工作的环境,在过去对劳动者也不失为一种多劳多得。社会在执行劳动保障上,也对这种情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随着产业升级和人口结构的改变,中国势必要逐渐从人力密集转向技术密集。而技术密集又需要劳动者有更高的水平,也自然要提升其待遇。


直到当代,我们的很多企业管理水平依然不高,导致了人力的严重浪费,使劳动者必须靠超额劳动才能完成正常任务,甚至做很多无意义的事情。过去,这些企业很多仍然有经济价值,在未来,随着产业升级与AI等技术的普及,大量中小企业都需要面临升级压力。这不是靠压榨人力以及国家补贴能解决的。


如果说过去,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对企业的格外优待,使劳动者权益处于弱势,那么,如今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质量增长为主的转型期。大量中小企业如果还不能找到自身的发展定位,没有绝活和渠道,只靠过去那样单纯的卷,势必很难再保证自己的存续。


最终,不管是社会稳定的贡献还是社会消费的参与,普通劳动者会证明自身是绝对的社会主体,让更多的普通劳动者能切实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有余裕经营自己的美好生活,这才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所以政策和制度的方向,必然应当朝着利于更广大劳动群体的方向发展。



未来的五到十年将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纷争时代,也是一个新共识,新规则形成的关键时期。很多过去我们力图缓和,回避的事情,争议,在这个历史时期,都要展开全面的争论并给出明确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模糊地带会消失,我们习惯的一些表达方式也会发生巨大变化。


比如,我们过去习惯于用评判和揭露,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实际上是以这种批评,希望支持或者反对国家的某种发展趋势。而随着讨论深度的发生,批判已经不够了,人们必须给出解决的方案,并努力使这种方案融入到国家发展的方向中去。


当然,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大挑战的时代,我们的外部压力依然巨大,攸关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团结和进步必不可少。我们可见的未来,中国不可避免要从被动的世界秩序参与者,变成世界秩序主动的构建者。你不可能永远站在干岸上,这是如此巨大体量的国家逃不过的事情。


未来的五到十年,将是我们认识的世界翻天覆地的一个新历史时期。大家身处其中,并不会轻松,每个人都要努力保护自己的价值,避免被时代所抛下。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将被时代塑造成新的模样。但世界就是这样,谁又能避免变化?总归是要心存信心与信念,对抗无用的焦虑和内耗,见证时代,尽力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中过好自己的人生。


浩浩长江,逝者如斯。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在时代之中的价值,每一股小小溪流都能和我们古老伟大祖国汇聚在一起,浩荡前行,跨过激流险滩,堂堂入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潮沉思录(ID:xinchaochensi),作者:刘梦龙、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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