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刘车仔,编辑:晏非,题图来自: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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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卢盈良接到妈妈的一通电话。他没好气地接起电话:“怎么了,又来要钱了吗?”
以前母亲来电,多半和钱有关。“擅长情绪勒索”的妈妈,总是以自己经年操劳导致的疼痛为开场白,希望他能再一次帮哥哥渡过难关。但实际上,卢盈良自己“也到处借钱,”长此以往,“一度把自己逼入了(经济)绝境。”
离家23年来,卢盈良很少回家,最长一次间隔是7年。尽管从中国台湾的台北到家乡嘉义,坐高铁只需要两个多小时。
春节回家,必有“主头”(收赌债的人)上门来,卢盈良感觉“自己好像欠他们的,”但“心里又很不忍心。”好几年,年夜饭吃到一半,一家人就在饭桌上吵起来了,他“又一个人坐车回到台北。”
18岁那年,卢盈良背上行李,独自到台北闯荡,逃离了那个不断下坠的家。多年来,逃避面对家庭,是他用来隐藏痛苦的方式,直到母亲在电话里说要拍照——拍遗照。
卢盈良和母亲唯一的旅行。(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那个时候卢盈良才意识到,母亲已经开始为告别仪式做准备。死亡突然撞到眼前,卢盈良“好像还没有准备好要失去她”。
他带着全套拍摄设备回家。本来还担心会与家人面面相觑,不知不觉却“越拍越深”。拍着拍着,才意识到“好像有故事长出来了”,纪录片《神人之家》就这样成型。
一开始,卢盈良担心这部片子太“私人”,没想到片子引起巨大的反响。曾被多个奖项提名,也曾获得过大奖。
在纪录片里,一个东亚家庭的肌理在观众面前展开:沉迷赌博的父亲、一辈子操劳唠叨的母亲、被忽略且在无形中被伤害的孩子……下一代成长,上一代老去,家庭的裂隙被越拉越长,外面长出了新的肉,里面的瘀伤实际上层层叠叠,从未真正痊愈过。
有人将其与陆庆屹导演的《四个春天》作比较,但《神人之家》与前者的基调并不相同。陆庆屹的父母通情达理,生活充满情趣,这也深深影响了姐弟三人;阿良的原生家庭一开始就伤痕累累,家庭成员之间剑拔弩张,矛盾往往一触即发。在“断亲潮”流行的当下,这部电影以细腻的纹理回应了年轻人的创痛。
但人终归渴望亲密。于阿良而言,母亲是那个辛苦地把家庭拉扯到一起的人,摄影机是那个把一家人内心重新打开、再一一缝合的重要因素。最后,因为纪录片的缘故,有一些裂缝竟然悄然愈合。
有人看完片子说,很想明天就回家去看看爸妈。每每与母亲在电话里不欢而散后,我也会想到这个片子,它引诱我回到家里,重新开启一些可能的对话。
对此,卢盈良觉得欣慰,但他连忙澄清,不是要大家看完片子就与家庭和解,“其实很难欸,我不觉得能跟谁和解,很多事情只能放下。”而拍片的历程,只是让自己“去理解自己为什么变成现在的样子。”
一、被神明选中的家庭
卢盈良的家里,神明居住的地方比人住的地方要气派得多。发亮的实木台面上有烫金的镂刻,一层层主次分明。桌上,神像端坐,前面是各种形状的、庄严的器皿:插香烛的、盛放供品的、喝茶的、喝酒的……秩序井然。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冬至,按照习俗要供奉汤圆。母亲在案前摆放好粉色小碗,一勺勺往里盛上煮好的汤圆,点上香请玄天上帝来用餐。
这是家里的神明过的有尊严的生活,但家里人过的生活却截然不同。
卢盈良的父母和哥哥虔诚信仰神明,却好像从来没有得到过神明的眷顾。多年来,这个家庭一直在往下坠。
早年家里的收入全靠父母起早贪黑经营的一家早餐店。父亲长期赌六合彩,还了旧债又添新债,让本就紧张的家庭经济情况雪上加霜。卢盈良儿时的记忆,几乎被躲债搬家的情景占据。
长大后,哥哥继承了早餐店,可惜经营不善。后来务农,靠天吃饭,一时风一时雨,也经常需要卢盈良接济。母亲年纪渐长,身上添了很多疼痛。如果有神明,为什么不保佑这个家庭?
但在外人看来,这其实是曾经被神明选中的一家。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卢盈良的哥哥卢盈志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有特异能力。他学着爸爸的样子在家里的二楼静坐,接着就看到了“一顶八人扛着的大轿,轿子里坐着玄天上帝。”
孩童说出的不可验证的幻象,被赌徒爸爸当了真。“那时候大家乐(彩票)一个月开一次,每次开3个号码。爸爸让阿志问玄天上帝开什么号码,验证下是真是假。结果那个月三个号码全中,爸爸喜出望外,以为家庭命运的转机降临,“现在要变穷都很难。”
神童的事迹就此传开。12岁起,阿志成了为信众办事的“神职人员”。
一开始,阿良觉得哥哥很酷。每天晚上,顶楼的神明厅里,求神的人都络绎不绝、喧哗不止。他见过胡言乱语的人被一群人绑着抬上楼,下来的时候就平复了,像极了电影里驱魔的场景。但再后来,问明牌(彩票中奖的数字)的人变得越来越多。
阿志成了神童,却也没了童年。爸爸每天都带着阿志在神明厅里泡茶,和邻里叔叔伯伯聊大家乐六合彩的明牌。这让阿良感觉自己被忽略了。
没承想,成为神童后,神明指示明牌的“恩赐”只出现了一次,就再也没有了。父亲却依然嗜赌,抓着任何可能的征兆找神谕——香炉前的香灰绕了几圈、做梦梦见了马,都算有玄机。赌赢了,野心就更大;赌输了,计划着下次赢回来。真正被考验的不是神谕,而是赌徒的人性。
家里开早餐店,每天两三点钟就要起床,孩子们上课前也要去帮忙,但爸爸总是熬夜跟朋友研究明牌。随着时间推移,卢盈良开始厌恶家里的这一切。
原本家里功课最好的他,从国中开始旷课、玩游戏、混帮派,每天打架,“村子里面大家看到我都怕。”长此以往,学业逐渐跟不上了,但家里并没有余力让他去补习。
卢盈良也没有更好的学习环境。他一开始在“升学班”,后来被分到“放牛班”。到了新班级,每天被打;上游戏厅,被爸爸拖回去打,“下手更狠。”他开始逃学,家也不想回,因为感受不到温暖。
国中快毕业的时候,狂乱的青春期在后退。一些理智的时刻袭来,他突然恐惧地觉得,自己正在不可控制地“往下坠”。
有一次,他像往常一样在外面混帮派。谁也没想到,卢盈良突然倒地,浑身失去知觉。
他躺在地上,好像能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眼前几乎都是白的,四肢已经不听使唤,他觉得自己快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跟我家的神明说:拜托你帮我这一次,我会学乖,我会试着好好生活。”
改变总是说来容易。卢盈良即便良心不安,也照旧从妈妈那里骗钱来打游戏。但最终,焦虑感还是占了上风,他决定报考高职。进入新环境后,他开始学画画,整个人慢慢安定了下来。从那时起,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一定要脱离原生家庭,离开乡下。因为呆在那里,自己会一直坏下去,会彻底坏掉。
因为在MTV打工,可以免费看很多电影,卢盈良当时就觉得拍电影好酷。但是他明白,在嘉义这样的小地方,不可能有拍电影的机会。
18岁当完兵回来,他认真地跟妈妈说起,自己想去台北。当时妈妈正在炒菜,随口回答道:“好啊,你有本事你就去啊。”
隔天早上,父母仍旧是两三点出门。他起床整理行李,搭“野鸡车”离开。到了台北,他在车站睡了一天,在报纸上找了一个搭建在顶楼天台的小房间。接着找到一家制作公司,从摄影助理、场务开始,傻傻地干。
两天后,他打电话报平安,母亲这才意识到,儿子真的离开了。
二、拼凑回自己
在台北工作的日子,让卢盈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在和自由。他把嘉义县的那个会通灵的家,远远地抛到脑后。
“拍摄对象身上都投射着我内心深处的伤痕。”那时候,他对社会有很多愤懑和疑惑,纪录片是他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最能回应他的生命状态。
在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研究所创作组临近毕业的时候,他拍摄了《小骑士闯通关之美梦成真》——一部关注脑瘫小孩练习马术的故事。卢盈良由此开始思考:面对生命诸多的残忍,人应该如何自处?后来,他又拍摄了一些片子,慢慢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
在家拍摄的时候,妈妈总在忙,爸爸似乎总在发呆。(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小时候我们一直在搬家,永远是新来的,经常被欺负。当时难以理解,为何这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在深入其他人的家庭、看到别人的生命故事的时候,他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回顾自身。
“我在台北从来不跟别人说起家里的事情,心里总是逃避。那段日子,家对我来说好像是空白的。”“也许是年纪大了,开始有了自我救赎的念头,”他想去搞明白一直以来心里的诸多疑问。
《神人之家》开场不久,父亲与哥哥各坐餐桌一旁。几分钟过去,父子依然沉默不语。观众以为谁会开口,最后什么都没有。
家人不太理解卢盈良到底在拍什么,也不敢多问。在摄像机面前,“大家尽量会保持沉默,因为一讲话就很容易吵架。”但时间久了,大家开始习惯摄像机在旁,家庭本来的面貌开始浮现。
人到晚年,父亲依旧买彩票,痴迷于各种与明牌有关的征兆。到了晚间时分,便拿起电话签赌(买彩票选号码),眨眼又背上了一笔不小的赌债。哥哥在一旁沉默坐着,母亲小心翼翼祈求卢盈良帮忙一次,把债还了。家里又乌云密布,暴雨将至。
“你明知他要去赌,你还帮他借钱?”
“我太心软了。”
“有够夸张的,你(都)几岁了?”
“我可以去死了,你还问我几岁?”
“什么?”
“我说我老到该死了。”
母亲的人生哲学。(图/《神人之家》)
母亲习惯以苦难要挟,闯祸的父亲则永远缺席且沉默。金钱的窘迫伴随了这个家庭一辈子,而家人们依赖彼此的方式,是消极地互相攻击。
有一次,在摄像机监视器前,妈妈依旧在操劳日常“拜拜”的事情。自从在浴室摔倒后,她身体疼痛得更厉害了。卢盈良忍不住开口:“不能跟神明说不要拜了吗?”
“都已经拜习惯了,你还要这样说。以前你跟你哥离家,你爸也不在,你姐姐去上班,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你觉得(我为什么要拜)呢?”
妈妈的回答让卢盈良意外:“所以,已经(跟神明)变成朋友了,对吧?”妈妈回答:“对啦对啦。”
他开始理解,“神明跟她像朋友一样,(能给她被)陪伴的感觉。她每天‘拜拜’,可以把很多话都给神明讲,神明坐在那边笑笑的,不会跟她吵架。”
神奇的是,有了摄像机这个介质,他得以用新的视角来看这个家。
以前,他憎恨哥哥“什么都不做,跟我爸一样,每天待在家里喝酒,工作也都做不长久。”有次哥哥因为喝酒出了车祸,伤到一只膝盖,导致很多粗工都没办法做,就跟着爸妈一起出早餐车,摆摊子卖凤梨。多年来,都是母亲偷偷给卢盈良打电话,让他帮忙接济家里。
回去拍片子之后,他的怨恨有了些松动,“哥哥其实很拼。”
因为长期务农,哥哥的皮肤晒得黝黑,双臂结实有力。他经常天还没亮就出门工作,傍晚才回来,也不会抱怨,“他只想好好靠自己的方式去改变生活。”
有段时间,哥哥种青椒失败,转种小番茄。在种下番茄之前,哥哥阿志向神明请示良辰吉日。播种当天,他摆好供品香烛,再次向神明祈求顺利丰收。结果番茄苗刚种下不久,一场大暴雨就把番茄苗都淹没了。农友们说:“自己种了那么久的番茄,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偏偏被阿志遇到了,神明好像在捉弄这一家人。”
哥哥在番茄田旁边。(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洪涝退去后,哥哥无奈下田,检查番茄苗的情况。看天吃饭的农民,努力也许会收获老天的犒赏,但也可能是捶打,他没办法埋怨谁。
卢盈良突然意识到,其实通灵的哥哥很早就没有了童年,“要应付大人的欲念。”在侄子面前,哥哥试着做一个好父亲,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卢盈良觉得“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哥有几次跟我说,其实他很羡慕我可以一走了之。说他也想走,但办不到,因为他没有那个本事,不知道出去外面能怎么生活。也放不下我父母亲,因为我已经走了,都是他在照顾。他觉得,爸妈把头脑、才华那些好的基因都给我了,他没有我这种可以去做其他事的本领。”
他心痛地发现,“别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但哥好像一辈子困在那里了。”
开始拍摄后,冥冥之中好像有个电影之神在发号施令,家人们不时会打来电话问“要不要回家拍个素材。”小番茄苗被淹没的那个早上五六点,他破天荒地接到哥哥的电话——以前有什么事情总是通过妈妈——哥哥说:“番茄田被淹了,你要不要回来拍?”当天,卢盈良真的回去了。
习惯了拍这个片子之后,卢盈良好像没有那么害怕回家了。一些回忆慢慢地被拼凑回来,“尽管那些记忆可能也是破碎的、不准确的,但至少能看清楚到底缺了什么,我就去接受它、去看见它”。
哥哥和侄子在拜神明。(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在这个过程里,他也开始察觉到了一些改变,“它迫使我把一些放在心里很久的话说出来。我父母亲其实年纪挺大,有些事情如果我再不问,可能就没机会了。”
在和卢盈良聊天的时候,他不时会说到“缘分”这个词语。行至中年,他好像慢慢学会接受很多事情了。
就像一开始,他带着很多疑问去拍摄家人:“到底有没有神?” “为什么我的家庭会是这样?”最后,一切变成了对命运的释然,可能“这个剧本在我18岁离家的时候,已经写好。”
三、带妈妈去看海
纪录片里,个子小小的母亲已经佝偻,每天忙上忙下,不是在晾晒衣服,就是在擦桌子、擦油烟机、拖地、擦马桶、拜拜、做饭。“她的眼里容不下一粒沙,”这是卢盈良眼里的母亲,总是一直在辛苦地做家务。
即便是身体疼痛,被医生下了“手臂可能会断掉”的诊断,她还是边给自己热敷边忙碌。
“我妈妈有点洁癖,我想拍下来作为证据告诉她,你身体不好,就是因为这样。”但也许是每个家庭主妇都有洁癖,家务劳动越是得不到认可,母亲就越要用干净到一尘不染的家庭空间证明自己的价值,毕竟这是她唯一可以掌控的领域了。
面对经济上的困窘,父亲总像个逃避责任的孩子躲到一旁,问题全留给她艰难处理。无论如何也熬过来了,岁月在她脸上雕刻了一副疲倦的模样,连偶尔笑起来都是苦的。
在天台晾晒的时候,母亲突然认真地说起了自己的后事。
“如果我死了,也不用搞得很复杂,随便办就好。”
“你不用想那么多,你会活很久。”
“我哦,还是赶快离开比较轻松。”
母亲想要海葬,“直接处理了不用抬回来,洒在海里,”她说起这些,甚至有些洒脱和期待,令人不可思议。
我想起《东京奏鸣曲》里讲,日本经济衰退的时代,丈夫失业导致家庭秩序崩塌,作为全职家庭主妇的女主突然做了也许是人生唯一疯狂的决定,那就是开车拉着本要劫掠她的劫匪,一直开向大海。海的文化意涵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那个被困在家庭里的人,只有这唯一的机会,拥有自我和自由。
母亲喜欢说“人生海海,说短不长,看开一点。”影片中,母亲翻开家庭相册,为数不多的照片里,可见母亲年轻时眉清目秀的模样。她经人介绍,认识了英俊的父亲,然后就是一辈子了。
其实,说死后要“填在海里”的母亲,一辈子没见过海。“我妈那么大岁数了,我居然都没有带她出去过,”嘉义县高雄乡离最近的海东石不过30公里,“那时候才理解到,她真的一辈子都被困在这个家。”
卢盈良决定带母亲去看他见过的最漂亮的海。
那一次,他请摄制的朋友帮忙来拍,自己破天荒地出现在镜头前。在去往宜兰的高铁上,第一次旅行的母亲新奇地张望着车里窗外。海逐渐靠近,儿子指着外面:“你看那是什么。”母亲难以置信:“是海吗?”她摇头:“像条河。”然后,母子俩笑作一团。这是全片中,母亲唯一彻底轻松的笑容。
脚踩在宜兰的沙滩上,面前是广阔的大海,母亲环顾了四周,若有所思,最后有感而发地说了句“看海浪的感觉真好,”然后无所顾忌地大笑。
笑着笑着,她又好像想到了什么。
她大步大步地往前走,想去看看自己死后想去的海,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母亲想去看看海,就像在想象死后是什么样的。(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电影之神像浪花,一浪一浪把一家人推到了这里。
纪录片还没拍完,父亲就已经因癌症去世了。“我很清楚地感觉到对他(父亲),对家人、对自己的年少、对自己即将面临的老去,彻底有了很不一样的感悟,不会再去一直捏着痛的地方不放。”
在父亲走之前,卢盈良“都觉得他很可恨。”“后来他走了,我回过头看那些家庭录像,又觉得他很可怜。他好像变成了全家人的箭靶,无论他做什么事情,都会被看不顺眼。吃饭的时候,我爸只要一掉饭粒,就会被全家人骂‘饭都吃不好,你还能干嘛?’所以,后来他干脆变得沉默。”
“我希望自己可以试着用更温柔的方式回头看待这一切。”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卢盈良拿掉了三场家人吵架的场景,“他走后,我发现我不想用那种方式去记住他。”
父亲在家里。(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尤其是作品完成后,他再回看录像,会感觉有一些东西好像可以放下了,但“我不觉得每个人都有缘分能跟家里和解。如果没有那个缘分,我没办法鼓励大家去这么做。”
“这只是我人生的一个切片,即使作品完成了,我的家里现在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只不过以前(有矛盾),可能一两年都找不到人吵架。现在我们之间出现问题,可能过一两天就会去试着沟通看看。”
片子完成之后,卢家第一次有了家庭群组,名字就叫做《神人之家》。他也是通过侄子才知道,原来每个家里都有家庭群组啊。
后来,卢盈良学着每天给妈妈打电话,如今妈妈已经习惯了。每次聊天内容大同小异,“听到声音就行了”:
“阿良啊,吃饱了吗?”
“天气怎么样?要变冷了。”
“有没有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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