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波谲云诡的中美关系，意外地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杨其静从书斋里带到了公众眼前。
杨其静于2016年11月发表的《特朗普当选，中国面临巨大挑战》，“精准预测”了特朗普上台以来的国际局势，成了近期网上受到热议的文章。
杨其静的这篇文章原系人大国发院的政策简报，表达了对于特朗普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的担忧，认为他会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一篇文章中，杨其静认为：
特朗普政府必然将比以往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更加专注于采取各种措施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对制造业实施打击。
美国还会利用现有的超级大国地位、撬动地缘政治力量来围堵中国，为中国制造不稳定因素，促使资本流出中国而流向美国。
特朗普在大选中胜出时，国内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特朗普能够为崛起中的中国提供更宽松的国际空间。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转眼间，两年时光犹如驷之过隙，杨其静文中的观点被美国那位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一一印证，有网友笑称特朗普政府简直是按照这篇文章制定各项政策。
杨其静本人也激起了网友的浓浓好奇心：能在两年前就能准确预测未来国际局势的学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扎根在中关村大街59号
翻翻他在人大经济学院官网上放出的简历会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其实并不在他的主要研究范围内。
杨其静的简历显示，他的研究领域是组织经济学，他在人大经济学院开的课包括《博弈论》和《中级微观经济学》（面向本科生）、《公司财务与治理》（面向研究生）和《组织经济学》（面向博士生）。而在“当前研究兴趣”一栏，他写的是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和国家治理问题。国家治理问题，包括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官员治理、腐败与反腐败、政企关联、 土地问题、国企改革等多个领域。
也就是说，其实公司治理和我国的国家治理才是杨其静教授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在他的简历上，同样引人关注的，是他与中国人民大学二十余年的紧密联系。
杨其静1972年生于重庆市北碚区，1992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于经济学系，随后他在人大读完了硕士、博士。十年读书生涯结束后，他便留校担任经济学院的老师，升至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直到今天。在学术钻研的道路上，他与位于中关村大街59号的这座学府相互陪伴，足足待了二十六年。
他也曾于2006年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2016年的时候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Haas School of Business做过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在社会兼职方面，他不仅担任《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 等中文学术期刊的匿名审稿人，还是一些国家级基金的评议专家。
在微博上他被转载文章的评论区里，可以看到他昔日学生的留言。杨其静治学严谨，对待学生十分严格，判卷时不会留情，给学生“水过”这门课，同时，上课时讲的内容“超有意思”。可以看出来，对于这位老师，学生给予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中国模式、央企改革，才是他的研究领域
杨其静曾将“中国模式”概括为“经济分权，政治集权”。在四年前的旧文《中国模式最让人担心的地方在哪？》（微信公众号“溪柏地”于近期重发此文）中，他表达过对于“中国模式”的担心——
在他看来，“中国模式”的宏观优势在于地方政府会向工商企业提供热情友好的帮助：“不仅为工商企业提供各种商业便利，而且倾斜性地向工商企业提供大量公共资源，比如各种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廉价土地、大规模基础设施、低水平环境和低劳工保护。”
然而，一个经济体实际运行的效率和质量更取决于其微观主题对宏观制度的反应模式，因此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回答，即：政府官员一定会以公开、公正和透明的方式，以最大化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为原则来确定帮助对象并提供宝贵的帮助之手吗？同时，企业仅仅会被动而消极地等待政府官员公开信息并按照上述原则分配公共资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微信公众号“溪柏坡”8月5日登出的杨其静另一篇旧文《中国模式的本质，什么条件下中国模式有效？》中，他认为这种“中国模式”要想促进经济发展，必须拥有两个前提：
1. 强大而理性的中央政府是分权有效的前提。
2. 地方政府有能力是分权有效的必要前提。
在杨其静看来，中央—地方分权也许缩短了政府与社会的信息距离，却拉大了政府间的信息距离，从而加大了中央监督的难度。如果中央不够强大，无法有效地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和执行财政纪律，则地方政府很可能发生了搭便车和过度放牧行为，导致全国性的巨大财政赤字。
举个例子？印度就是一个“事后赤字远高于政府预期”的典型例子。
拥有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后，有能力的地方政府也必不可少。正如他文中所引用的话：“对中国而言，问题并非在于官僚体系是否有能力来培育经济增长，而在于是否有恰当的激励来实现它”。
尽管研究的问题与政治经济息息相关，但杨其静是个比较低调的学者，执教十余年，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不多。在刊登出来的报道中，他曾就央企改革、官员晋升等问题表达过自己的看法。
在2015年，他在接受中国网采访时表示，在央企改革中，管理运营应当分家。同时他认为，混改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国有资本是否愿意放弃绝对控股地位——
“在国有资本面前，其他所有资本不可能获得平等的地位，更何况国资委在相关企业中行使国有资本所有权时天然地代表着国家意志。结果，在这些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过程中很难形成真正有效的制衡。鉴于此，这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是希望通过在国企中引入非国有性质的战略投资者来有效缓解公司治理问题，提高公司运营效率。”
对于中国官员的晋升问题，他在2014年于东方早报发表文章，将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秘密概括为“宽松的晋升资格赛”——
宽松的晋升资格赛促使大多数市委书记都必须在任期内努力发展本地经济；与此同时，上级组织，尤其是中央始终掌握着充分的人事安排自由裁量权，从而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并有机会在更大的候选人范围内挑选到“德才兼备”的干部。
在最近的互联网舆论场中，杨其静的名字频频被拎出来与其他学者并列、比较，对他昔日的预测进行夸赞。
我们无意通过这样一篇文章来神圣化杨其静，只是在当前的环境下，杨其静难免被看作一棵“若有若无”的救命稻草。
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