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刘璐、李珊珊。
五年前，空鼻症患者连恩青揣着一把榔头，闯入了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准医生王云杰的头部狠狠砸去，三下之后，榔头断了，随后，他掏出藏在左边衣袖里的尖刀，往医生的背部刺了几刀。
这是当年在中国发生的 7 万起医患纠纷案里的其中一起，因为性质之恶劣和影响之广泛，后来成为中国医患关系的标志性事件和转折点。
五年后，仍有医生感叹 “以为是结束，实际是开始”。
医疗暴力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只是它们都没有中国今天的这种爆发频次和恶劣程度，它是当下社会的各种矛盾——贫富差距、圈层隔阂，以及整个社会戾气的一个投射。
一
2013年的10月25日，温岭市的桂花刚被一场雨水打下。早上7点半，33岁的连恩青从家中出发，搭公交车来到了温岭新车站，然后走路辗转来到了市中心的第一人民医院。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连恩青一直在这所三级乙等医院治疗自己的鼻子，他忍受了10年的鼻塞和流鼻涕，在这里被诊断为鼻炎，一次手术之后，连恩青却觉得自己呼吸困难、头痛、胸痛，一切好像更严重了。
连恩青八点多到医院的时候，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王云杰的诊室已经挤了几个在等待的病人。
连恩青像普通病人一样，走到王云杰身后，没有人注意到他。他的外套内兜里装着一把小榔头，左手袖子里藏着一把尖刀。
一分钟结束，连恩青拿出榔头，往王云杰的头上重重敲去。三下之后，榔头断了，他没有像预想的一样敲准王云杰的太阳穴，王云杰站起来，往外跑，其他病人开始喊起来，连恩青往王云杰追去，在诊室门口，他掏出藏在左边衣袖里的尖刀，他追上王云杰，往他的后背刺了几刀，王云杰逃到了口腔科，摔倒在地，连恩青拿刀对准了王云杰的心脏。口腔科的医生王伟杰跑上来拦住连恩青，也被刺了一刀，王伟杰60岁，还有一个月退休。
他看见王云杰倒在地上。“我想他已经差不多死了。”连恩青后来这么告诉警察，于是他穿上一只掉了的鞋子，把刀背在身后，往一楼去。
很快，王云杰躺在抢救室里，心脏监视器显示一条直线。本来正在参加一个会诊的胸外科医生陈增杰接到电话后跑过来对他进行抢救，他们从前是在医学院的师兄弟，1980年代末，他们怀着大展宏图的心情考进医学院，现在王云杰躺在他的面前，陈增杰很不甘心，他用手术刀划开王云杰的胸膛，肌肉因失血过多而泛白，很快，王云杰被宣布死亡。
这是五年前的一起杀医血案，被称为“温岭杀医案”，是2013年在中国发生的7万起医患纠纷案里的其中一起，被后来的人称为中国医患关系的转折点。
在王云杰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医生们第一次自发组织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医疗界联合起来了。温岭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集中在门诊楼前的广场上，他们高喊着要求“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的牌子，他们守卫在王云杰的遗体旁边，处在压力下太久，一些当时接受采访的医生哭着说“我只想每天活着回家”。
从2010年到2014年，我国医疗机构医患纠纷事件年增幅在64.3%以上，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一位编辑称，“中国的医生正身陷危机”。
2011年9月，北京一个书法家对喉癌的治疗不满，连刺一名医生十七刀。2012年5月，南京的一个女患者因为自己六年前的一场手术持刀攻击了一名年轻的护士。2012年3月，震惊全国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杀医案也让医生们备受惊吓，南京有一名护士被殴打致残，河北的一名医生被割喉，还有一名医生被人用自来水管殴打致死。一位曾被患者用刀插入颈部的医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随时都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在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期间，媒体对于医患纠纷事件的报道，聚焦和话语权也开始转向医生的困境。媒体对于王云杰的描写是“医术精湛”“脾气好”“受病人尊重”“有一个即将高考的女儿”，无论如何，他不应该成为那个受害者。
五年后，当我再到温岭，当年亲历的医生大都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人民医院的周围在进行一场漫长的拆迁，政府的标语写着“征迁为民，建设利民”。
医生们搬到了新的人民医院，新医院远离市中心，新的广场上有音乐喷泉，各处都明亮整洁，医生们搬进了拥有全新设备的诊室，王云杰不在这里，他的同事们依然忙碌，他们要继续接待这个地区最庞大数量的病人。
二
连恩青的死刑在2015年5月25日执行。他死后，一家人丧失了生活的力气。他们一家住在一栋上个世纪90年代修成的楼房里，父亲从前在广西打些零工，母亲无业，妹妹在临近的市区卖鞋。
连恩青的叔叔连德林让我不要去打扰这一家人。每一年，连德林都会在朋友圈转发连恩青在监狱里接受央视采访时的视频。
从在医院治疗开始，作为病人的连恩青，把他身体的部分权利让渡给拥有医疗知识的医生，他接受医疗器械的“物化“，接受医生的“审判”，再等待医生把卫生医疗资源用在他身上。
在一次耗时1小时，花费5000元的鼻中隔矫正手术后，连恩青觉得自己的鼻子并没有好起来，反而更难受了，屡次去请求医生再次治疗，再次诊断的结论是：“鼻腔通畅，不影响通气功能”。医生告诉他没有再治疗的必要，连恩青不接受这个结果，“明明很难受，为什么说没事？”“明明我的鼻子是向右歪的，为什么从左面开刀？”“一定是手术时，我没给红包，所以把我的鼻子开坏了。”
家人都知道他的痛苦。他有段时间无法入睡，妹妹把安眠药碾碎了加在他的饭里，失控的时候，他也殴打母亲和妹妹，本来只是鼻子的问题，却放大到成为连恩青整个生活、整个家庭的问题。
在“正常人”看来，他完全就是陷入自己的逻辑里了，他认为医生都勾结起来，医院黑幕重重，比如医院有时候把他的名字写错，也把他的婚恋状态写错，他也认为医院在他的CT上造假，这些在后来都成为连恩青认为医院“黑幕重重”的证据。他有时候无法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却反复纠结于自己的病情和医院的手段。
这样的一个连恩青，很难让人不充满成见，他看起来像有某种社会功能障碍，上海的一家医院诊断他有“妄想症”，还给他开了药，然而，他“因为看到药盒上说是‘分裂性’，很气愤，说什么也不肯吃”。
连恩青的辩护律师朱圣勇告诉我，连家对王云杰医生抱有歉意——王云杰甚至不是连恩青的主治医生，只是参与了连恩情投诉调解——但也对连恩青在就医过程遭受到的冷遇保有怀疑。
他不断跑医院，不断做CT，做检查，但结果始终不变。他更换名字去台州、杭州、上海的医院检查，结果都一样，连恩青认为医生都联合欺骗他。有一次，连恩青跪在医生面前，流着泪说希望医生能再给他治疗，医生表示无能为力。
连恩青曾经向妹妹抱怨过就医过程的冷漠。但也许这只是是中国式就医的日常。
一位医生曾经在温岭杀医案期间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自己的日常：他每天6:00起床，6:45就要到医院查房，8:00出门诊，一上午看50多名病人，午休后要值班收病人或者写病历、手术，直到晚上8点，才能坐下歇一歇，等待第二天同样的轮回，五一、春节、十一，几十年几乎每天一样。
朱圣勇和连恩青总共见过十几次，在看守所会谈的时候，连恩青会用一个圆珠笔套塞住自己的右鼻孔，让自己舒服一些，大多数时候他都显得很冷静，并不是很在乎辩护结果如何，对坐牢或死刑也表现冷淡，朱圣勇甚至觉得，这个年轻人就是一心求死。
关于连恩青在治疗后出现的并发症，温岭第一人民医院从未给连恩青一个明确的答案，案发之后，一些医生提出了“空鼻症”的可能。
有记者在QQ群里找到了一些空鼻症患者， 90%受访者的回答均是：以前鼻子不好，做了手术，就变成这样了。他们的症状和连恩青类似，咽喉干燥或有异物、鼻塞、头晕、睡眠品质差、胸闷和心情，生不如死。
2011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等医院的耳鼻咽喉科医生发表论文指出：很多时候，空鼻症的症状易被医务人员忽视，因为医生无法清楚解释这种宽阔鼻腔的患者出现这种矛盾的鼻塞的原因，而且CT检查也是正常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手术后的检查里，医生一直认为连恩青的手术没有问题，CT片也显示一切良好，但连恩青的感受不是如此。
朱圣勇在法庭上说：“作为身体健康的人，我们无法去体会和了解被告人因术后带来的胸闷、头痛、失眠等一系列术后反应。”而这些客观存在的反应没有得到医院的答复和解决，每次均以“手术结果良好”予以答复，从而导致了连恩青对医院的猜忌和怀疑。
三
王云杰去世后，老院区的门诊大楼前，数百名来自温岭，乃至整个台州医疗系统的医务人员举着医疗暴力“零容忍”、“拒绝暴力还我尊严”的横幅，进行抗议活动。
面对疾病时，单一的医生与患者个体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但在市场经济时代，从更多的维度来看，医方与患方，如同甲方和乙方，利益诉求上的冲突却时常不可避免。
1979年， 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提出“ 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也意味着中国的医疗事业将要由政府拨款的福利性质向市场经济迈进。
东南大学医学人文系的学者孔繁军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医患纠纷》中提到，从八十年代开始，被推入市场的医疗机构，既有救死扶伤的天职，又有生存压力，医患间利益需求上的冲突就导致了医患纠纷。
1986年10月30日，卫生部和公安部第一次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医院秩序的联合通告》，其中写道，“近几个月来，一些地方连续发生打砸医院，殴打和污辱医护人员的事件，严重干扰了医院的正常秩序……”。这是官方文件中关于医院暴力的最初的记录之一。
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孔繁军认为，是医疗改革直接触及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必然会影响到医患关系。
从1996年到1999年，仅消费者协会接到的医患纠纷投诉量就增长了10倍。
对患者来说，医保制度的改革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费用，增加了个人的生活负担 , 让患者产生了更多看病的焦虑。对医院而言，自主权扩大，生存压力也相应变大，即便政府提高了医疗服务费用，但仍然不能满足这个高压力高风险职业的诉求。
而这期间，医疗机构在当前社会中的多重身份显得格格不入。
“医疗机构又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推人‘市场 ’ 的，由于体制变革的不同步 , 医疗机构不得不以计划经济的身份和体制应对市场化的生存环境”，同时保有事业单位的身份以及救死扶伤的天职，他们很难真正以自由的身份来进行运作。“
“为了生存与发展 , 医院只能依赖于利润较高的药品收人 ; 为了经济利益 , 医生猛开大处方以挣 ’回扣‘ , 多施检查以挣‘提成’” 。
往后，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开始扩大化，变得越来越普遍。
2002年4月，南京某高校队30所医院的调查显示，患方对医方不信任的比例达43.18%，医生认为双方互相信任仅为25.19%。
据暨南大学医学院伤害与预防中心对广州市10所医院4000多名工作人员的调查，医生、 护士遭受过暴 力的比率分别是70.3%和67.6%。
到2007年，首都医科大学针对10个城市5000人做的医患关系调查结果显示，在患方、社会方和政府方的被调查人群中有近1/3的人认为医患关系是“利益对立关系”和“消费者与商家的关系”。
在这一时期，也爆发了一系列恶劣的伤医杀医事件。根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2012年全国发生了11起恶性伤医事件，造成7人死亡，28人受伤。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的不完全统计，2013年全国影响较大的恶性伤医案件共有16起，其中包括温岭杀医案。
长沙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显示，2010 年我国医患纠纷 17243 起；2013 年我国医疗机构医患纠纷事件7万起; 2014 年陡增至 11.5 万起，年均增幅在 64.3% 以上。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一个可见的变化是，医疗费用上涨，每年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分别增长13%和11%， 高于人均收入增幅。北京大学顾昕的研究结论是：在过去20年间，每万人口的卫生总费用和门诊与住院 的人次均费用，分别翻了20倍、15倍和13倍。
在病人直观感受医疗费用上涨的同时，获益的并不是医生群体。
有研究显示，我国55.7%的公立医院医生处于中高度工作付出回报失衡状态，失衡因素来自收入、人身安全、尊重等方面。
如果瞄准国外同行的收入，来衡量自身的职业价值，或许会感到更深刻的迷茫。
在美国，医疗行业是薪酬最高的行业。2010年，最高薪酬前25个职业榜单中前9位全部来自医疗行业。医生平均年薪约为10～20万美元，部分高年资医生的年薪高达80～100万美元，是普通人收入的3～8倍。
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巴西，政府规定公立医院与医生工作合同每周不超过40个小时，其他时间医生可以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私立医院和其他公立医院签订工作合同，多点执业，并取得合法收入。医生收入一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3~4倍以上。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水平仍然偏低。《国际统计年鉴 2016》的最新数据显示：政府医疗支出占 GDP 的比重呈现了缓慢上升趋势，由2000 年的4.6%上升到2016年的5.6%。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5.7%）。从具体国家来看，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占GDP 的比例仅高于孟加拉国（2.8%）、印度（4.7%）、马来西亚（4.2%）、巴基斯坦（2.6%）、菲律宾（4.7%）等少部分发展中国家。
从中国的历史制度和文化衍生出来的，人天然拥有生存的权利、保持身体健康的权利，人类渴望活着、渴望变得更好，医生和老师这一类职业都被赋予了崇高的使命和责任。然而，在当下，生命权在经济体制、行政化体制、科技和人类其他权利的漩涡中受到了挑战，它似乎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医生和病人都很难找准自己的位置，医生的天赋使命和个体回报之间的失衡，病人也很难认识到医疗本身的有限性，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得到一次满意的医疗救治。
四
“零容忍”这个词，随着温岭杀医事件的发生，在官方话语中，成为了医疗暴力的好搭档。然而，仔细想来，这也许只算是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贴的一个补丁式的注脚，而且因为缺乏与之相配的安保细则——多长时间之内，警察到达现场，遇到群体行为时，会否有武警支援控制形势——这个口号的落地，还有很长的路。
零容忍是必须的，而“打不还手，骂不还手”是我们的医学教育和对外界作出的畸形承诺，“在法律层面上有失公平正义”，李惠娟这样对我说。
今年60岁了，李惠娟仍然精力充沛，情绪饱满。她先学医，在医学院任教，后考律师执照，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持证律师中的一员，微博ID上带着前缀“医事律师”。在中国发生过的六大涉医血案中，李惠娟代理了四例，几乎是介入中国医患纠纷最深的一位律师。在李惠娟代理过的被害医生中，知名度最高的，是年轻的医生王浩。
2011年的3月23日，王浩在哈医大一院被杀身亡，4月10日，一个病人在一天之内，在北京的两所医院（北京航天总院和同仁医院）分别刺伤了两名医生。两场血案引爆了舆论。“（王浩案）不是第一例（杀医事件），只是第一个受到了媒体广泛关注的杀医事件。”
在中国医师协会2014年的调查显示，仅有27.14%的中国医务人员未遭遇过暴力事件。中国医疗暴力情况的严重程度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从2012年5月到2013年12月，仅《柳叶刀》（Lancet）杂志就6次刊登了关于中国恶性伤医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在同一份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结果中还包括，2011年是医生们最不希望子女从医的一年，医生不希望子女继续从医的比例接近八成（78.01%），高于2009（62.49%）和2014（64.48%）。
医院被视为了“危险工作场所”，一位医生在给李惠娟的微博留言中提问：因为怕遭遇暴力后家人生活拮据，我想买一份意外伤害保险，但不知道保险公司是否理赔这种情况？
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从医，柳叶刀杂志2013年的一篇文章分析了卫计委2005-2015年的卫生年鉴，发现10年间中国大学培养了470万医学专业毕业生，这期间中国的注册医生仅增加了75.2万人。那篇文章还提到，10年中25~34岁的医生比例从31.3%降至22.6%，而60岁以上的医生比例从2.5%增加至 11.6%。
供给方面，本就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年轻人却越来越不想从医了。而需求方面，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年诊疗数字持续快速增到，到2016年，这个数字是80亿人次，相当于全球的人口。媒体上，今天是伤医事件的报道，明天是医生缺乏的新闻。
“这些（医疗暴力事件），最终的买单者是患者”，李惠娟这样评论。
在哈医大杀医案和温岭杀医案，杀医者处于社会的底层，这并不是孤例。在《中国医院管理》上的一篇论文中，作者分析了2011-2016年我国法院审理判决的医疗暴力案件，发现恶性伤医者大多受教育程度低，经济状况差，无 业、农民、下岗及务工人员占 7 成以上。也就是说，伤医者多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作家六六在微博上也曾提到，“大家都挺弱势的，别穷人之间互扔石头了”。
然而，这又不是一个比惨的问题。一位医疗界人士向我们这样表达：医疗暴力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只是它们都没有中国今天的这种爆发频次和恶劣程度，医疗暴力事件也许是中国当今社会的各种矛盾——贫富差距、圈层隔阂，以及整个社会戾气的一个投射。这也意味着，要彻底解决医疗暴力的难题，仅靠医生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五
与王云杰共事多年的汪文斌，在王云杰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悲痛，他是王云杰的徒弟，从王云杰身上学习治疗的方法，也学习对待病人的态度。
我见到汪文斌的时候，他已经在门诊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在这个新医院明亮干净的诊室外面，虽然注明了“保护患者隐私，实行一对一诊疗”，但等候的患者还是等不及围到汪文斌身边，他是副主任医师，有人专门来挂他的号，他的一整个电脑屏幕都装不下这个上午的患者名单。
两个年轻医生坐在旁边学习，学习汪文斌如何看病，汪文斌在看完几个病人之后会转身抽问他们一些问题，关于某个细节或者某个诊疗判断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长着一张圆圆的脸，神情和蔼，看起来脾气很好，学生显得有些紧张，带着某种忐忑和敬意回答他的问题。就像当年他坐在王云杰旁边一样。
根据卫健委公布的数据，自2013年以来，医疗纠纷数量和涉医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已经呈现了连续5年“双下降”的良好势头，全国医疗纠纷总量累计下降20.1%，涉医案件累计下降41.1%，“医疗执业环境和患者就诊秩序得到了持续有效的改善”。
但在采访中，我们接触到的医生们却大多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改善。在中国医师协会2018年发布的白皮书中提到，仍有62%的医师认为执业环境没有改善，这个数据与三年前（2015年）的调研数据相近。
我本想问问当年的亲历者在刻骨铭心的惨案发生之后，这五年以来他们行医的感受，他们是否仍然为自己的职业骄傲，或者是否有了更深的忧虑。
但他们都拒绝了我的采访，医患关系的问题，在温岭不便也不愿被谈起。
就连连恩青的辩护律师朱圣勇，也极少和作为医生的妻子谈论医患关系的问题，以连恩青事件为标志，医患之间关系确实走向了一种更谨慎和紧张的状态。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的医院大楼干净便捷舒适，却有病人怀疑，“条件这么好的医院，我真的能来看得起病吗？”
在当时连恩青的手术知情同意书上，有一段主刀医生的说明文字：
“医学是一门科学，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领域。另外，患者的个体差异很大，疾病的变化也各不相同，相同的诊治手段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因此，任何手术都有较高的诊疗风险，有些医务人员和现代医学知识无法预见、防范和避免的医疗意外，有些是能够预见但无法完全治疗和防范的并发症。我作为主刀医生保证将以良好的医德医术为患者手术……”
连恩青曾怀着希望地在这段文字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参考文献：
[1] 公立医院薪酬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候建林，王延中
[2]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医患纠纷：背景，现状与对策，孔繁军
[3]医生工作付出—回报失衡现状及影响因素，孙葵，尹文强等
[4] 中国医疗领域中的人力资源危机，顾昕
[5] 中国医患关系社会心态演变的文献研究，曹茹，王锦帆
[6] 医患关系现状分析研究——全国十城市典型调查，吕兆丰等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刘璐、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