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 朱悦（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法律博士J.D.候选人）。
“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这些（机器方面的）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然而，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地方，个别的人把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从而剥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中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量化历史研究绕不开工业革命。一方面，如经济史学家克拉克所言：“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件真正重要的事，那就是工业革命”。革命前后，人类社会整体的生产力与生活水平有着天壤之别；另一方面，或许是出于“以史为鉴”的思路，当代人也喜欢为新技术涌现的时期冠上“工业革命”的称号：比方说，有人将互联网普及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呼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许多思想者由此热切期待社会的又一次“跃进”。
然而，只从社会整体、长时段的角度观察这一变革，结论或许会失之粗疏。如开头恩格斯所言：不是所有人都能从工业革命中收益。经过精密的调研，恩格斯进一步发现：在1830年代前后，作为当时社会的大多数的工人，不仅收入微薄、工作繁重、医疗条件恶劣，还受舆论在道德方面的挞伐。相比之前“平静的田园生活”，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因“革命”得到了改善。尽管社会在长期中确实取得了发展，但正如凯恩斯所言：“长期中，我们都死了”。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工业革命，我们需要切出更精细的“剖面”——这恰恰是量化历史学者近年来热忱投身的领域之一。本文将分三个部分介绍相关方向的成果：首先，部分经济史学者曾断言，英国工人阶层的高工资是工业革命的动因。面临雇佣成本的上升，工厂主在竭尽心力寻找新的动力来源的同时，还投资发展技术。同时，薪酬增加的工人增加消费，也会相应增加对制成品的需求。然而，最近发表的新研究为这一假说打上了一个大问号。
其次，工业革命究竟对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尤其是占据人口主体的工人阶层——带来了什么影响？本文将分两个方面阐释这一点：一是收入的变化。围绕19世纪前期英国工人收入的增幅，学术界的相关争论一直没有停息。不过，从较近的成果看：在这段时期内，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可能相当缓慢；二是物价的变化。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未必为导致各类商品的价格以相同步调下降；恰恰相反，富裕阶层消费的商品，降幅通常会更大。
最后，既然“工业革命”已经成为当代思想家常用的修辞，比较过去与当下、探究以上“精密切面”对今日的启示就显得更加重要。实际上，包括贫富差距增加、劳动所得报酬下降、富裕阶层消费品价格加速下降在内，工业革命前后一系列值得担忧的现象都可在今天找相应的类比。尽管二者间亦存在差异——当代的技术变革，对就业岗位绝对数量的冲击可能没有过去那么大，前述现象在历史上引发的社会后果，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工业革命前夕的工资与技术进步
学术界对“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这一问题提出了多种解释，“高工资假说”一直是其中相当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以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的表述为例：
“旨在减少雇工量的各种新技术、新发明之所以变得日益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动。这就足以推动各类创新和发明的着眼点都对准同一个方向——尽量减少使用那些价格变得越来越贵的生产要素，转而寻求其他可以节省开销的生产方式。”
纺织业是典型的例子。在2009年发表的研究中，经济史学者艾伦估算了16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初期，英国劳动力价格与资本价格的比值变化。这里，劳动力价格自然是织工的平均工资，资本价格则是当时投资工坊的几种常用材料——铁、砖石与软木——的均价的加权。计算结果显示：在1550年前后，英国的这个比值大致是1，和法国几乎相同；然而，到18世纪后期，英国的这个数字飙升到2，法国的这个比值则下降到不足1。
承继希克斯的观点，艾伦指出：劳动力相对资本价格的显著上升，是纺织业众多技术进步的原动力。以珍妮纺纱机为例，通过将纺锭的安装位置由水平变为竖直，织工得以同时旋转多个纺纱轮、加快纺纱进程。在《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一书中，艾伦估算了这一发明对改进纺织业生产率的效果：早期的通用机型一般可以将纺纱效率提高3倍。这一发明在英国大受欢迎：短短十几年间，英国各地已有20000余台珍妮机投入实际生产。
艾伦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一发明只在英国广泛传播呢？珍妮机很贵，每台均价约为70先令；相比之下，老式纱机的单台成本甚至不足1先令。在英国这样工资相比资本价格高企的地区，购置资本显得较为划算：同样是根据艾伦的计算，一台珍妮机的价格，仅仅相当于织工约134天的工资。按照珍妮机平均长达10年的工作寿命，以及当时织工的平均工作时间长短来算，在英国，投资于珍妮机的年化收益率超过30%，回报甚为丰厚。
在其他国家，情况并非如此。仍以英国的老对头法国为例，由于工资相对资本品价格的比值较低，投资新型纺纱机器的激励看起来就要小得多了：同样的珍妮机，在法国相当于工人约311天的工资。借用前面的计算方法，同样是投资这种机器，在法国的年化收益率只有2.5%，还不如投资部分债券或年金。在东方的印度，机器化生产的效益就更低了：由于当地的工资十分低廉，投资珍妮纺纱机在当地的年回报率是-0.5%——投资即亏本。
从这个角度看，工业革命之所以率先发生于英国，原因是工人阶层生活状况的极大改善。当时法国人的牢骚，概括了这一理论的精髓：“英国人很有钱，可以经常吃肉、喝啤酒；穷酸的法国人只能以蔬菜、汤果腹，渴了也只能喝些水。”艾伦的“高工资假说”一经提出，便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近年来的一些新成果，却在同一问题上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在分析织工工资等基础数据时，艾伦的讨论或许不够全面。
在一篇即将刊出的研究中，亨弗里斯和施奈德重新审视了已有的织工数据估计。他们发现：传统的计算结果通常基于当时的报刊、书信等记载，然而，这些资料常常是靠不住的。理由至少有二。首先，这些数字许多都源于假想的场景。在提到织工工资时，当时的许多文章通常是如此开头：“假如一名织工足够勤勉”、“对一个能干的工人来说”……这意味着其中提到的，常常只是织工中最精明强干的那部分才能拿到的数字。这会导致结果高估。
其次，工坊主常常会哭穷。无论织工工资涨落，他们永远都嫌弃用工成本太高。两位经济史学者提到了一个颇有趣味的例子：当时有个服装业老板叫瓦斯尼。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因工资的上涨“大吐苦水”，称自己上一年的利润“腰斩”，从200镑掉到了100镑。然而，由于卷入纠纷，法院的卷宗保留下了他的真实经营记录：他上一年的真实利润不是200镑，而是521镑；今年的真实利润也不是100镑，而是600镑。前述“哭穷”，不可信。
如果只依赖来源相对单一、立场存在偏倚的资料，相关的估计势必要出现误差。为了纠正这一点，二位学者几乎穷竭了目前可得的、反映工业革命前夕织工待遇的几乎所有资料：报刊的记载、商户的账簿、教区的记录、慈善机构的经营账本，等等。结论相当明确：1550-1850年间，英国织工的工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同时，以往的研究大大高估了当时织工的生产率，幅度达到了3倍。考虑这一发现，前面的“高工资假说”看来有些站不住脚了。
纺织业的意义远不止于个例。根据Muldrew的估计：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后期，从事纺织业的人口数目翻了三倍有余。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近70%的贫困女性在这一行业工作；贫困家庭的所有收入中，约有三分之一来自纺织——值得注意的是，同期男性劳动力的工资增幅，远不如纺织业。总之，尽管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准确实很有可能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但这一时代特征本身或许不足以开启革命。这一领域还有待学者的进一步探索。
为何技术进步最终没有惠及大众
工业革命为英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带来了什么？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准确估计并比较革命前后英国人收入的变化。在这一议题上，克拉克2005年发表的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209-2004》——这一标题无疑是对恩格斯的经典的致敬——堪称一座里程碑。为了构造这一长达800年的工资序列，他收集了46000余个有关工资的历史记载。为了平减物价计算真实工资这一指标，他还收集了90000多项商品数据及20000多个房租数据。
对应的估计结果佐证了他自己的观点：工业革命是经济史上唯一重要的事。以1860年时英国工人的平均真实工资作为基准值，记为100。在此之前，工资从来没有高于这一水平：除黑死病后大约为期100年的上升外，真实工资总在50到60间徘徊。具体到工业革命前夕：1760年时，工资水准大约是60；之后的50年间，工资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1810-1860年间，工资开始呈现上升趋势；1860年之后，工资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直线上涨。
根据克拉克的估算，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推进的1770-1860年间，英国工人的真实工资上涨了约82%。相比之前的700年，这是一项非常可观的涨幅。尽管当时的思想家对贫富差距充满了忧虑，克拉克认为：他们是没有预见到美好的未来。在马尔萨斯写作《人口论》和李嘉图写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年代，工人真实工资一直在上升；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充满战斗气息的《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点，正是工人工资开始直线攀升的前夜。
如果这一分析成立，工业革命无疑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相当美好的图景：造就富翁的同时，社会中下层也能从中获利。可惜，在基础数据方面，他可能和前面提到的艾伦犯了相似的疏漏；更有意思的是，指出这一点的恰恰不是别人，正是之前被别人批评的艾伦。2009年时，艾伦发表研究，提出了“恩格斯停滞”这一概念，指出克拉克高估了工业革命为工人阶层带来的益处。在发表之前，这篇研究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副标题：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看法。
问题主要出在商品篮子的选取上。以食品消费为例，克拉克选取了三位学者对当时英国普通家庭的食品开支比例的估计，以三个数字的算术平均作为食品开支在篮子中的权重。然而，克拉克支出：这些估计针对的家庭并不“典型”。比方说，根据其中一位学者的估算，当时英国家庭的食品开销只占总收入的12.5%。然而，他选取的样本家庭，平均收入高达54英镑；相比之下，当时英国社会全体家庭的收入分布，中位数只有10英镑。
这一偏误不是个例，除食物以外，克拉克估算为照明、衣物、啤酒等开销选取的权重都有偏颇。调整这些开支以后，估计结果确实显得比克拉克的要“悲观”许多：1770-1860年间，英国工人的真实工资平均只增长了47%。在技术突飞猛进、富人大批涌现的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人阶层的真实工资增长率几近0%！以这个结果作为参照，《人口论》、《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共产党宣言》等作品的大批涌现，也就显得非常有现实基础了。
社会整体的分配格局如何变化呢？艾伦同样对这一点做了估算：1800-1860年前后，英国的GDP中分配给劳动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从三分之二下降至不足一半；与此同时，资本在报酬中“切走”的比例持续上升，从初始时的不足五分之一上升至一半有余。在《宣言》发表的年代，英国GDP中分配给资本的比例甚至超过了分配给劳动的比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从这个角度看，几代工人阶层从工业革命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另一方面的研究结果放大了这一“悲观结论”：同一时期，尽管许多商品的价格都在下降，但富人消费的产品降幅明显要更大。前述关于真实工资的估计，不能完全反映这一点。根据Hoffman等学者的估计：在当时的英国，糖、白银、仆人、丝织品等主要由富人消费的商品或服务，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仆人工资平均下降了37%，银价直落69%，糖价更是下降了85。相比之下，房租、燃料、肉等基础消费项目，价格许多反而上升了。
为了精确反映这一变化，仿照“真实工资”这一概念，Hoffman等学者计算了当时英国的“真实不平等”指数：选取富裕阶层的消费篮子，再选取普通工人阶层的典型消费篮子，然后计算两套消费方案价格指数的比值。以1500年时的1.5作为基准值，他们发现：之后的300余年间，英国的“真实不平等”指标一直在增加。19世纪上半叶，这一比值跌至最低点，在0.8-0.9之间震荡。不同阶层间的真实生活水平的差距，很可能比前面显示的还大。
总之，仅从家庭收入及消费的角度看，近年的研究更倾向于“悲观”的论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工业革命并没有为占社会大多数的人口带来多少益处。了解这一背景后，我们就不会奇怪这则轶事的广泛流传了：面对因面包供应不足而暴动的群众，法国皇后安托万内特答曰，“那可以让他们吃蛋糕”。技术进步的方向远非中立，“个别的人把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在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世界里，技术引发的反而是悲苦与愤怒。
对历史和当代的比较
工业革命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美好的进展与前所未有的生活体验。革命的好处难以夸大，技术的力量亦超出想象。然而，对工业革命前后的深入剖析，也会瓦解我们许多过分美好的想象：催生变革的可能不是所谓“要素价格失衡”。如果事实确实如此，所谓的“创造性毁灭”，“创造性”的一面所占的比重也就没那么高了；广大工人阶层也几乎没有因为工业革命收益。他们的真实收入几无上升，消费的许多日常商品价格也没有因为革命出现显著下跌。
我们都期待新的“工业革命”能去芜存菁：在利用技术提升日常生活水平的同时，尽量减少经济结构转型对大众的冲击。然而，经济学家近年来的一系列观察，已足以唤起我们的忧虑。比方说，奈曼等两位经济学家发现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现象：自1975年以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1975年前后，劳动大致分走了总产出中65%的部分；到2010年以后，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不足60%了。在部分国家，这一降幅更加剧烈。
前面提到的“真实不平等”的扩大，同样存在于当代世界。在一篇即将刊出的研究中，利用精细的商品消费和价格变动变数据，贾拉维发现不同收入阶层面临的通货膨胀程度有显著差异。收入最高的这部分家庭可以率先享受到技术革新：他们消费的产品价格降幅最大、新品推出的速度也更快。根据贾拉维的估计：相比收入位居社会最后四分之一的家庭，收入在社会前四分之一的家庭，面临的年通货膨胀率足足要低0.9个百分点。
当然，相比历史，这一次技术革新也呈现出不少正面的差异。一方面，根据近年来多项研究的估计，尽管互联网等技术革新确实导致了不同职业数量的相对变化，总体的职业数量却并没有减少——当然，如此的结构变迁，仍然会对部分群体造成“阵痛”；另一方面，由于电脑及智能手机等设备的广泛普及，大部分群众能够直接享受到最新的技术成果——免费的搜索引擎、通讯软件，等等——而这些实惠又未必会体现到现行的统计项目中。
总之，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悲观”立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消极地看待正在进行的第三次、乃至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领域的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最终结论离我们尚且遥远。然而，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占社会多数的群体甚少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这一事实足以警醒我们：如果新的浪潮确实是一场类似的革命，避免社会陷入激烈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将日益成为重要的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 朱悦（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法律博士J.D.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