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最后的夜晚》的至暗时刻
2018-12-30 15:16

《地球最后的夜晚》的至暗时刻

虎嗅注:2018年12月31日,《地球最后的夜晚》就要上映了,导演是那个曾拍出《路边野餐》的毕赣——毕赣靠这部电影拿了2015年的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现在,《地球》的预售票房也已过亿,创下中国文艺片的票房纪录。


道路看似无比平坦。但这篇文章想告诉你的是,在“地球”背后,毕赣与他的剧组曾经历过怎样的绝望时刻——开机第一天就停机;演员档期用尽,汤唯与黄觉相继离组;资金告急,甚至要靠男主角黄觉出面筹集……作者,也就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单佐龙说:“这一年,过的太难。其实,我早就准备好放弃了。”


好在,毕赣还是以最危险的方式完成了这部电影。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荡麦影业(ID:Dangmai_Films),作者:单佐龙,虎嗅获授权发表。


三年前,北京朝阳大悦城的金鼎轩,我们第一次见面。


那顿饭,没有谈太多电影。他抢着买单,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天的他,已经没有钱请朋友吃饭了,但他需要钱做完一部电影。


“我好像遇到了一个‘天才’。”回到住处,我朝最亲近的一个微信群里丢了一条信息。


我与毕赣,就这样认识了。


开局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昨晚的饭局兴奋地给投资人娓娓道来。没过半天,公司决定入资他刚完成初剪的电影,便是日后将要名扬业界的处女作《路边野餐》。


他是个爱请朋友吃饭,其实又根本没几个钱的人,所以偶尔也问上帝借钱。我们带着《路边野餐》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做全球首映,他就带上我天天往赌场跑,我不懂玩,就替他看管护照,手里攥着现金,从那时起,就好像一个管钱的制片人。


颁奖前夜,我们赢下好多瑞士法郎,光顾了当地最贵的牛排馆子。隔天,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国际大奖。


三个月后,毕赣又以最年轻导演的姿势,夺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不到两周,擒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


《路边野餐》还没上映,《地球最后的夜晚》就在一段梗概中徐徐展开。迫不及待地读完毕赣发来的千字大纲,飞天遁地、自由生猛。


2016年7月15日,《路边野餐》公映。创下一个体面的艺术片票房成绩,650万。


这年生日,我收到毕赣送我的礼物——地球仪台灯。他说:“佐龙,这就算是我们地球项目的正式开端了。做这个项目需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才会有自己的节奏。”


一切似乎都撞上了中国电影最对的时间。平时根本不懂社交的我,找到了杭州工作时留下的唯一一条线索——华策影视,透过朋友递交了一份稚嫩的商业计划书。不到一个月,华策决定战略投资毕赣,我们给这家尚未出生的公司取名“荡麦影业”,借自毕赣电影里最为重要的一个地域空间,选址在上海。公司营业执照核发当天,恰逢《路边野餐》国内下映。这更直接意味着,从今天起,一切责任都由“荡麦”自负了。


项目开发过程一片坦途:哪怕身在上海,投资人还是纷至沓来;毕赣有了更稳定的剧本写作环境,时而也去找文学顾问大春哥(张大春)过过招。我们先后去台北找到鸿其(李鸿其)和张姐(张艾嘉)面述最初的故事,去长白山探班觉哥(黄觉)定下“罗紘武”,最后又去香港当面邀约汤汤(汤唯)出演电影里的“万绮雯”,合作一一促成,疏无遗漏。


此刻的“荡麦”就像意气风发的少年。记得有天,一位老朋友来访公司,他正面临转型,问起我来:“佐龙,做这个项目,你们有被人拒绝过吗?”我回忆了半晌,“好像真的从未尝过被拒的滋味。”


开机前一个月,我飞赴戛纳,在那里和欧洲最一流的国际销售公司Wild Bunch签下合约,随后,《银幕》(ScreenDaily)杂志高调发布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即将开机的新闻。


然而,神坛并不为荡麦,更不为毕赣而设。之后遭遇的一切,今天想来,如梦一场,也不禁感激那些即将排山倒海般袭来的“至暗时刻”。


停机


2017年6月15日上午9点,凯里暴雨,开机仪式潦草收场。


下午放晴,美术场景到最后都没达到要求,但是协调好的开机时间已到。平时不甘妥协的毕赣,尝试着硬拍下去,但最终还是过不了自己那关,于是我们决定停机。


我们知道,做出的这个决定,将触发一个多米诺式的灾难系统,影响面广阔而纵深,但没想到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回想起来,作为制片人,预算设计不合理,制片筹备不充分,是最关键的问题。


停机一天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万,两个毫无工业经验的导演和制片,瞬间被击倒……


我近乎狼狈地逃回上海,准备第一时间向投资人阐明战况。深夜见到电影的主投方华策影业的傅斌星总,我磕绊颤巍地讲完情况,她却一直劝我吃小龙虾。我又试着给其他几家投资方电话通报,大家接到我的电话,都觉得我在开玩笑,怎么可能开机第一天就停机呢。


回到剧组,一片肃杀。


为了尽快交出场景,我们不得不从外地调配和从本地招募近百名临时工人,加班加点开工干活,贵州山高路险,又遇上雨季,原材料运输更是难上加难;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导演组成员,被迫集体抵抗着毫无准备的压力,他们每天陪着毕赣改剧本、复景、会议,夜夜无眠;雪上加霜的是,中途我们还调换了一次制片主任。几乎全部制片关联部门,从现场制片到生活制片,再到场务、司机,甚至厨房,走得一个不剩。本就入不敷出的剧组,愈加人心惶惶。


制作预算开始滑向极不可知的方向。和毕赣商量后,我们给投资人们主动表态,先砍光荡麦影业所有承制费,再砍光导演和制片人的全部片酬;又召集导演组开会,把大家本就极低的工资又砍掉一半;很多部门主创也都主动提出停机期间薪资减半。


一切,都看似正在裹入不可逆转的漩涡中……这些状况,也都在一点点占据毕赣的心头,侵蚀着他真正能够用于创作的时间。


有天,我跑去找已经一周没有戏拍的鸿其(饰演“白猫”),小哥见我神情凝重,想用新学的几招,试图帮我镇静。


一条微信跳出来,是毕赣发来的:“我到尽头了。”


我问他:“你在哪里?”没有回我。


告别鸿其,当我出现在导演组办公室,剪辑师亚楠、导演助理孙涛等等,大家异常无助地围坐一旁,空气凝固起来。我跑去推开房门,他熟睡中。


绝望地靠倒在客厅的沙发,我给作为监制的华策影业万娟总打电话,远在北京的她,也只能听我们拼凑着分析战报,挂掉电话,大家陷入了无法决策的深渊。


被吵醒的毕赣走出来,也坐到沙发上。我说:“再这么超下去,荡麦活不过今年了啊,我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全部都在这了。”他突然声嘶力竭起来:“我现在什么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妈的只要拍完这部电影!”我也朝他喊:“那我去借钱,卖公司,好了吧!”我摔门而去。


走在凌晨两三点钟的凯里街头,我开始怀疑,这还是《路边野餐》里的凯里吗?我自责崩溃,又毫无应对之法,我很清楚,他最需要保护的东西,开始遭遇威胁,平日里久不会愤怒的人,今夜,竟也对我咆哮起来。


几天后,打起胆子,又去了一次导演组。一脸起床气的毕赣,正缩在沙发上用iPad看电影。我感到一丝光明,还好,至少他还没倒下。


2017月7月10日,剧组终于艰难地复工了。


我在剧组房间的床头贴着一张“消场表”,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早上起来,可以用笔划掉一场戏。然而这样幸福的时刻,总是极少出现。一度有段时间,不仅没消场,反而很多场还在不断被加回来。


进度永远徘徊不前,确实令人无法忍受。经纪人不得不发飙,“麻烦你回去问问毕赣导演,他到底是在拍他的场景,还是在拍他的演员?!不如我们不演了,你们就拍拍那些景好了。”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经纪人们一一请到剪辑房来看看素材。当我和艺人统筹张文斌,胆战心惊地陪伴“白猫”经纪人蕾姐(张蕾)阅读完这些素材,她久未出声,犹豫而又不得不拥抱起我们,“我终于知道你们这一群人,在这崩溃的一个月里,都拍到了什么。”


拍拍停停,凯里的雨季真正来临,泥石流时常光顾。


8月中旬,我接到了演员方面发出的《敬告信》,被告知时间不多了,我们都不敢去告诉毕赣。原计划9月杀青,然而此时,不仅长镜头迟迟未能进入筹备,连前半部分的戏,都才只拍了一半而已。


创作的压力和现实的崩塌,平行打击着这位众望所归的导演。他和演员们一样,都是连日摸黑出工的疲态,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已经拍不出好东西了,而剧组又像一台巨大的机器,无法停下。


他偷偷告诉剪辑师亚楠,好想立刻买张票一走了之,而另一边的我们,仍然将他看作打不倒的 “天才”少年,一味地认为,大家分头安慰一下吧,安慰好了,他就能拍了。


演员们的既定档期走到了尽头,随着汤汤和觉哥的离组,剧组不得不再次宣布停机。演员们走了,不知道是否还会回来,以及何时才能回来。


长时间的消耗,连我们的主创也快没有时间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又一次摆到了决策小组面前,剧组是原地修整,还是就此解散?一个致命又无解的命题,选择继续,长镜头筹备工作一筹莫展,选择解散,这部电影它真的还能重启吗?


苦笑,决策小组以近似抓阄的方式,鬼使神差般决定继续拍下去。


9月的香港,迎来了八号风球,飞机冲上去都要被打下来。我和万总飞赴香港,求见张姐,希望她能在10月份再给我们几天拍摄长镜头。


在香港半岛酒店大堂,张姐严厉地教训了我俩:“万娟,还有佐龙,不是我不帮你们、不帮毕赣,但请你们记住,地球不是永远围绕你们转的。我把整个9月份挪出来给你们,你们浪费了,今天我不能因为你们,而去挤占我允诺给别人的时间,这是不公正的。”我不敢看张姐,闷头吃东西,万总还在努力地解释着。快结束,张姐开口:“10月份,我只有两场演出之间的4天休息时间。”我们连连点头,我望向万总,泪水已经在她眼眶打转。


已经几夜没睡的我俩,害怕回到剧组,在等待台风退去的片刻安宁里,拖着疲惫的身体,在香港街头乱逛。有些恍惚,前一天还在凯里恐惧地面临无解的决策。我对万总说:“好想狠狠睡一觉,醒来,我们电影就杀青了。”


低头看手机,来自庄姐(张姐的合作伙伴)的消息:“老实说,我其实很不想你们来见她,她身体太累了,但我根本就知道,她最后一定会答应你们的,我希望你们真的保护好她,好吗?”少顷,她又写来:“难得逃来香港就当放空,好好休息。”


10月,第一次长镜头的实拍,由于筹备时间太过匆忙,每一条都失败了。只有最后一条,大家凭着必胜的信念苦撑,算是勉强走了下来。然而“杀青”那一刻,大家都面无表情,没人敢高兴一下,张姐对着我们默默嘀咕:“都拍完了,还一个个都闷闷不乐的。”放弃个人假期又挪开档期的汤汤,在剧组过完了今年的生日。


为了好歹有个交待,我们硬逼着设计做了一款海报,取名“忽然杀青”。


“杀青”宴那夜,大家去KTV唱歌,从来不会唱歌的毕赣,和万总抱头痛哭,借着酒劲的他哭出声来:“你们都看错人了,我不是什么天才,我现在连一部电影都拍不完。”


众人不语,唯有继续。


重启


剧组解散后,谁都不知道,这是临时解散,还是再也没有了。


离开剧组那天,我跑上楼去找剪辑师亚楠,想看看最后拍到的那条长镜头是什么模样,就好像明知道是个畸形儿,你偏要看看它是否依旧动人。


回到上海,我搭地铁跑到外滩,用尽全身力气透了一口气,我快忘了上海是什么样了。我给毕赣发去微信:“所幸,公司还活着。要重拍吗?”他没有回我,我更不敢追问。我只能向他太太打听情况,小云回复我,毕赣回家以后语言表达能力都变得很差,经常一句简单的话都没法说清楚。


执行制片往公司搬回两个大铁箱,我打开,摔出一摞财务报表,数字从0001编到了3080,有点晃神,大概人生花钱最多的一个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回到上海的日子里,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服用舍曲林片,一种用来抵抗抑郁症的常规药物。每到深夜,总要与黑暗和深渊做起无穷无尽的斗争。而我,也并不知道,尚潜伏在凯里的他们,是否安好。


那一段时间,我频繁出现在万总家中,我们把剧组的账目,翻来倒去算了几遍,没有可能了,真的没可能了,除非放弃长镜头的3D转制,但毕赣一定不会答应。


一次次拍摄失败,很难再向演员们开口要时间了。“假杀青”过去一个多月,很怕当面沟通的我,硬着头皮给汤汤经纪人章哥写了封长邮件,起名《荡麦陈情表》,鼓足勇气落笔哭谏,盼望再度凑齐所有演员。


实际情况是,汤汤进了下一个电视剧组,1000多场戏,90%都是她的,整个组600个工作人员,明年9月份之前,不会有任何时间了;觉哥几乎把他2017年整年的时间都托付给了地球剧组,现在也不得不去一个电视剧组上班,经纪人陈思为了帮我们协调时间,一次次近乎“冒犯”地奔走在公司领导和对方剧组之间;更要命的是,摄影指导董劲松和美术指导刘强,也接到下一个电影剧组的通知,需要马上进组。


没有资金、没有演员、没有主创。电影从夏天开机,拍过了秋天,熬来了初冬。


我们跑来北京,直面投资人。结束一天工作的傅总,陪着毕赣商量对策直至天明,她允诺去想办法争取演员能回来,资金上也让毕赣别太担心,先安心筹备。


与此同时,我随身藏着一份60分钟的素材集锦,分头拿去给经纪人们、各家投资方们,一次次地放片、解释、承诺、央求。


正处谷底,我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来自出品方之一太合娱乐,那头说:“钱总特别理解你们所有的困难,我们不仅认可超支,而且还要双倍认缴地球的投资。”接完这个电话,我几乎从床上滚落,激动地通知毕赣;另一个电话来自出品方亭东影业的联合制片人张冠仁,“韩寒说他同样作为一个新导演,特别理解毕赣在拍摄第一部真正意义长片时,面临的压力和处境,我们一定会支持到底的。”


甚至我们电影的男主角黄觉,还自己出面为毕赣寻找资金,他的两位老友张歆艺袁弘夫妇,二话没说,认下了电影的部分投资,很快把投资款一次性打到了剧组账户;黄晓明与经纪人郭亭婷,更是在剧组最困难的时候,将支持我们的现金连夜打到剧组。在两位监制万总和沈总的努力下,又吸引到多家行业公司和基金的进入,希望帮我们共度难关。


筹备间隙,毕赣去台北参加金马新导演论坛。我们知道张姐就在台北,但不敢去见她,傍晚,我忽然接到金马工作人员的电话,那头急促地讲:“佐龙,你快带毕赣过来,张姐在等你们。”


见到张姐,她就问毕赣:“没拍成吧?打算怎么办呢?”停顿了一会,她说:“我1月有时间。”原本已经打算妥协的毕赣回应:“张姐,不然我把剧本改改,你也不要那么辛苦地跑来跑去了。”张姐用惊讶的眼神看着他:“毕赣,怎么连你也开始不坚定了。”这一句话改变了毕赣的状态。


我们透过法国制片人查尔斯,把《野马》(Mustang)的摄影指导David请到贵州,担任第二次长镜头重启的摄影指导;在经纪人陈思的力促下,也硬把觉哥从电视剧组给协调了出来;还剩汤汤了,怎么办,束手无策。如果她从电视剧组离开,整组人都要停工,这个损失,恐怕比我们组还要大更多。


我每隔一天就会进山看看筹备情况。每次进山,都能见到场务组的小胖,他极少言语,不是在守山洞口,就是在守山腰的路障,长镜头一开机,整个山谷都要封死,小胖哥总是服从安排,通宵达旦地值守岗位,听野风呼啸。


到了冬天,贵州最怕遇到冻雨天气,连空气都是凝固的,进山的公路一度无法使用,稍不留神,车子就会栽下山谷;那段时间,又遇到南方暴雪,重新租赁的摄影和灯光器材在运来贵州的路上被大雪给堵住了,严重影响了技术测试的进度。


制片主任黄鱼大叔每天见到我,都追在后面重复地说:“领导,我负责任地建议啊,你和监制们商量下,赶紧叫停吧,现在停,还能节约下点钱来,我们完全没有拍成功的条件啊,现在不停,就再也没有补拍的可能了。”


杀青


毕赣的长镜头剧本终于定稿,剧本扉页赫然写着,“编剧:先驱者10号”。剧本改了,就连厨房帮工的阿姨都被导演组选中,要在长镜头中演唱《墨绿的夜》。


就在我们计划开机前的两天,汤汤的时间终于在经纪人和对方剧组的支持下,被近乎不可能地协调了下来,她进组了!天降奇迹的是,连贵州的天气都返暖整整三度,冻雨天气骤然消失,山河天地都被动容,长镜头拍摄的天气条件具备了!


张姐到达丹寨的当天,连酒店都没进去,就跑到了现场排练。


经过多次排练,我们将整条长镜头的拍摄时间,严格控制到60分钟左右。如若一条失败,需要重启拍摄,算上技术准备、体力恢复和道具复原,至少还需要2个小时,因而从入夜拍至黎明,一天最多只有三条机会,而这三条里,其实只有黎明的那条,才是毕赣内心最最想要的。


毕赣来到演员化妆室,张姐带头表态:“导演,拍啊,今晚我们拍它三条好不好?”毕赣说:“怕你们身体吃不消”,张姐再答:“我没问题,我们来这就是来给你拍戏的。”一旁的汤汤也昂然点头,觉哥更是早就豁出一切了。


倒数第二天的三条拍摄,尽数失败了,是的,全部失败。熟悉的肃杀气氛,立刻萦绕回我们身边,如恶魔缠身。我们只得在四面漏风的露台上,彻夜地等待,祈求神迹出现。


最后一天,汤汤经纪人章哥直接把行李拉到了现场,按照默认的契约,他们将再给我们最后一个通宵的时间,如若再拍不成,我们就必须毫发未损地将汤汤护送回电视剧组,从此再无复拍的机会,借来的时间,到了归还的时刻。


入夜时分,第一条开机,再次失败。绝望。


制片组在漏风的露台上,摆上了一台70寸大电视,大家像看直播一样一条条过素材,寻找每一个问题点,似乎一切都在逼近胜利,但机会就只剩黎明前的一点点了。


在冷风中坐立不安的我们,不知道等了多久多久,终于远方传来“保住一条”的信号,所有人都在放肆地呐喊、欢呼、宣泄,终于,保住一条!我和万总互相拥抱安慰!


最后一条,也是毕赣以及大家心目中,最希望达成的,还剩最后一次机会的,珍贵的黎明条。


三位摄影师在三个地点等待接力,从山洞出来,穿过山路,跟随男主角下索道,绕过台球厅,航拍飞天,降落,此时,多次排练的马匹受到惊吓,失去控制,将苹果洒落一地,而摄影师则平稳应对,记录下上帝的恩赐,接着来到刘老师和黄老师合作创造的烂漫的舞台广场,旋转房子的机关顺利开启,罗紘武与万绮雯在短暂的夜晚拥吻,镜头游移到烟花,再一抬头,天将将亮,完美的黎明条。


执行导演在那高呼,我们杀青了!《地球最后的夜晚》杀青了!


像梦一场,怎敢相信。我看了看手机,记录下心碎的时刻,2018年2月9日清晨7点。


终于杀青的汤汤,却久久不肯离去,她徘徊在罗紘武和万绮雯刚刚度过短暂夜晚的“旋转房间”里,泣不成声。而经纪人章哥,则拖着通宵了几夜的疲惫,爬到制高点,想为剧组记录下此刻永恒的长镜头场景。


在众人的劝慰下,汤汤才搭上车,去往机场搭机返回下一个剧组。临走前,他小声对毕赣讲:“导演,其实,我已经问剧组多请了两天假,假如今天还是没成功的话,我会一直陪你们,直到完成。”


一路欢歌回到剧组驻地,厨房阿姨问我明天几点出工,我说杀青了,都下班吧,阿姨说:“真的吗?我连过年用的食材了都买好啦,我以为就要这样拍下去了。”


制片组用最后仅剩的一点经费,给剧组办了一次“体面”的终极杀青宴。推杯换盏间,我见到平时寡言的场务小胖居然酒醉,他壮起胆子,跑来和毕赣拥抱告别,毕赣就说:“我希望拍下部戏的时候,你还能来帮我们。”


离组那天,恰逢小年夜,我和大家挤在一辆金杯车坐去高铁站,司机师傅开得飞快,大家终于没能在剧组过这个年。同车的场务小哥很是健谈,到站,我问他接下去干嘛,他满怀期待地说,过完年要去一个电视剧组干活,那边比这个组赚钱多了,我又问他哪年的,他说96年的。


道别的时候,他送我进站,随口问起:“哥,那你在剧组是做什么的呀?”我一时语塞,如梦初醒。


戛纳


故事写到这里,看似所有的至暗时刻都被我们一一破解。


3月初,我们一致决定赶戛纳选片。做完这个决定,巨大的压力又被重新导向毕赣,他需要最晚在3月底拿出一个能过关的版本,用于戛纳选片委员会看片。


那段时间,没人敢去问进度怎么样,直到有几天凌晨,我总在睡梦中被循环的音乐惊醒——后来才知那是林强为我们电影所做的配乐——那时我便知道,每夜孤坐客厅的他,开动了……


他总算交上作业,4月1日凌晨,大家挤在一间小影厅里试片,那是我们第一次听见它的心跳,放映结束,猛一转头,我的同事们早已个个泪流满面。


凌晨5点,我揣上刚刚制作完成还带着机器温热的硬盘,踏上了法航班机。接下去的半个月,我独自带着还没有完成配音、也没有3D效果的初剪,在巴黎度过了紧张颠簸的送片时间,苦苦等待一个结果。


傍晚,我走在巴黎老旧的地铁站里,不由地开始飙泪,心想整个团队倾尽所有,命都不要,誓死完成了这部作品,今天我把它送到了可能会最早懂它的地方,我真的不想空手而归,我想给大家一个交待。


出了地铁站,我看到北京给我发来的微信:“佐龙,明天回来吧,去不去戛纳,不重要。”


第二天,2018年4月12日巴黎时间11点,戛纳新闻发布会,电影节总监福茂宣布《地球最后的夜晚》入选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使命完成,返身回国。


决定接受“电影节之王”的邀约,并非易事,这将是一个承诺。我们需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一个最佳的剪辑版本,还要完成一系列庞杂的技术工作……


毕赣和一众后期制作主创,几乎整整三周不眠不休,接力工作。


5月8日戛纳开幕当天,我们还没交上片。毕赣还要和我们一起去和投资方开宣发会,车上,我抱怨赶不上戛纳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他把累积了太久的愤怒宣泄而出:“烦烦烦,你有什么好烦的,我现在连电影都剪不出来!你还想怎么样!”


我忍住同样的愤懑,看向窗外,手机提醒收到新邮件,焦虑地顺手点开:“他妈的戛纳都要骂娘了!请你们立刻马上完成这部电影,安全护送到戛纳!” 法国合作方把我臭骂了一顿。


如果我们赶不上,这将是一次严重的事故,而我更清楚的是,过不了他自己这一关,电影是万万送不出去的。所有人的命运,他变成了唯一的解铃人。


后期工作走到最后第二步,大家已经精疲力竭。毕赣和调色师唐强在工作棚里剧烈地争执起来,他希望唐强能休息一会继续工作,不要无效劳动,唐强暴怒,“我哪还有时间休息!我再休息,你们就都别想带拷贝去戛纳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要去什么的他妈的戛纳,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质量来!”熟悉的咆哮声再起。


为了将随时有可能输出完成的拷贝以最快速度送至戛纳,我们缜密地制定了一个代号为“葫芦娃”的方案,每隔两到三个小时左右,将一名工作人员送上去往法国的飞机,把所有人的出行时间平均分布到最后的两天时间内。


5月12日傍晚,第一颗放映拷贝送达戛纳,正要送往电影节的路上,我却被通知,这颗拷贝制作失误,无法使用。终极崩溃。


5月14日下午2点,毕赣终于自己带着重新输出的第二颗拷贝,昏昏沉沉地抵达尼斯机场;5月15日凌晨2点,大家前往德彪西厅进行技术测试,QC通过。


上午11点,《地球最后的夜晚》在戛纳举行媒体场首映。放映结束,我回到公寓房间,看到孙涛正在吃力地用谷歌翻译拼命地刷着推特,忽然,他疯了似的呐喊起来:“炸了!炸了!地球炸了!牛逼,龙总,你看,他们说我们导演牛逼!”


下午3点,毕赣和他的演员们,一一踏上戛纳红毯,《地球最后的夜晚》举行全球首映。


回到北京,我单独约他出来吃了一顿饭。


我看到他因为压力而爬满整脸的毛囊炎,还有几周没有处理的头发,他好像彻底变了一个人,一个已然被掏空的毕赣。


我第一次见他如此严肃地对我讲话:“佐龙,你知道吗?从头到尾,如果连我都不再决绝了,还有理由让你们和我一起站到最后吗?”顷刻间,我为我所有的懦弱和徘徊,找到了最终的解释。当下的我们,就好像刚认识那会,他继续讲着,我仍然听着。


这一年,过的太难。其实,我早就准备好放弃了。好在,他还是以最危险的方式完成了这部电影。


明天,它就要上映了,这篇回忆,寄给这三年。


单佐龙写于2018年12月30日


这是《地球最后的夜晚》最后一条长镜头的杀青合影,摄于2018年2月9日凌晨7点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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