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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造鞋往事

晋江造鞋往事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市界(ID:ishijie2018),作者:秦海清,编辑: 王思远


1979年,晋江市洋埭村村民林土秋在香港打拼多年的的哥哥回乡探亲,看到家中破败,对林土秋说:“不要埋头种田,办厂。”

 

哥哥回到香港后,寄回了8万元巨款。

   

担心钱不够,林土秋找一些亲戚、邻居凑钱,用“认股”的方式,一股2000元,凑了14个股东。加上哥哥寄来的钱,林土秋以10.8万元开始了创业。

 

见皮鞋非常好卖,林土秋用这些钱办鞋厂,买来几台缝纫机,就在自己破旧的石头房子里,创办了陈埭镇第一家股份制乡镇企业——洋埭鞋帽厂。林土秋的皮鞋很快卖出去了,头一年就赚了8万块。

 

到了1983年,运动鞋已成为市场抢手货,林土秋顺势而为,晋江第一双运动鞋就诞生在林土秋的鞋帽厂里,一传十,十传百,洋埭村就这样走进了新时代。

 

林土秋没有想到,多年后,它的工厂会成为“中国鞋都”的原点。

 

林土秋退休后,儿子林和杰继承了事业,洋埭鞋帽厂改名“鳄莱特”。2008年,鳄莱特在新加坡上市。此后,洋埭村还陆续诞生了两家上市公司——新加坡上市的野力体育和香港上市的飞克国际。

 

尽管这三家上市公司倒闭的倒闭,除牌的除牌,消失在人们的视野,晋江鞋业却如星星之火,燎遍晋江。今天,安踏、特步、361度,这些全新品牌承接了洋埭村衣钵,成长为“中国鞋都”的新势力。

 

鳄莱特、野力、飞克,均起于“家庭联产、手工作坊”,也就是“晋江模式”的雏形,即便是现在,洋埭村村的民房中,仍有一双双手在缝纫机上忙碌着。这里不仅为全国贡献了一个“晋江经验”,也在中国资本版图留下晋江身影。

 

胆大的晋江人

 

谢先生十几年前来到晋江,他反复强调,安踏的老总叫“丁志忠”,不叫“丁世忠”。“晋江人都知道”。

 

安踏博物馆讲解员告诉市界,丁总的证件名是“丁世忠”无疑,但在闽南话中,“世”与“志”听起来一样,时间长了,晋江人更愿意叫他“丁志忠”。

 

初到晋江时,谢先生在一家五金店上班,“我们老板跟丁志忠很熟,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还跟我们讲他怎么创业。”丁世忠的故事概括起来大概有几件事——17岁,只身到北京卖鞋,此后回乡创办安踏,再后来,开启了明星代言的先河,如今,安踏成为晋江乃至国内最大国产体育品牌。

 

然而,鲜有人知道安踏的前身是一家叫做“求质”的鞋企,甚至一些安踏资深员工也不了解。

 

安踏体育专卖店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吴华明调到晋江印刷厂做制版设计,他记得曾给陈埭镇一家鞋企做过鞋盒包装,鞋盒上印着“求质”两个字,这家鞋企的老板叫丁和木,也就是丁世忠的父亲。

 

洋埭鞋帽厂做起来后,整个陈埭镇闻风皆动,其中包括岸兜村的丁和木父子。1985年,丁氏创办“求质鞋业有限公司”,其实就是几家几户合办的制鞋作坊,主要生产销售“求质”牌鞋子,该公司已于2004年4月经核准注销。

 

1987年,刚刚初中毕业的丁世忠无心继续学业,想要闯荡北京,丁和木反对,认为家里的鞋厂刚做起来,正需要人手,为何出去冒险?丁世忠反驳,每天都有外地人来买东西,几乎什么都能卖掉,为什么不主动拿出去销售?

 

丁和木松口了,并资助儿子1万块钱和600双鞋子。带着这些资本,丁世忠开启了北漂生涯。在北京卖鞋时,丁世忠发现质量差不多的鞋子,品牌鞋的价格高出自家鞋子数倍。正是在这个时期,丁世忠萌生了自创品牌的想法。

 

1991年,丁世忠带着赚到的20万回到晋江,与家族商议后,正式创办“安踏”,这是安踏官方正史中的第一件大事。

 

安踏成为中国乒超联赛指定合作伙伴 


第二件大事是8年后,安踏重金邀请孔令辉做品牌形象代言人,并在央视等各大电视台投放广告。这也是丁世忠的主意,丁和木还是因为风险而反对,后来的效果毋庸赘言。此后,晋江鞋企纷纷效仿安踏,CCTV-5一度被称为“晋江频道”。

 

无论是北漂卖鞋,还是请明星代言,丁世忠透露出典型的晋江人性格——敢于冒险。“爱拼才会赢”是晋江经验的精神内核,或因如此,晋江成为了今天的晋江。

 

逼出来的老板

 

“其实,晋江人的性格是被逼出来的”,当地历史学者粘良图说。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中原战火纷飞,百姓为避之而不得已举家南下,迁至南蛮之地,大多沿河而居。发源于福建省中南部戴云山脉的晋江本无名,晋人南迁至此,为怀念故土,遂命之为“晋江”。

 

从有晋江之名到改革开放前,长达1700年的晋江历史如果用一个字概括的话,就是——穷。

 

改革开放40年后的2018年,晋江市名列全国百强县第四位,连续领跑福建县域经济25年,预计2018年生产总值2221亿元。据市界不完全统计,晋江市有超过50家公司在11个国家和地区上市。

 

一位1976年调到晋江地质局下属勘探队的老人对市界说,晋江地区从来都是人多地少,而且地质条件恶劣,因海水浸渍,土壤盐碱化严重,只能种种地瓜,养活一家人都难。迫于生计,大量晋江人不得不弃农从商。

 

晋江市地图


与其说晋江人都想当老板,不如说晋江人不得不当老板。

 

历史上的晋江也是如此。宋代有诗曰,“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出海成为晋江人的出路。

 

“出海很辛苦,风险很大,有可能一去无回,但利润可观。”粘良图对市界说。

 

冬季是出海的时节,晋江人随着季风飘向东南亚一带,船里载着当地的土特产,如铁锅、陶器等。等到来年夏季风盛行时,晋江人带回的是日常用品、香料、玳瑁、珍玩等本地不产之物。如此交易,运气好的话,跑一趟够吃一辈子;运气不好的话,流落异土,甚至葬身大海。

 

“所以,晋江人的性格中有海洋性,敢拼”,粘良图说,“有一年我去特步访问,他们的老总讲到安踏请明星做广告的事情,特步也想做,但是代价太高了,几百万啊,公司一年的利润都没这么多。”

 

后来,谢霆锋在CCTV-5广而告之——特步,非一般的感觉。“这是一种赌,一种胆略。闽南俗语有言 ‘敢拿来吃’,企业家需要这种精神”,粘良图认为。

 

特步广告


出海赋予晋江人的性格,更为晋江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出海之后,有晋江人因风浪、生病等原因不得不滞留当地,也有人在见过更大的世界后,不愿回到故乡,总之,他们成为后来的晋江华侨。

 

清末民初是华侨最多的时候。鸦片战争爆发后,外来商品沿海倾销,本土商品经济发展空间萎缩殆尽,大量晋江人出海不归、异乡生根。因种种历史因素,异乡人及其后裔念旧心切,却难归故土。他们寄往中国的信叫“侨信”,闽南语称之为“侨批”。有时,信中会夹带一笔钱。这笔钱,就是晋江“侨汇”最初的形式。

 

改革开放后,侨汇是晋江民营起步的重要资金来源。

 

曾在晋江工商银行工作的吴维萍老人向市界介绍,80年代之前,银行存款不多,来银行办业务的客户也很少。80年代之后,私人汇款、企业汇款的业务量爆发式增长,“营业大厅挤满了人,时不时就来看一下汇款到账了没有。没有钱办不了厂啊!”

 

不断洗牌、淘汰

 

晋江今天光鲜,是在不断的痛苦的洗牌、出局中完成蜕变。

 

林和杰回忆,1980年到1986年,洋埭村的家庭作坊式工厂特别多,“90年代后更多,洋埭大概有1000户人家,厂子就有四五百家。”

 

靠着侨汇和“三来一补”,近乎家家办厂的洋埭村一下子富裕起来,大多都达到了小康水平甚至更高,农民变成了企业家,洋埭村一天一个模样。

 

1990到2000年是洋埭最辉煌的时候,然而好景不长,利润开始向当地一些相对较大的工厂集中,比如丁世忠的安踏、丁水波的特步、丁伍号的361度、丁明亮的德尔惠、丁国维的乔丹等,其余大量中小企业难以为继、纷纷倒闭。晋江鞋企第一次经历洗牌。

 

361°店铺


“丁”是陈埭镇大姓,据陈埭《丁氏谱牒》记载,其始祖是宋元年间来泉州贸易的商人。与福建很多地区一样,家族是企业这棵大树的根,无论是做食品、开医院。

 

陈埭镇的黄先生90年代办过鞋厂,运作了几年,倒闭了,又筹资重开,再倒闭。老板梦破碎后,黄先生不做生意了,他的儿子也没做生意,在建筑工地上班。

 

“开始的时候赚过钱,后来就不行了,怎么着都不行。也不后悔,晋江人都不怕输的”,黄先生说。

 

晋江鞋企的第二次洗牌是在上市潮之后。2007-2012年间,包括鞋企在内,晋江至少有35家公司上市,除了港交所、深交所和上证所,有不少公司选择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英国、德国等比较偏门的交易所上市。

 

晋江企业界普遍默认,大企业首选A股、H股,只有弱企才到海外上市。

 

“不少中小企业倒下后,然后有人把脑筋动到了上市。花几百万包装自己去海外上市,一旦成功就能圈回一大笔回报。这种飞来横财就真被我们村里一家濒临破产的鞋厂给逮到了,成了地方上第一家海外上市的鞋企,也确实圈回了大笔财富。”

 

当地居民林胖子(有点不敬啊)说,“这个模式就不断的模仿,甚至政府都出面支持企业走出去。一时间,上市鞋企林立,看着似乎颓颓将倒的行业进入了第二春。”

 

林胖子家也开过鞋厂,规模算中等,“晋江鞋业一路的风风雨雨我多少有些了解。”

 

晋江政府制定过鼓励企业上市的措施。晋江市2012年年鉴中明确提到,“为引导企业规范经验,鼓励企业上市融资,政府设立企业上市专项资金,在企业股份制改造到上市期间,分3次给予350万元的资金补助。上市3年内,政府按新增所得税本级留成20%—40%的额度基于奖励。”

 

“第二春”是假象,2011开始,晋江鞋企遭遇上市急剧扩张后的滞销困境。就连“带头大哥”感受到危机。“今年整个快消品市场都面临巨大挑战,以渠道拓展去争取销量的时代已经渐渐终结,如何提升品牌、管理提升、渠道健康成了现如今应思考的问题”,丁世忠曾断言,“2012年将是行业的分水岭。”

 

在2012年和2013年业绩的下挫后,安踏在2017年营收167亿,净利润31亿。其股价从2012年最低的3元港币/股上涨到了最新的35元港币/股。

 

安踏的强势反弹只是个案,正如丁世忠所言,2012年后,晋江体育品牌只剩下两个——安踏和其他。2011年,鸿星尔克停牌;2016年,匹克退市;2017年末,德尔惠多处资产挂牌抵押拍卖,剩下的知名体育品牌中361度、贵人鸟和特步,三者2017年营收总和比安踏还少30亿元。

 

晋江再出发

 

近几年,产业转移的趋势愈发明显。服装、鞋帽行业不断上演“孔雀东南飞”。

 

曾经的晋江鞋业,现在面临着新一轮痛苦转型。有意思的是,时势逼迫低端制造业退出之际,新的力量也在生长、集聚。

 

洋埭村有很多工厂关门了,这给林和杰造成困扰——失业人口激增。“现在洋埭村70%以上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外来人口的租金”,林和杰说。

 

高峰时期洋埭村有外来人口7万多,现在登记在册的有32000人,而洋埭本土村民只有2100多户。本地人不办厂了,租给了外地人。早年间办厂赚的钱盖的民用楼房,现在也租给外地人,这些楼房很少有低于5层的。楼盖得虽然高,奇怪的是,相当数量的楼房外部墙体不贴瓷砖、也不粉刷,看上去像半成品。


洋埭村街边

 

“都没钱装修了”,林和杰解释说。

 

按照林和杰的规划,第三产业是洋埭村今后的发展方向,第一步就是完善洋埭村的基础设施。现在,洋埭村委会一年有五六百万元的固定收入,加上上级政府补贴六七百万元,不过,这点钱还不够够施展林和杰的规划。

 

林和杰觉得,当村支书比种地还要辛苦。相比之下,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支部书记洪水平更从容一些。

 

围头村偏居晋江南部沿海,距市区较远,因辐射作用有限,晋江内陆发展如火如荼之际,围头仍然是一座安静的渔村。如今,围头村却开始风生水起。

 

1958年“八二三炮战”,围头村是“重灾区”,战后统计,有5万余发炮弹落在围头。尽管战火平息,但作为海防重地,围头一直无法享受发展红利。

 

2006年,洪水平当选围头村村主任后。制定了一个中长期发展规划,用20年把围头建成“海峡第一村”。洪水平治下的围头,2017年收入3.7亿元,其中鲍鱼养殖收入2.5亿元,其余来自旅游业。


“2017年前来围头的旅游人次达到150万,2018年增长至180万左右,包括战地文化、台海文化、海洋旅游的旅游业会越来越成为围头经济发展增长点”,洪水平介绍称。

 

金沙湾

 

站在围头金沙湾海边,遥望围头港,似乎能看到晋江从前的样子,反观围头,其崛起之路又是非典型的“晋江模式”。

 

穷则变,富了也得变。对于晋江人来说,似乎停下太难。未来转型,还会再出一个晋江模式么?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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