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不获，中年人最怕

何谓中年？

对大多数人而言，四十岁或许可以作为中年的最大公约数。

四十岁的我们，自认为人生经验不少，但屡屡被健身房、美容院、购物节收割；我们不想随大流，却在消费迷宫里一次次“陷”入潮流；我们渴望开明，却在升学率的挤压中变得内心逼仄。

我们对青春逝去怀有不甘，对功成名就仍有向往，对家庭琐事感到疲惫。我们温饱不愁，但大部分收入来自朝九晚五的付出——踮起脚尖，却跨不过霓虹灯与月亮的距离。

本该“四十不惑”，我们却在日咖夜酒、清醒与微醺的交替中，细数着自己究竟收获了什么。中年本该是人生的黄金阶段，却因我们内心的忧虑和自我怀疑而蒙上了阴影。

当年轻人用“多巴胺穿搭”“小城市旅行”逃离内耗、彰显自我，越过山丘的我们，同样可以学着自我疏通。毕竟岁月和生活的双重镂刻也是馈赠，让我们的内心不停改变。“沧海桑田，有的地方已经变硬了，有的地方却柔软了。”（汪国真《仓促地到了中年》）

当我们抖落一身的庸常标签，或许会在某一个瞬间收获抵达彼岸的豁然。人到中年的种种心结，不过是来自我们想要过得更好，并且相信，我们能够过得更好。

所以，在下一次问自己“就这样吗”时，不如说一句“就这样吧”。“到了中年，生命已经流过了青春湍急的峡谷，来到了相对开阔之地……”

四十不“获”，是为了获得更多。用“舍”来“得”，何尝不是一种中年智慧。

“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春晚小品《说事儿》里，宋丹丹的这句提问，随着电视信号传往千家万户，无数中国人第一次在笑声中记住了“抑郁”这个词。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你抑郁了”甚至有些新奇陌生的幽默感。

在小品里，“睡不着”是抑郁的最主要表现，赵本山扮演的农民大叔黑土，给出的治疗手段是掏出二人转手绢：“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这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应用抑郁的方法。“高兴点”“想开点”的宽慰随处可见，朴实又善良，却很难安慰到真正的抑郁者。

所幸的是，抑郁以及更多心理疾病，至少正在被越来越多人严肃看待。有机构编写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受调查国人中仅有36%认为自己心理健康良好。

正视疾病，而非讳疾忌医，可以视作一种进步。不过，仔细观察这场关乎心病的潮流，时代焦虑，很多时候化作心理疾病的先兆。而夹在中间的中年们，似乎是那群压力最大的人。

被“中年”后，心病成疾

何谓中年？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但依旧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它当然是一个年龄概念，但没有那么明确的标线。有人天命之年尚觉年轻，有年轻人刚过而立就自称步入中年。通常而言，四十可以作为中年的最大公约数。

四十岁首先是一个节点，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无数种标签的大合集。

是飞机上隔开公务舱和经济舱的帘子，半遮半露，看不着，听得见，是永远有更体面的状态在不远处招手。

是在跟风式的放松或者放松的跟风中“躺平”，扛着帐篷、鱼竿、茶炉、登山杖来到特定地点，总能与同好们相见，“与众不同”是遥远的青春记忆。

是一种不上不下的姿态，房车齐全，温饱不愁，但大部分收入仍来自朝九晚五的付出。踮起脚尖，跨不过霓虹灯与月亮的距离；日咖夜酒，清醒与微醺交替，也难消化这种纠结。

年轻人往往不喜欢“四十岁”，但“四十岁”是平等的，它总能带着时间的力量和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平等地淹没每一个人。“五四”时期的学者钱玄同，曾发表“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这样的激进言论，用来抨击中年人的固执和专制。1932年，钱玄同四十五岁，已经五十一岁的鲁迅写了一首小诗揶揄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但这种平等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关怀，“中年”一直是个热词，但越来越不像个好词，它更多时候成了年轻人自嘲的概念：“我真中年了，你也中年了，你全家都中年！”但真正的中年，往往在线上线下保持沉默。

他们不是没话说，相反，他们有着一腔委屈：中年不好当。他们自认人生经验不少，但屡屡被健身房、美容院、购物节收割；他们不想随大流，却在消费迷宫里一次次陷入潮流，防不胜防；他们渴望开明，却在家长群、补习班、升学率的挤压中内心越发逼仄，变成面目可憎的父母。

作为中坚的中年，迈入中产，上有老下有小，财富积累不易，贬值却转眼而至。时代变化匆匆，难免心事重重。

哪怕没有以上这些具体的烦恼，仅仅是衣食无忧之后的空虚和内耗，也足以郁结成疾，化为心病。

“丁香医生”发布的《2022国民健康洞察报告》中，情绪和身材、皮肤问题一起，成为受访中国人健康困扰的top 3。而“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的人，担心有各种心理问题的比例也更高”的结论，更让无数“伪中年”“准中年”“疲惫中年”男默女泪。

“裴云锦”们，在焦虑什么？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忧郁症》的小说，是20世纪少有的直面心理疾病的文学作品。

故事的背景龚家，是一个被中年人支撑的中产之家。

尽管龚家的主人龚星北“年轻时花天酒地，把家产几乎挥霍殆尽”，但龚家“在本县算是中上等人家，有几片田产，日子原是过得很宽裕的”。

儿媳裴云锦出生在另一个更加落魄的中产家庭，她作为长女，在女子师范毕业后，没有出去做事，全力“支撑裴家这个家”。父亲赋闲在家一年，全家只靠一点可怜的积蓄维持。但即便如此，亲友家有红白事，裴家还总要准备“贺仪”“奠仪”——礼数周全，这是中年人的仪式感。

裴云锦嫁入龚家，没有过一天的舒心日子，生活的烦恼接踵而至：娘家有两个弟弟，都在读初中，后续的学业需要一笔钱。“裴家的值一点钱的古董字画，都已经变卖得差不多了”，弟弟们的学费让大姐裴云锦发愁。

而其嫁入的龚家也“只剩下个空架子”，里子空了，架子却不倒。每餐饭要见点荤腥，裴云锦的公公每天还要喝四两酒，“得时常给他炒一盘腰花，或一盘鳝鱼”；丈夫的弟弟在上海读私立中学，生活讲派头，要穿毛料的制服和单底尖头皮鞋；丈夫的妹妹也与裴云锦关系不好，她怀疑嫂子“贴娘家”——拿龚家的钱补贴裴家。

三年的婚姻，就在这样的捉襟见肘中流过，裴云锦没有生育，更觉得对不起夫家。作者汪曾祺如此描写这个可怜的女子：“又要照顾一个穷困的娘家，又要维持一个没落的婆家，两副担子压在肩膀上，裴云锦那么单薄的身子，怎么承受得住？”

不知何时起，裴云锦患上了忧郁症，当时的人们大多还不知道这个名目，只说她“疯了”：“一天不说话，只是搬了一张椅子坐在房门口，木然地看着檐前的日影或雨滴。”

裴云锦的结局，是上吊自尽。在小说的结尾，汪曾祺安排公公龚星北在葬礼过后，用笛子吹了一首曲子，曲名意味深长——《庄周梦》。

小说所处的时代距今很远，但“裴云锦”们作为“准中年”的一员，焦虑的来源与今天别无二致：从原生家庭到婚姻关系，从教育压力到随礼人情，从消费降级到生育问题。

很难说无法上升和不幸跌落这两件事，哪一件带给中年人的焦虑更大。

汪曾祺笔下，频频出现世家败落的主题。阶层衰微之后，贫困扑面而来，原有的生活方式凋零扭曲。情绪由失落向绝望转变的过程，穿越不同的年代，带着平等的冲击力。

裴云锦的病，自始至终没有明确，甚至无法将她最后的选择与其心中的紧绷明确挂钩。心理疾病确诊，当然是一个复杂又严谨的过程，我们无法断言，对于某个个体，社会性焦虑就是疾病的源头。但广泛的世俗焦虑，确实催生了广泛的心理压力。

“上班和还房贷，哪个更可怕？”总是有网友抛出这样的问题，但评论区往往无人解答。

中年的心病突围

面对心理疾病的包围，中年们尝试突围。

最浅表的体现，是越来越多的大众情绪，指向“自我开导”。近两年的流行词汇中，“松弛感”让人印象深刻。它源自网友分享的一次经历——坐飞机时目睹一家人的行李在旅行中被退回，但大家一致保持了情绪稳定，不焦躁，不指责，不让意外破坏好心情。这种松松垮垮的心态，迅速成为全网追求的目标。

此外，“多巴胺穿搭”、“去班味儿”刷屏、小城市旅行等趋势，在作为“中年预备役”的年轻人中流行，无不体现一种“自我重回视线中央”的趋势。相比于无足轻重的阶层年龄标签和他人可有可无的评头论足，自我的舒展和愉悦变得举足轻重。

说白了，人们开始学着放下包袱，取悦自己。

更进一步，越来越多人尝试去看心理医生——先不管有病没病，找心理医生聊聊。这成了一项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这项活动还从线下发展到线上，互联网医院线上诊疗取得进展，心理咨询变成最适宜线上医疗的项目之一。面对屏幕，人们似乎更容易敞开心扉。各类平台上，咨询套餐层出不穷，最便宜的能做到“10块钱聊半小时”。

不过，精神科本就面临鉴别诊断复杂、标准不完全统一、治疗方案的权威共识短缺等问题，这无一不要求心理行业进一步规范化。一些咨询后加重病情的案例，也提醒人们仔细甄别医生和机构的资质，避免二次伤害。

所谓病急乱投医，还有不少人渴望通过灵修、冥想、辟谷等各式法门，寻找内心的解脱。据全球健康研究所预测，全球疗愈经济将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到2025年，疗愈经济的市场规模将达到7万亿美元。飞速扩张中的行业难免泥沙俱下、乱象丛生。

有媒体曾暗访揭秘“心灵成长培训班”骗局——万元以上的价格套牢中产，课程内涵却格外空洞，“导师”“能量”“宇宙”“奇迹”等词语满天飞，不仅费钱，更容易害人。

说到底，瞄准心理薄弱群体，以旁门左道发心理财，本就是一门不太光彩的生意，有乘人之危的嫌疑。渴望在心病中突围的中年们，偏偏是被“围猎”的主要目标。

直面心病，不丢人

有统计显示，过去三年，心理健康风险已经上升为全球十大风险之一。更确切的数字是：我国14亿人口中，预计有1.9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或心理障碍，需要专业人员干预；有超过9000万名中国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18～24岁年龄段的“预备中产”们，抑郁风险检出率接近四分之一。

当然，我们也可以切换一个稍微乐观的角度来审视这些数据：越来越多的“心病”出现，也许恰恰是认知提高、诊疗完备的结果。

数据显示，2020年年底，全国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5万余人。到2021年年底，我国精神科医生已达6.4万人。2022年，全国有公立精神卫生医疗服务机构近6000家，相较十年前增长了2倍。数据之外，更多人选择直面、选择表达、选择治疗干预，心理疾病羞耻被逐渐放下。

“咱们是自己跟自己特矛盾的，大家没事写点东西，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治疗。”王朔如是说。写点什么、说点什么、做点什么成为越发普遍的选择，专业治疗体系的完善和个体精神的丰盈相辅相成，培养起我们面对生活的坚强神经。

作家李兰妮在《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里，仔细剖析疾病到来时的心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精神、命运的分水岭。当我们成为抑郁病人，或将要成为抑郁病人时，必须安静下来，仔细梳理自己的精神脉络：到底哪个段落出了毛病？究竟哪个区域有暗伤？阻塞是什么？裂痕有多深？”

学者李欧梵的妻子、作家李子玉作为抑郁症患者，写过一本《忧郁病，就是这样》，平和地描述疾病：“我了解，忧郁病这伴儿，它乐意跟世上每一个人结伴。有人说，一生当中，总会有两三回和这病相遇，只是程度有深有浅，日子或长或短。”

既然心结源自生活的千百种症结，那么心病自然也不只有一种解法。

而在当代中国人真正经历泅渡心海的坦然，收获抵达彼岸的豁然之后，抖落一身的庸常标签，中年与否，反倒再也不那么重要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