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腔年代走出来的人
2024-04-21 16:54

从翻译腔年代走出来的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ID:EsquireStudio),作者:淡豹,原文标题:《八纬路28号院|淡豹》,题图来自:视觉中国(图片与本文人物无关)

文章摘要
本文讲述了一个在翻译腔年代走出来的人的故事,通过描述小说家理查德·耶茨和他笔下人物的生活细节展现了人物的复杂内心世界和情感表达。

• 💄 文笔细腻,展现了角色的内心世界

• 🚲 描绘了人物的细节生活,展现了人物的个性特征

• 🏡 叙述了人物在不同年代经历的变化和生活状态,引发读者对生活意义的思考

小说家理查德·耶茨很关心口红。有一篇小说的开头,他写一个小男孩看着精疲力竭、又对生活还怀有希望的母亲,“口红每次都涂到嘴巴外面去”。


在后面改编成了电影的《革命之路》中,男主人公弗兰克见到不喜欢的中年女邻居,一眼就觉得这人脸上的粉底太厚了,而“她的妆像是很不耐烦地胡乱涂抹上去的。”弗兰克的父母过世有几年了,如果不抬头去看五斗橱上摆放的照片,弗兰克无法想起他们脸部的细节,留下的印象是他父亲有点谢顶。


而母亲呢,弗兰克记得她“在嘴唇上小心翼翼地涂抹着口红”。有多小心翼翼?她涂口红时戴着无框眼镜,头发上罩着一个发兜。这个女人可不会把口红涂到嘴巴外面去。唇线也不会潦草,更不会容许头发蹭到嘴上,被口红粘住。


我们看见了这样一位小心、有些古板、追求受人尊重、也如愿得到了他人尊敬的人物。作为规矩的化身,弗兰克感念她让他也又规矩又平安。他因此觉得自己比妻子更成熟、在道德上更优越——归功于那平静、愉悦的童年(的一小段),他认为自己比妻子更善于控制情绪,就仿佛受人尊重是可以遗传的。


如果就这样模仿小说家的笔法来写我舅妈,我会写她的抹布。


八纬路28号院是狭长的。是一道狭长的折线,折角锋利,这和我们对“院子”的印象不同。一般来讲,一想到院子我们就觉得是方的(虽然听起来是圆的,但实际上几乎都是方型的)。八纬路28号有点像我们拿出一把折刀,打开刀刃,把它开到150度的样子。


刀把手最外侧是传达室,有个小花圃,侧身面对着八纬路。你可以把它的样子想象成一把打开后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刀,刀把安置于底座,底座就是八纬路,它在我的印象中是条小道,春天两侧梨花盛开,我们上学时就走在花瓣碎片上,鞋底滑溜溜的。现在它经历了一次次的城市改造,在文化、设计工程、“点亮H城夜晚”项目陆续进入后,则是条很像样的街道了。那么底座和刀之间那个竖直的小立柱——用于隔绝、固定,也用于展示——就是传达室、花圃,以及传达室门口的空地。


我到长大后才发现“单位”和公司的差别,也就是家属院和商业小区的区别,也是内外关系的差别。小区门口的保安,岗亭设在门外,或者半内半外,人肯定是在门外的,脸也向外。就算是冬天,哆哆嗦嗦地抱紧大衣,也在外面。


而在单位门口的人(就算如今已经外包给公司,是保安,而不是“值班人员”在那儿)是在大门以内的。无论是站,是坐,是在值班室内待着收拾信件报纸,还是在值班室门口吹风,他都在单位大门里。脸也不冲外。要等你唤他,他转过头来,“什么事”“找哪个”“什么单位的”。他是内部人。不能笑迎八方客。要是冲外,那岂不是谁都能来了?我想象了一个相声式的场景,相声演员故作惊愕地张大嘴,眼睛也是圆滚滚的,黑眼仁转上一圈,下巴挑起来捧哏,嚯,想来的都能来?


八纬路28号院的传达室大爷,根据气温、心情、忙活的事情不同,有时在屋里,有时在屋外。他也住在那儿,白班夜班都值,花圃也归他打理,他在那儿种菜。花圃边的土道,挨着他砖头平房的墙角,立着几排蜂窝煤。这侧墙没有窗户,面前方空地的那扇墙上才有漆了绿窗棂的两扇玻璃窗,跟屋门挨着,这就是单位传达室的配置,窗台上放着他罩着绿尼龙罩的暖水瓶。


倘若不是冬天,窗户上没蒙着水汽,他门上也没挂着比军大衣、比棉被还厚的棉门帘挡风,只悬着挂历纸包着小陀螺形状的珠子串起来成的长珠帘,就能透过珠帘看见那屋里炉子上烧着开水。他灌了开水,把小凳儿拿出来在门口坐着,唠一会儿,加口水。屋里一张两边堵墙壁的床——现在想来,也许是炕,无从得知了,那时我们小孩是不进他屋子的,尤其小女孩。进去多闷,多黑,又没玩的。他倒是坐在小凳上招呼我们:过来啊!给你糖吃。


走过,或者推着自行车经过传达室大爷门口的这块方形的空地,就到了车棚。车棚恢复了折刀的形状,和八纬路28号院的住宅楼一样,是狭长的,带一个锋利的钝角。九个单元,而不分楼,全部组成一栋长楼。同样,九个单元的自行车,顶上共享一条狭长的、带钝角的雨棚。


大家都是把自行车停在自己单元对过,但如果硬要往别的单元对过停,也不是问题。何况许多家庭都沾亲带故,院子又这么长。从一单元娘家,要扛一袋大米去九单元的自己家,放在自行车后座上,扶着过去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因此车棚不隔开,也不编号,隔几米立一条柱子,顶起雨棚,也有点秩序。自行车分内外两层放。在理想状况下,早到家的甘愿推到里边去,现实中,大家都乐意放外边那层,明早推出来方便。因此柱子两侧最拥挤,大家认为那是两全之地,自己推进推出方便,并且呢,也不那么算碍了别人。


在这九个单元的自行车中,就有我舅妈的。我和我母亲随着我爷爷姥姥住在一单元,她和我大舅住在八单元,不在一个单位,都算属于一个大系统之内,都是国家的一部分。一二单元上年纪、快退下来的人多些,多数家里有儿孙辈同住,比如一楼的佟爷爷,他在阳台外面圈了个花园,我上幼儿园大班那年,班级组织学农,要踩进水稻田,就跟佟家的小孙子冬冬借了一双雨鞋。


二楼的住户,不记得是哪个单位的了,总之老人家里有儿子,儿子和儿媳生了孙子,叫定定,妈妈几乎每天放学后都会吼孩子,基本是为不练钢琴、练不好钢琴的事。孩子小的时候凄哭不止,很快长成一个硬汉,再打都没声音。


我叫孩子,是以今天的眼光去看过去。其实定定比我要大几岁,因此在我母亲买来钢琴的时候(她为此很骄傲,下血本买了三千元的星海,需要四个人抬上楼),我相当恐惧。尤其因为每次牵我上楼时,听见定定妈妈在二楼打他,我母亲走到三楼后都会说,“这儿媳妇在婆家怎么还打孩子这么厉害。又不是女儿在娘家。”


到五六单元开始,就是年轻人多了。到八九单元,都是刚结婚的年轻人。在其中,我舅妈人端庄,工作体面,当然也就是正常的体面,在H城的这个区里的这条街的这个院子,没有哪个人是没有单位的。传达室大爷都是有单位的,拿退休金。今天,在我母亲看来,大爷比我强,也比我更“要强”。


闲话少叙,返回说我舅妈——她在端庄、戴一副眼镜、坐在办公室里上班这普通、正常的几点之外,还是外地人,来自一个沿海的小城市,也不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也不是“干部家庭”。因此她受到应有的尊重,却没受到格外的尊重,也不算受艳羡。我母亲会高傲地说,“工农兵!”此时指的不是职业或阶级身份,或成分,指的是恢复高考前的工农兵大学生,她认为含金量不高,前途不光明,且混进了没有文化或者家庭没有文化的人。


我姥姥会高傲地指出,不受艳羡只限于在八纬路28号院。倘若我舅妈回到她家庭、回到她出生的城市,就不一样了,她的两个姐姐都在当地工作,都进了厂子。在我姥姥看来,我舅妈是个相当、相当幸运的人。可说来奇怪,人们从不因为别人的幸运而尊重他们,就算那幸运是我们自己也真的十分想拥有的——例如中了十分了不起的大奖彩票——最多,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每天,我舅妈擦她的自行车,擦得锃亮。赶上下雨到家,她更要擦,把挡泥板也要擦干净。她说,趁着湿好擦,过一夜泥就泞上了。若逢下雪天,她会缓一缓,不那么急于早晨早下去一会儿擦车,早晨冷,再说了,擦完也会落雪。就算擦好了,把车停起来以后,也看不出哪辆车是谁的,都蒙着雪呢。


平日里,她在车座底下塞一块小抹布,擦车用。Well,其他人也塞,但也就擦擦车座,保证裤子不蹭脏了。或者加上车把手,雨雪天车把手总是湿漉漉的,能把手套也沾湿了,那雨棚带着缝,能挡住的雨雪,十之六七。我舅妈则是整台车都擦,包括车管,包括轮框,包括蹲下身擦辐条,甚至包括车座下面那个座管,女式26寸车的座管短短的,寻常人根本看不见。她说,抹布不是得塞回座位下面,捎带手就擦了,不是事。


到下雨天,许多好人都烦恼的事是,世间有坏人。干净人在自行车座底下塞了抹布,不干净人出门看见了天,喊一声,这么大!从背的涤纶兜子里拿出来雨衣穿上,到人家车座底下拿了人家抹布,擦自家的车座。有的人,湿漉漉地又塞回去了,对于好人来说,这是一条干净立整的抹布换了一条脏抹布,干抹布换了一条湿抹布。还有的人会把抹布塞到自己的车座底下,干脆骑走了,想着,到单位还得用呢,下班还得用呢。


有的人心想,我现在着急上班,着急去亲戚家,着急上医院,正好凑手,等用完了,就还回来。到晚上回来,也就忘了,没忘的,也可能想着,就一块抹布,还擦脏了,还回去都怪不好意思的,再说,就一块破抹布,谁稀罕这呢,别还了,那台车还不好找。甚至多用了几次,人还会生出新习惯,更觉得不必还了。你能想象得到,一个人看着那块从别人车座底下拿来、原本打算借用一次的旧抹布,心合计着——仍是以相声的语气,“还怪好用的咧,还怪好看的咧!”


大约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下,这种担心陌生人,也多多少少担心着邻居、熟人,同时跟邻居和熟人又比现代的城市小青年更为关心、更为注意、更为熟稔的情绪下,我大姨和我母亲长到了现在。


到今年,我大姨72岁了。我母亲,就算按照她户口本上减了一岁的错年纪,也68岁了。这个月我带她们俩去澳门玩。想去澳门,是因为我这一年住深圳,我母亲没去过澳门,我大姨呢,当年在单位里工作,年年要办招待活动,像年底酬宾一般,像团建一般,有时会带征订杂志的大户——都是各省相关单位的代表,不是个人订户——去港澳旅游。


她的印象是,那些单位,倘若这一年去的是武夷山、是西安、是张家界,通常就派个科员作为代表来。倘若这一年目的地包括港澳,那么,部长就亲自来了。通常来讲,在澳门仅一天,当天下午大巴车开去大三巴牌坊,拍好照吃团餐,当夜各地领导钻进澳门赌场,第二天出来,大巴车离开。这期间我大姨要做会议服务工作,帮着换钱、发方便面,向来不出酒店的。所以她对澳门的印象是极小,就一个牌坊,以及酒店里的赌场。


我们商量周末的安排。她们念着,你也不会总在深圳,你总要回北京的。我说,那我再带你们去香港、澳门看看。也去东莞的虎门,林则徐销烟的地方看看,还有松山湖,华为总部。她们说,说起来港澳,以前去都觉得没啥意思,澳门特别小。不过这就是最后一次去了,这辈子也不可能再去了。我就更说,那咱们去香港、澳门都看看。


有一个周日,我加班,找了台车在香港等着,她们从深圳北站出发,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下车,上我包的那辆车,游览一番中环摩天轮、蜡像馆、紫荆花广场、天星小轮、太平山顶,再坐高铁回来,二十几分钟就到了。另有一个周末,我自己和她们一起去了澳门。我也是第一次,走到哪里算哪里,搜索看永利皇宫有空中缆车坐,晚上灯光很好,我跟她们开玩笑,“你们不是最喜欢免费的?这就是免费的,咱们去吧。”


到了那里,前面排队一同“免费”的能有几百人,一共十数个缆车,每个轿厢能乘坐六人。我用当年找工作准备面试时学的技巧算了下,虽然几分钟能转一圈看不太出来,也觉得总要一两个小时才能排到。这时,旁边靠近了一个小青年,“我有房卡!拿房卡免排队,走前边住客专属通道,过去就上。我就收你们每个人30块钱。包一个缆车200。”


我将信将疑。小青年看我有点动心,说,“怎样,不信我这个卡呀?” 说着,攥紧了,在我眼前晃晃。


我说,主要不太信你。真能进?别是无效房卡。


小青年说,没事,不讹你。你跟我一块过去,下了缆车再给我钱就行,这还能讹你?保你坐上。坐完给钱。


我边琢磨,边排着队向前挪。


排在我们后面的是一对年轻人,非常漂亮的一对情侣。他们听着动心了,问我,凑一个?反正先坐后交钱。有别人一起,我好像就不那么怕被骗。我说好。排在我前面的一家人也动了念,说,还有空位吗,加上我们,我们这儿四个人,能坐下吗?我说,就一个位了。这时甚至觉得黑市交易有点像特权。


和小情侣一起,跟上小青年,去了专属通道外面。居然一个人也没有,小青年得意地说,你看!拿上卡,去吧,下来给钱,加我微信,下来以后联系,卡还我。情侣中的男孩拿了卡,向通道守门人一晃,对方问,几个?他说,五个。我们就上去了。


缆车陡然升高,经过一只伟大的龙头,咯噔一下,还有点吓人,再拐弯,便看到城市远处的辉煌与脚下耀眼的灯火。确然有火,音乐喷泉是喷火焰的,配着“好一朵茉莉花”的音乐,一片生动灿烂。我大姨问那男孩,你房卡等一会儿怎么给他?


男孩说,我加了他微信了。


我母亲说,这个生意倒好,生赚我们150块钱。这缆车又不是非得坐。


女孩说,双赢,我们也值呀,我看排队得三个小时起步。


我大姨说,我还是合计,他们这个买卖还是不靠谱。


我说,靠谱,咱们都上来了。他不是假的。


我大姨说,我是说这买卖不靠谱——他不一定能赚着钱。要是谁拿了房卡上来了,不还给他怎么办?


女孩说,拿着这房卡也没用呀,不还给他干嘛呢。


我大姨说,那要有人也想做这生意呢?或者就是怕麻烦。就扣手里不还,坐了一圈缆车,下来拿房卡走了。也不给他钱。出去到垃圾箱扔了。


男孩说,我加了他微信了。他可以跟我要钱。


我母亲说,那不是删了就删了。硬不给他钱也就不给了,还能落张房卡。


女孩笑,要这房卡干嘛呀!


我大姨说,他还是应该先拿到钱再让上来。人要是就不给他呢!


我有点怕小情侣录窗外景色的视频里都是在谈房卡,就很硬梆梆地说,现在这种事应该很少见了。来排队的都是要坐缆车的,谁是要抢他这个生意,偷他房卡的呀。


我大姨说,那也有就想白坐,不排队,下去就跑了不给钱的。


女孩又笑,就是,这种人应该见不到的吧。现在都挺诚信的,男孩说。


音乐渐弱,我们拐过了两道弯,快到终点了。我把我们三人的钱转给那个男孩,他下车后去还房卡。


是多少次抹布事件教育了我大姨和我母亲,让她们担心?一团热闹、好谈理想的社区里,常会发生利己主义的事件。抹布事件是真的,经常发生。尤其我舅妈是干净人,车干净,抹布也干净,她时不时拿回家去洗洗,晾干了再塞回去,这就更成了一块容易被借用的抹布了。中文里的借和劫是同一个发音,在现实中有时也颇为近似。


于是,我舅妈又改进了她的抹布方案。她在车座下放一块较大的抹布,自己包里再放一块小的。这样,大抹布令雅贼垂涎染指之后,她还能有一块备用抹布。而如果大抹布安全,那正好,用于擦轮轴等会染上泥、会在雪水雨水中滚上几道的部分,小的用于擦和身体接触的部分,譬如车座和车把手,更干净。这一套方案的考虑,是她用语言讲过的。这一套方案的实施,是我在一单元楼下见到过的。


没下雪也没下雨的晴天,她下班后回公婆家来吃饭,在楼下先这样锃亮地擦了一遍,擦得很简约,车本来也不脏。她再把大抹布叠叠,成细长的一条,折一下,塞进后座。吃完饭,我跟她和我大舅一起下楼,以便再玩一圈,就看见她从包的内兜拿出小抹布来,形式主义地拂了车座,带过去车把手,又塞进包上安了个暗扣的外兜去,想必是污物区。之后,他们二人便一起向八单元而去,左脚上了车踏板,右脚在地上紧蹬几下,车滑行起来,没等人骑上车,就到了。


我母亲看好我舅妈那块大抹布。她说,又吸水,又不沾灰。有时候她会专程骑到八单元楼下去,用我舅妈那块,擦完了车,再骑回一单元楼下停好。


你车上那抹布真好,我母亲说。


不是抹布呀,是手巾,我舅妈说。


有一天,接我回家时还下着毛毛雨,到家时雨停了,我母亲便径直骑了过去准备借用。然而这一天,车在,那块大抹布却没了。到家后我母亲就打电话给我舅妈通报这项消息。我听不到对面的反应,那时电话的效果比如今手机好,除非对面喊话,否则话筒堵在耳朵上,旁边的人是窃听不到内容的。反过来也可以说,那时电话的效果实在不如今天的手机——话筒声音小,并且不可调。


总之,后来我舅妈也改了办法,一条都不遗留在楼底下,每天都是带抹布回家,第二天再带抹布下去。只有骑在路上的那一段时间,抹布才安顿在车后座下面。


后来,八年以后,我们搬到八纬路南端、临八经街的院子,从靠近三经街的28号院搬过来,按照美国人的算法,会说是“向南搬了四个街区”。我只觉得是同一条街,并且还是和我母亲随着我爷爷姥姥住在一起。随着他们,是因为始终是他们分的房子,我们是其中的人口。不像如今,很多时候是老年人到异乡去,随着儿女住,即便其中有些自己要出力,或者出钱又出力,帮衬儿女带孩子,这是新的流动带来的。


我们还是和我大舅、舅妈住在同一个院子,这次是相邻的单元,我爷爷和我大舅特意选的。楼下的车棚小了很多,这个院子年轻人少,很少能见到儿童,因为已经房改了,不是纯粹的分房福利,而是单位出资、个人配一点,协助部分人去购买,政策先惠及有一定资历的人,于是离退休老人多,用不到那么大的车棚。我母亲出出进进,还会看到我舅妈的自行车,她说,你看,你舅妈都不骑了,还擦车。她那个车,那么干净。


在那时我舅妈换了工作,还是宣传性质的,换了单位后更为“对外”了。我大舅的工作也有了提升,她已经很少骑车了。随着这些变化,我姥姥对我舅妈的态度也有改变,更尊重了一些。我舅妈当然也有她的高傲,这时逐渐更多表现出来。不过她和我大舅没有孩子,到这时,42岁了也是没有,老人总有理由在背后表示不满。


那时不流传丁克的概念,没有孩子不是一种选择,都是失败无能和不幸的表现。甚至类似于所谓“鸡猴不到头”的民间说法,人们用没有孩子的后续事实,反回去说明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配。带着不满,我姥姥管我舅妈新的状态叫“扬巴”。这是我姥姥新习得的东北话呢,还是她老家的山东话?我不知道。


总之,如果孩子穿了新鞋,洋洋得意,可以带着戏谑和爱娇说,瞧这小兔崽子,瞧他扬巴的。如果街头推车,车里放个煤气罐,胶合板上架个锅,卖现炒鱼香茄子、现炒锅包肉的,现在盘下了饭店,对点菜少的老主顾没那么尊重了,进门时不是主动迎上来喊姐、喊大姨,点菜时不是自己过来,是让小姑娘来,一问三不知,结账时没提抹去零头的事,还得主顾自己去问、去商量,那么也是“扬巴”了。


扬巴以后,我舅妈是什么时候擦车的,我不知道,但人总不会让开轿子的司机去擦平时不用的自行车吧?她肯定还是自己擦的,一定是偶尔去,所以我见不到。


我大舅在48岁时因为胰腺癌去世。伴随的是一团糟的葬礼、有争无吵的争吵、被隐藏的社会关系一个月一个月地露出来,让我自诩看到了人性的真相。我舅妈在当地又工作了几年,之后调动到北京,过几年再申请提前退休,出国了——出国和她的外甥女住在一起。她没有小孩,从她们初中时期开始,扶持她的两个外甥女——我姥姥看不起的家乡小城的外甥女,一个很早去了美国读书,是很早的90年代去读寄宿制高中的那一代,另一个高中在国内读完,去了澳大利亚。


她选择了与美国的那个共度余生,那个外甥女叫她“二妈”。我还记得,澳大利亚的那个,一直学习很好,我舅妈常常提起,令她很荣耀。那个女孩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走在街上,楼上掉下一扇玻璃正好砸在她头上,很险才救回来,住了快一年的院。


这件事是我小时候听说的认识的人中间最大的灾祸,可能因为它的意外性质,感觉比那从黑龙江来H城看病时住在我家的,8岁的女儿得了白血病的一家亲人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小孩子不太懂得痛苦,也不太懂得死,甚至不怕死,掉玻璃砸破头这种意外则更为血腥,而且很城市化、很小学生,不知道哪天就降临。而且白血病无可防范,只能听之任之,接受偶然,接受宿命论,而掉玻璃这件事,让我上小学的那些年都走在马路牙子上,这样不会被楼上掉下来的东西砸到,又不会被车撞到,也算和命运搏一搏。


可能因为大舅检查出来胰腺癌是在9月,转年2月他就去世了,正好跨越了变冷的过程,现在想起来都是寒气。我也会想起,在八纬路28号院时,有一次我和我母亲到我舅妈那里去。她当时积极学英语,一是在新岗位的需要,有时要接待客人。面对港澳来宾,有时也是说英语更好交流。并且会英语对发展比较有利,会带来尚看不清的机会。二是英语好一些在当时看来较为国际化,也洋派,总之是进步的。


我母亲在大学英语系工作,和我舅妈走得比家里其他姐妹要近,可能也有她们都有点像这个家里的外人的缘故,有时被视为累赘,对这个家庭的父母产不出那么多无需质疑的信赖感情。


在我眼中,我舅妈是十分洋气的,她烫发,有时会讲起刚刚见过哪个国家的来宾,句子中间插入英文去说那个国家的名字,衣服花色也多。那天我们没坐在放饭桌的客厅里,是在他们家的一室户房子的卧室。邻门做了一墙的木质大衣柜,我舅妈拿出几件西装,让我母亲试穿。这边搭在毛衣外面,鼓鼓囊囊地整理,那边,我舅妈看看墙上的挂钟,说,“五点半我还得出去,六点钟有个约会。”


那是翻译腔的年代——No,和你想象的或许不一样,那不只是玉米碴子飘香的年代,还是“正大综艺”、中央电视台国际影院、考虑是否下海的年代,纷纷地在电大和函大学英文和粤语并且自己对词语作翻译的年代。人们自己去理解政策,自己去安置词语。约会还不限于男女浪漫的含义,更靠近约了人见面的意思,带着异域情调,听起来很文明。


她说出来,就像说“我和春天有个约定”一样自然,也像“我说好了今晚下班去同事病房看看”一样敞亮。我记得那种混乱——语义和道路微妙的不确定,以及混乱中一丝不苟的希望。那时她们多么年轻,生活中的不满和希望像分别挂起上衣和裤子一样可以共存,并行不悖,打开衣柜时迎向一排灿烂。那片灿烂,伴着奇特而不知所云的“约会”,也曾向我打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ID:EsquireStudio),作者:淡豹(1984年生,小说及随笔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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