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摇滚声音,三十而立
2019-04-30 07:41

北京摇滚声音,三十而立

封面:视觉中国


01 中国有摇滚乐吗?

 

美国、英国、中国,从摇滚乐的舞台来看,三者的性格甚是迥异。

 

美国的摇滚声音像是学校里的优等生,出身正统,成绩优异。

 

它是包容的,能接受各式各样奇特的人和事。如果你曾听说50年代“垮掉的一代”、60年代的嬉皮士、70年代至80年代的朋克一族,那就是在纽约东村了。同时它也是狂躁且热衷思辨的,这里曾到处充斥着通俗艺术、地下电影、性解放运动、另类报刊以及摇滚乐,它呼喊出的声音不仅仅是音乐,也包含了自由、平等以及超越日常生活的思辨,试图引发社会的集体思考。

 

英国的摇滚声音有点像隔壁新来的转校生,朝气蓬勃而又叛逆鬼马精灵,个性复杂甚至让人有些琢磨不透。

 

但这并不影响它对摇滚乐极致的喜爱。在这片人口不足1亿的土地上,英国所诞生的知名摇滚乐队数量不亚于美国。古老与摩登,西区与东区,高雅与低俗,足球与流氓,前卫与保守,绅士做派与离经叛道,说不清道不明之间的困惑,你可能会被它特有的英式幽默和夸张恰好吸引。

 

中国的摇滚声音则不同,它像是班级里低调独行的插班生,充满着少年感,又有些不符合年龄的老成持重的谨慎。既能表现出音乐的张力、偶尔还有诗意的爆发力,又注重把握分寸与平衡。

 

BBC驻中国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曾在近日发表的报道《北京地下摇滚:与世界中心隔绝的中国好声音》中这样写道:

 

“活在中国首都北京的独立摇滚乐队,在某种程度上游离在世界音乐之外,但也因为如此,这些音乐人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原始的声音。”

 

回到文章开篇提问,中国摇滚乐的存在毋庸置疑。但BBC这篇报道恰恰反证了历经30年余年,北京摇滚声音仍然没有广泛被更多乐迷知晓。那么,游离于世界音乐之外的北京摇滚声音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02 初试啼声


作为迪斯科时代代表歌手之一的张蔷,在棚里听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录制,感慨万千:“崔健挡不住了,崔健的时代来临了。”


 

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唱了《一无所有》,近乎嘶吼的演唱方式震撼了现场。当时的人们哪里听过这样的歌曲,感觉内心很快得到释放。于是,崔健卷着裤脚、拿着吉他的样子迅速成为当时许多年轻人心中偶像的样子,风靡一时。

 

年轻人忽然发现,除了跳迪斯科,还有一种音乐能够如此直白、有劲地帮助他们进行个体表达。


 

魔岩三杰张楚、窦唯、何勇的出现,也被视为中国摇滚历史上的闪耀时刻。不少人评价:“张楚的歌像诗,何勇的歌像酒,窦唯的歌像散文。”

 

然而这一时期的高潮转瞬即逝,有人悲观称“当时的中国摇滚乐已死”。

 

90年代末,听着打口带长大的新一批摇滚乐队开始掀起“北京新浪潮”。

 

清醒、麦田守望者、地下婴儿、新裤子,以及花儿乐队,他们正好踏上内地唱片工作还没发育多久就开始衰落的节点,花儿乐队变得流行,到后来单飞的大张伟流量傍身,受到主流关注。

 

而另一面,有一批外来的年轻人住在圆明园以北、北五环外的村子里,基本靠着家人朋友救济生活。当地人称他们为疯子,而他们自称“摇滚乐手”,没日没夜地排练。

 

这个地方又称“树村”,东北方向就是迷笛音乐学院。房租便宜,150元/月;环境优美,排练无干扰;民风淳朴,困难时可赊账,这是树村的“三好”。

 

后来,竟是这些树村年轻人又扛起来中国摇滚的大旗,他们是木马、舌头、痛仰等另类先锋的乐队。巅峰时期,树村“乐手八百、乐队一千”。很多年后世界都再没有出现过1969年伍德斯托克式的乌托邦,但如果类比的话,只有北京这个叫树村的地方。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摇滚声音,那么真诚、有力、充满希望,尽管窘迫,却是可供无数音乐爱好者怀念的黄金年代。

 

03 乐与怒,乐与路


进入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商业化运作模式的成熟使得音乐行业的娱乐化、平民化得到空前繁荣。

 

2001年,电影《北京乐与路》上映,讲述了北京树村那帮摇滚人的故事。


 

这部电影在当时引起不小的争议,不少摇滚圈人士觉得故事没有反应真实的“北京声音”,过于将乐器、穷困、愤怒这些元素标签化,“是商业文化工作者对地下音乐一如既往的误解”。

 

但电影的名字挺有意思,指向着这一代的摇滚乐手面临的核心命题——“寻求出路可能比表达愤怒更重要”。

 

此时摇滚世界和商业世界之间的裂缝,更多只能靠摇滚乐手个体去弥合。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鲍勃·迪伦,可以一边咒骂着“你所赚到的钱永远无法买回你的灵魂”,一边和星巴克、亚马逊、汽车厂商合作暴富,同时在畅销的自传《编年史》中写着:“我翻转镜子能够看到自己的未来,就发现有一位落魄的老先生在昔日辉煌的剧场外翻捡着垃圾。”

 

当健康的音乐商业体系姗姗来迟,那些没有超强个人能力去弥合裂缝的哪怕是摇滚殿堂乐手,只能成为“死了的张楚、疯了的何勇、成仙了的窦唯”。

 

大张伟在几年前接受采访,谈起自己为何不做朋克音乐,他说有两个原因:一是要挣钱;第二,自己不如窦唯、朴树这些乐手那么勇敢,能在恶劣的大环境里,在非常少人理解与认同的情况下,孤独地坚持自我。”

 

“我如果坚持以前的音乐,现在有三结果,一个是转行,一个是自杀,一个是变成神经病。”

 

这道“理解”与“面包”的二元高阶选择题,难倒了不少音乐人。在这十年,摇滚乐再度兴起,郑钧、汪峰、许巍、五月天、信乐团、万能青年旅店等乐手登上舞台,出现一批愤怒并关心公共议题的作品。只是,源于面包的困扰,一些摇滚乐手在发展的过程中选择与过去的自己告别。

 

2006 年痛仰发布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不》,然而全国巡演后专辑销售十分惨淡。乐队没了经济来源,生活就又回到他90年代末刚到北京时,在摇滚音乐人聚集的北京郊区“树村”生活时的窘态。

 

高虎郁郁寡欢,在2007年去了一趟西藏,回到北京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足不出户。第二年痛仰发布了《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专辑封面从之前拔剑自刎的哪吒,变成了双手合十的哪吒。

 

这张专辑是痛仰和以往的自己告别的证据,但也让他们的部分早期粉丝给他们扣上“重型音乐的叛徒,摇滚乐的逆子”这样罪名。

 

2010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演唱会在北京工体举行,这个名为“怒放 摇滚英雄”的演唱会,网罗了中国摇滚乐的旗舰级人物:崔健、郑钧、汪峰、许巍、朴树、何勇、张楚、唐朝、齐秦、信、黑豹、Beyond黄家强、爽子,阵容无比工整,好像就差窦唯了。

 

“怒放”作为一台拼盘商业秀,见证了“摇滚老歌联欢晚会,他们没有新歌可唱。当年桀骜不驯的摇滚英雄们沦落为靠着“同一首歌”博得人们一点点来自记忆的掌声和眼泪(《中国新闻周刊》评论)”。郑钧这位“90年代最性感的摇滚歌星”和摇滚乐市场化最到位的汪峰,都公开承认了这一点。


04 逆流而上


到了21世纪的第2个十年,北京摇滚音乐节越来越繁盛,“中国好声音”和其它电视歌唱节目的声音越来越高亢,《我爱摇滚乐》《通俗歌曲》等摇滚刊物向大众告别,北京摇滚声音同期也进入了摇摆期,不少乐迷持续追问:中国摇滚乐还活着吗?

 

在郭诚看来,2011年是中国音乐市场最差的一年,许多唱片公司纷纷倒闭,不少音乐人选择转行了。大家都觉得行业没戏了,数字音乐在网上随便听,随意下载,没什么人花钱去买实体唱片。

 

但也正是这一年,郭诚开始在鼓楼经营独音唱片,也是国内第一家以唱片店为名的独立音乐厂牌。

 

2012年,汪峰加盟《中国好声音》。此时的他已经与当年那个鲍家街43号主唱的形象渐行渐远,人们开始习惯于在各种电视节目、八卦新闻中看到他。有人调侃道,中国摇滚又死了一个。

 

2013年,独立音乐公司摩登天空快速“转型”,将自我认同更换为“互联网思维的音乐公司”。沈黎晖说道: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科技就是摇滚乐,而乔布斯、扎克伯格则是这个时代里真正的摇滚明星,他们用科技的手段颠覆了世界原来的游戏规则。”

 

2018年,“草东没有派对”的冷门摇滚爆火,在北京疆进酒LiveHouse现场的门票一度从百元炒到数千元。

 

《读书杂志》评论:


(《丑奴儿》)找到了新世界的一个批判入口。在消费主义和物质至上的年代如何找到摇滚乐和精神力量的位置?这支乐队基本奏效了。他们发现了今天的反叛者那无比可笑的姿态,看到了那无处可逃的迷局。他们无情地嘲笑自己的丑、颓、没用、无望和荒唐,在一摊烂泥中找到了摇滚乐的立足点。几个毛孩子,只差还拖着鼻涕,唱得软弱又暴虐,低声下气又十足霸道,从爆腾起的音墙中升空的阵阵悲啼怒喝,就像是从繁华都市如痴如醉的青少年头顶掠过的一股股大风。”

 

而摇滚地标也从树村迁移到了鼓楼。

 

在不少摇滚音乐人的眼中,鼓楼白天是旅游人的鼓楼东大街,晚上才是他们的东大街。

 

以北京鼓楼为圆心辐射,曾经的LiveHouse MAO(现已搬迁),SOS小酒馆(现已关闭),鼓楼大道一拐弯可见的独音唱片、666摇滚唱片店以及周边的DDC酒吧、DaDa、各类LiveHouse以及潮流复古的古着店、球鞋店逐渐将鼓楼塑造成颇具音乐文化的区域,有点像美国洛杉矶的日落大道。在鼓楼东大街上,背着吉他的长发少年、遛鸟的北京大爷以及拿着相机的游客有种奇妙的兼容感。

 

“头一年真是连房租都付不出来。”郭诚回忆起2011年决心创业,拿着攒下来的所有积蓄和朋友开始经营唱片店,寻思着“要是能行就留下,都亏了就去修行”。

 

经营中,郭诚发现如果经营一家唱片店里面的唱片全是自己喜欢的风格,一定不能长久存活下去,因为太小众了,所以选择加入部分流行唱片。现在,走进店里,你会被密密麻麻的国内外唱片包围。唱片架上用着随意的字写着包含摇滚、爵士、朋克等等纷繁的流派和分类,唱片却一张不乱。

 

也曾有外国顾客到店问:“北京有摇滚乐吗?”

 

郭诚当时一怔,这么多摇滚声音流淌在中国大地上却又相对孤立,却不为外国乐迷所广泛知晓。

 

在郭诚心里,唱片店应该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唱片店是一个窗口,能够让更多喜欢音乐的人介入。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乐队想要发专辑,我们也可以去跟他们沟通,帮助他们完成这件事。除了经营店面,郭诚开始协调自己的资源发行唱片、做巡演、音乐周边IP零售等等,曾助力虾米寻光集、旅行团乐队、声音玩具乐队等的专辑发行。

 

当资本和技术开始介入音乐行业,“怀疑”“批判”“愤怒”的故事讲不通了,要开始讲互联网的故事、商业的规则。这在很多音乐从业者眼里,就被打上了“过分商业”“吃相难看”的投名状。许多传统音乐行业从业者,显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聊到这些,郭诚的态度相对包容,他认为只要音乐人能坚持初衷,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比如近期爱奇艺与米未传媒正在打造的主打摇滚音乐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有可能会让更多乐迷走近中国摇滚乐。

 

“这些年黑胶复兴然后再遇冷,期间也有不少的资本进军,但只有真正对摇滚乐和唱片还心存热爱的人,才会一直留下来。” 面对居高不下的店铺租金成本及经营压力,郭诚语气依旧平和。

 

2005年,北京的唱片店,确切的是音像店是 3000 家左右。3000 家的概念就是无论你走到哪,基本上都能看见音像店。但是从 06 年以后,每年以至少 500 家的数字递减,直到现在北京只剩下15家左右了。其他城市更不用说了。

 

那为什么还在坚守唱片店生意?

 

曾有一位让他印象很深的客人,那位建筑设计师每周都要来独音两三次,只听后摇的音乐。再后来两人熟了,郭诚被邀请到他家里,才发现这位建筑师家中有一面墙的音乐都是从独音买来的,上面是CD,下面是黑胶,这让他很感动。郭诚觉得,这与之前的公司工作不同,当你真实跟这些爱音乐的人发生联系,就明白音乐给每个人生活带来的能量,以及自己做独音的意义。也正是这些人让他觉得,中国的音乐以及摇滚乐还很有希望:“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大家需要时间,去真正的了解音乐。接触了足够多的音乐,大家自然可以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好音乐。”

 

不过,聊到唱片店的未来,郭诚说:“没想好。不是不愿意聊,而是确实没想好。太多因素需要兼顾、平衡了。”

 

05 三十而立


20世纪90年代至今,有人因为热爱而留下,有人因为失望和窘困而离开,也有人因为怀抱希望选择回来,从北京工人体育场到树村,再到鼓楼东大街,北京摇滚声音已到三十而立之年。

 

三十而立,不是从金钱世俗的角度地衡量摇滚乐成功与否,比如是否赚到了钱,而是回过头来看,北京摇滚声音是否已形成其独特的人格与精神特质。

 

对此,文章开篇的BBC记者似乎比多数国内乐迷更乐观,“就像1980年代悉尼的音乐图景,今天的北京音乐圈有种特别的气息,因为远离摇滚世界的中心,因为国际乐迷较少问津,更加重了这种味道。这里的音乐本身是原始的,少有修饰,却有着浓重的热情和对音乐纯粹的、别无其他的爱”。

 

摇滚音乐作为一个相对独特的文化产品,既不是大多数人的日用品,也尚未成为热购的奢侈品,必然面临着种种天生的缺陷以及因此而来的困境。

 

摇滚乐的特质,决定它具有内在的突破性,能够冲突我们所能听到看到的情绪、事件,甚至可能有点玄乎,时代的格局。我们的城市生活,应该不满足于电影院和商场;不满足于播放器只剩下流行歌、民族腔、美声、嗨曲或是杜撰出来的情感。在钢筋水泥丛林中,在虚无和真实彻底的表达之间摇摆的人们需要这样的出口。

 

北京摇滚声音不缺支持者。只是在这个特别的探索期,当曾经的主力80后、70后等人逐渐老去并且面临生存的压力,急缺更多的新鲜血液。

 

在大洋的另一侧,美国洛杉矶日落大道上的老牌唱片零售店Tower Record陪伴着音乐行业浮浮沉沉。许多乐迷曾在店内购买心仪的摇滚唱片。2006年,Tower Record终于因不堪财务重负而最终破产。对此,唱片店老板Russell Solomon及其员工在纪录片中感慨:“我们是人们生命里的一部分,因为音乐是人们生命里的一部分。”

 

我热切期盼着,这片土地对于摇滚声音的热忱有着持续的遥远的相似性。

 

作者:猫毛卯帽(微信公众号:hirollingmolly),关注商业科技+文化娱乐,欢迎勾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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