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号：ELLEMEN睿士（ID:ellemen_china），采访、撰文：杨雨池，编辑：FUFU，封面： ELLEMEN
2000年，一直活跃在港台歌坛的罗大佑终于在上海举办了内地首场个人演唱会。
顶着一头长发的青年记者许知远和一群媒体人从北京包火车南下看演唱会，在车厢里，他们合声唱着罗大佑的歌，传递着罗大佑的传记，彻夜不眠。
选择飞抵上海的铁粉高晓松，则在开场前站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的门口，等那些多年不联系的文青老友。果然，他们一个个出现在面目虔诚的中年人流中。
那一年，许知远24岁，高晓松31岁，罗大佑46岁。这场演唱会是三个互不熟识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实现同一时刻地理坐标上的重叠。
19年后，三人在《ELLEMEN睿士》准备的新故事里再次重逢，谈笑对弈，回首半生。在弗里德曼笔下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加速时代，历史齿轮的极速运转带来了巨大喧嚣，旧日的秩序和规则正在被不断碾碎重建，我们正坐在一趟速度快到连路标都失去意义的列车上，该如何去辨认身处何地，又该如何把握前进的方向？
自成河流的“50后”罗大佑，顺流而动的“60后”高晓松 ，逆流前行的“70后”许知远，“知识分子”是他们承载的共同身份标签——代表着每个时代保持最清醒思考的群体，他们专注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将过去和未来紧紧相连。这三个背负着截然不同的岁月烙印的时代旗帜人物，面对失序的全新时代，如何进行清晰的自我定位，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困境，最终会做出怎样的个体抉择？当人生过半，棋至中局，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明白了什么？
我们希冀于寻找一个全新的历史罗盘，借此去更好解读一些生命的恒久命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将要去向何方？
或许故事最后，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今时今日·高晓松
黑色卫衣和休闲长裤均为Ports International，棉质风衣Bottega Veneta，拼色运动鞋Brunello Cucinelli
北京深冬。
一夜北风疾吹，气温很快降至零下八度。衣着单薄的高晓松靠在东五环外一座人行天桥的护栏上，手里提溜着本古龙的《边城浪子》，读得抑扬顿挫。
“我给大家念段书，《边城浪子》第十一章，夜半私语……”
高晓松念了段书，还不忘向对面众人调侃道：“金庸就该和古龙匀匀，提高描写男女主角性生活的频次，古龙写太多，金庸呢，是除了小龙女全没有。”
还算宽敞的桥面上泾渭分明，高晓松站在临时布置的旧书摊前自成一体，另一边是乌压压的杂志拍摄团队和围观群众。
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矮个子中年男人，提着一大摞盒饭，满脸兴味地凑在人群外围看了半天，离开前小声嘟囔：“诶，这明星也长得不怎么样啊。”
长款黑风衣遮住了高晓松那两条蜚声在外的“美腿”，直上直下的版型设计也没能更好地修饰他有些膨胀的腰身。
“ 唉，我这不是在努力吗！”拍摄转场的间隙，高晓松坐在保姆车里研究几个写满日文的减肥药盒，听到工作人员给他讲刚刚的拍摄花絮，倒是笑了。
49岁的高晓松长居美国洛杉矶，每年回国的日子不算多，因此一回来就被各种饭局绊住，几顿酒饭下去，他感觉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自己确实需要管理管理身材。不过他也老实承认，自己多年来在减肥这件毕生大事上，没太认真，“要真使力，早就瘦了”。
高晓松早年就有一套成型的“门客理论”，总结说来就是做事情得讲究进退自如，“献言不献身，尽力不尽义”。什么事要面目狰狞才能达成一二，那高晓松铁定不干。
虽然近年来专注于历史文化领域的研究，高晓松也坦言自己不能成为大师，某次他带一位文坛老将游历东欧各国，想着自己满世界走过，遂一路扮演导游，讲解各地的风土民俗、历史变迁。几日下来，老将惊了，同高晓松语重心长道：“晓松，你确实有才华，想事也通透，要只选一个领域专心专注，能成大师。”
高晓松当即表示，自己没法专心，他对周身环境的变化格外敏感，也热衷于追逐时代的每一点小小进步。
“所以我变成了一个‘江湖百晓生’，但也挺好。”高晓松笑说。
这也契合高晓松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认知——喜欢老派名士，不求一域专精，只需百问通识，能激辩庙堂，也善寄情山水，琴棋书画，周游列国，喜读闲书、扯闲篇、想闲事。
今时今日·许知远
黑色西服外套、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裤均为Ports International，骏珏双位日历型腕表Tudor
“我们团队过去半年在拍摄一部关于日本的旅行纪录片，我还在写第二卷《梁启超传》。”许知远陷在化妆间角落的单人沙发里，缓慢讲述自己最近的状态，语落间隙，赶忙往嘴里塞了几块锅巴。
锅巴是太阳牌的，“老北京”的童年味道，五颜六色的包装袋挤在置物架上，本是为高晓松准备的零食。
半天之前，在同一个化妆间里，高晓松对着镜子纳闷：许知远是怎么保持身材的？自诩只用两分力爱美的他，没碰化妆间里的任何一样零食，现在，拥有“吃不胖”体质的许知远接收了这份福利。
虽然能用食物来消除与陌生人聊天产生的尴尬，但这应该还是许知远不太舒适的一天，在长达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要打破自己“不化妆”的原则，被两个造型师“劈头盖脸”拾掇清爽后，再塞进一件又一件长短厚薄各异的时装里，而等待他的，是闪烁不停的镁光灯和格外忙碌的摄影团队。
有几件衣服尺寸不那么合适，许知远特意跑出化妆间询问造型师，能不能不把衬衫下摆塞进裤腰里，就像他平时习惯穿着的那样，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一边笑着抱怨“现在裤腰就很紧了”，一边把衣摆乖乖曳进了裤子里。
许知远已经习惯了面对镜头——这是不少媒体和好友对他的新评价，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习惯并不彻底。
在录制采访的过程中，许知远手里还是攥着一杯美式咖啡，喝东西能消除新鲜环境和对话带来的紧张感，他曾在录制访谈节目《十三邀》时，用一杯又一杯的咖啡和啤酒填满相对无言的空白间隙。
“做了两年节目，我已经开始习惯镜头了，”咖啡从左手转到右手，一不小心洒了一地，许之远顿了顿补充道，“当然也没那么适应，老有东西对着你、监视你，肯定会觉得不太舒服，它让正常的交流变形，无时无刻不在侵入你。”
“那什么环境下才最自在？”
“没有你们，在一个更封闭的、更小的空间里。”
许知远不习惯老和人呆在一起，他对个人空间有着强烈的渴望，如果可以，他更愿意独处，伴随情绪饱满的音乐进行阅读或写作。
42岁的许知远定义自己是个“写书的”，专注通过写作这种间接的方式去探索世界，追寻更充沛的自我。与大众认知不同的是，许知远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他满足于现有的狭小读者圈，并不执着在更宽泛的公共场域实现传播。
不过做了三季视频节目，许知远对于写作衍生出更多丰富的认知，他开始主动尝试一些直接的、大众化的表达方式，用来反哺创作。
“我是个反表演的人，但现在开始认识到Performer的价值。”正在计划拍一档美食节目的许知远，还设想自己在未来要做一个舞台剧，当被问到如果现在去当演员会不会很勉强时，“也还行。”他想了想，干脆答道。
今时今日·罗大佑
军绿色工装外套、黑色短袖T恤和军绿色工装裤均为Bottega Veneta，黑色金属细边眼镜 Ports Eyewear
实际上，成为一个合格的演员并不太容易，对64岁的罗大佑来说，尤其如此。
杂志封面的拍摄才进行到第二套造型，罗大佑就难以提供更多的新奇表情，为了保证每组照片的差异化，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场外想方设法调动他的情绪。
“大佑哥，大佑哥，看这边，再给一个夸张一点的表情。”
“对，抬头表现得惊奇一点。”
“像这样，就像拿着吉他，放轻松。”
五分钟后，动作更加僵硬的罗大佑有点抓狂，他半开玩笑地挥舞双臂走向摄影师，问道：“啊！你们到底要怎样，我不是演员呐！”
身为罗大佑的“智囊团”成员，企划黄婷在镜头之外一脸淡然，似乎早就预见到了当下情形。
“大佑哥对‘演’这件事很没信心啦，他觉得自己不擅长，所以一到这个时候就会很紧张。”作为台湾本土的资深音乐企划，黄婷和罗大佑的合作始于2017年罗大佑新专辑《家III》的筹备，两年似家人般的深度磨合，已经足以让她了解罗大佑的各项特质，“他其实很讨厌拍照，不过既然答应了你们，他肯定会好好做。”
在黄婷眼中，罗大佑完全不同于之前她圈内好友口中那个“严肃到可怕”的音乐教父形象，他生活中是个非常典型的巨蟹男，工作室布置得像一个大而舒适的家庭客厅；他自己有一张专属的单人沙发，喜欢和大家围在一张大桌子上热热闹闹开会；他会花大量的时间和团队成员日常相处，工作闲暇，还总邀着大家一块吃饭；他也会记住身边人的喜好和习惯，在细节处默默照顾周到。
最近半年，罗大佑突然喜欢上了一家高级日料餐厅，基本每次聚餐和会客都会选在那里，他能细心为他人点好合口味的料理，但却基本不更换自己的菜单。
“他超爱吃日本料理，就一直吃一直吃，不过他也知道带我们总吃不好，所以最近会带我们去吃喜欢的牛排。”吃了大半年日料，黄婷笑称几个同事对这家昂贵的餐厅已经“吃到怕”。
在身边的人看来，罗大佑更像一个重情念旧、不喜表达情绪的长辈，黄婷没怎么见过他发脾气，仅有的一次是在一年多以前拍摄新专辑曲目《同学会》的MV时。
MV讲述了罗大佑与学生时代的好友久别重逢的故事，导演黄中平擅长画面拍摄，讲究镜头美感，对同一个场景常常会不同角度多拍几条备选。
当一个打开门的手部特写拍到第四遍的时候，罗大佑开始明显不耐烦，他想知道开门这个动作，第二次跟第三次跟第四次，导演到底希望其中有什么不同。如果不能准确告诉他其中的差异，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打开眼前的这扇门。
早年作为一名医生的职业素养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接受过完备知识分子思维训练，并被数理思想深刻影响的罗大佑更青睐严肃精准的表达，用周密的逻辑去判断创作中每个举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快65岁的罗大佑会调侃自己是能拿长者证去搭免费公车的老头，但他骨子里依旧还是那个保持严肃思考的知识分子型音乐人。
“我常会想一件事情，网络的时代噢，我觉得最后一定摧毁人类。”双手交叉撑在脑后，罗大佑的表情变得认真起来，“这种东西会让地球转得很不自然，整个世界会失掉它的秩序。”
庸众的胜利
黑色西装和白色衬衫均为Brunello Cucinelli，骏珏双位日历型腕表 Tudor
许知远算是这个失序的网络时代的典型受害者，2010年5月，因一篇措辞激烈的批判性文章《庸众的胜利》，许知远把自己钉上了互联网时代的舆论火刑架，成为了“网黑”。在那一年，“80后”作家韩寒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
“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彼时，已经出版多部著作，成为知名专栏作家的许知远在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韩寒走红的社会现实。
早从2005年开始，以知识分子自居的许知远就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认知危机：在互联网席卷全球的浪潮中，他曾经想积极参与重建的那套知识分子话语系统开始迅速坍塌，其标志事件有两个：一个是“芙蓉姐姐”的胜利，另一个是韩寒成为青年文化领袖。如果说前者只让许知远隐感不适，后者的快速崛起则触动了他最敏感的神经。
“为什么之前我们坚持的，或者正在寻找的某种知识标准审美标准、价值标准，突然好像就开始混乱了？”许知远问自己，他对错位的集体选择和狂躁的时代情绪产生了严重怀疑，而这催生了《庸众的胜利》。
饱含批判意识的文章一经发出，就引发了汹涌的舆论狂潮，处于风暴中心的许知远被民众嘲为“倒韩”运动的排头兵，他的外形、他的文字表述方式，甚至他的生活习惯，都变成了大众口诛笔伐的靶子。
这使许知远真正意义上陷入巨大的困境，在这之前，他的人生一帆风顺，面对的最大问题仅是能否考上北大和如何为自己选择一份合适的职业。
2000年，许知远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毕业，他并不喜欢这个专业，为了避免成为一个每日待在实验室设计电路板的工程师，许知远计划去哈佛大学深造，读MBA，未来成为一个知名企业的高管，但是GMAT和托福考试打破了这个梦想——他厌恶并尽可能远离一切考试。
但很快地，许知远发现了新闻记者。
“新闻记者是最美好的职业，他可以不上班，周游世界，评论世界。靠整天批评别人，还能有一个特别体面的工作，有比这更好的职业吗？”许知远在放弃“企业高管梦”后，加入《经济观察报》，担任主笔，开启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具声量的辉煌时代。
1993年～2004年，中国媒体的黄金十年。那时候媒体人能有效地将真实困境转化为广泛的公共讨论，记者许知远在中学时期阅读李敖和柏杨而萌发的批评意志，在他环行世界、评论中国的笔下越发昂扬。但这种昂扬在全新的网络语境到来时，被迅速瓦解。
2007年开始，在门户网站和个人博客的接连冲击下，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开始急速萎缩。
在2013年出版的《时代的稻草人》一书中，许知远形容记忆中的这个时代：“你眼见着黑白的颠倒、美丑的不分，陈旧的谎言被包装成崭新的学说，整个社会似乎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
这本书里，许知远收录了那篇饱受抨击的《庸众的胜利》，他同时表示，该书中的所有文章陆续完成于2008年至2012年间，驱动创作的主要原因是愤怒。
在当时，许知远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迷惘的泥沼，那些曾和他热烈讨论博尔赫斯和乔治·奥威尔的人如退潮般四散开来，他同寥寥坚守者仿若置身于一个真空之中，在张嘴无声的空间之外，是狂欢的大众。
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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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彻底革新了传统语境，30岁的许知远受挫于新浪潮下知识分子群体认知的崩塌，年近50的罗大佑，则需要面临更为复杂的双重命题。
2004年末，罗大佑发行新专辑《美丽岛》，距离他推出上一张个人专辑《恋曲2000》，已经过去十年。在新专辑的宣传期，罗大佑称希望自己两年后能做出下一张专辑。
两年很快过去，接着是一个又一个两年，在此期间，罗大佑除了几场演唱会和为电影制作音乐，再无新专辑面世。
“2004至2008年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睡不着觉。”2017年，罗大佑在录制《十三邀》时告诉许知远。
“失眠的原因是什么呢？”许知远追问。
“我这个人有的时候想得多一点，忧国忧民之类的，而另外一方面，是真的世界在产生巨大的改变……我不觉得现在有人认识这个世界。”罗大佑答。
进入21世纪，互联网的加速发展带来了一场迅猛的全球革命，随着人工智能、3D打印、可再生能源等新兴技术的不断普及，让人感觉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预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
时代疾行的高歌模糊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即便是曾引领多次音乐潮流的罗大佑，也迷失在了都市冰冷的钢筋丛林之中，他难以找到描述当下的恰当叙述方式。
罗大佑早年以墨镜黑衣的抗议歌手形象崛起于台湾“黑潮时期”，他创作的《鹿港小镇》《未来的主人翁》等系列代表作准确抓住了时代脉搏，其内蕴含了严肃的思辨性，将西方摇滚乐和中国文人对社会的批判思考熔于一炉，显著区别于当时“靡靡之音”般的流行情歌。
罗大佑一跃成为华语歌坛的里程碑式人物，就连博见眼高的音乐才子高晓松也将他视为灯塔，认为他单枪匹马把华语流行音乐提升到了能和伟大的电影、文学和戏剧相媲美的高度。
但一个数码主导的新时代里，不再需要这样的罗大佑。
千禧年之后，摇滚最辉煌的时刻已经逝去，华语乐坛新人辈出，后来者汹涌而至，罗大佑的声音逐渐淡褪在周杰伦、五月天和“超级女声”带来的新浪潮中。
而随着年岁增长，罗大佑对生命涌动的热情和好奇心也在不断被时间消磨——这曾是驱动他不断创作的核心动力。
内外交困。
父亲的离去和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又提早为这场困境投下了催化剂。
1998年2月，罗大佑的父亲因病在纽约去世。当听见越洋电话那一头，姐姐说“爸走了”的瞬间，罗大佑第一次感觉世界在崩塌。
“虽然他没有亲口教我怎么唱歌，可真的，他是在后面撑着我的那个力量。”罗大佑在节目《朗读者》里回忆起父亲，认为他是自己人生艰难时刻的领路人。
童年的钢琴是父亲买的，18岁进合唱团用的电子琴是向父亲借钱买的，录第一张唱片的资金也是父亲支持的。虽然一直担心罗大佑的音乐道路，但永远给予他鼓励的，也是父亲。
罗大佑坚定地认为人是群居动物，将生命体作为感受世界的重要介质，父亲的去世予他以沉重一击。之后，罗大佑选择与相恋十二年的女友结婚，他需要弥补家庭意义上的情感缺失。
但这段婚姻在一年九个月后，结束了。
“你需要的是伴?”一次采访中，柴静问罗大佑。
“我可能需要很多伴。真的。”罗大佑回答。离婚后的他穿着耀目的橙色上衣，带蓝色窄边太阳镜，头发染成浅栗色，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大卫杜夫。
在2002年出版的《昨日遗书》中，罗大佑写到，或许只有自己才知道长期维持音乐的高度原创性创作、不重复过去，是一件多么孤独而艰难的事。
“所以艺术家必须要走出去，假如在环境里面他得不到一些足够的冲击的话，他可能就要往外走。”陷入情感低潮的罗大佑再次将自己置身于庞大的时代漩涡中，希冀获得更新鲜的思考和创作动力。
2002年，申奥成功的北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建设期，罗大佑迁居北京，开始了在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间的不断漂泊；2009年，踩着世界金融危机的余波，他又和李宗盛、张震岳及周华健组成“纵贯线”乐队，巡唱中国，尝试通过音乐去冲散整个社会的消极气氛。
但这次，曾用音乐构筑了几代华人精神世界的“时代歌者”，也无法再快速精准地为这个极速前行的时代把脉。罗大佑陷入了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失语”状态，而这场沉默，将要持续十三年。
逐浪者
棉质风衣 Bottega Veneta，黑色衬衫 Ermenegildo Zegna
和罗大佑、许知远对时代报以忧虑不同，生于高知家庭，一路就读精英名校的高晓松却似乎以更积极的姿态迎向变革。
“我大概是最早一批进互联网公司的手艺人，2000年开始，我就在搜狐当总监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刚有唱片公司，我就加入了，因为觉得是挺好玩的事。你知道有多少新鲜事都是精英要反对的，当年唱片公司出现了，他们就觉得我们的音乐不纯粹了，变商业了，成工业生产了。可是等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唱片的模式，精英们又觉得唱片公司是多么有文化，觉得网络歌曲俗气。其实网络歌曲不就是当年他们推崇的非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吗？”在高晓松看来，接受精英教育并不意味着要跻身精英圈子，反倒要对精英的思考模式产生警惕。
“每一次科技进步精英阶层都是反对的，全世界都是这样，知识精英永远怀念上一个伟大时代，批评自己所处的礼崩乐坏时代。工业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痛心疾首，白金汉宫第一次有了电灯泡之后才发现原来天花板这么脏。”高晓松骨子里一直涌动着“反精英”的叛逆血液，他打小就特别崇拜自家大院里的大小流氓，他们不同于教师子弟一般打扮斯文、言行规矩，通常是烫发配大喇叭裤，再加上一副蛤蟆镜，通身带着股痞气。
“我就管人叫大哥，然后跟人结拜，最后他们都上了职业高中，当饭店服务员或者练摊儿，我特别崇拜人家打架仗义，满嘴黑话。”从中学开始高晓松很长时间不喜欢对外介绍自己的知识分子家庭，从不佩戴四中或清华校徽。平日也常照以街头小流氓的标准来装逼。
精英知识分子要习惯孤立自己，站在广大群众的对立面去批判问题，但高晓松说自己那时从来不是，也不追求。“有一天我回清华去演讲，我们学校的刊物采访我问，高老师，你是不是一个特别特立独行的人？我说，特立独行，我会上清华吗？我不就是追随社会价值体系才读清华吗？”
在二十数年间，高晓松始终保持着追逐潮流的好奇与热情：开唱片公司、写小说、拍文艺电影、入职头部互联网公司……博客时代来临时，高晓松是第一批知名博主，微博时代来临时，他又成为了超级大V“网红矮大紧”，毫无偶像包袱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夸张的自拍频繁自黑。
“有一段时间我也想装逼，追求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是确实不是，我也拍了好几部电影了，有的人喜欢，但是总的来说是不成功，我写小说也不成功。”回首这段经历，高晓松认为自己最美好的体验是始终能跟上时代，但也坦然承认，最遗憾的也是太过于紧跟时代。
在高晓松看来，每个人自打降生就带着上天赐予他的一亩田，你可以叫“礼物田”，这亩田有自己最适合的一种作物，其余强种的植株，无论你多努力，都无法茁壮成长、结出累累硕果，一个人会产生迷茫和戾气，就在于没在这亩田上种对东西。如果想要找到人生最自恰的状态，就要花无数时光去找到这亩田最适合种什么。
在时代漩涡里始终勇敢穿行的高晓松，经历过少年成名，见过诸般风浪，活得比大多数人要通透，但最终还是要去找到自己命中注定的那种作物。
第二股风
黑色西装和白色衬衫均为Brunello Cucinelli，骏珏双位日历型腕表Tudor
一个曾引领潮流的人，很难凭借同一种方式回到舞台中央，许知远恰好是这个人，只不过采用的并不是他乐意的那种方式。
跨越了PC时代，在移动互联网到来的20世纪第二个十年，许知远又尴尬且意外地回到了网络舆论中心——2017年，因为一些公开的言论和表现，41岁的许知远再次成为“网黑”。
“你看那些网上写你的文章吗？”在采访中，许知远再次被问到如何看待这次尴尬的“走红”。
“朋友非要发给我，就偶尔看看。”
“看了什么感觉？”
“我感觉他们都很蠢，都不了解我，他们了解的像是二十多岁的那个许知远。”
面对网上近乎疯狂的言论攻击，许知远不像七年前那样困惑焦虑，对待外部的恶劣环境，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抗衡方式——“你必须要完成内在的一种转移，转移环境上的一些压力。否则会被一种强烈的无奈和当下的困境所左右。我比较害怕陷入这种状态。”
在2010年前后，许知远开始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游荡”，他看过加尔各答的乌鸦、海参崴的美人，随车穿越古罗马残破又巍峨的城墙，坐进开罗的午后品尝一杯土耳其咖啡。
旅程结束后，许知远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世界主义视角，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内化”，更专注于内在小世界的塑造。不过，他依旧坚持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但也坦然接受了部分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境遇。
被公众误解带来的不安和迷茫，不再那样紧迫地缠绕许知远，他对外界言论最激烈的反击，就是告诉循声而来的采访者：“他们找错了靶子，我不是他们所讨伐的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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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是怎样的一种人呢？
在单向空间COO张帆的眼里，许知远是个丝毫不懂理财的“散财童子”，只要是稍微熟悉的人，都能很容易找他借到钱，当然多半是不还的，而许知远也不在意。
在与人交往上，许知远有点不谙世事的天真，《十三邀》“大火”后，来找他交朋友的人越来越多，有没目的的，但有目的的更多，而许知远呢？来者不拒，把谁都当朋友。和他相识多年的张帆有时候都觉得，许知远交友的底线有点低。
但交游广阔的许知远也是单向空间的“招财猫”，在单向空间没有盈利的那些年里，负责书店实际运营的“大管家”张帆只在钱快亏完的时候召开股东大会，知道没钱了，许知远就出去找新股东拉投资，他找钱靠“杀熟”，拉来的全是朋友。在风投资金介入之前，单向空间就凭着创始人的工资和新股东每次五万的投资撑了下来。
熟悉许知远的人也并不认可那些经常被用来攻击他的词汇。
“老许是一个平等意识很强，而且超级细腻的人。”《十三邀》的联合制片人刘晋锋不认为许知远是网上说的“直男癌”。
在林志玲做嘉宾的那期《十三邀》录制结束后，一个跟林志玲有合作的朋友告诉刘晋锋，私下聊天时林志玲曾谈到许知远，认为他特别善于采访，出道那么久，除了许知远，从来没有人问过她是学什么专业的。
“许先生就这样一步步打开了我的内心。”林志玲说。
但在某些方面，许知远确实显得与周遭格格不入，严苛到不近情理。“他在某种层面上很坚持，比如说对文字的洁癖，对思想观念纯洁性的要求，对精英主义的那些东西，他有很强烈的追求和自己的坚持。”在张帆看来，许知远对自我价值一直有着清晰的设定——他是肩扛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是针砭时弊的思想者，是记录时代的作家。
“我有一个很庞大的写作计划，可能会持续到我死为止。”40岁之后，许知远更明确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写作不仅是他学习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变成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召唤。
已经完成第一卷的《梁启超传》，是许知远唯一视为个人作品的创作，代表着他生命里的“第二股风”——捷克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将一个作家二十多岁时的创作称作“第一股风”，而当他抛弃过往，把自己从昔日的经验、公众的期待、熟悉的题材与论调中摆脱出来，重新发现自我、发现世界后，写作生涯的“第二股风”将会到来。
“梁启超遇到的这些问题，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在转折中遇到的困境，现在仍然困扰着我们。中国转型成为现代中国，我认为还有很多路要走，我很好奇他们那代人是怎么思考自己面对的重大挑战。”旺盛的好奇心促使许知远“结识”了梁启超，他在历史的沟壑错落中逡巡，被一些问题困扰多时，于是试图在这个19世纪的“70后”身上追寻答案。
许知远享受这个漫长的追寻过程，并在其中感觉内心安宁。
回归
运动拉链外套和棉质衬衫均为Ports International
“每个时代都需要有许知远这样的人，这才有完整性。而且他在这个时代能活得还不错，其实是时代的进步。”到了知天命之年，高晓松对自己身处的时代看法宽阔了许多，他称自己现在是希望拿着一把更大的历史尺子来“静观众妙”。
从40岁到50岁，是高晓松自己感到惊喜的十年。
“这十年我最愉悦的是，我觉得自己还能进步，还能学习，甚至比我30岁到40岁那十年要进步得多。”高晓松欣慰于自己的成长，他将这种持续生长归功于两件事：一是做了长达七年的文化脱口秀节目，二是进入了阿里巴巴这样一个兼具厚度和广度的平台。
2012年5月，高晓松的第一档文化类脱口秀节目《晓说》上线，踩上了视频网站原创节目的风口，马上火得一塌糊涂。2013年初，《晓说》第一季52期总播放量达到1.6亿次，到第二季完结的时候，节目播放总量已经突破5亿。
“节目刚开始一两期的时候，我突然就看到以前我拍电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的影评人，还有总骂我音乐小情小调的乐评人，这些骂了我半辈子的人，突然间纷纷说，‘高老师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高老师，求您以后别拍电影，您这节目我们都很爱看’。”高晓松觉得自己在属于自己的那亩“礼物田”上终于种对了东西。
自《晓说》开始，通过制作一系列的历史人文脱口秀节目，输入“知”、输出“识”，高晓松把自己多年来阅览群书的积累和走遍世界的实地体验紧密糅合，对人类自何处来、国家性格如何形成、文化怎样流转传承等本源问题形成了结构清晰的全面认知。他完成了世界观的深度梳理，同时也实现了自我内在认知的溯源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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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说》第二季播出时，高晓松公开表示，做了这个节目后，自己确定要做一个知识分子。
生在标准的书香门第，打小长在知识分子堆里，高晓松记得，在没有“央视春晚”的大年夜里，一家老小的娱乐就是围着一条被吃得干干净净的鱼骨头联诗对句，小酌一瓶分两年才许喝光的茅台，在那个人丁兴旺的时代，小一辈中也只有能作诗的他享受在除夕和长辈同席吃饭的待遇。
“我大概只到近几年才说自己是‘知识分子’，以前我觉得这四个字都太装逼了，但你越老越体会到你是谁，你曾经装成各种各样的人，其实老了以后水落石出，到最后发现自己就是个知识分子。”笑谈自己“装逼是本能”的高晓松这一次分外实诚。
2019年初，在一次去三亚的旅途中，已经成为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受命撰写《阿里传》的高晓松和马云聊起各自沉迷于打架斗狠的青少年时代，他想起在那段满溢荷尔蒙的青葱岁月中打的最后一场架：因为球场上的不愉快，一群在清华就读的四中同学和北大的一帮学生约在北大东门外用拳脚解决问题。
“大家特激动，14个人全副武装去北大，结果把人打得满校园追着跑，导致全体被处分，还有被拘留的。”高晓松记得这场轰轰烈烈的斗殴事件最终以双方喝大酒和解结束，场景可参见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其实最后两边一问全是知识分子家的孩子，都假装街头流氓，以争勇斗狠为荣，那天晚上之后我就没再打过架，因为我们发誓说我们其实真不是那样的人。”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高晓松日渐感悟到当人逐渐长大，会慢慢发现自己面前从来就只有一座独木桥，中间走的别路，都是自己在瞎比画。人生一路多风多雨，那些自己编的东西、造的故事，跟着人往前走，最终都会褪去颜色，风化成齑粉，就像那场毫无意义的群架。
“你说阿里喜欢我什么？因为我是一位企业家吗，不是吧？因为我是一个科技先锋吗，肯定不是。是因为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对这个社会和时代的思考，你对行业和未来的思考。”高晓松说。
加入阿里“大家庭”近四载，高晓松逐渐在整个系统里找到了自己更为自恰的位置——七年高密度的输出，夯实了他的历史观和知识体系，除了制定文娱国际化战略，今天的高晓松还能著书作传，用写史的方式去讲述一个当代中国的故事里不可忽视的商业帝国。
2019年1月1日，高晓松发了新年第一条微博，称《阿里传》按计划将在今年阿里二十周年时出版——这是知识分子高晓松新的时代使命。
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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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定居台北三年的罗大佑带着新专辑《家III》重返北京，在自己新歌的赏听尊享会上，他被主持人鲁豫问道：距上一张专辑十三年，有没有担心自己的歌迷已经等到放弃了。
“我自己都觉得快放弃了，但是，对人生还是有一些感受。”罗大佑笑着回答。
60岁以后，罗大佑身上仿佛发生了一些神奇的变化，他的面部曲线变得柔和，曾经严肃的眉眼间笑容灿烂，说话也愈发亲切生动。
“他不抽烟了，喝酒也很少，哇哦，What a better man！”被罗大佑称为2000年后最佳音乐伙伴的朱敬然，清晰感受到了十三年时光在罗大佑身上带来的变化。
虽然先后合作过《美丽岛》和《家III》两张专辑，但因异地而居，台湾音乐制作人朱敬然和罗大佑在十三年中，还是有很长时间的交流空白，等到2014年罗大佑搬回台北后两人再见，朱敬然才发现，记忆中那个拉着大伙两周不眠不休做唱片、除了工作和团队没有其他交流活动的罗大佑不见了。
现在的罗大佑会约包括朱敬然在内的朋友去亲子餐厅吃饭，会计划几个家庭的周末郊游，会主动和朋友聊自己的手表和吉他收藏。
是什么改变了罗大佑？
在新专辑《家III》里，能很容易地发现正确答案—— 一家三口的身影衬着宜兰的清新山色和葱郁田野，出现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恬静又美好。
是的，那个曾经发誓不生小孩，要靠自己个人的生存把生命意义活到最大的罗大佑成为了一名父亲。
2012年，女儿Gemma在香港降生，Gemma取意为“宝石”，是罗大佑在女儿出生后，托曾在香港和自己合作过《皇后大道东》等经典曲目的好友、意大利作曲家花比傲起的名字。当时花比傲罹患癌症，正在纽约养病。
生命本质上是延续不断的循环，也是一次又一次恍若新生的回归。
2014年，为了让女儿有一个更加适宜的成长环境，罗大佑携妻女回到台北定居。
“我们随时要接受自己可能的改变，或是环境的改变，或者自己和环境都改变，你又有新的感觉出来，反正生命就不能停滞不前。”罗大佑坦言自己的改变，并认为这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把女儿的出现称为是一次从未尝试过的创作，也是人类一路走来的过程中，被称为“进化”的那个部分。
女儿长到四五岁，罗大佑的失眠不治而愈，以前那些缠绕在脑子里好像永不会停歇的旋律，突然有了暂停键，他找到了一种“可以做个好梦，有好觉睡”的创作状态，达到了全新的平衡。
“做音乐的人，必须要把人的一些不灭的价值告诉他的听众，他不会有什么理论，他最重要的就是情感。”罗大佑用自己对生命的感触来创作，生命之火温暖了罗大佑的手，他再握笔，为生命作歌。
当新的生命之火燃起之时，罗大佑便又能写歌了，他还有更多的新计划：找了个“外教”重新学习吉他，一周上两次课，接下来还要去学唱歌。
2017年中，罗大佑开始计划新的巡回演唱会，新专辑与演唱会相配合，才是一次完整的音乐表达。
2017年10月14日，罗大佑“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巡回演唱会首场在台北小巨蛋拉开帷幕。演唱会最小的听众不足4岁，是陪着自己爸爸朱敬然坐在控制台的小Peter。
这次演唱会后，朱敬然发现儿子Peter时不时会摇着小拳头，哼上一段《鹿港小镇》，因为年纪小记不住歌词，总在副歌部分翻来覆去，“台北不是我的家……台北不是我的家”。
一次两家聚会，Peter突然跑到罗大佑面前问：“你会唱歌吗，你会唱‘台北不是我的家’吗？”罗大佑俯下身子，用和孩子对话的夸张语气说到：“诶，你知不知道，这首歌是我写的噢。”或许，有些音乐，真的能穿透时间。
中局
军绿色工装外套、黑色短袖T恤和军绿色工装裤均为Bottega Veneta，黑色金属细边眼镜Ports Eyewear
“这其实可以给年轻人一个忠告，也是跟年轻人去产生一个关系。我们也曾经年轻过，我们当初离家是这样，他们也继续在离家。那这种离家之间它有没有对话的可能？”以“当年离家的年轻人”为巡演主题，是因为罗大佑发现“北漂”成为台湾当下的一个主流社会议题——多到不正常的年轻人背离家乡到台北来工作，造成了南部、中部二三线城市人口形成洼地，发展也开始变缓滞后。
技术革新增加了社会隔膜，象征着希望的年轻人背景离乡，四处漂泊，两代人间因为资源分配的失衡，变得剑拔弩张。
罗大佑依旧习惯将自己置身于时代漩涡中心，他认为世代间的巨大冲突，是当下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他想通过构筑新的对话机会，来消减这种对立和摩擦。
台湾资深音乐制作人李寿全是这次巡演武汉站的特别嘉宾，和罗大佑的合作开始于三十余年前的《“搭错车”电影原声》和《明天会更好》，在他看来，罗大佑音乐创作的初心数十年未曾更改，“对大佑和我来说，我们对现今生命的关怀，对未来社会的关注，会去用不同的音乐形式和文词风格，去分享、探讨、呼喊……只要有这样的热情，创作就会持续下去。”
在全国进行巡演的忙碌间隙，罗大佑每月还坚持在台北Legacy音乐展演空间，定期举行“周三俱乐部：罗大佑与音乐疯子的传奇派对”系列演唱会。
“那个场地它是right size，大小正好合乎我的年龄跟我的身份，以及跟我的那些已经没有办法在摇滚区站立两个钟头的粉丝的状态。”罗大佑在Legacy为自己的歌迷准备了能坐下来安静听歌的蜡烛、椅子和红酒。
这种小型演唱会也是一个两代人对话的平台，罗大佑会根据每期主题联合年轻的音乐人来一同演出，去年万圣节，他就邀请了台湾嘻哈圈当红的歌手熊仔和老友李寿全同台表演，台下，坐着两代歌手截然不同的粉丝群体。
“我们应该叫能力有限责任公司。”这是许知远近两年来的新口头禅，之前的口头禅大概是“我们的目标是做成一个最后倒闭的书店。”
旧口头禅源自2012年的一次股东大会，当时单向空间准备从蓝色港湾迁往新址，会议的主题是怎么筹到足够的搬家费。
会议中，筹资的办法一直没讨论出来，股东之一的邹波来了句“我们的目标是做成最后一家倒闭的书店。”许知远闻言立马激动不已，事后更把这句话“占为己有”，在未来给团队“打鸡血”时广泛使用。
在这种时刻，许知远强烈的使命感和某方面的个人英雄主义就会冒头，单向空间最初成立的那段时间，这样的桥段总是反复上演。那时候许知远灵感特别多，想得也特美，要做杂志，就要做成全世界一流的文学刊物，要做节目，就要达到媲美BBC出品的高标准。
“我们当时都很兴奋，但是东西太多了，都做了后整个团队就是疲于奔命的状态。”张帆回想早期的创业故事，觉得许知远在慢慢认识到商业规则后，还是发生了很明显的改变，“他现在就常说‘商业的本质就是重复’。”
许知远现在开始收缩“战线”，主业写书，副业是云经营单向空间、做一本具有历史深度的杂志，再分点精力录《十三邀》和一些音频节目。
这些安排看上去相互间没太大关系，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一条轴线上的“许知远式表达”。
许知远一直坚定认为中国正在陷入价值和意义上的广泛误解，整个社会被单一的成功标准所引导。当发现自己对大环境无能为力时，他试图去重建一个较好的微观概念上的公共空间。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杂志，《东方历史评论》；我们建立单向空间这样一个书店的系统，为城市提供了很多可栖息的空间，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都在KTV或者餐厅里待着。包括我们做的一档节目和我非常不合时宜的书面语表达，也是提供一个空间，这些空间都很重要。”聊到现在做的事，许知远笑了笑，语气淡淡，“没有说我一定要做多么大的改变，尽微薄之力吧，对。”
那个心中饱满地充斥着激情、浪漫和理想的“晚熟青年”许知远，在燕园的春光和未名湖的水色里趿着拖鞋穿行，最终走出了那座象牙塔。
2018年，身为清华1988级同学会会长的高晓松回国参加了入学30周年大型聚会，酒过三巡，同学们唱起了慷慨激扬的革命歌曲，席间有同学大醉指着高晓松骂道：“你还记得我们读书时的梦想，纵横四海改造国家吗？结果你今天拥有这么大的话语权，却在节目里说些不疼不痒的东西，你背叛了我们当年的理想！”
当时没在意，但高晓松回家后寻思此事，内心倒是颇觉委屈——厚德载物、自强不息，那不是你们和这所大学嫁接给我的意义吗？
高晓松更愿意做个慢慢重建的“垒砖人”，不管是做节目还是开书馆，只要坚持得够久，总能逐渐影响更多的人。
50岁后，高晓松要去寻找人生下山的“退路”，人生是座永无绝顶的高山，在上山的漫长路途中，他看到在商业博弈的舞台上，无论科技如何飞速发展，但伟大的内容创作始终保持生命力；他看到这个时代不断扁平化，但人类擅长的多元化本能却在不断推动新文化的形成。
他看到在冲破一定的速度临界点后，人们正自觉地把那些遗失在奔跑路上的东西捡起来——《晓说》之后，已经越来越多知识分子“走出书斋”，用通俗的方式向大众介绍历史、文学和绘画等世界人文图景；他的公益书馆开到第三家，已有差不多二十多座城市的市长或大企业家致电高晓松，诚挚表示希望图书馆能开到当地去……
高晓松曾在一档节目里给自己设计了一场充满荒诞元素的死亡——在超市抢免费鸡蛋，因体力不支被踩踏致死，咽气前被鸡蛋清糊住嘴脸，连吟个告别诗的机会都没有。他说：“我想死于毫无意义。”
“我活着的时候，你们给我灌输那么多所谓的意义，我也努力去做了。但如果连死也非要重于泰山，凭什么啊，我就要死得轻于鸿毛，我喜欢轻于鸿毛。”高晓松觉得他们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那帮知识分子，穿越了中国文化从支离破碎到离奇重构的激荡四十年，生命被时代、他人赋予了太多复杂沉重的含义：“我希望能够巧妙地度过一生，这辈子背的这些东西，我希望退的路上就把它们一一卸下，最终一样都不带走。”
余生的下山路，从登高远眺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到回到自家后院发现风景，人生海海，高晓松终将不虚此行。
尾声·人生有时
风衣Bottega Veneta
在音频节目《矮大紧指北》中，高晓松把偶像罗大佑作为“文青手册”篇的终章，在其中回忆了他和罗大佑的几段故事。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近年来他和罗大佑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是飞机上的一次相遇，两人的座位凑巧连在一块。
罗大佑当时忙于在保利各地剧场的演出，四处奔波，和高晓松打完招呼后没聊几句就睡着了，头垂下来靠在他的肩上。高晓松看着这位年少时最明亮的灯塔，看着他已经稀疏的头发有一缕耷拉在额前。
他想起当年那个在八万人体育场中央风雷滚滚的罗大佑，心中默念：原谅我没能像少年时在你的歌声里发誓要坚持的那样生活。
时节如流，岁月不居，半生时光倏然而逝。2018年底，在国内一家音频互联网平台的发布会上，刚满49岁的高晓松在台上宣布：“《晓说》会在2019年4月全部结束。《晓年鉴》会从2018年11月14日开始，最后到2019年我50岁生日的时候结束。”
高晓松为50岁的自己准备了一档全新的年鉴式音频节目，回顾从他出生的1969年到今天半个世纪的世界、中国、北京和他的小小人间。他要为之前半生进行一次正式谢幕，此后又是一段崭新人生。
台下，同为嘉宾的许知远和高晓松比邻而坐，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在许知远心里，高晓松的形象早被定格成那个弹着吉他，唱着《白衣飘飘的年代》的长发文青。但此刻他惊觉，这样一个曾经代表着青春悸动和校园情怀的青年偶像，也不再年轻。
“高老师，想到你都50了，我觉得特别伤感，不敢相信。”许知远主动开口。
听到这话，高晓松看着眼前满目真诚的许知远，那一刻他并没太多伤感，反倒备觉温暖，不过他还是选择用惯常的嬉笑语气，说：“你也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