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和王朔的差距,其实只有一个郭敬明
2019-06-17 21:00

张爱玲和王朔的差距,其实只有一个郭敬明

题图来自东方IC,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ID:zmrben115),作者:宅少



1943年夏,出名心切的张爱玲跑到上海福州路一座老宅里,去找一个叫平襟亚的书商。那天她手上拿的,是小说《心经》的手稿。


平襟亚的《万象》杂志,是上海滩的头部刊物。能在上面发表小说,自然不愁名声。平老板一看是《第一炉香》的作者,赶紧分两期把《心经》发了。


不过张爱玲胃口很大,希望加快出名的速度,写信给平说想出一本短篇集。搞了三十年出版的平老板非常器重张的才华,但是不太相信眼前这个世道。饭都快吃不上了,谁还买书啊?于是婉拒了她。


时隔一年,一本名叫《传奇》的小说集出现在上海街头,短短4天销售一空。不知平老板拿到《传奇》时,心头是何滋味。往小了说,是他看轻了张爱玲的才情,往大了说,是没能准确判断沦陷区的历史格局。


上海沦陷后,大批作家搞抗战文学,文坛出现真空。多数作品肩负着宣传作用,能让老百姓满足的通俗文学极少。偏偏在别人大谈革命时,张爱玲谈的是男女情事、世态炎凉,正巧填补了这片空白。


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这就叫时运。


那时,日伪杂志想宣传奴役文化。上海人也不傻,一本都不买。杂志印出即被销毁,被笑话成“废品文学”。民间杂志也有,但由于物价飞涨,不少都成了炮灰。真正排得上号的,《万象》居其一。还有一本,就叫《杂志》。


而《杂志》的主编袁殊,正是让张爱玲走红上海滩的重要推手。


毫不夸张地说,是他一手促成了张的传奇。


《杂志》虽有日伪政府背景,可日本人不知道,袁殊其实是地下党。读到张爱玲后,袁视张为奇才,赶忙约稿。很快,《杂志》就推出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重磅作品,引爆上海滩。


此外,袁殊还特邀张为文章配插画,搞各种联谊会请她到场,帮她出小说集《传奇》。1944年底,话剧《倾城之恋》在新光大戏院连演80场,场场爆满。报上给祖师奶奶的评价是:雄视全沪,唯我独尊。


那一个月里,张爱玲红到发烫。上海报纸出了30篇关于她的报道,不但关注她的文笔,还有她的贵族血统、容貌、穿着。整天有狗仔跟在后头,看她吃什么、买什么,喜欢去哪家商店,都在跟谁来往。


每场文化沙龙,张爱玲都被盛情邀请。大导演桑弧也闻名赶来,求她出任编剧。任何杂志,只要刊登她的稿子,销量就有保证。任何报道,只要写跟她有关的事,就一定会有人看。她弟弟张子静办杂志《飙》时,合伙人就说:“你姐姐这么红,求她写几百字,让我们也沾沾光啊。”


那时张爱玲人气之高,不亚于任何电影明星。


谁能想到,后来她会为了糊口去做翻译。



《红楼梦》里,秦可卿说:“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


可世间有些事,思了也没卵用。抗战胜利,由于丈夫胡兰成的汉奸属性,也别指望再红下去了。解放后,张爱玲在上海撰稿,只有《亦报》一家愿意刊载她的《十八春》。成书之后,才印了2500册。


有人推算她那时的月收入,大概只够买150斤大米。而私营单位的职工,平均下来是她的四倍。要知道,最红的时候,她月入稿费450块大洋。短短几年,收入下跌了近六十倍,连吃饭都快成问题。


当年在上海,张爱玲吃喝全靠写字。稿费议价,从不含糊。她在《万象》上连载《连环套》。跟平老板说好了,每月七八千字,按月预支一千元。结果没多久,物价飞涨,张爱玲就不干了,要涨稿费,否则就减字数。平襟亚也不干,张就真的减字数。人红的时候,寸步不让,要多硬核有多硬核。


可想落到印数2500册时,张是什么心情。


这才叫时运抛弃你,不打一声招呼。


1952年,张爱玲抵达香港。香港人口五十万,想靠卖字为生,无异于天方夜谭。为了混饭,她只能替美国新闻驻港办事处翻译《老人与海》。自己也说:“实在没办法,就算是牙医的书,也要硬着头皮译下去。”


三年后,她到美国,本想复制上海传奇,结果作品不合美国人的口味。《易经》《雷峰塔》始终没人愿意出版。后来去洛杉矶,长达三年没有固定收入。她性格古怪,不善交际,到哪儿工作都不顺心。


上海滩的一代红人,在美国吃到的是挫败、虱虫和没人理。


幸好,朋友宋淇推荐她写剧本,这才解决经济上的窘境。彼时,试图进入香港市场的电懋影业正在和邵逸夫打架。邵氏喜欢拍古装剧,电懋擅长时装剧。编剧张爱玲的出现,恰好巩固了电懋的摩登风格,成为与邵氏电影抗衡的中坚力量。那年月,张编剧在影视界混得叫一个风生水起。


1955年到1963年,她为电懋写了十个剧本,七个是都市喜剧,《情场如战场》《南北喜相逢》叫好又叫座。人家是写影评起家的,深知好莱坞套路。连桑弧那部传世经典《哀乐中年》,都有她参与。创作剧本时,她把对市井文化的揣摩和对男女情感心理的把握,写得欢脱俏皮,很讨观众喜欢。


张爱玲写小说,连傅雷的批评都不放眼里,轮到写剧本,就是另一番模样了。她非常清楚,电影不比小说,要有绝对的娱乐性,拍出来是要赚钱的,必须讨好观众才行。公司让她改,她都竭力配合,只要能卖得响亮。


不得不说,祖师奶奶是个非常有市场意识的好编剧。


可惜时运不济,不久后,电懋掌门人陆运涛空难去世。这场空难给电懋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公司群龙无首,逐渐一盘散沙,资金周转不灵。某种程度上,它也改变了香港乃至中国电影的格局。从此,邵逸夫一统香港市场,开启数十年的辉煌。编剧张爱玲,仓促退出历史舞台。


那年,《第一炉香》已提上日程,却没能拍成电影。


《私语》里,年幼的张爱玲对出名的渴望就十分迫切:“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


 


去美国时,她也努力想在大洋彼岸再现上海滩的风光。终究还是落空了。虽说后来卖书赚了些钱,但到死的时候,手边也不过2万多美金。她少女时代就想拥有的名声、飞扬和热闹,都一一化作了古梦。



1975年底,台湾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赴港,看望宋淇。


病重的宋淇将《小团圆》手稿交给他。那时,皇冠已经帮张爱玲出版了不少书。张爱玲选择它的理由也很简单:钱给的比别人多。


说来也是命运机巧,皇冠老板平鑫涛,正是上海滩平老板的侄儿。不过他最为世人熟知的,是抛弃原配,娶了个叫琼瑶的女人。1975年,正是阿姨如日中天的时候,已经打算进军影视业。待到海峡对面风浪平息,她一阵残酷、无情、无理取闹的文风就俘获了万千少女的心。


1988年,琼瑶首次回大陆。当时她一套书,能养活半个出版社。一路游经祖国山川,阿姨受到粉丝们热情接待,这才下定决心在内地搞电视剧。不过那一年,真正因影视而声名鹊起的,是王朔王老师。


和张爱玲相似的是,张出自没落贵族,王则出自落寞阶级。改革春风吹进门后,出身军队大院的他失去了优越感,又不愿沦落为底层,靠死工资混日子。拿他自己话说,于是沉潭泛起,舞文弄墨。


一开始,王朔根本没想当作家。他想做生意。


1979年,王朔就去广州倒过东西。那时他还没复员,部队给他3000块买电视。他拿钱去倒卖柯尼卡录音机,300一个带回北京卖600。南方的歌厅、迪吧等消费场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小说已经起来了,谁看啊。在金钱面前,全傻。我是一拜物狂,我看有钱比什么都强。”


 


1983年,他辞去月薪36块钱的工作,夹个公文包四处找生意,没有一桩谈成的,不是他瞧不上生意就是生意瞧不上他。他还想开出租,一天挣一百块,也黄了。年底,路都被堵死了。而由于文学热,作家身份被全社会抬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发过几篇作文的王朔觉得这我可能有戏。


要说祖师奶奶写作是为出名,那王老师的初衷就更具体、更鲜艳了。


后来出《我的千岁寒》,他对记者总结道:“你不努力往上爬,那人家还不得欺负死你?我写小说,就是为了维持体面。”


于是乎,王跟张一样,拿着手稿到各大杂志社自荐小说。第二年,《当代》第二期发表了他的《空中小姐》,《啄木鸟》发表《一半火焰,一半海水》。这时期的作品,都是无业青年和傻白甜的爱情,看哭了不少读者。也有人觉得他笔下男主角颇具流氓习气,不是什么正经东西。


总而言之,差点长成“男版琼瑶”的王朔,最初根本没引起大面积的注意。以寻根、先锋、新写实为代表的主流文坛连正眼都没瞧他一下。


王老师没有祖师奶奶那么好运,遇到属于他的《杂志》和袁主编。在八十年代那个群雄并起、不缺才华的文坛,要想出风头,可没那么容易。


但他遇到了一个叫叶大鹰的人。


1985年,叶大鹰在北电上学。这位叶挺的后人也是大院出身,暑假外出拍片时遇到一朋友说要给他介绍个人,以后说不定能干点什么。回北京后,叶大鹰在凤凰餐厅跟王朔吃了顿饭。两人一聊,十分投缘。话说到半路,王老师拿起手边一样东西,那是小说《浮出海面》的手稿。


多少年过去了,叶大鹰都还记得读王朔小说时受到的感动:“我觉得他是我们这一代人里能够真正找到自己的人,他是把我们那代人身上的那种东西表达得最准的一个人,也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人。”


就这顿饭引起的感动,改变了王朔的命运。


三年后,一笔巨大的财富在等着他。



1988年,陈昊苏成为主管电影的副部长,提出“要拍娱乐片”的口号。之前7年,中国观影人次下降了80亿。1987年拍了142部电影,只有34部不赔本。各大电影厂都入不敷出,发不起工资。


王老师的时运,就这么来了。


翻开1988年的电影目录,看看那些电影,不是犯罪就是惊悚,名称多带“女”“凶”“亡”,娱乐片占了六成。那一年是中国新时期十年电影的终结年,也是王朔第一个人生巅峰。一共有四部电影,根据他的小说改编。他的小说语言活泼、情节通俗,简直就是拍娱乐电影的标本。


这都要感谢叶大鹰。从北京回西影厂时,叶把《浮出海面》《一半一半》《橡皮人》三部小说带回。《浮出海面》被第五代的黄建新看中,西影厂出于资金紧张不想拍了,结果被前去讲课的谢飞肯定,很快上马。


一个厂不可能同时拍一个作者的作品,叶大鹰又跑去北影,把《一半》推荐给导演夏钢。他自己想拍《橡皮人》,男主角贾宏声、女主角许晴都定了,西影换领导把片子撤了。叶大鹰没气馁,辗转到深圳影业公司,终于如愿以偿。而由米家山拍的《顽主》,也是叶大鹰去四川拍戏遇到好玩的事讲给王朔,王朔摘取一二,扭头写成小说,这才为“新京味”开山立派。


早有珠影厂把《一半一半》拍成《魔鬼与天使》,请陈宝国来演,但没引起波澜。而这一年,四部电影冲上大银幕,让王朔赚足了面子。


从此,王老师开始有意识地跟影视靠拢。


他更加频繁、深入地介入这一大众文化,策划《渴望》,写《编剧部的故事》,搞《海马歌舞厅》,一时成了炙手可热的编剧。90年代打开电视,总能看见王编剧的名字。《渴望》更是引起全民观影热,家家户户都在看。当时公安部还给剧组发了表彰,谢谢他们稳定了社会治安。


在与影视这一天然媒介“同流合污”后,王朔尝到了甜头。91年写了上百万字的剧本,见了全国的媒体,说了几游泳池的话。之前写小说,也就赚百十来块钱。这时,有人几万、几十万地送上门了。影视的火爆带动了书的销量,92年出四卷本文集,一口气卖了二十多万,直接惊动了《纽约时报》。美国人说,他是那时期中国最具现实意义的青年作家。


祖师奶奶当初没能得到的风光,王老师得到了。


那几年里,王朔尝尽做明星的滋味。出磁带、上电视,赚大钱、买房子。走哪儿都是爷。一万二的真皮沙发,眼睛不眨就买了。最红的时候,他的电视剧卖一万一集,五千已是底线,电影都是以十几万论价。王编剧看着镜子里发胖的脸,喜上眉梢:“兄弟你算是混出来了。”


很快,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与其给人搞剧本,不如自己搞公司,做影视。


最早,他拉着苏童、莫言、刘震云等一批能打的作家,弄了个“海马影视创作中心”。这个松散的创作团体发展了40个年轻力壮的当红作家,试图将文艺创作产业化。阵势非常大,还上了《人民日报》。后来却不了了之。王朔不甘心,遇到好徒弟冯小刚后,又开了“好梦公司”。


公司成立时,出于对王朔名声的信任,第一笔投资进来得很顺利。但冯小刚写了半天没写出剧本,事情搞砸了,连拍几部剧才填上财政窟窿。王朔倒不在意,越挫越勇,又有了一个奇思妙想:


“拿出几百万来,不干别的,专门搞剧本,跟全国一线作家签约,从源头上掐住其他影视公司的脖子。然后招收大批写手培训成流水线生产。其他公司想买版权也行,得看我们心情。还不零卖,好坏搭着卖。”


主意很华丽,冯问:“哪儿来几百万啊?”


王老师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眼看“好梦”无起色,王老师想开公司想得发疯,又找到叶大鹰,把蓝图重画了一遍。叶大鹰也给面子,出钱成立“时事文化咨询公司”。从这天起,王朔四处约人吃饭,跟人聊剧本,差不多把自己聊吐了。他等于是放弃写作,走回做生意的老路,卯足劲儿要做剧作行业的大佬。


让他醒来的,是一场讨论和几个会议。


1993年,文化界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直指王朔作品低俗。早在1989年,《中国电影报》就开了十期讨论,有人说他的作品是“痞子写,痞子演,教育下一代新痞子”。1994年,王朔跟朋友在西苑饭店顶楼吃饭,冯小刚贼兮兮地进去,凑在他耳边说:“今后媒体都不能报你的新闻了。”


时运这玩意儿,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那一年,王朔在《新民晚报》发表《脱离文学界启事》。紧接着,上头开了几个清理精神污染的会。1996年,“好梦”几部作品被枪毙,王朔执导的《爸爸》被禁映。眼看大势已去,王老师让冯找活路,自己去了美国。


回国时,王朔心里的火熄了,从此再没念过生意经。可能他想明白了,自己没什么经营才能,如果适合做生意,当初也不用写小说了。


对于建立一个文化产业如此复杂的工程,他缺乏处事的圆滑和周旋的耐心。那个让他跳脚展望、八字还没一撇的剧作版权帝国,根本就是黄粱一梦。


多年后王老师似乎有所反省,在《非2》里借着李香山之口批评秦奋:“哥哥,在商言商嘛,拿了人家钱又骂人家,那叫不义。”


而就在他去美国那年,四川自贡一个初二的学生,往一本叫《人生十六七》的杂志上投了一首诗,叫《孤独》。打死王老师也想不到,他在九十年代画的大饼,居然让这个叫郭敬明的孩子给实现了。



1996年,面对杂志销量下滑,《萌芽》转向校园文学,酝酿“新概念”。谁能想到啊,一个作文大赛而已,竟能催生一家想要上市的文化公司。


比起张、王两位前辈,郭敬明对名利的渴求毫不逊色。“新概念大赛”征稿阶段,别人写一篇,他买了七张报名表,写了七篇。


说来也怪,连续两届拿下一等奖,郭敬明的文章并未引起业内重视。东方出版中心给他出《爱与痛的边缘》,首印才一万册。直到高考前夕,他写出那篇《幻城》,引起《萌芽》论坛一阵骚动,境遇才发生改变。


机会,全都是郭敬明努力争取来的。


眼看短篇《幻城》反响热烈,他先给东方出版中心打电话,说要写长篇,问对方愿意出版否。对方说,否。随后,他找到春风文艺出版社。和祖师奶奶的遭遇如出一辙:先被拒绝,然后遇到一个重要推手。


2002年10月,时详选抵达上海,在上海大学外一家小饭店里见到了郭敬明。时告诉他,明年1月有订书会,你必须在那之前成书。郭就每晚跑到阶梯教室写书,一写一通宵。成书后,春风拿下了他大学期间的所有版权。


第二年,《幻城》在订书会上一炮打响。时开始利用各路人脉推荐郭敬明的小说,拉了作家给他开研讨会,在给友社的贺卡里宣传《幻城》。皇天不负苦心人,《幻城》很快畅销。郭敬明又快马加鞭写《梦里》,主动联系《萌芽》的胡编辑,说要给她寄四川腊肉,只希望《梦里》能上杂志连载。


那年,两本书加起来卖了两三百万册。


不过贵人时详选还是来晚了一步。他要是早点出现,郭初到上海时也不用受那么多委屈,看那么多他不喜欢看的脸色。


参加新概念复赛时,郭同学被魔都的繁华迷倒,撰文道:“为什么不让爱上海的人生在上海…上海是华丽的巨轮,我家乡的小城令人啼笑皆非…”结果到上海读书,发觉东西贫富差距实在太他妈大了。


还没出名时,连八十块的烟花秀门票都买不起。好不容易出名了吧,去参加活动穿得土一点,被人家当成跟班笑话。攒钱给家里买车,又被讥笑为暴发户。在这一点上,郭同学的心灵,有着和大师卡夫卡相等量的敏锐、脆弱,外界一丁点戏谑,都像一把劈开他内心冰封痛苦的斧子。


于是,郭同学需要更多的名利。


“人家欺负你,是你还不够牛。”这种丛林法则般的认识倒与王老师异曲同工。看来一个人要成功,首先要被别人看不起。


很长一段时间,郭的爱好都是去查卡上有多少进账。遭受一系列“打击”后,他意识到,不能仅凭写稿赚钱了。从深度介入《幻城》《梦里》的设计并出镜当模特来看,他是非常擅长自我包装的。这也意味着他不会老老实实把作品的命运交给书商,不会像祖师奶奶那样安心只做个自由撰稿人。


就像王老师觉悟可以自己搞剧作公司一样,书卖火了之后,郭的思想产生了巨大飞跃:我干嘛不自建渠道,自己做生意呢?


不同的是,王老师都三十出头了,才想起这茬。而郭同学想到这一点时,才23岁,也就是当初张爱玲走红的年纪。


一颗璀璨的商业新星冉冉升起。



2004年,郭敬明在闸北区租下一间三室一厅的房子,带着几个伙伴开始策划《岛》系列图书。这个系列为最世文化打下了产品雏形。不过当时是小打小闹,赚不了几个钱。他真正的时运,发端自2005年。


即将与春风解约时,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金丽红找到郭敬明,希望合力开一家公司。2006年图书会,他又见到了黎波。年底,上海柯艾文化成立,郭敬明占了80%的股份。在他继续深化产品风格时,金丽红帮他摆平了官司风波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又是上《艺术人生》又是进作协,又是让他出任副社长又是帮他搞定上海户口,还把北京分部的股份腾了15个点给他。


2010年7月,“最世文化”在上海成立,小四成了郭董。


那年,媒体说他在上海有六套房子。而之前的2008年,《小时代1.0折纸时代》登上全国畅销书榜首仅用2个月。美国《纽约时报》做了题为《China’s Pop Fiction》的报道,他被评为“中国最成功的作家”。


“比林语堂风光、穿最别致的衣服、在上海有大房子”,祖师奶奶的人生梦想,郭董才25岁就实现了。25岁的张爱玲,走的可是下坡路。


之后,最世四处挖掘新人,搞文学大赛、签约作家、包装写手,形成一个又一个IP。没遇到他之前,笛安的书卖2万册,遇到他卖了70多万。落落走上人生巅峰,安东尼被包装成偶像。黎波说,郭董啊,就是个炼金炉。


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了不起的郭董把文学做成了生意,积累了亿量级的个人财富。《锵锵三人行》上,窦文涛问他不怕读者长大吗?郭产品经理说:“不断会有年轻人进来,这就是市场。”


不可避免地,他把触角伸向了影视。


起初,郭董没打算成为郭导。是中影集团的副总张强提了议,《小时代》才在郭导的掌控下,花80天拍完上下部。剧本是公司的猫某人花一星期改的。上映四天,票房破2.6亿。最终,《小时代》成了票房最好的国产系列电影。郭导见状,忙不迭将最世旗下的其他作品推进影视圈。


《一代宗师》里宫二对叶问说:“我见过天地,也见过自己,可惜见不到众生。这条路我没走完,希望你能坚持走下去。”


做过文化产业梦的王老师见了郭导,不知会说些什么。咱也不敢问。


不过话说回来,王老师的公司没起来,很大一个原因,是他本来就不太想见什么众生。后来他写《我看大众文化》,批判金庸和四大天王,就表示对大众文化深恶痛绝。早年也说了,虽然占了影视的便宜,但从来没有打心底喜欢过这个行业。他骨子里还是精英意识,想搞的是“新时期文化运动”。


做《渴望》就觉得无趣。后来写《爱你没商量》,非要宣扬他那套“卑鄙者最聪明,高尚者最愚蠢”的反叛思想,最终导致口碑暴跌。他当过中国大众文化的开路先锋,但到头来还是个忧国忧民的灵魂工程师。


自己也说:“就是做贼,我也想做最好的,妄想通过大众文化实现自我表达。”


这正是犯了大忌。一个好的产品经理怎么能不天天去揣摩用户需求?


试想一下,要是换了祖师奶奶就不一样了。懂得迎合观众的张编剧,要是能得到和王老师一样的机遇,说不定早超越了郭董事,成就了一代商业美名。也不至于后来一本书印2500册,处处受制于人。


有人活成面子,有人活成里子。


都是时运使然。



1910年,清政府颁布《大清著作条例》,从此,会写字的中国人能挣钱了。不过很可惜,自民国而下,想纯靠写稿活命越来越难。


当年鲁迅月入数百银元,卖书还有钱打广告。新中国成立时,“山药蛋”赵树理一进京就买了四合院。80年代,毕飞宇一篇稿费顶三个月工资。等到市场经济起来,严肃作家们就只剩下一个穷字了。


张恨水说得好啊:“我家庭负担重,不赚钱我是不写东西的。”


作为每个时代最红、变现效率最高的码字工作者,张、王、郭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作家想从根源上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离不开三样东西。一是时运,二是推手,三是迎合大众。不能敞胸拥抱大众,没有用户思维,基本上不可能做好文字生意。


不信你看郭董的老乡,一心想写出半部《老友记》的马女士,就深谙拥抱大众之道。现在这个时代,能写字的人体面多了。而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码字人,不搞搞临床心理玄学,是无法做大做强的。


当然,有那三件套,繁华也会过去。君不见张编剧和王老师的时运,说没就没。郭导拍《爵迹》,砸了,《爵迹2》上映又遇到风波,只能改档期。2013年,华策影视说要花1.8亿收购最世的股份,最后给了2000万。


据说今年连好友陈学冬,都离开郭董持股的和力辰光,成了李冰冰旗下的艺人。


我把这些事告诉朋友小周,小周准会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卖字不自由。”


我就不会这么说,我会告诉他祖师奶奶引过的一首诗,叫做: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张爱玲晚年的信件》,杨成

[2]《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宋以朗

[3]《转型时代的喧嚣与潜流》,乐绍池

[4]《我和王朔》,叶大鹰

[5]《郭敬明们的成长之痛》,丁尘馨、孙冉、王寻、刘芳、舒文雯、黄晨岚

[6]《郭敬明:我是个没有原罪的人》,原载于《外滩画报》,出自第一财经新闻网

[7]《说吧,稿费》,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8]《我看大众文化及其他》,王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ID:zmrben115),作者:宅少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立场。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请联系hezuo@huxiu.com
如对本稿件有异议或投诉,请联系tougao@huxiu.com
正在改变与想要改变世界的人,都在 虎嗅APP
赞赏
关闭赞赏 开启赞赏

支持一下   修改

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