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津汉,一百年前的一线城市
2019-06-29 20:22

沪津汉,一百年前的一线城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罗屿,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百年前,中国最繁荣的三座城市不是今天的北上广,而是被誉为“十里洋场”的沪津汉。从上海、天津和武汉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民国文艺青年的生活点滴。


1928年1月,已在文学界小有名气的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发展。然而,沈从文并不喜欢上海的生活。他说住的地方“塌而霉、塞”,而他自己就像一个被资本家敲诈的“文化工人”“写作机器”。


与仍保持着某种乡土性的北京不同,上海这个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让从湘西走出来的沈从文有些水土不服,甚至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与危机感。


最初卖文为生的他总为书店故意拖欠稿费而苦恼,他上门讨要酬劳,面对对方软硬兼施的拖欠、赖债,他常常无言以对;受胡适赏识在上海中国公学谋得讲师一职后,第一堂课,他因太过紧张,大脑空白,众目睽睽下在讲台上默默站了10分钟……


当年那个自卑又自傲的沈从文,像极了如今只身闯荡“北上广”的年轻人。彼时的上海,是人人向往的梦想之都。它和天津、武汉同为民国时代中国三大经济中心,甚至有人将它们称作“民国北上广”。


1920年代,上海南京路,是当时中国最繁忙的购物街。


1. 上海总是得风气之先


据说当年沈从文去书店讨薪不成,会在夜幕降临时,一路走回自己逼仄的住所。在他看来,路灯照耀下的苏州河总是泛着惨淡的光。


对大多数人而言,那时的“东方巴黎”上海,是绚烂的、让人晕眩的。小说《子夜》开篇,茅盾写道: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


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除了满街闪耀的灯光,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总是得风气之先,煤气、自来水、电话、电车、空调等西方新事物,样样都让初来上海的人感到晕眩。


1920年代,静安寺旁边停着一辆小汽车。


上海的摩登,也让其他城市无法企及。


复旦大学第一届女生、沪上名媛严幼韵,每天穿着在自家绸布庄量身定做的旗袍,开着车牌号为“84”的别克私家车上学,所有男生为之倾倒,称她“84号小姐”。


另一位名媛唐瑛,则被称作民国的可可·香奈儿。她经常一天换三套衣服,早上是短袖羊毛衫,中午是旗袍,晚上是西式长裙。香奈儿五号香水、菲拉格慕高跟鞋、赛琳时装、LV包包,对她来说也都是日常用品。


唐瑛(1910年~1986年)


堪称民国版Vogue的《玲珑》杂志把唐瑛当成社交名媛的榜样,鼓励旧时代女性要见多识广。


1931年创刊于上海的《玲珑》,被张爱玲称作“女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的时尚教科书。除了教人美容、美体,《玲珑》还致力于改变当时女性的思想。


比如在杂志刊发的《这时代需要哪一种女性》一文中,作者就提出时代女性的新标准应是“有能力、有思想、能劳动”,这样的女人才会“拥有强健的体魄、新颖的思想、结婚不会妨碍前程”。


上海常德公寓,张爱玲曾于1942至1947年居住在这座公寓5层的65室,并在此期间发表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


电影《马路天使》用开头极短的时间,表现了上海的特质:


这座城市有霓虹灯、舞厅、大上海影戏院、百货商厦,还有跑马场、远东饭店、沙逊饭店、中国银行、基督教堂……


看电影、喝咖啡、逛公园、荡马路,只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标配”,如果想显得更为时尚,至少还得会跳舞、会游泳、会打网球、会打高尔夫……


《马路天使》剧中的上海生活。


2. 从一片几乎被遗弃的沼泽,一跃发展为远东最大都市


25岁那年,沪上公子邵洵美写了一本《小姐须知》。


彼时的他从剑桥留洋归来五年,和青梅竹马的表姐结为夫妻也已四年,膝下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他写诗、作文、翻译、办出版,拥有自己名下的时代出版公司,业已接手《时代画报》的投资及制作。


在邵洵美看来,《小姐须知》是“一部小姐的圣经”,“读之一切女子的恐慌都迎刃而解了”。且不说邵洵美对自己作品的定位是否准确,书里的一些“金句”,即便在今天读来,也足以提醒那些沉浸于“爱情偶像剧套路”中不可自拔的女性。


比如:“你自己以为自己是林黛玉时,那么来的贾宝玉也一定是冒牌”“假使一个男人要你同他去做仙人,那么他便是预备着要生了翅膀将来可以远走高飞”“爱一个专模仿外国电影上男主角一举一动的现代青年,不如直截爽快去爱一个外国人好”“不要自己以为自己是童话里的公主,也不要以为来找你的便是童话里的太子”……


邵洵美与夫人盛佩玉的家庭合影


邵洵美的朋友圈,也是上海滩文艺圈。林语堂、茅盾、老舍、郁达夫、鲁迅、巴金……这些文坛大家,全是他的座上宾。


在《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一书中,作者胡悦晗提到上海知识人的日常交往,主要在作为私人空间的家庭以及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茶社、酒楼与咖啡馆等场所展开。


写作《小姐须知》时,邵洵美还不认识自己的情人项美丽。那个本名蜜姬·哈恩的美国女孩,要到1935年才登上锈迹斑斑的“秩父九号”蒸汽邮轮船,穿过刀刃一般的河海交界线,到达长江口。


1940年代,上海的电车。电车上贴着告示:1946年元旦起,各种车辆改为靠右行驶。


身为作家的项美丽,留下了不少关于民国上海的文字。


比如她写万国艺术剧院,“那里举办过音乐会、讲座、辩论会,偶尔还有戏剧。音乐会上演奏的是俄国或德国的曲目,也有其他国家的;辩论会讨论最具争议性的主题,比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有三位天主教教士参加了这场辩论,辩论的结果出人意料);那里还有非常出色的戏剧表演,特别是全部由中国人出演的《王宝钏》”。


与为疗情伤远走他乡的项美丽不同,很多西方人来到上海是为了发财——彼时上海外贸交易额几乎相当于汉口、天津、广州等其他六大港口的总和,西方银行的中国总部也全都设在上海。


作为最早的开放口岸,上海从一片几乎被遗弃的沼泽一跃发展为远东最大都市。


今天的上海依然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3. 中国女性走出家门接受新学教育,某种程度而言始于天津


天津是当时华北唯一的进出口贸易口岸。洋货经由天津源源不断输入,华北、西北、东北等地的土特产也由天津输出海外,这使天津成为华北最大的进出口物资集散地。


作为重要的通衢之地,英、法租界当局均在天津海河西岸建造了码头,以利外轮直接停靠。各国洋行、轮船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纷纷来津设立机构,从事通商贸易。


民国时的天津不仅经济发达,也是最早发展现代化教育的城市之一。设在天津大胡同的“民众教育馆”,既宣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倡导卫生科学常识,劝告人们每天漱口刷牙定期沐浴,不食生冷变馊的物品,开窗吸取新鲜空气,儿童每年接种牛痘以防天花麻脸……


由教育家严范孙提倡、林墨青主办的“广智馆”,既展览历史文物,也介绍当时的新兴事物,比如电报通讯、纺织作业的生产流程。


1930年代,天津法租界。


中国女性走出家门接受新学教育,某种程度而言始于天津。1906年开设于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堂。


在《天津最早的女子学堂》一文中,作者富文蘅这样记述自己亲历的课堂景象:


“上课除主科外,最吸引人的是体育课。过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们,整齐列队,首先按女教师的口令进行走步、编队、穿梭般地变换队形;然后做徒手操或器械操;器械有哑铃、棍棒、藤圈等。还分拨打球,有排球、篮球、垒球、司令球等。有时是练集体舞,随着歌声变换舞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孩子能有这样的体育活动,在天津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天津,利顺德饭店今昔对比。


天津也是彼时中国文化演出的重要阵地。在《租界往事琐记》一文中,在天津生活了近百年的张澜生追忆了自己当年看过的马戏、魔术。


他记得,1936年“世界著名丹麦大魔术家邓脱博士先后在英租界平安电影院和法租界光明电影院演出,有个叫‘理发馆的秘密’节目,邓脱把泡沫剂涂到女演员头上,用剪刀慢慢替顾客修剪头发;在悦耳的音乐声中突然一声巨响,台上灯光刹那一闪,然后再看坐在椅子上的竟是邓脱,穿白大褂的理发师变成女演员。明知是假的,但是手法之快不能不令观众折服”。


“南有上海,北有天津”,天津凭港口之便、交通之利,开创了与上海鼎立的中国近代经济“双城记”时代。


今天天津的天际线,建设中的117大厦 。


4. 货到汉口活,戏到汉口红


文化演出的丰富与否是衡量一个城市繁荣程度的重要指标,同为“民国北上广”的武汉,与其他二城相比毫不逊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共建有二十余处戏院和游艺场。人们酷爱看戏,看戏也是一种社会时尚,这种时尚在汉口尤盛。


据说当年程砚秋到汉口演出,只见戏院外马车、汽车、包车排得密密层层,大舞台的包厢座位在五六天之内就已被预订一空。很多时候,与汉口一江之隔的武昌民众,冒着风浪也要赶到汉口看戏。戏院老板不吝投资,改进观剧环境。


《汉口丛谈》一书中提到,老板们不仅引入电灯、电扇等现代设备,在道具布置上也大花功夫:长乐戏院“所制机关布景,构造幻奇,仅灯彩布景费约需二千元上下,内容丰富之一斑也”。戏院内“另设有糕饼房、小卖部、锅炉房(发电照明)”,以招徕观众。


当年的一句俗语,可以概括汉口演出市场的繁荣——“货到汉口活,戏到汉口红”。



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曾经的中国南北交通重要枢纽。


从“货到汉口活”这句,也可看出汉口在当时全国城市中的经济地位。汉口依长江、傍汉水,“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比”。


1861年汉口开埠,其后京汉铁路贯通,给汉口的城市发展带来极大的机遇。清末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曾评说:“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方芝加哥。”


民国初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到:“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那样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让它成为东方的芝加哥。”


为此,武汉被设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直辖市,整合原本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在浩浩长江水之间,气势磅礴,得名“大武汉”。


作为当时政治革命的中心,民国汉口的租界商贾云集,各大码头充斥着往来货轮,隔岸的汉阳更是拥有当时全国最大的军工厂,而轻工业则有织布局、制革厂等,数量居全国首位。


武汉长江大桥。


一百年不多,九省通衙的大武汉如今已不在一线城市之列,天津也逐渐让出了“北方中心”的宝座,“民国北上广”只有上海还保持着曾经的辉煌。但当年沪津汉文艺圈的荣光,仍然让今日的文艺青年心向往之,并美其名曰“民国范儿”。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539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罗屿,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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