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八周前，我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她照亮了我的人生。如今，我再也没有机会见证她的第一次约会，再也没有机会成为她孩子的外祖父。”
2005年2月，9岁女童杰西卡被一名恋童癖奸杀。
其父亲马克，努力推动新法律出台，要求加大对儿童性侵犯罪的惩处。此为他在美国国会就杰西卡法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1. 罪与罚：性侵儿童案，只是冰山一角
对于罪犯，我们常用“坏人”的道德尺度加以批判。对于穷凶极恶的罪犯、性侵儿童的罪犯，我们会以“变态”“人渣”怒斥之。
不过，若以道德替代法律，反而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肆意妄为。披着慈善家外衣的企业家，居然（涉嫌）性侵女童。
传统法学专家、社会学家也将犯罪分子与普通人区别看待。与普通人一样，社会学家也将人分为“好人”与“坏人”，认为“好人”具有足够的理智承受外来的刺激，而“坏人”则不具备足够的理智承受外来的刺激。
传统法学家认为，守法行为是正常的，而作为偏离规范的犯罪需要特别的解释。
于是，犯罪心理学家、犯罪生物学家、犯罪行为学家长期研究罪犯的性格、基因、心理及行为“特质”，解释他们的暴利倾向、非理智行为、风险偏好。
这些研究固然重要，且成果突出，却容易触发“道德风险”。有些罪犯以“激情杀人”“恋童癖”“精神分裂”以及其它特质因素，逃脱或减轻了罪责。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发表了著名的《罪与罚》，提出了破天荒的观点：“犯罪人和任何别的人都是一样的。”
他认为，犯罪是一种经济活动，人类社会中存在一个犯罪市场。违法者与普通人一样，不存在异质性，犯罪行为也不是特殊的“非理智”行为。相反每个人的行为，不管是犯罪还是守法，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一个控盘千亿资产的董事长不可能是“非理智的”，他的行为，不管是拿地、卖房，还是猥亵女童，都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贝克尔在自己的一次故意非法停车中获得启发。当时，他经过盘算，如果非法停车可以省下一笔停车费，但面临可能罚款（存在概率性）；如果正常停车则需要支付停车费，但大概率会迟到（正在赶往考试现场）。
最后，他快速做出决定，选择非法停车。考试结束后，他没有接收到罚单。贝克尔可能意识到，警察、立法者、法学家并没有考虑到像他这样一位“好人”、教授也会故意违法。
贝克尔说：“成为一名罪犯的决定，原则上与成为一名屋顶建筑师傅或者木匠甚至是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意识或潜意识地计算违规、违法的成本与收益，然后做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合法或不合法，亦或是合法与不合法的组合。
不强调罪犯的特殊性，不是为其开脱，恰恰相反，是为了避免罪犯以特殊性为借口逃避惩罚。理性选择来解释犯罪行为，要比道德的颓废、心理机能的欠缺和遗传特征等因素更加客观。
贝克尔善于使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犯罪、歧视、婚姻、生育等非货币行为（社会行为）。贝克尔在1976年出版了《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掀起了社会行为的经济分析热潮。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贝克尔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利用新古典主义思想，建立了犯罪的理性人模型，开创了犯罪经济学。在他看来，罪犯在理智上与普通人没有区别，都会估量犯罪的收益与成本。只要犯罪的成本足够大，犯罪行为就会减少。
每次爆发儿童被性侵事件，网友都渴望加大对罪犯的惩处力度，“枪毙”、“阉割”、“无期徒刑”等呼声极高。试想如果猥亵儿童，要付出物理阉割，甚至死刑的代价，那么犯罪分子还能如此猖狂吗？侵害事件是否会减少？
犯罪成本一般包括直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性侵儿童的直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都非常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惩罚成本是最主要的成本。
惩罚成本越大，犯罪行为的收益率就越小，越可能减少或阻止他们实施犯罪。正如酒驾入刑后，惩罚成本大幅度上升，酒驾概率大幅度下降。
韩国“熔炉法”的出台是一个经典案例[2]。
2005年，韩国光州私立听障学校教师全应燮，向当地身心障碍家庭问题咨商议中心举报，第一次曝光该校的罪恶：从校长到老师10多人，从2000年开始对住宿的听障生施暴或性侵，受害学生年龄范围为7-20岁。
这起性侵事件引发了韩国社会的巨大震怒，韩国政府启动司法程序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最终的结果令人震惊，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只举报6人，4人受到司法审判，其中校长、总务主任一审分别被判5年、10个月，2名性侵老师被判2年。
更令人愤怒的是二审居然出现了大逆转，校长、总务主任皆没有前科且与被害者家属达成协议（使用公款）而被判缓刑获释。
2008年，韩国女作家孔泳枝将该事件改编为小说《熔炉》，并连载于网络，点击率超过1600万人次，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2011年，这篇小说被拍摄为同名电影，搬上了大银幕。在电影《熔炉》中，人们感受到被侵害女童的绝望、无助、恐惧以及永远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观者痛哭流涕，韩国上下震怒不已。
百万韩国网民联名要求重新调查，审判此事。
《熔炉》上映第六天 ，光州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重新侦办此案。
重启调查后发现，现行性侵害防治法刑责太轻，性侵身障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性侵幼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公诉期七年，两名性侵教师已过追诉期。
于是，韩国网民纷纷要求提高性侵案量刑标准和废除追诉期。
电影上映第37天，韩国国会以207票通过，1票弃权压倒性通过“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名“熔炉法”。
“熔炉法”提高了性侵儿童的量刑力度。新法规定，性侵女身障者、不满13岁幼童，最重可处无期徒刑；废除公诉期。
强制猥亵犯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加害者如任职于社会福利机构或特殊教育单位可加重处罚。以上均不得宣告缓刑。
2011年9月29日，40名涉案教职员工中，其中1名因涉嫌性暴力被起诉，12名因涉嫌向事业法人行贿予以不拘留起诉，13名受到向所任职机构通报处理，其他14人则接受内部调查。但是，校长患癌去世，逃脱惩罚。
正义是经常迟到，不过总比缺席好。
2011年12月29日，韩国国会通过了《社会福祉法事业法修订案》。
修订后的社会福祉法规定，对触犯《性暴力特别法》和《儿童青少年性保护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十年内不得从事相关业务；在职期间对使用社会福祉设施的人员实施同类犯罪的，将永远禁止从事社会福祉事业的经营管理业务。
因此，“熔炉”被称为“改变韩国国家的影片”。
目前，西方主要国家都加大了量刑力度，降低入刑门槛，直接增加儿童性侵犯罪的惩罚成本，以威慑犯罪分子，降低犯罪率。
德国《刑法》规定与年龄在14岁以下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无论对方自愿与否、是否有金钱交易，一概视为强奸，量刑一般在10年以上[3]。
美国佛罗里达州法律规定，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一律被认定为强奸，会判处10-25年刑期。
法国《刑法》等法律规定，针对不同危害程度的性侵15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犯罪，配置了最高20年的有期徒刑和15万欧元罚金的刑罚。
美国著名的“杰西卡法案”规定，对被认定性侵12岁以下儿童的罪犯，将被强制判罚监禁最低25年，最高可至死刑。
美国个别州仍然保留了物理阉割的刑罚，但随着刑罚观念的逐渐转变，化学阉割逐渐替代物理阉割。
2012年韩国就对一名性侵儿童的惯犯采取了化学阉割的方式。新西兰、俄罗斯、韩国、阿根廷、捷克等国采纳了“化学阉割”来加大惩戒力度。英国、西班牙、波兰等国也在考虑使用“化学阉割”。
我国《刑法》规定，对未满14周岁女童、男童进行猥亵，可以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有聚众、在公众场所当着众人面前猥亵等情形，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国法律还规定，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以强奸罪定罪处罚。强奸妇女罪一般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强奸幼女罪从重处罚，最高可判处死刑。
但是，在我国刑法中女性不能成为强奸罪直接正犯，这难以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例如，周某（女性）诱骗女童到酒店，致使后者被王董事长猥亵。周某不能以猥亵未成年罪直接正犯加以惩罚，只能作为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处理。利用女人输送未成年人的，应该是懂法律的惯犯。
另外，在中国，男童不能作为强奸罪的对象。对男童的性侵害，只能以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对罪犯的惩戒力度不够。
较小的惩罚成本导致近些年男童被性侵的案件呈现上升态势。2014年全国被曝光的案件中有17名男童遭受性侵害，占2.3%，2015年340起案件中有21起涉及男童被害，占6%，2016年778名受害儿童中有59名男童，占7.58%。
男童的家长们，也应保持警惕。
不过，在现实犯罪中，惩罚成本是一种预期成本。
法律规定的是惩罚标准，但能否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取决于惩罚机率。当惩罚机率或惩罚的可能性提高时，惩罚成本就会上升，因而可以阻止犯罪的实施。
大多数违法犯罪都会考虑到惩罚的机率。一些犯罪分子，权势滔天、藐视法律，降低受惩罚的机率，加大作案的收益。每次逃脱法律制裁，都会激励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作案。
儿童性侵害的高隐案率，降低了惩罚机率和惩罚成本，罪犯更以侥幸心理对儿童施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表示，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隐案比例高达是1:7，相关问题在农村特别是留守儿童较多地区的农村更为严重。
由于儿童心智不成熟，认知水平不够，针对儿童的性侵害犯罪行为更加隐蔽。罪犯更以诱骗、恐吓儿童等方式降低案发率，降低了惩罚成本。一些留守儿童，监护人监管松懈，侵害行为更加隐蔽，成本更低。韩国听障学校，听障学生无力、不敢反抗，致使性侵犯罪长期存在。
近年来，我国性侵儿童犯罪多发频发。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2013-2016 四年间，全国共审理性侵儿童案 10782 起，平均每天至少有 7 个孩子受到伤害。
由于性侵儿童犯罪隐蔽性强，犯罪分子第一时间得不到制裁，遂使儿童多次受害或多人受害。在我国2014至2016年媒体公开曝光的1276起案件中，一人性侵多名儿童案件共235起，占所有案件数的15.2%[4]。
性侵儿童案件，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传统文化看重女性贞洁，对性敏感而保守。受害人及其家人往往不敢正视性侵害，不敢及时告发，常以“大事化小”的方式私了。如此，犯罪分子遭受惩罚的概率和及时性都大大降低，也助长了罪犯的侥幸脱罪心理，使性侵害得以长期存在，甚至变本加厉。
意大利经济学家贝卡利亚认为，及时性是有效的刑罚所要具备的特征之一，犯罪之后判处刑罚越迅速，刑罚就越公正。
所以，惩罚的确定性、及时性和惩罚的严厉性结合才能够威慑犯罪。
犯罪收益 > （犯罪的直接成本+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犯罪的惩罚成本）×被判罪的概率
此人就会从事犯罪行为。
其中，犯罪的惩罚成本和被判罪的概率是关键。
2. 帕累托最优：能否消灭性侵恶魔？
犯罪机率越小，惩罚成本越高，犯罪净收益越小，犯罪率就越低，社会越安宁。
但是，惩罚成本多高才适合？被惩罚的机率多小才适合？
若强奸、猥亵儿童施以重刑，甚至极刑，能否杜绝性侵害？
事实上，这也无法彻底杜绝犯罪，甚至还可能带来更糟糕的结果。如性侵害之后，考虑到极刑的严重后果，罪犯可能杀害受害人以防止被告发。
为什么如此之大的惩罚成本依然无法杜绝性侵害？
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零犯罪就像误差一样，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但未必带来理想结果。有些罪犯可能因为不懂法（信息不对称），或心存侥幸（有限预期）实施犯罪。所以，大力普法，提高破案率及破案及时性，可以降低犯罪率。
二是惩罚的机率无法做到百分之百。即使破案率和破案及时性增加，但是惩罚的机率依然不可能完美。我们可以增加侦查警力，提高破案率；增加道路及网络监控，降低案发率。但是，警力、监控等执法业务存在成本。人均配备多少警力，城市布满多少监控，才能消除犯罪？
事实上，司法系统，本质上与公共卫生、公共道路一样都属于公共用品。我们无法不计成本、无限制地提供司法服务。正如我们正在推行垃圾分类，但是我们暂时无法做到像日本一样清洁，或者彻底消除垃圾污染。
因为存在不被惩罚的机率，惩罚成本就会下降，且存在不确定性，罪犯就会以侥幸心理实施犯罪。
那么，多高的惩罚成本，多小的惩罚机率才是最优的？刑罚标准是多少，犯罪如何量刑，人均警力多少，才是最适合的？
所以，我们需要确定合理的资源支出与惩罚规模以确保社会福利最大化，即帕累托最优。
经济学家曼昆说，犯罪预防的投入量不是漫无边际的，应当考虑其边际量。
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MR=MC），就是我们需要投入司法资源的极限，即刑事司法资源的最优配置，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均衡点。
例如，我们每增加一个有效警力，每增加一个有效监控，每增加一个刑罚年限，犯罪率会下降，边际成本会递增（犯罪是财富的净损失），边际收益则会递减，当二者相等时，司法资源投入的效用最大化。
从罪犯的角度来看，当考虑到惩罚成本太高、案发可能性大，犯罪“划不来”时，犯罪率就会开始下降。当犯罪率下降到一个均衡点——司法资源投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司法投入不需要再增加。
如果再往上增加投入，不断提高惩罚成本及惩罚机率，结果会怎样？
很显然，社会成本会增加，甚至存在警力“浪费”。另外，罪犯实施犯罪后考虑到刑罚极重，可能拒绝投案自首，继续实施犯罪，甚至狗急跳墙，选择“撕票”、奸杀。如此，反而增加了破案难度，加大了司法成本及社会成本。
这就是“穷寇莫追”的道理。超出了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均衡点，社会总福利反而会下降。
以上犯罪经济学的理性分析，却导致了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恶魔永远存在，只是多与少的区别。
因为司法预算是有限的，我们无法彻底消灭犯罪，实现“零犯罪”。西方国家甚至在均衡点上就停止了犯罪预防的预算投入。因为超出这个水平，投入就会“得不偿失”，社会总福利反而会下降。
这是一个令人很不愉快的结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希望消灭所有的犯罪，然而或许事与愿违。正如贝克尔所说的，无法实现“零犯罪”令他感到沮丧，但理性告诉他，这是最无奈的又是最优的选择。
即使如此，我们是否应该加大对儿童保护的投入呢？
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在制度、刑罚、预算、教育等众多方面加大了对儿童的保护。但是，儿童保护预算增加到多少为宜？与杀人、恐怖袭击、贩毒、拐卖妇女等相比，哪个需要更多预算投入？各种犯罪预防预算投入多少为宜？
刑事司法资源与社会效用的均衡分析，智本社
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分配司法资源的问题。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等边际法则”[5]将问题简化——每种物品每1美元的边际效用相等。
简单理解是，假如最后投入1美元在预防杀人、预防恐袭、预防未成年人性侵等，所获得的边际效用都是相等的，那么这时就是司法资源收入效用最大化，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简而言之，此时预防未成年人性侵达到相对（有限预算）满意的状态。
如图，当司法资源的预算约束线与社无差异曲线的相切（B），社会效用达到最大化。
B点表示，司法预算（如一年100亿）实现了最优配置，最好地防范了犯罪，社会福利最大化。A区域表示浪费了预算，C区域则因预算不够而无法达到高目标区。
3.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纵然萨缪尔森的“等边际法则”似乎已经足够完美，但是从伦理的角度，我们依然无法接受性侵儿童的恶魔存在。
如果儿童性侵的犯罪率只有百万分之一，但谁为那百万分之一的儿童及其家庭考虑过。在被性侵的儿童面前，经济学家眼里的所谓的理性的“福利最大化”显得尴尬、羞愧。
这也恰恰是犯罪经济学（经济学）的局限性。
我们无法真实计算出受侵害儿童的负效用。性侵犯罪给受害者带来的伤害往往是终身不可逆的。儿童身心受创后留下的阴影可能会伴其一生。有些受害者出现精神分裂，甚至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例如，2017年7月，林肯公园主唱查斯特·班宁，从7岁其开始长期受到性侵，深陷抑郁，最终自杀身亡。
儿童保护专家龙迪经过大量的案例调查发现：“在悲剧发生后，人们更多的是对施暴者的谴责，却忘了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如果没有周围人的理解和关怀，那种挥之不去的羞耻感和无助感，将伴随他们的一生。”
可悲的是，她们常常得不到社会的帮助，反而社会的歧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伤害。
在印度等一些国家，被性侵的受害者反而成了“罪人”。在中国，受害者也常被冠以“见不得人”的卑微之名。现实的案例中，一些受害者及父母勇敢地站出来指控罪犯，即使正义得以伸张，同村人、周边人都将受害者家庭孤立，使后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社会歧视、排挤及偏见，给被性侵儿童及家庭造成严重的“二次伤害”。
所以，性侵儿童带来的负效用具有极强的杠杆效应（乘数效应），它带来的家庭伤害、社会成本往往是不可估量的。或许一个孩子被性侵造成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100个经济犯罪。儿童遭遇性侵的负效用是无法准确衡量与比较的（序数效用论和基数效用论的弊端）。
意大利犯罪学家凯撒·贝卡利亚说：“犯罪的真实尺度就是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其中，包括二次、三次伤害以及乘数效应带来的社会成本。
所以，保护儿童不被性侵，国家、社会、学校及家庭都应该付出最大限度的努力，正如避免杀人犯罪一样。
1959年，联合国发布的《儿童权利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儿童应受到特别的保护。
1989年，联合国发布的《儿童权力公约》明确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涉及儿童的一切事物和行为，不论是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都应首先考虑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
该公约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
落实到立法层面，欧美不少国家都加大了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的惩罚力度。
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社会控制》（1901年）一书中提出了“社会控制”——减少越轨、犯罪行为，维持犯罪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
心理学研究发现，性侵儿童犯罪矫治难度大，再犯率较高。现实中，很多性侵罪犯刑满出狱后依然二次或多次实施性侵犯罪。所以，欧美国家对性侵儿童的罪犯，施加更加严格的社会控制惩罚。推动这一改变的正是一位受害女童的父亲马克——《杰西卡法案》。
2005年2月23日，佛罗里达州中北部西海岸，一位9岁的女童杰西卡，在家里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他的父亲马克打了“911”，警方陆续动用了警犬、马匹、直升机，以及百十位志愿者搜寻杰西卡，但杳无音信。
杰西卡失踪19天后，警察终于在距离杰西卡家仅仅60米远的一栋灰色拖车房里找到了线索。事实上，在失踪的头三天里，杰西卡就被关在这栋房子里。
这栋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女士，她的弟弟约翰在案发前后在此暂住。约翰向警方交代，那天他吸了毒，半夜潜入马克家，把杰西卡掳至住处，强奸了她，在壁橱关了三天后，把她活埋在房子边上。
警察挖出了杰西卡的遗体。尸检显示，杰西卡系窒息而死，临死前她的右手食指与中指戳破了包裹她的垃圾袋。
这个杀害杰西卡的约翰劣迹般般、十恶不赦。他曾因盗窃、醉驾、露阴等指控24次被捕。他的驾照被吊销99年，曾被判十年监禁。
更为关键的是，此人是个恋童癖。1978年一次入室盗窃，他猥亵了一个小女孩；1991年，他又被指控猥亵一个五岁儿童。
杰西卡的父亲非常愤怒，他大力批评法律的漏洞和对性犯罪者监控的缺位。事实上，美国当时对性侵儿童犯罪的法律已堪称严苛。联邦法律对性犯罪者执行严格的登记制度，并向社会公开性犯罪者的个人信息。约翰就是个登记在案的恋童癖。
马克抨击的问题是，有这样一位危险的性犯罪者居住在我家旁边——仅60米之遥，我尽然一无所知。这里体现了法律漏洞，即性犯罪者获释后搬离登记住址，就相当于不在警方监控之下，而周边居民又一无所知。正如这个临时居住在马克家附近的约翰。
马克借助媒体反复指责这一法律漏洞以及执法机构的疏忽，要求制定更严苛的法律。杰西卡的不幸遭遇和马克的努力，也得到了佛罗里达州一些议员及不少市民的同情与支持。
其中，当地参议员南希•阿根兹诺回忆说：“我当时就想制定一部最严厉的法律，把性侵儿童罪犯赶得离孩子们远远的。我们尽力完善它，并努力使之成为现实。”
珠宝店老板约瑟夫•道森发起了名为“杰西卡的请愿”活动。约瑟夫征集到11.6万来自各州的签名，他带着这些签名声援加大儿童性侵犯罪惩处的新法案。
2005年4月22日，以杰西卡命名的《杰西卡法案》，在佛罗里达州全票通过。
2005年5月2日，时任佛州州长杰布·布什（小布什之弟）签署、批准了杰西卡法，同年9月1日生效。
杰西卡法规定：对被认定性侵12岁以下儿童的罪犯，将被强制判罚监禁最低25年，最高终身；有性犯罪前科的罪犯不得接近学校、教堂、公园、游泳池等；成年性捕食者侵害12岁以下儿童的，若获释将强制终身佩戴电子监视器。
佛州议会还批准拨付超过1100万美元支持该法，其中390万美元用于购置电子监控仪器。
2007年8月，杀害杰西卡的凶手约翰被判死刑，未及执行就于2009年9月死掉了。死因：肛门癌。
之后，马克到宾夕法尼亚、肯塔基、罗德岛、纽约州、新泽西、马里兰、俄亥俄、加利福尼亚等州游说杰西卡法。截至2013年，全美已有45个州通过了各自版本的杰西卡法，其中马克游说过约35个。
2010年2月23日，佛州性犯罪注册人数高达53500人，杰西卡案后五年，增长近50%。全美性犯罪注册人数逾70万。
在《杰西卡法案》之前，美国还有其它法律对儿童性侵罪犯加以严惩及防范：
1994年《雅各·威特灵法》：要求各州对性犯罪者制定严格的登记制度，包括对被定性为性捕食者的终身登记制度。该法以11岁受害男童雅各·威特灵命名。
1996年《梅根法》：要求各州在性犯罪者获释后，要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公告。以7岁受害女童梅根·妮可·康卡命名。
1996年《安珀·海格曼法》：加强对性犯罪的登记。以9岁受害女童安珀·海格曼命名。
之后，美国开始实行以安珀命名的“安珀警戒”系统，一有孩子失踪，将立即通过电视、广播、交通指示牌等向公众通告相关信息。
1998年《吉米•莱西法》：对性暴力捕食者强制民事拘留治疗与护理法，要求重新审核性犯罪者再次犯罪的危险等级，获释的罪犯仍需接受民事拘留与治疗。以9岁受害男童吉米·莱西命名。
2006年《亚当·沃尔什法》：加强对性侵儿童犯罪的刑罚，要求各州强制公开性犯罪者登记名录。以6岁受害男童亚当·沃尔什命名。
亚当·沃尔什失踪案案发于1981年，此后美国出台了《失踪儿童法》和《失踪儿童援助法》。1980年代中后期，全美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采用以亚当命名的“亚当代码”系统，一旦孩子丢失，将关闭现场所有出入口进行搜寻，若10分钟内找不到孩子，将由警方接手。
韩国自2008年9月1日也开始对有强奸犯罪的前科者佩戴电子脚镣，实施24小时的定位追踪。光州私立听障学校性侵案件中，一个罪犯被判处戴电子追踪仪10年，身份信息公开10年。
但是，我国目前对刑满释放的性罪犯的社会控制较弱，缺乏登记管理及信息公开，对性犯罪获释人员的行为、区域和从业缺乏限制。
除了需要加大惩罚力度，家庭也要增加对孩子的私人看护成本。因为在儿童性侵案件中，70%都是熟人作案。正如孩子母亲的朋友，谎称带孩子去迪士尼游玩，将孩子输送到恶魔手中。
防止儿童性侵事关人伦，超越经济分析。正如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所说，经济学必须与伦理学相结合，追求个人自由及人类福祉为最高目标[8]。
电影《熔炉》里有一句话说：“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参考文献：
[1] 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犯罪预防，周维明，未来与发展；
[2] 熔炉真实事件始末及韩国《熔炉法案》，豆瓣电影；
[3] 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者“万劫不复”，周羚敏，法律读库；
[4] 性侵儿童犯罪问题及防控探析，张畅，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5] 经济学，萨缪尔森，人民邮电出版社；
[6] 杰西卡法案诞生记，焦东雨，中国周刊；
[7] 莱维特的犯罪经济学研究评述，史晋川，陈春良，制度经济学研究；
[8] 伦理学与经济学，阿玛蒂亚·森，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