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来华留学的外国人后来都怎么样了?
2019-07-13 10:00

那些来华留学的外国人后来都怎么样了?

题图来自东方IC,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周刊智库(ID:fhzkzk),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659期,记者:陈祥,编辑:王毕强


北京大学为黑非洲国家培养出了最高政治领袖。


生于1956年的穆拉图·特肖梅,在2013年10月当选为埃塞俄比亚第四任总统。20岁那年,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进北京语言学院来华部一系(今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花一年时间打好汉语基础后升入北大哲学系,于1982年毕业。非洲留学生当年放弃建设国家需求迫切的理工科而选择人文学科,是极其罕见的。


求学缘分继续,特肖梅又于1985~1991年在北大念完国际政治系的硕士和博士,可谓超标准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上学期间人缘很好,常与中国同学逛街、聊天和喝啤酒,熟悉北京的大小胡同,一口京腔。两国折冲樽俎时刻,这段留学经历无疑成为拉近双方距离的最佳话题。


据教育部公布的2016年度来华留学生统计数据,共有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2773名留学生在大陆的829所高等院校里,自费生占88.93%。前三位是韩国70540人、美国23838人、泰国23044人。官方的口号是:“到2020年,全年在内地高校及中小学校就读的外国留学人员达到50万人次,其中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达到15万人。”


比起发达国家来,大陆的留学教育事业依然有漫长路途要追赶,但相比本国最初阶段可谓发展势头汹涌。


大陆招收外国留学生的起点,是1950年远道而来的一批东欧学生。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苏分裂导致作为苏联卫星国的东欧诸国们不再派遣留学生,但中国收获了非洲各国的大量留学生。文革前数量最多的留学生来自越南,但两国在1979年兵戎相见,随后和好并共求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前,留学生教育事业是纯外交任务,只为国家利益服务。1950~1978年,大陆共接收留学生12800名,基本不需要人家负担费用。


一、第一批外国留学生,33位东欧年轻客人


33名平均年龄在20岁上下的东欧学生,在1950年末、1951年初陆续来到中国,成为中国自1949年后接收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其中,波兰10人、捷克斯洛伐克8人、罗马尼亚5人、匈牙利5人、保加利亚5人。这是北京在外交上“一边倒”扑向苏联阵营的必然结果,苏联及东欧各国是最早与北京建交的国家。


远道而来的年轻客人们对中文一窍不通,清华大学负担起了他们的汉语培训任务,建立“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正是大陆自1949年后首次尝试对外汉语教学。外交无小事,大陆官方极其重视这场教育文化交流,任命清华大学教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为洋学生的班主任,语言学家吕叔湘任外籍学生管理委员会主席。


最终,教学重任直接落在邓懿教授身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受美国政府所托在哈佛大学建立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授那些前往中国战区的陆军军官掌握中文。邓懿和丈夫周一良正好在美国留学,他们被赵元任选中担任助教,故积累了一定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邓懿编写的《汉语教科书》成为中国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


留学生教学经验的空白,很快展现出来。大陆当局踌躇满志准备了以英语和汉语为语言教学基础的最优秀人才,当客人到来后,才发现对方只有小部分人懂英语,更多人是学俄语出身的。


一切制度如平地起楼阁建立起来。《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两年教学计划(草案)》,是中国最初建立的教学制度。它预设东欧学生在第一年内掌握1500个常用汉字,能流利表达。这是重大政治任务,故教学任务很紧张,学生一周学习6天,老师不时得在晚上去学生宿舍和学生聊天,师生间很快就可以抛开俄语翻译而进行简单汉语交流。


邓懿从美国带回的两台录音机,对教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帮助。标准的汉语发音被录入录音机里,每天给学生播放1小时。区区两台录音机哪够使用,老师和助教不厌其烦为学生反复示范发音。


东欧学生皆是政府交换性质的贵宾,他们必然享受到了优渥的物质待遇。学费、书费、住宿费、餐费、医药费等全由大陆官方包揽,还有补贴。刚来到北京时,他们住进最好楼房里的两人间,伙食每人每月250斤小米定额,后增加到500斤,中西餐搭配。每人有2500斤小米的置装费,等同大陆的出国留学生待遇,且他们一抵达北京就分到一套棉衣、一双棉皮鞋。住、食、穿分配外,每人每月有200斤小米的零用钱,待遇跟大陆教师差不多。



1951年10月1日,东欧学生参加新政权成立2周年的盛典,他们作为贵宾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阅兵和游行。暑期,中方组织他们下江南游玩,去了南京、扬州、上海、杭州,其余时间在风景如画的北戴河疗养。国门敞开前的大陆少有外事活动,东欧学生的莅临对地方上算是重大外事活动,每地的省市领导干部都会亲自接待。他们的老师熊毅,回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之行时的安保工作:“沿山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都是解放军,这倒像是检阅了。”


彼此都是政治体制相似的国家,东欧留学生本身就是经过组织层层选拔而来,家庭背景和政治忠诚度没问题,需要与中国人一样过组织生活,进行政治学习。他们也需要阅读毛泽东著作,每周有5小时的时事政治学习。


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在1952年暑假剧烈展开。这个专修班的师生一起被调整进入北京大学,扩建改名“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此时,东欧留学生增加到44人,另有朝鲜29人、蒙古4人。首批来大陆学习的33位东欧学子,则在经历一年半到两年的语言学习后,纷纷进入北大、人民大学等名校进行专业学习。


1953年4月,北大颁布《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暂行规程(草案)》,象征留学生教育的条条框框初步成形。“本班教学目的在于教授外国来华留学生基本掌握中国语文,以便进入中国高等学校学习或研究。为达此目的必须结合教授语文使其对新中国获得初步认识。”规程提到。


33人中的大多数,成为东欧的第一代驻华外交官,如罗马尼亚前任驻华大使罗明、罗马尼亚中国历史研究专家萨安娜、波兰前驻华大使董博若、匈中友协前会长戴伯纳、匈牙利罗兰大学教授尤山度、波兰科学院教授施乐文、华沙大学教授石端……


“这两位杰出的教授和助手,用一年半的时间使我们掌握了汉语的基础知识。”罗明在2005年世界汉语大会上感念邓懿和杜荣两位恩师。1990~1995年,罗明是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他深深记得毕业典礼那天,北大校长马寅初签发毕业证书,衬底还印着一行透露浓厚时代气息的字“为人民服务”。还没毕业,罗明已经为中国大陆和罗马尼亚领导人担任翻译工作,他的身影出现在1956年的新闻纪录片《兄弟般的友谊》里,他是朱德访问罗马尼亚时的随行翻译。




2017年11月24日,和平方舟医院船会议室,67岁的坦赞铁路建设和管理的坦方员工秋马展示自己的书法作品。他年轻时先后2次赴中国留学,就读北方交通大学土木系5年。


罗明与同胞萨安娜结为伉俪,他先后在罗马尼亚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历史和科学研究所、布加勒斯特大学文学会工作,喜欢标榜自己是“头五个会说中文的罗马尼亚人之一”。


二、越南和朝鲜学生一度占主体


随着北京在外交版图上的开疆拓土,来华留学生越来越多,没几年就形成了几百人的规模。以外国留学生重镇北大为例,为方便管理,北大实行分组管理,设置有“社会主义组”和“资本主义组”,将不同政治体制国家的学生分开管理。


“接受和培养外国留学生,是我国应尽的一项国际主义义务,也是促进我国同各国间文化交流,增进我国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一项重要工作。”1962年颁布的《外国留学生工作试行条例(草案)》这样描述留学教育宗旨。


1950~1965年,共有70个国家的7259位留学生来到中国大陆,他们分布在128个学校、154个专业里。整个1950、1960年代里,最多的留学生当属越南5252人,其次是朝鲜546人,再其次是苏联208人。来自发达国家的,只有135人。


进入1965年,大陆瞬间接受越南留学生3092人,占当年来华留学生的93.4%。他们费用全免,原则上两个越南人跟一个中国学生住一间房。这是那段时期里接受留学生最多的一年。


越南留学生的爆发式增长,背后有深厚的政治历史原因。1964年8月爆发“东京湾事件”,越战迅速升级,美军在翌年3月2日开始战略空袭“滚雷行动”,两军的大规模陆战则在随后的8月爆发。社会主义阵营不遗余力给北越输血,但联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北京和莫斯科关系在1965年恶化至破裂。到了1965年,两国间唯一的合作就是允许苏联物资经过中国大陆境内输送至北越。


事已至此,两红色大国为了争取越共,自然是不惜血本给予帮助。来华越南学子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院校里,如上海的12所高校就接受643人,浙江大学前身——杭州大学接纳150人。北京对越共人才的培养具有高度实用性,这批人理工科占89.3%,其中工科占61.4%。



那是一个高度宣扬中越友谊的时代,校园里飘逸着时代旋律《越南中国》:“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临东海我们友谊向朝阳,共饮一江水朝相见晚相望……胜利的路上红旗飘扬,我们高呼万岁,胡志明、毛泽东。”日后担任越南驻华大使的陈文律,曾于1965年来到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2005年,当他回到阔别40年的陕西寻找青葱岁月痕迹时,激动不已。他随后来到延安宝塔山时忘情高歌《南泥湾》,一旁游客以为遇到了广东老干部。


莫斯科和北京慷慨给予援助的同时,对北越进行人心抢夺战。大陆官方迫切希望,越南留学生在坚定反帝国主义信念的同时,也能反对修正主义的苏联,故校方想方设法教诲“防修反修”理念。


“越生大部分热情友好、诚恳坦率,但因其内部组织严密,在思想上、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往往不直接向学校反映;有些问题又常常在教学过程中反映出来。”复旦大学在1965年11月向上级反映。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1966年9月,文革初停课闹革命的狂潮袭来,高等教育部发来命令:“从现在起,对外国留学生一律停课,休学一年。”所有越南学生在1966年被祖国统一召回,他们中的不少人转去苏联和东欧留学。双方约定一年后复课,但陷入文革的大陆一年后根本无力复课。直到1970年,国务院决定,所有于1966年9月回国休假一年的外国留学生不再复学。


越南之外,派来最多留学生的是另一个红色政权邻居——朝鲜。2003~2007年担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曾于1959~1964年间在北大西语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62年,组织上交给李肇星一个特殊任务,跟朝鲜留学生姜锡柱合住一间二人寝室,直至李肇星毕业。


就在1960年,西语系一个中国女生跟一个匈牙利男生陷入爱河。异国恋在高度政治化、私人空间逼仄的时代里可不是私人小事,官方最终破格批准两人同住一屋,但同时安排同性的中国学生与留学生同住,避免此类事件再发生。


李肇星的最主要陪伴任务,是在日常生活中提高姜锡柱的英语口语能力。姜锡柱问李肇星如何学好英语,李肇星回答:“要想把英语学到家,有一项本事是必须要掌握的。做梦肯定是用自己熟练掌握的语言,如果你能达到用英语做梦的地步,不就说明你的英语水平很高了吗?”李肇星还经常带着朝鲜室友参加篮球赛等集体活动,姜锡柱能借此认识诸多中国同学。


两人合住的那一年,大陆刚走出三年饥荒时期,食品供应纵有改善,依然匮乏。李肇星清楚记得室友的伙食比中国学生好多了,朝鲜学生有专门的小餐厅,伙食标准“超出当时中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水平。姜锡柱回国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官至第一副外相,他一直感念大陆能在困难时期优先照顾留学生。2004年3月,李肇星访问朝鲜,与金正日问候后,他便紧紧拥抱老同学兼老室友姜锡柱,亲昵样让金正日乐不可支。


李肇星参加过中国和古巴学生的联合反美游行,一众人高呼口号:“Cuba Si,Yankees No!(要古巴,不要美国佬!)”每逢周末,北大学生会在燕南园旁的小饭厅里组织舞会,有时会邀请古巴学生。身上流淌着西班牙人血统的古巴人,异常热情奔放,成为调动现场气氛的最棒角色。


苏式政权国家来华留学生本就是经过层层筛选的精英,学成后回国必赋予重任,日后都成为与大陆发展关系的中坚力量。


三、迎接第三世界学生


文革中断了留学生教育,大陆再次恢复招收留学生已是1973年,但规模不如以往。1973~1977年,共接收留学生2063人。中苏破裂后,东欧各国不再向中国大陆派遣留学生,只有独立于华约组织外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送来128人。



旧日友谊冻结,新的转机到来。早在1963年以后,北京的对外经济援助主体由亚洲国家变成了非洲国家。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北京代替台北获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身份。非洲各国为此立下汗马功劳,北京更是加大援助非洲力度。


作为援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配套项目,200名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学生于1972年6月来到中国大陆,进入北京的北方交通大学(现北京交通大学),他们学成后即成为铁路管理骨干。他们的学期有3年,第一年学习汉语,后两年学专业知识。这是1970年代初到来的最大留学生群体。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标志着北京在冷战中的站队出现根本性转变。随着北京与西方关系的缓和,19个发达国家派出了623名留学生。


“对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和罗马尼亚等国的要求尽量满足;对亚、非、拉已建交的友好国家有重点地、少量地赠给奖学金名额;对欧洲、北美、大洋洲、日本等国,根据对等的原则,按有关协议适量接受。”官方在1973年制定了适应新时代的招生原则,此方针大体沿用到1989年。


柯高在1956年由劳动部调到北大从事留学生管理,他在半个多世纪后向媒体回忆:“越南等兄弟国家有其党团组织,一般都挂靠在北大,学生动态比较好掌握。苏联的教育制度和中国很接近,一般也有自己的党团组织,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团结好这些组织。朝鲜学生大部分学习努力刻苦,自我管理意识强,能够很好地沟通和管理。另外,当时东德的30多名留学生思想比较一致,纪律性也很好。”


共产主义国家的学生容易管理,他们自带组织生活,临时挂靠在大陆高校。年轻人自己也知道,出国留学机会来之不易,若违纪被处罚甚至遣送回国,人生轨迹从此不一样,将会追悔一辈子。如越南学生,祖国对他们就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北大在1975年招收20个越南学生,再加上一个越南退伍军人扮演学监角色以实行内部监督,期间有两人违纪谈恋爱而被遣送回国。


期间,大陆的留学生教育政策依然是政治压倒一切,它栖身于外交大棋局上,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人才。1979年,大陆第一次对非洲国家设置留学生入学考试,要求数学、物理、化学总成绩达到180分,最终无人达标,只好降低要求。明显不同于以往的留学生主体即东欧、朝鲜、越南学生,此时大量涌入的黑非洲学生闹出一些不愉快的插曲。


留学生工作服务于国家政治外交利益的时代,招收留学生是完全执行中央制定的招生计划,高校本身没有可变通的自主权。直到1990年,高校首次获得留学生招生权,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动力的新时代开始了。发展至今,自费留学生的比例已稳定在90%上下。此后,政府只负责接收一定数量的国家间计划留学生、制定政策、财政拨款,具有接收留学生资格的高校可以放开手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周刊智库(ID:fhzkzk),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659期,记者:陈祥,编辑:王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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