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强在哪?
2019-08-20 06:06

深圳强在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原标题《深圳,凭什么?》。


作者丨清和

头图丨东方IC


深圳之“圳”,实为罕见字。在客家话(深圳原著民以客家人居多)中,“圳”意为田间水沟,常有圳口、圳沟之说。


深圳,本意为深水沟,农田气息盎然,完全颠覆了这座大都市的繁华之象。从田间地头到一线城市,深圳只用了40年。


深圳,到底是一个特例,还是一个必然?解释有很多:特区优惠政策,外来年轻人,背靠香港,打拼奋斗,创业氛围,营商环境好,社会负担少……


如今,深圳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多大的想象空间呢?


若没想明白过去40年特区成功之道,展望未来亦是瞎子摸象,亦或盲目鼓噪。


1. 深圳特区崛起靠什么?


若非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深圳奇迹”,那会是什么呢?


作为一名来深十余年、不老不嫩的深漂,我想,或许只有“市场文化”一词最为贴切。


且慢!深圳也有文化?那不就是一个赚钱的大容器吗?一个充满铜臭味的城市,也敢说自己有文化?这座城市,挖不出一个公主坟,找不到一个王爷府,没有出一个季羡林、张爱玲。没历史,没故事,没信仰,太物质,太现实,太浮躁。这座刚过“不惑之年”的城市,每年近50万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每天行色匆匆、忙忙碌碌。很少人真正停下来了解过这座城市,亦或这座城市除了拼命赚钱,也没有什么可让人了解的。


毕竟深圳开“市”以来就树立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在市民中心东区的深圳博馆物,你只花三两小时即可阅遍深圳全史,加上旁边新建的“改革开放展览馆”,也不过多加一个小时。


在这片南国海岸的“文化荒漠”中,我们偶然会记起珠江西岸的崖山(崖山海战),珠江口的伶仃洋(文天祥《过零丁洋》:“零丁洋里叹零丁”),没有人会想起东岸的深圳河,虽然这里曾经爆发过三次震惊海外的“人潮”。“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妃子笑”荔枝,是否真出自深圳南山,专家还有不同意见。


连张五常老先生都说,深圳不但没文化,还把中国文化搞丢了。说深圳有文化,估计深圳人都不敢接话,只能红着脸,低着头。


确实,与雄浑古都西安、北京相比,深圳确实是一个“文盲”。广州还有南粤文化、民国骑楼、广府美食,深圳穷得只剩下钱。


文化,是一个谁也说不透,谁都喜欢标榜的词。若以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深圳最“深厚”的文化也就是客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也只是客家甘坑小镇。这个小镇民居,若与福建永定客家土楼王承启楼、江西安远客家东生围比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


深圳,这座只有四十岁的“小学生”何来文化?倘若换一个问题,深圳人有没有文化?


深圳人的平均年龄不过33岁,33岁有文化吗?你知道什么叫“经典咏流传”吗?你知道什么叫“最强大脑”吗?


不过,深圳市民的素质,在全国各大城市不敢说最高,但最起码不低。


在大多数人概念中,深圳人,年轻活跃,开放自由,敢想敢干,富有创意,追求效率,敢于竞争,遵守规则。那么,规则意识、竞争意识、创新精神、自由理念,算不算是一种文化?


诚然,皇城、剪纸、京剧、相声,是一种城市文化;竞争、自由、交易、创新,规则,也是一种城市文化。后者,是一种市场文化。


深圳,是中国市场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市场文化,是这座城市之根基,亦是崛起之根本。


何为市场文化?


一位长期居住北京的“老石油人”曾经跟我说:


“我每次去深圳和香港都极为不适,那里狭窄的街道、密集的高楼,不适合人居住。不像北京,天宽地阔,街道宽大,皇城雄伟。”


有一次,我带一位老广州人去北京,回来的路上,他跟我说:


“北京跟我想象中不一样,远不如广州繁华和方便,宽大的街道和深宅大院,腿走断了,都买不到一瓶水喝,我不中意。”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理念。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理念,也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城市气质。


罗湖,是深圳最早开发的一个区,这里不少建筑都是始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建设者缺乏经验,基本上按照香港的街区制来建设,与后来各大城市的小区制截然不同。


在罗湖,你能够看到中国鲜有的城市街区,就像最早时期雅典卫城里,自由商业形成的街区。罗湖老街区,街道密集狭窄,但四通八达,大楼之间没有围墙隔离,街区平等,行动自如,办事高效,生活便利,士多店随处可见。


与纽约、柏林、香港类似,城市街区源自市场自由竞争,而不是权力规划。在罗湖的老旧街区中,深圳的市场文化就开始形成。


士多店与围墙,斑马线与递条子,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


一种市场文化,开放、自由、公平、竞争、契约精神以及规则意识;


一种权力文化,威严,庄重、大气、宏伟、至高无上以及“相机抉择”。


今年一位朋友找到我说,他想搞一个关于深圳城市文化的项目,旨在让下一代包括这一代人,更加了解自己这座城市的文化。我听了之后大喜,给出了四个字的建议:市场文化。


深圳,没有传统历史文化,没有皇城文化,但拥有全国最发达的市场文化。


当年,在罗湖:


翠竹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


人民南路上建起了中国第一座高楼——国贸大厦;


东门西华宫里开起了中国第一家麦当劳;


洪湖公园边上开设了中国第一家沃尔玛。


深圳是第一个市场化的城市,也是第一个完全因市场经济而发展起来的城市。这座城市,没有北京那么多大央企,没有上海那么多大外企,只有本土大大小小的私人企业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这座城市没有英雄,只有无数“沙粒”;这座城市不崇拜英雄,只追求自我个体。


这些无数“小沙粒”,在这块新土地上没有亲戚、没有人脉、没有关系,条子递不上去,票子送不出去,只能依靠双手把产品做好,把企业管好,讲诚信,讲规则,追求效率,追求创新。


能在庙堂喝茶看报,谁也不会来深圳“苟且”。但恰恰是这种无奈的“苟且”塑造了这座城市的市场文化:自由、竞争、诚信、规则、创新以及契约精神。


很多人说,深圳这座城市没有人情味。“没有人情味”硬币的另一面是,不干涉他人自由,尊重他人选择。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没有人关心你,反过来却给了你巨大的自由。你不需要关注别人的眼光,只需要关注自己,关心自己的家人。在深圳待久的人,对内地三姑六婆的“关心”极为不适。


这座城市的人,每天行色匆匆,走着全国最快的步伐。


倘若你在北京街头问路,输出的结果可能会非常不稳定,有些北京大爷非常热情,说得非常详细,“往东直走,再往南,然后往西,最后再往南”,甚至恨不得直接带你去;有些大爷还真是大爷。


倘若你在深圳街头问路,结果一般都是,如果知道就会简单快速地说,前面那座大厦右拐,你再问人就知道了。然后,你还没来得及说谢谢,对方已经走远了。地铁公交上,很多让座者看到老人小孩就自动起来走开,不说一句话,也不在乎一句感谢。


市场化程度低的城市,服务是家常式的,不稳定,人与人之间缺乏自由空间;市场化程度高的城市,服务是市场化的,标准化,人与人之间有足够的个人空间。


在内地城市,做5000万的生意,不认识市领导是很难想象的;在深圳,这并不反常。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来到深圳寄托着一种希望——没关系,靠打拼。


通常,一个较为理想的路径是,进入大国企、公家单位,然后论资排辈、机灵处世,可能有飞黄腾达的一天。这条路,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乎是一条看得到尽头的路。


但是,在深圳,这座平均年龄只有33岁的城市,年轻人有着大把机会担任“要职”,也有更多机会自由就业、自主创业。


这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它反而更能吸引有野心、有欲望、有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没有人讲“万历十五年”或官家的事,也没人讲家长里短、三姑六婆的事。在咖啡店、餐桌上,人们更多谈论的是科技、投资、创业及香港。


关注历史政治,是一种文化;关注未来、变化、创新,也是一种文化?如果不关注变化,何来发展?


而以上这一切,都是市场塑造。只有自由交易的市场,才能承载如此之多的小人物如此之广泛的梦想,释放如此之巨大潜能与力量。


深圳,重新定义了中国人的文化概念。文化可以是古典的,也可以是新思潮、新思想。


深圳地王大厦。©东方IC


2. 深圳市场文化来自哪?


深圳的市场文化来自哪里?


深圳老的哥都明白:“深圳靠的就是,不管、少管。”


市场文化如涓涓细流顺势而下,越堵,越水漫金山;越管,越失去活力。


深圳的市场文化,最早源于改革开放打开的一个口子——一个“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口子。这是一种源自求生欲而迸发出来的能量。


为什么市场文化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市场能赚钱?源自拜金主义吗?


市场的魅力,在于它顺应规律,符合人性。


每个人都渴望获得财富,每个人都渴望更多的自由和平等。市场就是这样一种符合人性及规律的自发秩序。科学规律与人性则是相通的。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这是符合规律和人性的激励。


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


“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


市场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张五常先生说:“市场是租值消散最少的竞争准则。”所以,市场,符合人性,也符合规律,与意识形态无关。


这就是“猫论”的高明之处,也是市场效率之所在。


市场文化之于深圳乃至中国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千年以来形成的农耕文化。


与农耕文化相比,市场教人合作、协商、妥协与博弈,而不是统治与服从,征服与反抗,封闭与再封闭,或者以暴制暴。


市场文化是一种海洋文化。深圳政府将海洋文化中的冒险、拼搏界定为城市文化之一。其实,海洋文化的根本内涵是与他人协作。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中,人依靠控制一亩三分地生存,而不是与他人交易生存。这是农耕文化封闭性的特点。但是在海洋文明中,人与人之间只能靠分工协作、相互交易而生存,如此就会产生共赢、互利、敬畏、底线思维及精神。


市场文化的“邪恶之处”在于,每个人都抱着“多赚他人的钱”的“可恶”初衷,最终结果却互利、共赢及圆满。而那些打着“共荣”旗号的人,最终却将人类推向“奴役之路”。


亚当·斯密说,世界上最亲的人可能都没有面包师那么关心你爱吃什么样的早餐。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过:“自由的国家基本没有发生过饥荒。”


我想,利己、自由的市场文化没有必要过多的道德渲染。不过,市场文化带来的文明结果使每个人都受益。


在麦当劳餐厅,有些人半夜无家可归在24小时店“借宿”;有些人带着孩子出门玩没有水冲奶粉,问店员取热水;很多人累了在里面休息,坐着上网。


这些并不是麦当劳给我们的恩惠,而是市场文化实实在在给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


所以,放开束缚,市场自然会兴起,这是一种如水往低处流般的规律。


人、资金、资源,总会按照“最大化”原则进入自由竞争的市场,而不是深宫之中。


有人说市场经济是舶来品,但市场规律不是舶来品。市场规律是科学规律,也是人性之规律。但是,市场的自由不是自由放任;市场的协作不是强制干预;市场的自利不是绝对的自私。


市场是一种自发秩序。


大量市场分工促使人与人之间必须友好协作。按照比较优势分工生产,以自我最大化原则与他人交易,无数个个体编制而成一个庞大的市场秩序。城市规划理论大师刘易斯·芒福德将城市比喻为磁体和容器。深圳这座活力之城,就像一个磁体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在此拼搏。


只有市场秩序才能够造就如此巨大的容器,容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因为没有人能够成为整个秩序的主宰者。这个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平等、开放的规则。


你可以看到,市场越自由、越平等、越发达、越充分竞争的城市,其秩序越健全,规则意识越强,契约精神越突出。


深圳,是全国最早实施斑马线礼让行人的城市之一,也是最早实施后排系安全带的城市之一。


但是,这项制度刚实施不久,新闻上经常报道一些非粤B牌照的车在斑马线上撞到行人。因为当时初来深圳的外来司机并不知道斑马线礼让行人的规定。


这是一座城市的规则意识。


在北方做生意,不喝上两口,总感觉这生意还没谈成。吃完一个饭局,喝个烂醉,还要去KTV开始第二场,直到不省人事,瘫倒在酒店。


其实,在中国哪里做生意,喝酒是少不了的,深圳也如此。但是,在深圳,约到咖啡店,喝个下午茶,谈成千万生意也极为正常。合同签完,再喝顿大酒。然后,发现广东人、南方人其实也很能喝。


很多人说,这是中国的酒文化。


确实如此。但是规则越不透明,酒文化越甚。其实,能不喝酒搞定生意,谁愿意喝得酒精肝。一个讲究规则、尊重私人空间的商务文化更具效率,也更不伤身体。


市场,常常撕下道德虚伪的面纱,揭开每个人心里的“小九九”。


其实,人人为己的市场,反而形成了互利共赢的秩序,甚至散发文明之光。尽管那些所谓的“顾客是上帝”及人道主义公益,本质上还是为了让自己“效用最大化”。相反,完全非私才导致极度的自私,因为人人都想搭便车、磨洋工、占公家便宜。


只有私才有公,只有公只会导致极度的私。市场的自由竞争、公平规则、契约精神,需要法律来规范及确定。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自由,只服从于法律,而不是其它。”只是这个法律也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强人创造的。


当年,美国律师拉尔夫·纳德向通用汽车发起挑战,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推动了世界上第一个汽车召回制度的建立。此后,汽车召回制度在全球不少国家推广。今天,“纳德战士”推动建立了汽车、食品、卫生等标准及制度,已成为全球通行的消费保护制度。


市场中的竞争、自由、平等、契约以及规则等文化,随着外资企业入华,以及本土企业成长,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


但西安女孩坐在奔驰车盖上维权,说明中国的市场制度及文化还有很大的潜力。


我想,在说深圳没有文化的同时,全国很多城市还需要用法律,建立类似于深圳的市场文化,强化规则意识、公平意识和契约精神。


深圳,这座市场化的城市,没有英雄,没有偶像,没有楷模,只有小人物,只有小企业,只有恒河沙数。


他们不崇拜大人物,不羡慕大官,也不膜拜“教父”,他们只关心自己,关注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关注自己的企业。


记得有一次,从深圳机场打的回家,跟司机聊到深圳城市。司机说:“前几天拉了一个乘客,刚从老家回来,然后他说,回了老家,才发现自己被深圳这座城市宠坏了。”


深圳这座城市,似乎没有什么令人惊艳,没有什么令人骄傲,一切似乎都顺其自然、习以为常。


这就是市场的魅力所在,一切看乎平常,恰恰最符合规律与人性。没有大人物、没有偶像、没有包袱,只有芸芸众生,只有符合规律和人性的市场秩序。


深圳,它的文化,你身在其中却很难感知;当离开时才发现,你早已被它宠坏。


一个人,一家企业,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如果只埋头赚钱,而没有文化及制度,那么他们的生意也不可能做大和走远。


深圳重新定义了文化,重塑了城市精神。


这里没有乡村的田园牧歌,也没有都市的纸醉金迷,只有小人物的挣扎与拼搏。有人在这里丢掉了爱情,也有人在这里组建了家庭。有人在这里落下了脚跟,铺垫了事业,也有人一无所获,远离此地。


这就是深圳,一座来去自如的城市,一座充满活力的魔都。


3. 深圳需要感谢香港吗?


当然,深圳的市场文化,确实离不开舶来品的唤起。


深圳的市场文化形成与美国,与纽约颇为相似。


当年,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看不起美国人。在法国人眼中,美国人就是一群暴发户、土鳖、肌肉男,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信仰。在美国独立一百周年时,盟友法国送了美国一个自由女神像,让美国人好好学习什么叫信仰,什么叫贵族精神。


实际上,美国人开始也没自信,毕竟当时的美国人是由一群受迫害的欧洲清教徒、赌徒、投机分子、冒险家及农场主组成的。美国开国者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建立联邦合众国后也不知道国家该往哪个方向走。


于是,他们盯着法国老大哥,关注法国大革命的走势。怎料法国革命党居然把巴黎圣母院给洗劫了,他们蹂躏了皇后和公主,砍下了路易十六的头当球踢。


美国开国者大为震惊,革命怎么可以这样玩!


此后,美国人开始搞“孤立主义”,不管欧洲烂事,兢兢业业地在北美搞经济、赚大钱,过着“没文化”的生活。


而法国,自路易十六断头后,贵族精神则开始擦地板了;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后,最后一个英雄死亡了;戴高乐死后,法国总理蓬皮杜惊呼:“法国变成了一个寡妇。”


200多年后,文化大国法国,文化圣殿巴黎,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如果初次去法国旅游,你可能会对巴黎脏乱的街道、经常出没的小偷以及反应迟钝的警察,感到极为震惊。


反观美国,一个只知道赚钱的国家,如今变成了文化大国。麦当劳、可口可乐、迪士尼、好莱坞大片、外资企业文化以及各种经济制度在全球大肆扩张。当年,伊拉克人骂着美国人,钻进电影院看着好莱坞大片。


不过,深圳的市场文化并不是直接来自美国,而是香港。


改革开放初期,甚至整个八十年代,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但是美国企业并不敢贸然踏入这个陌生的国家。在这个艰难时期,美国不信任中国内地。一些美国选择在香港设立公司,以香港为中介与内地做生意。


真正的“破冰行动”,由港商发起。


深圳,第一笔投资、第一家企业、第一个商品房楼盘……都是香港带进来的。香港是民族的窗口,深圳的引路人。1979年,中国第一个工业区——深圳蛇口工业区开始动工。承担建设蛇口工业区的公司,正是天字一号、蛰伏香港多年的招商局。


当时招商局掌门人袁庚,在这个仅仅2.14平方公里的半岛上,移山填海兴建工业区和码头。一年后,一个600米泊位、可停靠5000吨以下货轮的蛇口码头建成,工业区与香港通航,打开对外开放的第一道闸门,从此货船商客穿行航道。


不过,当时中央对改革试验田的态度是,不纳入中央计划、不拨款,通过松绑政策支持。中央给予袁庚的“松绑政策”是拥有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和允许对外资银行举债。袁庚没有用当年唐廷枢公开募股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而是回到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来15亿元资金,这笔钱用来平整土地和建设工业区基础设施。


这15亿港资,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这15亿港资,不仅给蛇口工业区带来的了资金,还为深圳注入了市场文化的基因。


袁庚喊出时代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


这就是深圳市场文化的早期标签。


招商局之后还诞生了中国平安和招商银行,为深圳注入了市场理念、契约精神、金融体系、交易规则及企业管理制度。


1982年,深圳最早一批的港商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入驻蛇口工业区。几百名来自韶关、汕头的年轻姑娘来到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者。


香港商人蔡志明于1984年,在深圳平湖创建了一家大型玩具厂旭日公司,现已成为香港最大的玩具商人。


香港商人李贤义,于1985年在深圳投资实业,后于1989年在横岗创建信义集团(玻璃)有限公司,如今成为全球第五大玻璃厂商。


香港商人许章荣,自称是在香港推销中国塑料的第一人,于1979年在深圳蔡屋围投资办厂,于1983年创立雅芳婷品牌。


香港商人马介璋,于1985年在深圳南头收购了一家制衣厂并成功进行现代化改造,于1988年创办了深圳第一家佳宁娜潮菜大酒楼。


1980年1月1日,一位叫刘天就的香港商人与政府签订了深圳第一个土地租赁协议。


他计划在这块地上建一栋房子,并取了一个完全没有革命色彩的名字“东湖丽苑”。不久他拿着房子的设计图纸到香港,仅仅三天就将“纸上”的108套房子销售一空。


1981年东湖丽苑竣工后,刘天就成立了第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后来,物业公司管理小区的模式逐渐从深圳延伸到全国。


1987年12月1日 ,第一块土地在深圳举行“公开竞投”。


当时,会场坐满了700多人,包括中央及省市领导、60多位国内外记者,还有一批竞拍房地产商。


最终,深房集团以525万的天价拿下了中国首次公开拍卖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深房集团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东晓花园。


1988年7月,东晓花园建成,开始发售后,不到一小时就卖完了,深房公司净挣近400万元。


这一次土地拍卖,直接促成了《宪法》的修改。


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条款,将原来《宪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条款删去,明确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香港的资金、香港的经验、香港的土地拍卖制度,顶着“出卖领土主权”的帽子出发,打开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化之路。


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讲了一个轶事,那次土地拍卖,张五常是参与者之一。当时深圳这边没有拍卖木槌,去香港找张五常,后者出力为其想办法获取。


如今这一木槌收藏于深圳博物馆。


张老先生笑称:“可见深圳的博物馆的文化水平有点问题。”


但我想,这恰恰说明深圳重视市场文化。


张五常是深圳市场文化萌发的重要推动者和启迪者。


1980年的12月,科斯在美国底特律跟张五常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当时张五常并没有回中国的打算,科斯这么一说,张五常也蒙了。


科斯跟他解释:


“没有人怀疑你在美国的学术成就,但中国要改革,他们不会知道怎样做才对。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们不改无话可说,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的大。”


一年多后,张五常就回了中国香港。


如何才能让中国内地接受他带回来的市场理念及经济思想呢?张五常为此费了一番心思。据他自己回忆:


“多年以来,影响中国的思想家差不多全部是西方名字。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


“我的老师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重要贡献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解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改革的命脉。”


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由”北京会说“我们也有”,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看,解释很麻烦。“私产”一词当然不能用,就是“资本主义”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


科斯呢?他提出的观点与角度够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开了当时在中国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争。


我于是集中于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这两项科斯的看家本领入手。


张五常曾经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得意地写道:“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思想。”


张五常与科斯是好朋友,两个人都同属于产权理论这个领域。他们把中国的改革看成是产权理论的试验田。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最开始搞的改革,也是最关键的改革就是产权方面,比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的产权改革,还有城市土地的拍卖制度,等等。


1982年,回到香港后的张五常写了一篇《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这篇文章第一次向中国内地介绍了科斯,以及科斯的交易费用观与权利界定观。


接着,张五常一口气写下了《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三本书。后两本,还盖上了“内部阅读”,供北京参阅。


1986年,张五常在《信报》上发表了《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建议深圳通过出售土地的方法来解决发展经济需要的资金。


1987年,深圳探索土地拍卖制度,请张五常到深圳研讨。张五常建议,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拍卖使用权获取资金。


几个月后,深圳这边有人去香港大学找到张五常,问他哪里可以借得一个拍卖时用的木槌……


张五常及科斯在中国内地的名声快速崛起,他们的理论影响了中国几代经济学家,包括周其仁、吴敬琏、张曙光、张维迎、钱颖一、盛洪、向松祚、薛兆丰等等。


张五常说,他也不确定他的理论、科斯的理论是否影响到了中国的改革。


有人说舶来品拯救不了中国。其实,没有什么理论有责任拯救谁。但人性之规律、经济之规律、科学之规律不会变。


那些反对者嘴里的米饭、手上的手机、兜里的钞票,都是世人在舶来品的“一般规律”之上创造的。


但是,他在悼念科斯的文章时说:“如果历史上真的有一个经济学者曾经影响了一个重要国家的经济——如果真的有——那么科斯影响了中国是我首选的实例!”


香港,是近代中国的“民族窗口”。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香港都给中国内地带来了资金、活力、制度及思想。


香港,是深圳市场文化的引路人。


深圳,需要感谢香港吗?


不需要。


香港,需要感谢深圳吗?


也不需要。


市场的理性就在于,它没有道德绑架以及那些动人的口号。


市场的字典里,没有感谢,却创造文明。


香港商人投资深圳互利共赢,张五常及科斯向中国内地推广市场思想,也是互惠互利。


港商为深圳注入了最早一笔资金,启动了深圳的市场经济。张五常及科斯,解释了市场,指明了方向,指导了市场制度的建立。但“深圳奇迹”,不是由港商、张五常及科斯某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无数个市场“沙粒”创造的。


更准确说,深圳其实没什么奇迹。“深圳奇迹”只不过是对常识的尊重,对市场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尊重。


4. 深圳未来挑战是什么?


今年,张五常老先生在深圳惊爆雷语,说这条“田间的深水沟”将成为地球中心。


他的原话是:“记着我说的吧。你们这一剎那站着的土地,就是这一点,分寸不差,有朝一日会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


此语一出,刷爆屏幕,我对张老先生的“抬爱”感到惊愕。


张五常还说:“今天我推断深圳一带将会超越上海。”对此不少人还翘首以待。


但倘若说深圳将成为“地球经济中心”,多少让人感到怀疑,同时为张老和深圳捏了一把汗。这应该不是“捧杀”吧?


不过,张五常之“地球中心”言论,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考察深圳前途的天窗。深圳,是中国最具竞争活力的市场。“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全国各地的资金和人才都竞相来鹏城。


在中国内地,深圳无论如何都是顶级城市。我在《三城记 | 近观香港,远看上海,反思深圳》一文中指出,深圳需要反思,主要在教育、医疗及城市的造血功能上。


不过这些都是小挑战。


早期作为经济特区,深圳与珠海、汕头等竞争,哪个特区突围出来都算是成功。如今深圳顶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之大光环,要跟香港一较高低,那么,这些小挑战都不成问题了。


不过,张五常的“地球中心”畅想,却给深圳提出了一个“大挑战”:深圳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到底几何?



暴雨前的深圳。©视觉中国


如何理解?


张五常先生说,按照费雪的财富预期折现理论,中国高楼林立且价格高出美国不少,论地产财富要超出美国不少。


但是,中国的地产财富真的比美国多吗?深圳的房子真的值这个价吗?这时我想起了香港朋友包叔的一句话:“旱鸭子永远不能跟白天鹅相提并论。”


他的意思是,香港是一只在水里游了100多年的白天鹅,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化市场,并经过了无数次的国际市场冲击。


但中国是一个封闭型的市场,深圳是岸上的“旱鸭子”,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没有经过国际市场的检验。


如果开放汇率市场,国际资本可以自由流通,那么深圳人是否愿意卖掉房子去美国买房呢?这就能够体现出,深圳乃至中国的财富是否有水分?


最近香港局势受人关注,但不少内地朋友前来深圳问询,有没有办法在香港开账户。这事可“一叶知秋”。


换言之,深圳的竞争力,其实没有经过国际市场考验,没有完全受到国际市场认可。


只要稍微懂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明白,国际市场与封闭市场是两个概念。封闭市场之下的资产价格及竞争力,不具有真实性。


在当前封闭市场中,这座城市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深圳的市场是全国要素配置最充分的市场,深圳的资产价格由国内市场定价,深圳的竞争力也是在国内市场中角逐出来的。但是,深圳在国际市场中的资源配置是不充分的。如果不在同一国际市场中比较,深圳GDP超越香港亦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评价标准不同。


诚然,我们不清楚未来深圳能否超越香港,能否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但是深圳想要在国际上证明自己,就不得不开放市场,开放汇率与资本,接受国际竞争、国际定价及国际标准。否则,一切都是自家人夸自家人。


张五常先生不愧为著名经济学家,他指出深圳要成为世界中心,“要开放汇率市场”。


中国正在加速金融市场开放,“开放汇率市场”与资本市场,深圳的房产、金融、人才以及所有资产,都要重新定价。


与全球大部分金融城一样,深圳的高房价托举着这座金融城的信用以及金融资产。


如果房产缩水,这座城市的金融资产也将加倍缩水(杠杆效应)。最大的不确定性还在于金融与货币本身。如果资金自由流动,货币资产和金融资产本将受到挑战。


另外一个挑战,应该是人才。


深圳享受着全国人才红利,但能否享受全球人才的红利,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深圳的国际化程度非常低,远不如北上广,更无法与香港相提并论。随着深港融合,深圳也在吸收香港外溢的人才以及一些“海归”。但是,一旦市场开放,全国人才是否选择出国、去香港而不是去深圳,深圳人才是否选择出国而不是留在深圳,这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最后一点也是最为关键的,未来国际城市的竞争,科技创新是关键。


当今中国各大城市正在进入转型期。当年深圳拍卖出全国第一块地,开启了土地财政的先河。如今全国不少城市依然在土地财政和罗马式大基建的路径依赖上积重难返。


不过,深圳因无地可开发早已摆脱了土地财政的依赖,已向科技创新城市转型,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进入大都市圈时代。


张五常先生说深圳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实际上把东莞纳入进来。


我想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他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理由,那就是深圳旁边拥有东莞制造基地,这是硅谷都不具备的优势。


张先生这个说法,其实非常专业。依我看来,深圳的真正优势最可能就在此。


技术创新与制造工厂密不可分,大量技术来自制造工艺的改进,原材料的革新以及一线工程师的研究。一项重要技术的创新,往往来自科学家、工程师、技工、机械师、营销人员等共同碰撞的智慧。


美国五大湖区的制造工厂搬离,产业链遭到破坏,一些科研人才也逐渐转行,技术创新受限。这是美国面临的“产业公地”问题。


深圳背靠东莞以及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中国最完整、响应速度最快的产业基地以及供应链。


用张五常先生的话说就是:“东莞(某程度也要算进同在深圳隔壁的惠州)无数种产品皆可制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


深圳设计与技术可以与东莞、广佛制造快速连接,非常有利于应用型技术创新。


不过,技术同样面临国际化问题。当今全球技术体系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标准。中国从军工到电子都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如何让国际认可我们的标准,或者我们如何与国际接轨,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比如华为研发了鸿蒙系统,但如今世界都在用安卓系统的标准。正如任正非所言,鸿蒙系统还缺乏一个生态链。这就是国际技术标准的障碍。


香港的技术受国际技术同仁的认可,深港合作能否解决这个难题?


香港能否成为深圳与国际接轨的桥梁?


香港的生物技术水平在国际上很突出,且受国际认可。深圳的生物科技在国内具有竞争优势,与香港学术交流颇多。


但我们的技术参数、标准、数据以及成果,如何让香港以及全球接受,依然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之前所讲的,深圳得益于市场文化,而这个市场文化是狭义的、封闭的。只有国际化的市场才是开放的、全面竞争的市场文化。


深圳的未来挑战,依然在市场文化上,如何在全球开放市场中构建竞争力;形成全球化自由竞争的国际市场文化。


一个城市要成为全球经济中心,光靠科技、金融以及市场文化依然不够,还需要符合规律、符合人性、符合人类文明的信仰。


去年年底,深圳南方科大一副教授宣称,已成功编辑了一对双胞胎基因免疫艾滋病。新闻一出,国内外媒体一片哗然。


这事提醒了我们,深圳,乃至中国,到底缺什么。


后记《天真的预言》


最后,借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天真的预言》的伟大诗句,致敬在深奋斗的青年——创造深圳奇迹的无数无名的“小沙粒”。


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


无限掌中置,


刹那即永恒。


……


天真的预言,


参悟千年的偈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文: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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