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猫还是救画?人生或许有舞台,但不能时刻是表演
2019-11-28 10:29

救猫还是救画?人生或许有舞台,但不能时刻是表演

文章来自公众号:余晟以为(ID:yurii-says),作者:余晟,题图来自:东方IC。


《奇葩说》虽然很热门,但和我的阅读圈一直没有交集,属于“相安无事”的类型。不过前几周,突然出现不少文章议论《奇葩说》,于是我好奇看了个热闹。


引起议论的是《奇葩说》的辩题:美术馆着火了,你只能救一样东西,要么是一幅传世名画,要么是活生生的小猫。你会怎么选?


然后就出现了大量的文章热捧李诞。我仔细看了下,具体热捧的是他关于“救猫”的辩词:


(大意)画作是“远方的哭声”,小猫却是眼前的悲剧。选择救画的人,是为了想象中的远方的哭声牺牲了眼前的美…… 


然后他“升华”说,我们身边就是因为天天想着牺牲小的救大的,才让世界陷入大火,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意愿铺就的……


当然,他也不忘记辅以各种“金句”,比如“达芬奇要是知道他的画拯救了一只猫,他也会感动得流泪吧”,比如“名画最好的归宿就是烧了”,再比如“比蒙娜丽莎更美的是正在燃烧的蒙娜丽莎”…… 当然引发广泛热议。


我无意指责李诞,因为他的反应速度和临场发挥都远远超过我,而且他的辩词主要针对的是之前黄执中动不动“上价值”的发言。坦白说,我也很反感动不动“上价值”,虚伪的大词脱离了生活,也经不起实际的考验。


但我仍然想表达惋惜,如果要否定“上价值”,完全可以有更具体更实在的方式,而不用嬉笑怒骂的方式。在我看来,这样的题目本来可以不只是喧哗与骚动,而是可以更有意义,引发更多人思考的。


我知道,有许多人会说“所谓辩论就是图个好看嘛,没有绝对的谁是谁非,何必那么认真?” 老实说,我也承认这种说法有道理。但我没想通的是,从我在小学通过《第二起跑线》知道“辩论”开始,到中学大学参加辩论赛,再到后来玩BBS……想想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所谓“辩论”还在翻来覆去玩这些老把戏,我实在觉得有点难为情。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些辩题是不是真的盘丝洞一样没有终结?那些套路是不是真的“谁说谁有理”?如今许多人推崇的“批判思维”,如果应用到这些辩论中,到底会有怎样的结果?


所幸,我还真想明白了一些问题。下面要说的,就是我想明白的这些问题,希望对你有启发。


救猫还是救画?看起来,这是个典型的道德困境,也就意味着无论你站哪一方,都不会出现“自己完全有道理,对方完全没道理”的情况。千百年来,这种问题困扰了无数人,也经过了无数讨论。既然如此,除了唾沫横飞的口舌之争,我们究竟能做点什么呢?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如果要认真讨论道德困境,务必要具体,务必要搞清楚当时的情境,否则非但不会有结论,甚至可能毫无意义。


什么是具体?可以举几个例子说明。“何不食肉糜”当然是荒谬的,具体来说,它只符合极少数当权者的思维,但对于被统治者来说毫无逻辑,然而任何时候被统治者都是绝大多数,所以它当然是荒谬的。不过,不是所有问题都会有如此明显的阵营划分。


比如“钱应该用来买书还是玩乐”,再比如“有闲暇是应该用来健身还是睡觉”。这类问题哪个都可以争论上半天,因为它们对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答案——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当然更愿意花钱吃饭,三餐不愁的人则可能更愿意买书。运动员有闲暇当然更可能用来休息,无所事事者有闲暇或许还是健身更好。


具体到“救猫还是救画”,同样是这个道理。起码,我们可以立即想到在两个方向的细化:猫是什么猫?画是什么画?


猫是流浪猫还是家猫?看起来是怎么样的,是惹人讨厌还是惹人怜爱?是小猫还是老猫?“我”之前认识这只猫吗,如果认识,和它到底有多深的感情?


画是什么画?是一般意义上的名画,还是重大意义的作品?罗中立的《父亲》算名画,蒋兆和的《流民图》也算名画。如果是,它到底是对其它民族有重大意义,还是对本民族有重大意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对法国人和印度人,意义当然大不一样。


罗中立的《父亲》


蒋兆和的《流民图》


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


可以说,这两个问题就在天平的两端,只有了解了具体情况,确定了二者的组合,才能判断天平会向哪一端倾斜,道德困境也才有出路。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这里还没有考虑“我”的因素:我是谁?我是爱猫人士,还是爱画人士?我对画的鉴赏程度有多高…… 


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在看过《睡莲》的真迹之前,我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印象派到底有多好。在看过之后,我深刻认同这是传世珍宝,艺术杰作,怎么强调也不为过。那么问题来了,“救画还是救猫”所拷问的,到底是之前的我,还是后来的我?


莫奈的《睡莲》,相信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一次真迹


这就是我说的“讨论道德困境一定要具体”,具体的讨论固然仍然会得到五花八门的答案,但针对每种具体的情境,都更容易得到共识。相反,如果情境模糊,信息缺失,哪怕是同一个人的选择和判断也会弥漫在宽泛的空间里。


后来蔡康永的反问“如果把猫换成蟑螂,你会用杀虫剂杀死画旁的蟑螂吗?”,只不过是把具体情境的指针稍微拨了拨、颜色调了调而已,就造成了“量变产生质变”的效果。这是辩论中很常用的办法,不稀奇。


退一步说,如果情境不能具体,大家能做的不多,充其量也只能搞搞空洞的思辨,堆堆花样的言辞,得出若干大而无当的结论。


是的,上面说的“空洞的思辨”和“花样的言辞”,其实我指的就是李诞,这也是最让我遗憾的地方。每个人当然都可以有言论和选择的自由,但是事实和逻辑是应当是共同的底线,否则就没有讨论的必要。然而恰恰在这个地方,李诞给出了糟糕的答案。


比如“达芬奇要是知道他的画拯救了一只猫,他也会感动得流泪吧”,说这话的人大概不了解艺术史,也不清楚达芬奇的生平。


达芬奇在晚年因为争议而被驱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带着《蒙娜丽莎》,将其视若珍宝。从常理推断,如果用这幅画去换一只猫的姓名,很难想象达芬奇会同意。这种想当然的论调,基本可以判定是后人为辩论而辩论的胡说。


《蒙娜丽莎》被达芬奇视若珍宝,当然不可能为救猫而烧掉


如果这种“为不在场的他人代言”可以成立,那么同样的把戏也可以反过来玩:如果猫知道自己将要献身,是为了人类珍爱的一幅画,它多半不会有任何犹豫。


再比如“你连身边的哭声都视若不见,还怎么考虑远方的哭声呢?” 这种逻辑看起来相当有力,其实也是与真实世界相悖的。


如果多读读历史就会知道,“对身边哭声视若不见,对远方哭声感同身受”的例子真实存在着,而且并不罕见。


最典型的如卢梭,《爱弥尔》堪称道德思想教育的经典,至今仍然被人称颂。但是真实生活中的卢梭是什么样呢?很长时间里他都依靠女人供养,然而一旦这些女人变得穷困,他就毫无怜惜、决然离开。他未婚生子,却狠心把孩子送去养育院,对同居对象毫无尊重和怜悯。这,是不是一个“对身边哭声视若不见,对远方哭声感同身受”的例子?


相反的例子还有希特勒。如果你去看纪录片,会发现希特勒接人待物相当“不错”,在孩子面前他总是一副慈祥的模样,在自己灭亡之前还不忘找牧师来给自己和情妇证婚,许人一个名分。此外,希特勒还爱狗如命。如果你看过纳粹的纪录片,镜头下的希特勒,私人生活中举手投足之间洋溢着爱心。


从这些细节来看,希特勒可以算是“对身边哭声感同身受”的典型了,说起来,他应当更加感同身受“远方的哭声”。可是实际情况呢?


上面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我花了很多年才明白,许多所谓“雄辩”的理论都过于理想,过于简单,而完全忽略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忽略了人性的复杂。这种逻辑往往极具舞台观赏意义(许多“雄辩”完全来自语气、句式),但它的全部意义也仅限于此。


回到“救画还是救猫”的话题,上面讨论了各种具体的可能情境,指出不同情境下可能有不同选择,这恰好就是当今道德哲学的一般共识:在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价值谱系是个人的,是千差万别的。


应该有人还记得许多年前“清华某学生用硫酸泼狗熊”的事件,后来还有人专门去救助狗熊,并因此得到了公众的诘问:你有钱为什么要去救狗熊?明明还有那么多失学儿童等待援助?你到底还有没有人性?


这类的问题其实层出不穷,“为什么捐款给某国人不给某国人?”,“为什么此事捐得多彼事捐得少?”,大家一定耳熟能详。每次都可以引起各种争论,引发连篇累牍的表达。如果我们承认价值谱系的个人性,答案就很简单:救助狗熊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是我的价值谱系;援助失学儿童对你来说很重要,那是你的价值谱系。


同样,如果我们承认价值谱系的个人性,那么无论“救画还是救猫”,作为个人选择都是无可苛责的。救画,是因为救画的人更喜欢画;救猫,是因为救猫的人更喜欢猫。


从这个意义上讲,“救画还是救猫”,只要画和猫的对比没有夸张到极端程度,个人就拥有完全的选择权——买车选大众还是丰田?豆腐脑要放糖还是放盐?珍珠奶茶要珍珠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这都是个人自由。救画还是救猫,同样也是个人自由。


那么,说上面这一大堆有用吗?我觉得有用。展现问题多样性,促进人们思考的方式可以有很多,闹剧式的“辩论”,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文章来自公众号:余晟以为(ID:yurii-says),作者:余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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